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的话
首先，我要感谢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她的慷慨许可，才使得温莎皇家档案馆的材料能够为我所用。她毫无保留地允许我查阅她的先父，乔治六世国王的全部战时日记，使我成为第一个自由查阅这些资料的丘吉尔传记作者。对于这一点，我尤为感激。
我的素材来源，很多都属于非公开文献。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以下诸位友人。感谢戴维·卡梅伦允许我查阅契克斯庄园1940年—1945年，以及1951年—1955年期间的访客簿；感谢乔治·奥斯本与弗朗西斯·奥斯本夫妇允许我查阅多恩伍德庄园的访客簿，以及那里记录柯林斯式小型台球得分情况的“黄金册”；感谢尼古拉斯·索姆斯爵士允许我成为继马丁·吉尔伯特爵士之后第一位研究“其他俱乐部”资料的丘吉尔传记作家；感谢彼得罗内拉·怀亚特允许我查阅伍德罗·怀亚特的日记；感谢沃克一家为我提供玛丽安·福尔摩斯的战时日记；感谢约翰·汤森允许我查阅第二代伯肯黑德伯爵的文件；感谢索尔兹伯里侯爵对丘吉尔所做的回忆，感谢他允许我引用哈特菲尔德庄园里加斯科因-塞西尔的文件，罗宾·哈考特·威廉姆斯在那里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感谢雨果·维克斯友善地允许我使用他的祖父，维高达证券行创始人塞西尔·维克斯所保存的大量账本，来调查丘吉尔的股票交易记录；感谢理查德·帕克斯法官允许我引用他祖父未出版的安特卫普和加里波利回忆录，本·思特里克兰德允许我引用史密斯上尉对恩图曼战役的叙述，尼克·索恩允许我引用维维安·考克斯中校的日记；感谢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丘吉尔图书馆与中心（NCLC）的迈克尔·F.毕晓普，他同时也是国际丘吉尔学会的主任，还要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盖尔曼图书馆的伊丽莎白·卡普兰，他们允许我在NCLC正式开放前研究丘吉尔在战时的活动月卡，对此我不胜感激。
我还要感谢埃尔维尔的威廉姆斯夫人讲述有关为丘吉尔工作的事；感谢杰里·德密希尔陪同我在古巴中部进行了500英里
的往返旅行，去看了丘吉尔第一次听到愤怒的枪声的地方；感谢乔伊·亨特对战时内阁联合规划秘书处工作的回忆；感谢默文·金审核了我关于丘吉尔决定重新加入金本位制的那段内容；感谢国际丘吉尔学会的劳伦斯·盖勒和戴维·弗里曼；感谢公立学校击剑比赛组织的罗德尼·弗朗西斯；感谢比尔·罗迪与亚历克斯·罗迪夫妇让我参观了丘吉尔在莫佩斯大厦11号的公寓；感谢丘吉尔的Fladgate’s律师事务所的西蒙·厄金斯；感谢Hurlingham俱乐部的凯莉·斯塔仁；感谢布莱尼姆宫的约翰·佛斯特，亨利塔·斯宾塞-丘吉尔夫人，卡伦·怀斯曼和迈克·戴伊；感谢牛津大学博德莱恩图书馆之韦斯顿图书馆的杰里米·基尔维恩；感谢皇家档案馆的比尔·斯多金和艾莉森·德里特；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简·坎农；感谢帝国战争博物馆的简·菲施；感谢约尔·克里帕克和里卡多·瓜尔达拉莫·罗曼在古巴为我提供的帮助；感谢苏珊·斯科特，科琳·康拉斯和埃尔维尔的威廉姆斯夫人在“其他俱乐部”的资料方面所提供的帮助；感谢拉里·阿恩，苏林·盖革以及密歇根希尔斯代尔学院丘吉尔档案小组的所有成员，感谢他们为记录丘吉尔所有的文字遗产所做的杰出工作；感谢克莱尔·卡瓦纳和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感谢英国上议院档案办公室的克莱尔·巴特利，感谢她在查阅政府资料方面的帮助；感谢马克·福斯特-布朗提供了他的祖父、海军少将罗伊·福斯特-布朗关于1944年12月丘吉尔访问雅典时的回忆录；感谢哈罗公学档案馆的苔丝·福克斯；感谢马赫迪对他祖父马赫迪的追忆；感谢英国科学院的P.W.H.布朗；感谢朗利特档案馆的凯特·哈里斯博士；感谢乔治·C.马歇尔基金会的罗伯·哈弗斯博士；感谢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利德尔·哈特档案馆的戴安娜·曼尼普德；感谢罗德尼·梅尔维尔和弗朗西斯卡·麦科伊允许我用一天的时间查看契克斯庄园的访客簿；感谢苏黎世大学的佳妮娜·格鲁纳尔让我参观了丘吉尔1946年演讲的讲台；感谢约翰·李带我去了丘吉尔1945年3月横渡莱茵河的地方，参观了丘吉尔在普洛格斯蒂尔的战壕阵地；感谢拉斐尔·塞拉诺带我参观了老海军部大楼；感谢埃文女士准许我研究了安东尼·艾登的文件；感谢格雷旅馆的蒂莫西·沙特尔沃恩，那是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见面的地方；感谢英国国家海军博物馆的希瑟·约翰逊；感谢查特韦尔庄园的佐伊·考贝克和凯瑟林·巴内特；感谢美国“温斯顿·丘吉尔号”军舰的船长和船员；感谢约翰·马瑟博士与我们探讨了丘吉尔的健康问题；感谢克里斯托弗·克莱门特-戴维斯对其祖父与丘吉尔的关系所发表的深刻见解；感谢巴纳比·列侬邀请我在哈罗公学丘吉尔歌会上发表演讲；感谢桑德赫斯特学院的格雷戈里·弗里蒙特-巴恩斯和安东尼·莫顿博士；感谢杰弗里·帕丁顿所做的回忆。多那泰拉·弗里克友好地带我参观了海德公园门28号，那是丘吉尔去世的地方。
与其他历史学家一起讨论丘吉尔的经历令我受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乔纳森·阿肯、拉里·阿恩、威尔弗雷德、克里斯托弗·M.贝尔、约翰·比尤、保罗·比尤、康拉德·布莱克、杰里米·布莱克、乔纳森·布莱克、罗宾·布罗德、赫斯特、斯蒂芬·布扎奇、迈克尔·伯利、彼得·卡迪克-亚当斯博士、戴维·卡纳迪恩、罗纳德·I.科恩、保罗·库尔特奈、罗德尼·克罗夫特、巴里德·摩根、戴维·迪尔克斯、沃伦·多克特、安东尼亚·弗雷泽夫人、马库斯·弗雷斯特、苏林·盖革、理查德·格里菲思、雷夫·黑德尔-曼科、詹姆斯·霍兰德、迈克尔·霍华德爵士、约翰·休斯-威尔逊、伊恩·科莎爵士、沃伦·金伯尔、阿尔伯特·科纳普、吉姆·兰卡斯特、西莉亚·李、约翰·李、刘易斯·E.莱尔曼、迈克尔·麦克曼米恩、艾伦·马林森、约翰·H.毛雷尔、威廉·莫里西、詹姆斯·马勒、菲利普·里德、肯尼斯·伦德尔、拉里·罗宾逊、凯文·鲁安、道格拉斯·拉塞尔、西莉亚·桑迪斯、彼得·萨维尔、理查德·W.史密斯、吉莉安·萨默斯凯尔斯、尼古拉斯·斯塔卡德、齐塔·施特尔策、本·思特里克兰德、布莱德利·P.托尔帕宁和库尔特·佐勒等人。著名的丘吉尔历史学家保罗·艾迪生阅读了此书的校样，非常感谢他所做的相关评论。
我还要感谢以下部门的工作人员：古巴阿罗约·布兰科博物馆、英国皇家植物园国家档案馆、伯明翰大学吉百利研究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藏书馆、达克斯福德的帝国战争博物馆、丘吉尔作战室，为我展示丘吉尔1895年和1946年访问古巴时所住的哈瓦那Inglaterra和Nacional酒店、马拉喀什马穆尼亚酒店、比利时普洛格斯蒂尔的塞子街体验中心，以及伦敦国王学院的李德·哈特中心。
我要感谢那些在本书出版前阅读了书稿并提出修改建议的人，包括保罗·艾迪生、格雷格·伯曼、迈克尔·F.毕晓普、罗宾·布罗德赫斯特、鲁迪·卡门特、理查德·科恩、保罗·库尔特奈、我的妻弟保罗·戴利、马克·法伊格、艾伦·霍布森、理查德·兰沃兹、约翰·李、杰里·德密希尔、理查德·芒罗、斯蒂芬·帕克、李·波洛克、伊莱休·罗斯教授、彼得·萨维尔、马克斯·夏皮罗、吉勒斯·沃克莱尔、摩西·万德及彼得·怀利。我还要感谢默林·阿姆斯特朗、理查德·科恩、我的儿子亨利·罗伯茨、马修·萨德勒和加布里埃尔·怀特曼等人为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
还要特别感谢艾伦·帕克伍德以及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丘吉尔档案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凯瑟琳·汤姆森、海蒂·埃吉曼、萨拉·里维利、娜塔莎·斯文斯通和安德鲁·莱利等人。几年来，这些出色的档案工作者对电视摄制组表现出了容忍和大度，为我转译了丘吉尔那些难以辨认的文字，为我提供了照片，并与我共进午餐。他们一直都非常友善、友好、乐于助人，而且非常高效。
丘吉尔的家人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伦道夫·丘吉尔、埃德温娜·桑迪斯、西莉亚·桑迪斯、明妮·丘吉尔、艾玛·索姆斯和尼古拉斯·索姆斯爵士，以及已故的玛丽·索姆斯夫人。同样，迈克尔·F.毕晓普也是一块我可以依靠的磐石。
我对理查德·兰沃斯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是了不起的“希尔斯代尔丘吉尔项目”负责人，没有他，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多年来，我们与他，以及保罗·库尔特奈之间关于丘吉尔方方面面的电子邮件数量已经达到四位数，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渗透到本书的每一页，尽管，毫无疑问，本书仍有许多与他们的意见相左的地方。与他们的互动是我写作本书的最大乐趣之一。
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一书中曾经写道：“写一本内容丰富、长篇大论的书就像身边拥有一个朋友和伴侣，你总可以从他们那里寻得安慰和快乐。随着一个崭新的、不断扩大的兴趣领域在我们的头脑中被点亮，他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更有吸引力。”我要感谢我的编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和乔伊·得门尼尔，我的经纪人乔治娜·卡佩尔，我的技术编辑，目光如炬的彼得·詹姆斯，还有我的图片编辑塞西莉亚·麦凯，以及企鹅出版社的理查德·杜吉特和本·辛尼，感谢他们的友谊、幽默、劳模式的工作和高超的专业技能。斯蒂芬·瑞恩再次担任了一名出色的校对人员。
非常感谢我的妻子苏珊，她陪我游历了加里波利、古巴和广岛，也非常感谢她四年多来一直与这本书生活在一起，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帮助、支持和鼓励。正如丘吉尔在《我的早年生活》一书的最后一句话中所说的那样：“我结了婚，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安德鲁·罗伯茨
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