导论
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关联与叙事
现代社会科学大半是源自欧洲人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时，为了了解西欧的经济发展路径[1]何以独一无二而做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并未找到共识。大部分研究着墨于欧洲，意图解释欧洲大规模机械化工业的早期发展。例如，有人通过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比较，说明“欧洲”（或在某些阐述里，说明西欧、新教欧洲乃至只有英格兰）境内具有某些独一无二且源于本土的工业成功要素，或者特别不受某种障碍的制约。
还有些解释强调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特别是各种殖民榨取行为，但这类解释比较不受西欧主流学界的青睐。[2]这些论点强调，欧洲是靠着强行剥夺美洲印第安人和受欧洲奴役的非洲人（乃至许多欧洲下层阶级成员）的财产，才能达成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论点也无助于打动主流学者。尽管“原始积累”一词精准地点出了这些过程的残暴性质，但也暗示，通过殖民剥削的积累是大规模资本积累的起步阶段，因而是“原始的”。然而，随着学界证明通过欧洲原有的农场、作坊和账房的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同样也能在可投资盈余上取得缓慢但明确的成长，甚至超乎其生存所需，上述立论显然就开始站不住脚。
本书同样强调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剥削以及取得海外资源的机会，但不会把它当作促成欧洲发展的唯一动力。本书反倒承认，内在驱动力在欧洲的成长中具有关键的作用，不过同时也强调，直到将近1800年为止，这种内在驱动力和其他地方的状况，尤其是东亚，都还是很接近。虽然的确存在一些举足轻重的差异，但我会提出论证，说明那些差异只有在特定时空环境下，才会产生像19世纪那样的大转型。欧洲有特权取得海外资源，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这个时空环境的形成。例如说，西欧很可能有较管用的组织机构，能调动庞大的资本，因此相对愿意等待较长的时间来回收获利；但直到19世纪为止，法人形态的组织（corporate form）除了用于武装长程贸易和开拓殖民地之外，并无多大用处，而长期联贷在欧洲则主要用于替战争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18世纪时的西欧已在多种节省劳动力技术的运用上领先世界其他地方。然而，欧洲又持续在多种节省土地的技术上落后，因此如果没有海外资源，西欧本来很可能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和资源需求而不得不走回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老路。若是如此，则西欧所走的路，就不会与中国、日本所走的路有太多差异。根据以上的例子，本书旨在利用欧洲在海外强取豪夺（coercion）的成果，协助说明欧洲与欧亚大陆部分地方（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在发展上的差异；欧洲发展的全貌或欧洲与旧世界所有地方的差异，则不是本书要说明的范围。还有一些影响因素是无法归类于上述任一范畴的，例如供煤的地点，因此本书将把比较式分析、某些纯地方性的偶然，以及整合性或全球性的探究熔于一炉。
更重要的是，比较性和整合性的探究会相互修正。如果中国也具有使西欧与印度或东欧等地分道扬镳的那些因素（例如特定类型的劳工市场），那么就不能在比较时只寻找欧洲的特异之处，也不能把在欧亚大陆两端都具有的模式解释成欧洲文化或历史的独有产物（当然也不能把那些模式解释成普世趋势的产物，因为它们也使某些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西欧与其他区域之间的相似之处，迫使我们舍弃纯比较性的探究（一种把各自分立的世界视为比较单位的探究方式），改采取同时关注全球形势（conjuncture）的探究。[3]这些相似之处具有重要意涵，暗示我们不能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角度，来理解1800年前因缘际会下的全球形势；那时的世界其实是多中心并立的，没有哪个中心独霸世界。尽管这样的全球形势往往有利于欧洲，但也不必然是欧洲人所创造或强加的。例如，中国从15世纪起就通过白银达成再货币化一事，不只比欧洲人抵达美洲和输出美洲白银还早，更是使位于遥远新世界的西班牙帝国得以财政自立的一大功臣；而始料未及的骇人流行病，则是西班牙帝国得以创立的关键。只有到19世纪的工业化已大有进展之后，把欧洲视为一个单一的、霸权的“核心”这件事才有其合理性。
但大部分既有的专题著作仍摆脱不掉“非此即彼”的架构，若非主张存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并在海外进行必要原始积累的世界体系，[4]就是主张欧洲的内生式成长，并以这种成长来解释几乎所有现象。在这两个选项下，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后者。晚近研究欧洲经济史的学者，至少普遍从三种方式强化了独重欧洲内部的研究焦点。
第一，晚近的研究发现，发展健全的市场和其他“资本主义”制度早已存在，甚至是在往往被认为和资本主义背道而驰的“封建”时期亦然[5]（类似的修正观点也已出现在对中世纪的科学与技术的分析中，这种分析把曾被贬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视为颇富创造力的时期）。这样的研究往往强化了某种既定看法，即西欧早在开始海外扩张之前，就已走在一条特别的康庄大道上。在晚近某些这类论述中，工业化本身不再被视为转捩点，而是被视为数百年无差异“成长”的一部分。
稍微换句话说，旧著作多半强调现代西方与其过去之间，以及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根本对立；从19世纪晚期的社会理论经典著作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著作皆属此类。而较晚近的著作则往往缩小第一个差距，从而间接表示“欧洲例外论”这第二个差距要追溯到比我们所以为的还要早的时期。然而，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便在于，我们同样也可以轻易找到根据，缩小18世纪西方与欧亚大陆之间（至少某些地方）的差距。
第二，随着在据说不利于市场发展的中世纪文化和制度里看到更多市场动态（market dynamics），人们愈发想以市场驱动成长来解释整个欧洲发展的轨迹，而忽视无数政府政策和地方习俗等杂乱细节的各种影响。[6]如果国内的立法只不过让欧洲的发展道路多兜个小圈子或偶尔抄条捷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特别关注（距离“市场驱动论”的主要故事线那么遥远的）海外强取豪夺？同时，这类愈来愈只看民间能动性的解释，故事情节不只清楚得叫人羡慕，还与现今蔚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观念相吻合。
第三，由于这些发展中的商业化过程触及前工业时代西欧的许多地方，因此，许多晚近的著作把工业革命的余绪看成欧洲现象，而非如曾经普遍认为的，是英国现象扩散到欧洲其他地方。[7]这个观点所受到的挑战，有来自大量较早期的学术著作，也有来自那些认为英格兰早在工业革命前数百年，就已在几个重要方面和欧陆分道扬镳的较晚近著作。[8]促成这一把焦点从英国转移到欧洲的观点转变的原因，是如前页所说：贬低政治的重要性，以及淡化“传统”习惯与理性自私的个人之间冲突的趋势，这样一来也更容易淡化西欧内部的差异。
这一着重“欧洲奇迹”而非英国奇迹的假设影响甚大。首先，它再度使欧洲与欧洲境外之间的关联变得较不重要：由于西欧大部分地方涉入欧陆外贸易的程度远不如英国，因此，如果顺利促成工业成长的是“欧洲”的商业成长而非“英国”的商业成长，那么想必一国之内的市场、资源等因素就已足够进行此一转变。此外，如果通过逐渐完善竞争市场就能达成大部分的经济成长，那么我们似乎就没有理由认为，欧洲海外殖民地会具有足以大大影响其母国的动能（而且殖民地还受限于重商主义和不自由之劳动力等诸多难题的影响）。于是我们便看到，尽管倡导“欧洲奇迹”观点的大将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也承认，有鉴于棉花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若没有殖民地和奴隶（所带来的棉花）则英国工业化将难以想象，但他又接着说道[9]：
只有把棉花当成主角，把英国的创新视为西欧成长引擎的这种简化过的成长模式，才能支持兰开夏棉业是核心地区工业化所不可或缺的这个论点。由于这个过程是在过于广阔的面向上进行的，因而，把一支补给线横越大洋而远及亚洲和美洲的先遣队打败，并不能将它止住。
然后他推断，“对核心地区的经济成长来说，边陲地区的影响是边缘的”。[10]
这类论点使欧洲的海外扩张，在以新兴经济优势为主轴的故事里变得次要。帝国或许可以用欧洲的经济优势来解释，或者也许与该优势无关，但与创造此经济优势一事关系不大。这类论点在两个重要方面上能自圆其说：它们鲜少需要将目光投到欧洲之外，也鲜少需要超越主流经济学核心的买家、卖家自由竞争模式。而对那些主要从更能保障创意所有权的专利制度来解释技术快速变迁的学者来说，这种将目光完全放在欧洲内部的叙述已接近完整无缺。
把重点摆在“欧洲的”工业化，还形塑了我们进行比较时所用的单位，但是这样的形塑对比较往往没有帮助。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只是把当代的民族国家当作比较单位，于是英国被拿来与印度或中国相比。但在国土、人口和内部多样性上，印度和中国都比较类似于整个欧洲，而个别欧洲国家与其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在中国或印度境内，那些可拿来与英国或荷兰相提并论的地区，则又淹没在全国的平均值里而看不出其特出之处，因为它们被拿来与亚洲境内类似巴尔干半岛、南意大利、波兰的地方一起加总得出平均值。因此，除非国家政策是我们所要讲述之故事的核心，否则“国家”并非理想的比较单位。
另一个历久不衰的探究方式，是先寻找使整个“欧洲”与众不同的事物（尽管被选出的特色其实往往只描述了这块大陆的局部），然后，一旦把世界其他地方排除在外，即在欧洲内部寻找使英国与众不同的事物。我们很难完全摆脱这些大陆单位或“文明”单位，因为它们已强烈地形塑了我们的思维。尽管这些单位也会出现在这本书中，但由于诸多考量，尝试别种探究方式似乎较为有用。而在这点上，我的同僚王国斌（R. Bin Wong）已在许多方面着了先鞭。[11]
我们该承认以下三个事实：第一，在荷兰和乌克兰之间，或甘肃和长江三角洲之间，都只存在少许共通的基本特色；第二，像是长江三角洲之类的地区（约1750年时长江三角洲人口约3100万至3700万，视精确定义而定）肯定大到足以和18世纪的欧洲国家相提并论；第三，包括长江三角洲、日本关东平原、英国和荷兰、古吉拉特（Gujarat）等，这几个零星分布于旧世界的核心地区彼此之间共同享有某些重要特质（例如较自由的市场、庞大的手工业和高度商业化的农业），但这些特质却并未出现在它们所在大陆或次大陆的其他地方。既然如此，那么与其导入主观认定且与日常生活、贸易和技术扩散等模式没多大关系的大陆单位来做比较，为何不直接比较这些区域呢？[12]此外，如果这些散布于多处的核心地区真的有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我们愿意承认偶然事件与客观形势的作用），则把我们对这些地区的比较做到真正的交互式比较（reciprocal）就说得通。也就是说，除了采取常见做法，去寻找有哪些因素会阻碍非欧洲地区完全复制“正常”欧洲的途径，还要寻找究竟是哪些事物、意外与障碍，才使英格兰偏离了原本可能走上比较类似于长江三角洲或古吉拉特的道路。
在此，我也遵行王国斌在晚近著作《转变的中国》（China Transformed）里所概述的一项做法。诚如他所指出的，虽然有许多19世纪的权威性社会理论已因为流于欧洲中心论而受到合理的指责，但现今某些“后现代”学者所青睐的另一条路子（也就是彻底扬弃跨文化比较，几乎完全着重于揭露历史转折点的偶然性、特殊性和或许是不可知性），则使人连探究历史上（和当时生活上）的许多最重要疑问都不可能。比较可取的应该是努力做出较好的比较，以对抗怀有偏见的比较。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比较的双方各自的角度来看待对方，并把双方都视为“偏差”，而非把某一方始终视为常态。尽管我对这一交互式比较方法的具体运用，与王国斌的具体运用有一些重大差异，但我仍会在本书许多地方采用这项做法，并把这项探究方法带到大不相同的领域。[13]
这一相对来讲较未经检验的探究方法，至少产生了一些新疑问，从而使人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世上数个地方。在此我还是大体上同意王国斌的看法。例如我会主张，在经过一连串公允的比较后，可看出晚至1750年，欧亚大陆数个地方在农业、商业、原始工业（例如市场取向而非家用取向的手工品制造）的发展上有好几个令人意外的相似之处，因此只有西欧在19世纪期间突然进一步成长一事，再度成为一个有待解释的突兀断裂（rupture）。与此相对，有些晚近的著作，只着眼于跨时期的欧洲比较和找出其中的相似之处（的确有相似之处），往往蒙蔽了这个突兀的断裂。于是，这类著作也往往忽略了某些对工业化有重大贡献的因素（特别是客观形势），因为这些贡献在只比较欧洲境内不同时期时，可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背景”。
采用双向比较的策略，也让最初看似互不相干之议题得以有理由挂钩在一块。西欧成为富裕经济体的时间点，未必和它冲出马尔萨斯式世界、进入持续性人均增长的时间一样。事实上，我所谓的那些“以欧洲为中心”的探究方法，大部分主张西欧在工业有突破性进展之前许久，就已达到独一无二的富裕境地。如果我们只问中国（或印度、日本）原本是否也可能像欧洲一样自行突破而达到这样的境地（亦即把欧洲经验当标准，将工业突破视为在没有“阻碍”或“失败”的情况下所必然会出现的模式），那么“欧洲何时真正逃出马尔萨斯式世界”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无关紧要；因为在此一思考模式下，更加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欧走在这条最终必然会有突破性进展的道路上已有很长的时间。与此同时，就算掌握西欧确切超越其他地方的年代，也只有助于知道其他地方是在何时兜了个圈子而陷入停滞，并无助于我们了解欧洲是否存在其他发展的可能性。
但如果我们做了交互式比较，并考虑欧洲本有可能变得像中国一样（亦即考虑到没有哪个地方必然会达成显著且持续性的人均增长），则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结就会变得更紧密。诚如我在后面几章会主张的，如果我们进一步主张世界的某些地方在18世纪时就和欧洲一样，能在未大幅减轻资源限制的情况下（例如欧洲靠化石燃料和新世界而得以减轻来自资源的限制）最大化自身的经济发展潜力，那么这两个议题间的联结又更紧密。
这两个疑问仍旧是可分开的：气候、土壤等方面的差异，可能赋予不同区域不同的前工业时代发展潜力。但欧洲似乎不大可能在那些发展潜力上都优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因为本书后面会提出的证据间接表明，直到走上工业化之路很长时间后，欧洲才变得比东亚富裕许多。还是说，说不定研究后会发现，欧洲虽然直到工业化前夕才领先东亚，但某些使工业化必然会发生的制度却在更早以前就已在运行，并使欧洲即便没有美洲和享有地利之便的化石燃料，其技术创新已经足够在任何资源短缺时维系住经济成长，而且不必动用那些虽能维系住整体增长但无法维系人均增长的极度劳动力密集的解决办法？然而，一旦我们真的拿其他前工业时代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欧洲，这一笃定的必然论所必须依据的有力假设，就开始显得站不住脚，特别是因为在工业化之前的最后几百年，欧洲经济史并未显露始终如一且强劲的人均增长。因此，双向式比较可以让我们提出新问题，也能改造旧疑问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书会将重点放在欧洲部分地区与中国、印度等地部分地区之间的交互式比较上，因为这些地区在我看来分别在各自的大陆性世界里处于相似的位置。只有当我们讨论像是核心地区相对于其腹地之关系的疑问时，才会再度谈起大陆单位和大西洋世界之类的更大单位。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必须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单位，因此也会需要另一种有点不同的比较，这就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谓的“涵括式比较”（encompassing comparison）。这种比较法不像传统社会理论那样去比较两个互不相干的事物，而是检视一个更大整体的两个部分，了解它们的本质如何被体系里各自位置和功用所形塑。[14]在这个层面上，比较与对关联性的分析这两者将变得无法区分（这也是我比王国斌更加强调之处）。尽管如此，维持这一分析的对等交互性，仍然很重要。我们不能因为认识到一个互动体系中有某个部分比其他部分受益更大，就顺理成章地将那个部分称之为“中心”，并误以为它既能形塑其他部分，同时又不受其他部分所形塑。我们反倒要能看到这个互动体系内存在着往不同方向移动的诸多影响力。
大同小异的几种欧洲中心论：人口、生态与积累
那些认为唯独西欧经济才有本事产生工业转型的论点，通常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埃里克·琼斯（Eric L. Jones）的著作为典型，主张16世纪至18世纪结束时的欧洲，尽管表面上与欧洲以外的地方一样具有“前工业时代”的相似性，但实际上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上，都已远远超越当时世界的其他地方。[15]这一观点的主要信条之一，乃是加诸生育力的几个习惯性制约（晚婚、神职人员独身不婚等），使欧洲有机会摆脱原本是普世现象的“前现代生育力当道”的状况，从而摆脱人口增长吃掉几乎任何产量增加的普世状况。于是，唯独欧洲能调整其生育力以因应艰困时期，并能长期增加其人均（而非只是整体）的资本存量。
因此，照这一观点来看，普通农民、工匠和商人在人口行为、经济行为上的特点，造就出一个能供养较多非农民的欧洲，而这样的欧洲能让其人民拥有较佳工具（包括较多牲畜），获得更好的营养，也更健康、更有生产力，还能为基本民生必需品以外的物品创造较大市场。三十多年前，约翰·哈伊纳尔（John Hajnal）提出了支撑这一看法的主要论点，[16]此后这些论点得到详尽的阐述，但未被彻底更动。不过，诚如第一章里会再提到的，晚近谈中国、日本和（较理论性地谈）东南亚境内的出生率、人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统计变量的著作，已使哈伊纳尔眼中独一无二的欧洲成就显得愈来愈普通。
尽管这些研究结果的意涵尚未得到充分体认，但已在某项重要看法里得到局部的承认，并在晚近被添加到受人口驱动的故事情节里。这项看法承认，在前工业时代欧洲以外的地方，也存在经济繁荣和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但这些繁荣始终被视为一时的，若非禁不住政治变迁的冲击而消失，就是随着提高生产力的创新发明终究敌不过繁荣所助长的人口增加而自行式微。[17]
这类故事已代表着重大进步，至少相较于更早期的专题著作来说。这些著作或含蓄或挑明地主张，在欧洲于近代早期取得突破之前，全世界都很贫穷，积累也再少不过。这类著作造成许多影响，其中之一是迫使学者在审视“欧洲的兴起”时也一并审视“亚洲的衰落”。[18]但这些描绘此一故事的说法，往往在至少两个重要方面上犯了时代错置的毛病。
首先，它们常把太多在19、20世纪才侵袭亚洲许多地方的生态灾难（和人口稠密所带来的根本问题）解读成在更早时期就存在，并宣称18世纪的亚洲社会已耗尽所有发展潜力。有些说法更认为，这就是存在于整个人们称之为“亚洲”的这个人为单位在1800年左右时的情况。但诚如后面会看到的，印度、东南亚，乃至中国部分地区，都在既没有重大技术突破且生活水平也未下降的情况下，仍有许多空间来容纳更多的人。大概只有中国和日本两地的少数地方，才真正面临生态灾难。
其次，这类故事往往把欧洲人从新世界得到的难得一遇的丰厚生态赠礼“内部化”。有些故事借由将海外扩张比作欧洲内部“正常”的边疆扩张模式（例如对匈牙利平原或德国森林的清理和移居）来达到“内部化”。但这类故事忽略了新世界特别庞大的意外收益、欧洲人在当地开拓殖民地和组织生产时格外的压迫手段，乃至于全球情势等因素，对确保欧洲人在美洲成功扩张所起的作用。[19]在匈牙利和乌克兰开辟新农地之事，也能在四川、孟加拉和旧世界其他许多地方见到；但在新世界所发生的事，则大不同于在欧洲或亚洲所发生的任何事。此外，由于欧洲在19世纪时的生态负担能依靠境外而得到大大纾解（既从境外取得资源，也向境外输出移民）[20]，是以这类叙述鲜少考虑到欧洲境内某些人口稠密的核心地区，是否也在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同样面临与亚洲核心地区差异不大的生态压力和选项。
于是，那些探讨“亚洲的衰落”的著作，往往过度简化地将“生态耗竭”的中国、日本与印度，拿来与“还有许多成长空间”的欧洲进行对比，甚至把这样的欧洲说成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21]因为它的发展程度使其内部资源尚未被充分利用。
为了超越这类流于主观的主张，本书第五章将会选定中国、欧洲境内的重要区域，针对生态方面的限制因素做系统性的比较。而探究结果也将表明，尽管18世纪欧洲某些地方相对于东亚的同类地方确实享有某些生态优势，但却不是在每一处都占上风。事实上，中国重要地区在某些出人意表的方面，例如人均可取得的燃料供应量上，其经济情况似乎比欧洲的重要地区还要好。不只如此，就连英国这个工业化的起始地，也只拥有少许仍保留在欧洲其他几个地方的低度利用资源。而在木材供应、地力衰竭等重要的生态衡量指标上，英国实际上的情况似乎和中国境内与其差不多对等的江南地区一样糟。因此，如果我们同意人口增长和其生态效应使中国“衰落”的说法，我们也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欧洲在获得海外资源挹注与英格兰在运用地下蕴藏能源上的突破性进展（部分拜地利之赐）这两项因素的加持之前，正处于“起飞”的前夕，不如说欧洲内部也正同样因为人口增长和生态效应而面临非常接近于中国的险境。反过来说，如果欧洲尚未陷入这样的危机，那么中国很可能也未陷入危机。
本书所做出的这一论点，与杉原薰（Sugihara Kaoru）在论及全球发展的著作里所提出的某些论点若合符节。我太晚发现他的著作，因而来不及在此书中予以详细探讨。[22]杉原薰和我一样，强调不该把1500年至1800年间东亚人口的高增长视为阻碍“发展”的病变。相反的，他主张这是在供养人民、创造技能等方面的一场“东亚奇迹”，其经济成就完全比得上“欧洲（的工业化）奇迹”。杉原薰也和我一样，强调18世纪日本和中国（在他眼中低于日本）的高生活水平，以及当时两地的先进制度。当时中、日虽然没有对财产与合同给予官方保障（许多欧洲人所认定的形成市场的先决条件），其先进的制度仍制造出许多有益的市场效应。[23]他还主张，长远来看，对世界GDP贡献最大者，不是西方成就的扩散，而是西欧式成长与东亚式成长的结合，因为这使西方技术有机会被运用在人口多得多的东亚社会里。这个观点与我的论点不谋而合，尽管超出本书所探讨的范围。
不过，杉原薰还表示这两个“奇迹”间有根本差异，那就是，早在1500年时，西欧就已走在资本密集的道路上，而东亚则走在劳动力密集的道路上。我的主张与他正好相反，我认为欧洲本也可能和“东亚”一样走上劳动力密集之路。这一主张既符合晚至1750年两地仍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发现，也符合我要把“为何英格兰未成为长江三角洲”和“为何长江三角洲未成为英格兰”这两个疑问同等看待的决心。欧洲之所以没有走上这条路，乃是因为它碰上了重要且剧烈的断点所致。这些断点以化石燃料和有机会取用新世界的资源为基础，并在这两者的共同加持下，使西欧没必要以集约的方式管理土地。事实上，有许多迹象显示，欧洲境内许多地区原本正朝着劳动力较密集的方向前进，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急剧发展，才使它们掉头往反方向走。我们可以在欧洲全境（包括英格兰）的农业、原始工业方面，以及在丹麦的几乎各种事物上，找到这样的证据。[24]东、西方在劳动力密集程度上的发展差异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具有高度的偶然性；后来的发展表明，人口成长的分布情况（而非总人口数）是重要的变量，而这个变量与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境内的市场扭曲，以及19世纪人口往新世界迁徙一事，有着很大的关系。
中、日两国在1750年后的人口增长主要出现在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当时那些地区可“流出”来与渴求资源的核心地区进行贸易的剩余谷物、木材、原棉等土地密集性产物较少；而由于这些边陲区域增加的人口有一部分又投入原始工业，因此这些区域也较不需要与核心地区贸易。另一方面，欧洲在1750年至1850年间人口大幅增长的区域，大部分是已较进步和人口稠密的区域。例如，东欧大部分地方在1800年后人口才开始急速成长，而南欧（特别是东南欧）则更晚才开始赶上。对导致这些差异的政治经济基础、生态基础和它们对工业化所具有的重要性，我们在第五、第六章会有更多着墨。在此，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差异并无法看出东亚（更别提南亚）境内，在资源上有着比欧洲更严重的全面吃紧。而在谈过与可取得资源数量（那些已积累的资源或尚未开发利用的资源）有关的论点之后，我们接下来不妨来谈谈另一种论点：这类论点声称，欧洲的制度能够以一种较有利于长期维持自主成长的方式来分配资源。
其他的欧洲中心论：市场、商行和制度
我们得以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乔杜里（K. N. Chaudhuri）的著作里，以稍有不同的方式，看见以欧洲为中心的第二种论点；或是以大不相同的方式，在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的著作中见到。这种论点不太关注富裕的程度，反倒强调在近代早期欧洲（或近代早期欧洲的某个部分）出现了据说比其他地方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这些论点的重心通常会摆在有效率的市场和产权体制的出现上，而这两者会让那些较能有效运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人得到奖赏。与这些论点同时出现的，还包括另一个常见但还不到放诸四海皆准的说法：其他地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往往受阻于官方，因为官方若非太强势且敌视私人财产，就是太弱势而无法在企业家与本地习俗、神职人员或强人起冲突时，保护追求合理化改革的企业家。[25]
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著作与这些论点大相径庭，却可能不相抵触。他的著作把欧洲内部分歧的发展路径，说成了改变产权体制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据布伦纳的观点，西欧农民于14世纪黑死病后的约一百年里，打赢了与领主的第一轮斗争，从此免于被迫的劳动；东欧农民则输掉了这场斗争，并导致统治阶级得以借助更加严厉地压榨农民来继续存世数百年，且在这期间从未进行农业现代化或引进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布伦纳接着说道，在西欧境内，第二轮斗争接着上场，这时名下只有土地的领主，想拥有自主管理土地的权利以获取最大利润，而其做法往往是除掉不具生产力或“额外”的佃农。据布伦纳的说法，法国精英输掉了这场仗，法国此后便摆脱不掉以数百万小地主为基础的农业体系，而且这些小地主既无法创新，也对会使他们之中某些人被淘汰的创新不大感兴趣。但在英格兰，领主打赢此仗，投注心力于使他们得以减少劳动成本的创新，从而把大批不需要的劳动者赶离土地。这些穷困潦倒的农民，至少有一部分最后成为英格兰的工业劳动力。他们购买来自剩余农产品的食物，而这些剩余农产品系因他们遭驱离而诞生，且由他们的前领主销售到市场。
在布伦纳的论证里，推动这段历史进程者既非马尔萨斯口中的人口压力，也非“自然”形成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阶级斗争；但殊途同归。社会最终的发展与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的相近程度，决定了该社会此后生产力的高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这个土地与劳动力最终最泾渭分明（且最彻底商品化）的国家，被认定为因此发展出了最有活力的经济。在这点上，布伦纳最终颇为突兀地与道格拉斯·诺思不谋而合。诺思不同意将阶级斗争视为产权制诞生的根由，但也主张随着经济体为商品化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知识产权发展出愈来愈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的发展能力将愈来愈强。
诺思和布伦纳的论点都聚焦于大部分人活动所在的制度性环境：零工市场、租约市场、一般人所生产和消费之产品市场。在这点上，它们类似前面所讨论过的论点，也就是主张前工业时代的欧洲人已实现独一无二的繁荣，富有生产力；而且，它们往往和那些论点合流。
不过，另一组重要的论点，即布罗代尔和其学派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t）论点，更着重于某些非常富有者所积累的利润，而有利于这类积累的制度往往涉及妨碍到新古典主义市场的特权。因此，这些学者比较关注以运用胁迫和共谋行径为基础的利润。由于他们所聚焦的大商人，有许多涉入长程贸易，因此这些学者也较关注国际政治和欧洲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尤其沃勒斯坦把“封建”东欧与“资本主义”西欧间的贸易成长，视为一个世界性经济体的真正开端，并强调走自由劳动路线的“核心地区”，其利润之所以能在该经济体里持续积累，有赖于贫穷且普遍不自由之“边陲地区”的持续存在。
但在沃勒斯坦笔下，西欧仍是这段历史进程的推动者，因其能够独一无二地结合以下三个因素：较自由的劳动力、庞大且富有生产力的都市人口、使长程贸易和利润的再投资更为容易的商人与政府。而从这个贸易中浮现的国际分工，则加大了西欧与西欧以外地区的财富落差，因为边陲地区愈来愈专门生产那些倚赖低廉（且往往受强迫）劳动力的物品，而非那些需要工具与制度提高生产力后才能生产的物品。然而，这样的一个国际分工仍建立在某套既存的社会经济差异之上，才使西欧最初得以占其他地区便宜。
欧洲中心论的问题
虽然本书借用了这些论点（大部分是诸多“制度主义者”的论点），但最终仍要提出不同的主张。首先，不管我们能把资本主义的起源推到多早，能大规模运用非动物性能源、摆脱前工业时代普遍限制的工业资本主义，却一直要到19世纪才出现。而在此之前，西欧的经济，不管在资本存量上，还是在经济制度上，都没有多少迹象显示已具有足以使工业化在该地变得极为可能、在其他地方变得不大可能的决定性优势。在那之前的几百年里，西欧境内的核心地区的确出现了受市场驱动的成长，而且这一成长无疑是工业化的重要前兆，但此成长有利于工业转型的程度，跟亚洲几个核心区域相比并没有很高，因为这些区域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商业化与“原始工业”的成长过程。[26]尽管欧洲境内在近代早期正在逐渐形成一套比较不一般的科学与技术发展模式，但我们也将看到这些模式本身仍然未保证西欧最终会走上一条与东亚等地截然不同的经济道路。
其次，欧洲的工业化程度在英国之外仍相当低，至少在1860年前是如此。因此，建立在西欧共有之特征上的“欧洲奇迹”一说便值得商榷，特别是这些普遍共有的特征，有许多至少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也同样常见，因此这一假说就更让人存疑。
本书第一部分质疑欧洲在1800年前就拥有内生性经济优势的多种论点，并代之以描述旧世界那些人口最稠密、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共有的粗略相似之处。第一章利用来自多个地方的证据，说明1800年前欧洲在物质资本上并未积累出重大优势，且相较于其他许多大型经济体，也并未比较不受马尔萨斯式人口压力的约束（从而并未比较能进行投资）。那些在其他几个区域里的人，似乎有和欧洲人一样长的寿命，似乎生活得一样好，且似乎同样愿意为了家庭层次的资本积累而限制生育力。本章的下半部分，将探究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就享有重大技术优势的可能性。在此，我们的确找到一些举足轻重的差异，但若没有攸关促成能源革命的幸运的地理性偶然因素，和欧洲得天独厚的取用海外资源的机会，这些差异将只会起到较小、较晚出现，且在质的方面可能有所不同的作用。技术上的创新是工业革命所不可或缺的，但光有它还不够，或者说这类创新并非欧洲所独有。我们并不清楚技术创新力的高低，是否攸关逃出马尔萨斯式世界（技术突破的传播很可能持续稍长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有助于缓和欧洲在资源上受限局面的全球性差异的确非常大，从而使沿着特定的（利用土地的、利用能源的和节省劳动力的）道路进行创新的过程变得成果丰硕，乃至自我强化。
第二章探讨市场和相关的制度，主要着墨于西欧与中国之间的比较。此章证明，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市场，相较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境内的这些市场来说，大抵离完全竞争的境地更远，也就是说，较不可能由多种买家和卖家构成，并有机会在许多贸易伙伴里自由挑选合作对象，因而较不适合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个成长过程。我首先比较那些规范所有权、土地利用的法律与习俗，以及农业生产者在选择卖家上的自主程度。接着在此章的下一节触及劳动：包括强制性劳动的程度、对迁徙的限制（或鼓励）和对转换职业的限制，诸如此类。
第二章最后一节最为复杂，探讨家户作为一种消费单位与分配劳动力（特别是妇女与小孩之劳动力）的制度，这两种角色间的关系。有些学者主张，比起西欧家庭，中国家庭更容易使妇女和小孩所产出的边际效益，不致低于糊口工资之价值，并在此情况下继续劳动，从而制造出“内卷化经济”（involuted economy）；我则要证明此说不大站得住脚。[27]中国家庭里的劳动力调度反倒似乎非常类似于把劳动、闲暇和消费转向市场一事，也就是非常类似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所谓的欧洲“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28]总的来看，中国、日本境内的核心地区在1750年左右似乎与西欧最先进的地区相近，以类似的、堪称更完美的方式结合了先进的农业、商业与非机械化工业。因此，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这些核心地区之外，才能说明它们后来为何分道扬镳。
打造一个更兼容的论述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含第三、第四章。第三章把目光移离生存导向的活动，转而审视新式的消费者需求、伴随这些需求而来的文化性与制度性改变，以及需求改变对生产所可能导致的重要影响。在此，我们找到很可能使中国、日本和西欧有别于其他地方，但未使它们三者彼此差别很大的差异。这三个社会在可取得物品的数量和对“消费主义”的态度这两方面的差异似乎不大也不明确（例如，18世纪中叶的中国，糖的消耗量大致上高于欧洲人，而位于长江下游核心地区的人，1750年时的人均布产量可能和1800年时的英国人一样高）。这些社会里的制度，似乎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使增加的产量会一再创造出需求，但增加的需求是否能创造出供给，则较不清楚。最后，那些有利于欧洲的消费行为差异，似乎深受欧洲以外因素的影响，例如对新世界白银的采掘和亚洲境内对此白银的需求（这两者把其他“异国”物品吸入欧洲），或是受到新世界种植园和蓄奴所左右的生产体系。
第四章探讨把第三章那些新“奢侈品”带到市场的商人和制造商，不管是进口的、仿制的（例如韦奇伍德陶瓷），还是纯本土制造的。如此一来，本章即不再把焦点摆在“典型的”家户和那些家户所参与的土地、劳动力和消费品市场，而是检视经营格局更大的参与者，探查最后一个生产因素（资本）的市场和关于一种独特欧洲资本主义的论点。因此，本章不再探讨那些只聚焦于西欧境内、宣称是完全竞争市场成长的制度性论点，而是探讨那些较关注外部联系，为某些不完全竞争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找到优势，从而也较关注经济以外的胁迫（extraeconomic coercion）的论点。
有几种论点主张，欧洲社会的整个结构，或是欧洲与商业财产关系密切的具体规则，使欧洲人在积聚资本、保住资本不被官方侵夺或合理运用资本上，享有重大优势。第四章一开始即驳斥这些论点。虽然在欧洲境内（或至少在英格兰、荷兰和意大利诸城邦境内），某些金融资产可能得到较明确的界定而较为安稳，这类差异终究太小，不足以肩负起费尔南·布罗代尔、乔杜里和道格拉斯·诺思等这些立场各异的学者所赋予的解释重任，更难以和早期工业革命搭上关系，毕竟早期工业革命的资本密集程度并不高。例如，肯定有某些较大型的中国商行，其所积聚的资本常常大到足以在铁路诞生前的时代实行重大的技术创新。
西欧的利率大概低于印度、日本或中国的利率，但研究发现，很难证明这对农业、商业或原始工业的扩张速率有重大影响，更难证明对机械化工业的早早崛起有大幅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8世纪的欧洲人挟着据称较为优越的商业组织，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与来自旧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人竞争，它们却在此表现平平。只有在开拓海外殖民地和武装贸易上，欧洲的金融制度才真正赋予欧洲重大优势。这些金融制度是在彼此竞争、靠举债筹资的国家体系加持下发展出来的。
诚如布罗代尔所强调的，更为重要的乃是这一点：在18世纪，资本并非特别稀缺的生产因素。[29]与能源有关和最终与土地数量（特别是欧亚大陆各核心区域里日益缩小的森林）有关的限制，反倒对进一步成长有着较不为人知却更为重要的阻碍。劳动力与资本两者都要比土地来得充裕，才能构成发展的要件。但若要生产任何一种马尔萨斯所说的四种生活必需品：粮食、纤维（衣服）、燃料和建材，仍需要土地才能办到。
资本和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能创造出更多土地（开垦），或透过灌溉、施肥和特别用心地除草来提高土地的粮食、纤维产量，但相较于19世纪晚期的化学业所促成的产量提高，这一增加的幅度相当小。而说到在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之前生产燃料和建材一事，劳动力和资本取代土地的能力实在很低。因此，即使欧洲在积聚投资资本上享有优势，这本身并不会解决所有最高度“开发”的原始工业地区都面临的生态瓶颈。即使在欧洲境内，肯定都有足够多富含资本但迟迟才工业化的区域来作为例子，可使人对将较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向工业主义过渡两者挂钩一事产生疑问。北意大利与荷兰就是显而易见的例子，尽管它们是极先进的商业经济体；西班牙亦然，尽管它是以不同的方式说明同样的道理。在西班牙，大量白银流入较低度开发的经济体很可能阻滞了成长。[30]
布罗代尔自己并未系统地探究他认为1800年前资本相对较充足的这个洞见，会如何影响他说明欧洲独特性的起因；他反倒是重拾欧洲的财富较为稳固这个未经证实的说法。[31]不过，布罗代尔学派的论点的确把我们的目光导向长程贸易，导向国家、殖民地冒险事业和非市场性的榨取等现象，我认为这些现象在欧洲的突破性进展里所起的作用，比大部分晚近专题论著中所见来得大。我尤其要主张，不管是在近代早期欧洲所创造出的财产的新形式（例如法人和对未来收入流的几种证券化的求偿权），还是相互竞争且渴求税收的欧洲诸国的国内政策，都未能使1800年前的欧洲成为更理想的生产活动环境；但国与国把竞争投射到海外，则的确有所影响。同样的，就武装长程贸易的实行和出口导向的殖民地的创立来说（这些活动的实现在当时需要格外大量愿意等待较长回收期的资本投入），股份公司和特许的垄断事业最终享有某些独有的优势。在这种欧洲资本主义观里，与国家的联结，攸关着使用武力、抢先占有某些市场的权利。而当我们把这个资本主义观与各地的先进市场经济体都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难题一说相结合，我们即能对于欧洲的最重大不同之处有新的理解。
第三部分（第五、第六章）概述了一套新的思考框架，用以思考欧洲发展过程中内、外因素间的关系。第五章一开始，主张欧亚大陆所有人口最稠密、最受市场驱动和商业最先进的区域里，都存有不利于进一步成长的严重生态障碍，且提出理由支持此说。这些障碍未严重到造成重大的粮食危机，但可在燃料、建材与（在某种程度上）纤维的短缺中，或在某些区域的土壤可能失去肥沃的情况下，感受到障碍的存在。考察过这些限制因素后，第五章的最后部分将探查所有这些核心区域欲通过与人口较稀疏之旧世界区域间的长程贸易，来解决短缺的作为，并主张这类贸易无法尽如人意地解决那些问题。蒸汽时代之前高昂的运输成本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些原因，则源于许多“边陲”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那些地区相对较低的需求水平，导致难以持续用核心制造物来换取原材料，除非透过殖民体系的强取豪夺，或是透过19世纪晚期起出现的制造业生产力落差（这些生产力落差往往体现在新技术的资本设备这类相对较固定不动的因素上）。
第六章思考工业化期间，欧洲的土地限制得到大幅纾解一事。此章简短检视了从木头到煤炭的转移（一段重要的故事，但也是在其他地方已有彻底探讨的故事），然后转而审视欧洲与新世界的关系带来的生态压力纾解。这一纾解不只是靠新世界丰富的自然资源，还要靠奴隶买卖与欧洲殖民体系的其他特征创造出一种新边陲的方式，使欧洲得以拿愈来愈多的出口制造品换取愈来愈多的土地密集型产品。
在整个工业时代早期，这个互补性的关键部分系由蓄奴达成。新世界的种植园（plantation）从国外买进奴隶，它们自用的生产量往往不大。因此，蓄奴地区的进口量大大多于东欧和东南亚之类地区，在后者这类地区，出口作物的生产者系在本地出生，他们大部分的基本需求都已获得满足，也没什么钱可购买别的东西。
种植园区域也在几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中国内陆这类自由劳动边陲地区。在东亚，稻米、木材和原棉的出口者，购买力高于被强制种植商品作物之地区的农民，而且有较强烈的动机与弹性来回应外部的需求。但这个大体上自由劳动且创造出这些充满活力之边陲地区的体系，也允许人们舍弃收益日低的活动。久而久之，这些区域往往经历可观的人口增长（部分因为收入上升）和它们自己的原始工业化，从而降低了这些区域进口制造品的需求，可出口的剩余初级产品也同样减少。
相对的，环加勒比海种植园区域较不倾向于将其产品多样化，更没有打算降低对进口奴隶和食物的需求。欧洲运去新世界以换取制造品（尤其是布）的奴隶，大部分系欧洲自己所买入，因此，虽然送到加勒比海地区的谷物和木材有许多来自英属北美，使那些殖民地得以买进欧洲的制造品，但新世界的所有进口需要，乃至对谷物与人的需要，却有助于欧洲运用劳动力和资本来解决它的土地短缺。最后，我们也会在第六章看到，从殖民地时期开始运行的动能，创造出一个架构，使资源从奴隶区和自由区流入欧洲。在整个19世纪，尽管出现独立与解放风潮，资源流入的速度却有增无减。
第六章也表明，不同的长期核心─边陲关系，如何能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一个欧亚大陆诸核心地区所共有特征的重要性。这一共有特征就是“原始工业化”，即非机械化工业的大规模扩张。非机械化工业的参与者，大部分是替（往往遥远的）市场制造产品的乡村劳动者，他们的产品透过商人的中介送到市场。创造这一概念的欧洲历史学家，因为对原始工业化和真正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意见分歧而分为两派。有些史学家主张，原始工业化促成利润的积累、市场导向之活动与专业化，催生出对难以在本国制造之产品的喜好。而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已证明，在原始工业里所发展出来的大批“伪剩余劳动力”，能大有助于工业化，同时也不会有工业工人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里出现时所产生的许多难题。而我认为，他这个论点既适用于他所举例的欧洲，也适用于约1750年时亚洲的部分地方。[32]
但莫基尔的原始工业化模式假定，原始工业区域能不断扩大他们的手工制品出口和农产品进口，同时不会影响他们所属“世界”里的相对价格。思考这一假设的局限之处，会将原始工业化的另一面清楚呈现在眼前。
原始工业的成长，通常与人口大幅增长密不可分（但这一关联的确切本质争议甚烈，莫衷一是）。在许多情况下，原始工业区域里的人口急速增长与以下的恶性循环密不可分：极低的计件工资率，使得那些往往没什么机会取得土地的工人，为了购买足够食物而拼命增加产出，然后计件工资率因而变得更低。相对价格方面的任何变动，不管那是由原始工业人口在出口市场上供过于求同时又需要进口更多食物且人数变多造成，还是因外部供给与市场减少造成，都会强化这个贫困化模式。一般来说，无论人口增长与原始工业化的关系为何，人口增长都会使土地严重吃紧，因为要提升燃料、纤维和其他工业发展的必需品之产量也需要这些土地。除非能借由贸易取得这些物品，否则要维持产出的增长势头于不坠，就只剩一个办法，那就是更加密集地利用土地。但以当时可取得的技术来看，此举意味着更高的农产品价格与更低的人均生产力，而且是在扯工业成长的后腿。
严重的生态瓶颈和人数过多的原始工业工人、未能找到足够活儿干的农业工人贫困日益加剧的迹象，可在18世纪中叶欧洲的许多地区中明显见到，甚或可在中国或日本境内的类似地区中更为明显地看到。然而，我主张欧洲与东亚接下来的处境开始易位。
举例而言，中国长江下游要售出一定数量的布和进口一定数量的食物与木材，才足以维持原始工业的成长或该地工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但该地要达到这个数量已愈来愈吃力。这不是因为该地区有什么内部“瑕疵”，而是因为与该地有贸易往来的区域，其人口和原始工业也都正急速成长，使其与长江三角洲的互补性开始变低。长江三角洲作为首要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此类区域应有的补偿作用：借由专门生产较高品质的布，提高附加价值；但这还不够。简而言之，在中国的八或九个大区（macro-region，值得一提的是，每个大区都比大部分欧洲国家还大）里，市场非常活络，从而鼓励内陆许多地方的人投入更多时间制造布等产品。他们填土辟地，砍掉最靠近河川的树，诸如此类。但这些运作平顺的地区性市场和互赖关系，与全帝国性市场的成长相冲突，特别是在约1780年后；这使一两个龙头区域更难保持成长，也更难避免被迫采取更劳动力密集型的策略来保存土地和土地密集型产品。于是，没有剧烈技术变革的边陲地区，其境内的自主和成长带领全国走向了经济死胡同。
相对的，在1750后的百年间，西北欧开始能以前所未见的程度专攻制造品（包括原始工业和工业制造品）的生产，并开始能在这期间把它显著的人口增长化为助力。当然，这一转型大部分表现在制造和运输两领域里一连串了不起的技术进步（在制造方面，这些进步带来可供换取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大量较便宜物品，而在运输方面的技术进步则大有助于专业化）。但这些较为人知的发展，只道出了部分情况。即使18世纪的水平都让许多人觉得已接近生态潜能的极限时，西欧也能增加其人口，并提升对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和人均消费水平，因为该地有限的土地供给所加诸的限制，突然变得较有弹性且较不重要。这有一部分是因为西欧本身的制度障碍，已在德国一地留下许多未开发的农业资源，可供人在法国大革命和后拿破仑时代的改革之后开发利用；部分则因为东欧（与中国的长江上游或西南地区相对应的区域）境内更极端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农奴制），留下许多闲置的农业资源；还有一部分是因为，19世纪初期时有人将新的土地管理方法从帝国带回母国。在上述这些方面，有人或许会说，欧洲正在第一流和普通的农林业实践上迎头追赶中国和日本，而非开辟新路径。即使如此，欧洲的转型也需要遵循独一无二的路径才能实现：人口减少、奴隶买卖、亚洲对白银的需求、殖民地立法和重商资本主义，即借由这些路径将新世界塑造成几乎永不耗竭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来源，以及西欧较充裕之资本和劳动力的出口地。因此，是创新、市场、武力胁迫和有利的全球形势等因素的结合，才在大西洋世界创造出突破性的进展；而东亚境内很可能运作较良好的市场，其更早得多的扩散，反倒使它们走上经济绝境。
于是，第六章不从赢利和资本积累的角度，也不从对制造品的需求角度（欧洲本土生产的制造品很可能已能满足需求），[33]而是从制造品如何纾解欧洲真正稀缺之物（土地与能源）的供给吃紧状态的角度，点出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性。欧洲的海外榨取有助于纾解这些基本且实质的限制，因此有资格和英格兰转而使用煤一事并列为带领欧洲走出马尔萨斯式局限的重要因素，而不该被拿来与纺织、酿酒或其他产业的发展相提并论。纺织、酿酒或其他产业，不管对金融资本的积累或雇佣劳动的发展有多大贡献，往往是在强化，而非纾解西欧核心地区的土地与能源紧缺。事实上，根据对这项生态上的意外收获所做的初步评估，直到进入19世纪许久以后，海外榨取成果的重要性，大概仍和英国开始使用化石燃料的划时代壮举差不多，至少对英国的经济转型来说是如此。
比较、关联与论证的结构
因此，本书在基本上属比较性质的第一部分中主张，尽管相对较高的积累水平、人口模式和某几类市场的存在这三个因素的结合，可能使某些地方（西欧、中国和日本，或许还有其他地方）脱颖而出，成为经济发展前景最可能出现剧烈转变的地点，但它们无法说明为何那一转变实际上最先出现于西欧，或者无法说明为何它发生于某个地方。技术上的差异也无法充分说明19世纪之前的情况（那时欧洲弥补了土地管理上的不足，在其他许多领域上大为领先），而且即使在19世纪，只有把欧洲与全球其他地方的错综复杂且往往充满暴力的关系纳入考量，才能充分说明。
本书的第二部分继续做跨洲性的比较，只不过是在洲与洲的关联也开始变重要的时空环境里做比较。这个部分主张，当我们把目光朝向与糊口所需较无直接关联，且涉及较小比例人口的几类经济活动时，的确看到西欧在文化和制度上的某些可能重要的差异，甚至是与其他“核心”地区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是程度上的差异，而非类别上的差异，在强度和范围上都很有限。这些差异肯定无法证明任何所谓西欧（以及仅仅西欧）若非拥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就是拥有“消费社会”的说法言之有理，而且这些差异同样也无法说明，这个显著分道扬镳的现象为何会在19世纪出现。此外，引人注意的是，在可察觉到重大差异的地方，差异总是与偏离斯密式市场动态（Smithian dynamics）的事物有关联，特别是与国家特许的垄断事业和特权，与武装贸易、开拓殖民地的成果都有关联。
第三部分同样以比较起头，说明不管欧洲享有什么优势，无论是来自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还是来自制度障碍所留下的可供更密集使用的闲置土地，乃至来自技术创新，那些优势都完全未能指出一条明路，来走出旧世界诸“核心”区域所共有的生态限制。此外，与旧世界人口较不稠密的地区所进行的纯合意性贸易（欧亚大陆所有核心区域都采行的一个策略，规模往往远大于1800年前西欧所能处理的程度），在纾解这些资源瓶颈上也没有多大的潜力。但新世界的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主要是因为全球形势的效应。首先，流行病大大削弱了新世界原住民对欧洲人侵吞这些土地的抵抗。其次，在征服与人口减少后出现的跨大西洋关系，也就是重商主义和特别是黑奴买卖，使得急需的资源流到欧洲一事自我催化，而且是以旧世界的地区间合意性贸易所未见的方式自我催化：它比现代世界主要产品出口者和制造地区间能自行永续的分工还早出现，甚至比工业化还早出现。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核心地区和其第一个“现代”边陲地区，就此同时问世。拜这一全球形势之赐，西欧得以有机会在先进经济体的基础上打造出真正独一无二之事物，尽管这一经济体的主要特征并非独一无二。最后，我们用关联和互动来说明光靠比较所无法说明的现象。
地理涵盖范围小记
概述过本书的主要想法之后，理当就本书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做个简短提醒。本书虽然加入方兴未艾的“世界史”领域，但对待世界诸地区仍有轻重之别。中国（主要是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和西欧受到较长篇幅的着墨；对日本、南亚和中国内陆地区的着墨则少了许多；对东欧、东南亚和美洲的着墨更少；对非洲的着墨则又更少，只有在谈及奴隶买卖时例外；对中东、中亚和大洋洲则几乎不提。此外，当本书探讨中国、日本、南亚和西欧时，兼采比较与关联的角度。换句话说，既把它们当成产生基本经济转型的合理地域、认为它们的经验也阐明了这类转型确实发生的地方，又从它们自身与其他地区间相互影响的角度来探讨它们。
另一方面，对东欧、东南亚、美洲和非洲的探讨，大抵透过它们与其他地区的互动展开。这并非暗示它们完全是被动而为，正好相反，本书所概述的论点主张，在我们认为“核心”的那些区域里所得以实现的事，都受到“它们的”边陲地区的发展路径和内部动能制约。这也无意暗示只有我以比较方式探讨的那些地区才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工业成长只是我们所谓的“现代性”的一部分，尽管那是至关紧要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可能有其他的地理渊源。此外，只理解特定区域，即只理解我们现今视为自身时代的主要特征的发源地，其后果也非我们所承受得起：这么做会大大增加把那些特征视为势所必然的风险。简而言之，只是把一些中国、日本的事物加进欧洲故事里当陪衬，并不会让欧洲故事成为“世界史”。
但我之所以在此特别着墨于特定地方，除了因个人精力有限外，还有别的原因。有些原因与我想要质疑的故事有关，有些则与我想说的故事有关。
首先，从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到马克思，再到韦伯，中国在现代西方谈及自身的诸多故事里，一直是扮演首席“他者”的角色。因此，本书的两个首要目标，乃是弄清楚一旦中国的发展不再扮演欧洲对立面的角色，中国的发展会呈现如何不同的样貌；同时也弄清楚一旦了解欧洲的经济与最常被拿来与它对比的他地经济之间的相似之处，欧洲史会呈现多么不同的样貌。
其次，我论证里强调的那些过程，把我们的目光导向世上各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和它们的贸易伙伴。一方面，方兴未艾的专业化受到高人口密度的加持，因为除非市场里的人够多，否则人无法靠每个人偶尔才需要做的事来养活自己。[34]人口密度并非决定亚当·斯密之“市场规模”的唯一因素，即使是人口密度稀疏的区域，还是可能拥有形形色色的专业人士各自负责其文化中所认为的重要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许多经济活动领域里，包括粮食生产、衣物生产、建造、运输和交换本身，若要发展出精细的专业化，最终必得有一项无可取代的条件：在担负得起的地理范围和文化范围里有足够多的人（就亚当·斯密的观点，更难预料得多但显然很重要的技术变革过程，离不开探索自然世界和追寻操纵自然世界的新方法，而上述道理用在此一探索与追寻工作的专业化上同样真切）。
与此同时，生态压力与人口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也是我论证的核心成分。[35]当然，从某个客观角度来看，如果根本供养不起那么多人，或如果人们以某些方式使用他们的环境，则人口稀疏的区域也可能受到沉重的生态压力。因此，在第三部分，我区别了人口稠密区和我所谓的“人口饱和”（fully populated）区。所谓人口饱和区，即除非有重大的节省土地的技术变革和制度性改良，或有更多机会透过对外贸易取得土地密集型商品，否则已没有大幅成长空间的区域，即使它们的每英亩人口数少于别的区域亦然（举例来说，有鉴于18世纪的英国拥有更低的每英亩产量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其“人口饱和”程度可能比孟加拉还高，即便是在其人口密度较低之时亦然）。但这个评断标准也使人把焦点放在西欧、中国和日本，以及较低程度地把焦点放在印度。我们还可以针对稠密人口、资讯集中使用和特定技术与制度变革的可能性来提出进一步的论点，但这些论点较不那么简单明了。
最后一个较禁不起思辨论证的观点，乃是由于我本身所受的训练，使我写起中国、欧洲、日本比写其他地方更为得心应手，并使我在关于这三地的研究成果上，更易于取得相对来讲较丰富的既有资料。詹姆斯·布劳特（James Blaut）所谓的“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是个有用的起始点，但具有我们必须借助观察来发现的局限之处。根据其说，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点（在他的分析里是1492年），非洲与欧亚大陆许多彼此相关联的部分，在持续发展的动能（dynamism）与“现代性”上具有大略相似的潜力。[36]如果最终此说可运用于每个地方，那会是很值得注意的巧合，但许多证据都表明它并不适用于每个地方。诚如前面的推敲，我个人推测，人口密度最终会是极重要的因素，因此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比如北印度，最终会比中亚乃至奥斯曼帝国，更适合与中国、日本和西欧划归为同一类[37]（在这方面，有一点大家应切记：若有人在十年前试图写这样的书，他将会比我更难找到著作来支持有利于中国的解释；而若是在二十五年前，就连有关日本的著作都会很难找到）。但由于现今可取得的著作（受限于我个人和既有的知识局限所取得的著作），本书所特别着墨的地理范围似乎已足够，至少已足以使我们对有待思索的问题提出新疑问。我比较仔细检视的地方并未涵盖全世界，而且世界其他地方也并非只有在与我所检视的那几个地方互动时，又或者是充当负面例子（举东欧为例，通过点出东欧与中国、西欧两地的差异远大于西欧和中国彼此间的差异，来阐明中国、西欧有多少共通之处）时才显得重要。但我认为，就重新思考我们当今的工业化时代发源地来说，这样的地理分类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