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年轻的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一家
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于1904年3月7日出生在萨勒河畔的普鲁士城市哈雷。[69]他的名字反映了其家庭的音乐背景和兴趣：他的父亲布鲁诺·海德里希是个还算一流的作曲家和歌剧演唱者，作为哈雷音乐学院的院长和创始人，他得到了全国认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哈雷音乐学院做钢琴教师。在给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名的时候，他们从周围的音乐世界中汲取了灵感：“莱因哈德”是布鲁诺的第一部歌剧《阿门》中悲剧英雄的名字，这部歌剧于1895年首次亮相；“特里斯坦”是向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致敬；“欧根”，则是他故去的外祖父欧根·克兰茨教授的名字。欧根·克兰茨是德国最享有盛誉的音乐学院之一——德累斯顿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70]
莱因哈德的出生，与德国一段发生着飞速改变和无尽乐观的时期刚好重合。在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统治下，德意志帝国已变成了欧洲的强国：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卓越，而且科学、技术、教育和市政令全世界都眼红。但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现代化也有其较黑暗的方面，最显著的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渴望，即成为影响力能够赶上经济和文化成就的世界霸权。因此，我们最好这么形容，海德里希所出生的德意志帝国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在政治上，它由一个准备通过草率的对外政策来增强国家的国际地位的领导层实行着半独裁统治；而在文化和科学上，它又是超现代的。[71]
莱因哈德的父亲布鲁诺·海德里希，是自1871年以来根本改变了德国且几乎没有被打断过的经济繁荣的受益者。在那时，经过三次分别对抗丹麦（1864）、奥地利（1866）和法国（1870—1871）的胜利战争，德国这个民族国家已从形形色色的王国、大公国、侯国和自由城里凸显出来。布鲁诺于1863年2月出生于勒本的萨克森村一个新教工人阶级家庭，他在早期经历了艰苦的生活和经济困难。他的双亲欧内斯汀·威廉和卡尔·尤利乌斯·莱因霍尔德·海德里希，从勒本一路搬到了因陶瓷制造业而举世闻名的迈森城，并从1867年起这家人就一直在此居住。此前，卡尔在勒本只是个一贫如洗的家具木工学徒。1874年5月，卡尔·尤利乌斯因结核病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就早早去世了，留下了年龄在三到十三岁之间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72]
卡尔·海德里希的早逝，将他的家庭置于经济上的绝境。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遗产，布鲁诺的母亲被迫为了自己和六个孩子的生计去打零工。布鲁诺·海德里希后来回忆道，自己有个“艰难、伤感的青年时期”，在那时，他不得不在他的弟弟妹妹们面前扮演“挣钱养家的人和教育者”这个双重角色，尤其是在他的哥哥莱因霍尔德·奥托在十九岁死于结核病之后。欧内斯汀发现很难养活孩子们，于是她就去寻找一个新的经济支柱，并于1877年5月和一个新教徒铁匠古斯塔夫·罗伯特·苏斯结婚了。他比她年轻十三岁，而且只比她的儿子布鲁诺年长九岁。尽管苏斯本人并非布鲁诺的父亲，也不是犹太人的后代，但在接下来的年月中，正是苏斯那听上去像犹太人的姓氏，才会激起对海德里希并非雅利安人血统的猜疑。[73]
由于布鲁诺的家庭背景并不优越，他做出进入职业音乐家这个行业的决定就显得不同寻常，并且需要很高的天赋和很强的动力。受过专门培训，在音乐厅和歌剧中表演的职业音乐家，在德国是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德国第一个完备的音乐学院仅能追溯到1843年，由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在莱比锡建立；很快便成为严肃音乐合奏典范的柏林爱乐乐团，则建立于1882年。音乐教育也十分费钱，而布鲁诺的母亲没有闲钱可花。但是，布鲁诺并没有轻易退缩。十二岁还在迈森上学的他就开始拉小提琴和吹中号，接下来又拉低音提琴和吹大号。这个爱好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必要的收入来源：他和他的弟弟理查德通过在当地的集会上唱歌来赚钱贴补家用。布鲁诺作为一名歌手的天赋并没有被无视。在他十三岁之前，他已经作为迈森青年乐团的一员，在公开演唱会上进行独唱表演了。[74]布鲁诺的才华和决心得到了来自小小的迈森社区之外的认可：1879年4月，他赢得了一份在享有盛誉的德累斯顿皇家音乐学院进修作曲和演唱的三年学位奖学金。这所萨克森最杰出的音乐教育机构，由他未来的岳父，皇家议员欧根·克兰茨教授担任院长。[75]1882年7月，布鲁诺以最高荣誉从德累斯顿音乐学院毕业，并开始在迈宁根和德累斯顿的宫廷乐团拉低音提琴。在松德尔斯豪森宫廷剧院上演（1887）的由弗里德里希·冯·弗洛托创作的喜剧歌剧《玛尔塔》中，他客串饰演利奥尼；在魏玛上演（1889）的《罗恩格林》和在马格德堡上演（1890）的《唐豪瑟》和《浮士德》中，他都扮演同名角色。之后，他在什切青、科沃尔布热格、亚琛、科隆、哈雷和法兰克福，接下来又在安特卫普、日内瓦、布鲁塞尔、维也纳、布拉格和马林巴德的国际舞台上作为英雄男高音演出。海德里希获得了极大成功，但这并不足以支持其职业男高音生涯的持续发展，尤其是他还要继续在经济上资助他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是她在第二段婚姻中生下的。即便如此，他早期的成功还是为他锁定了一份去拜罗伊特的邀请函。1890年夏，他在那里为瓦格纳的遗孀柯西玛演唱了瓦格纳的《罗恩格林》、《帕西法尔》、《纽伦堡的工匠歌手》和《黎恩济》四部作品中的片段。在瓦格纳于1871年在拜罗伊特的法兰克小镇外围青山上筹建的节日剧院，海德里希也许取得了事业上的重大突破，但他与拜罗伊特瓦格纳音乐节签约的梦想却注定不能实现。他再也没被邀请回到那里。[76]
布鲁诺·海德里希没能成功地在拜罗伊特找到一份工作，这一点是在战后人们误以为他是“一个二流或三流音乐家”的原因之一。这一评价无疑是过度受到了他儿子在第三帝国犯下的罪行的影响。[77]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家布鲁诺·沃尔特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科隆见过布鲁诺·海德里希。作为一个德国犹太人，在纳粹的逼迫之下，他于1933年流亡。在战后，他陈述道，莱因哈德的父亲有一种“毫无魅力、不再完全饱满的声音”，而且他被同事们认为是个“可疑人物”。“纳粹的刽子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沃尔特补充道，“是这个男人的可怖的儿子，当我读到关于那个施虐狂的事情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个声音难听的平庸歌手……他被命运选中来生下一个魔鬼。”[78]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第三帝国犯下的罪行，使得沃尔特战后的这番评价让人困惑。他的评价和与他同时代的人对布鲁诺才华的估量截然相反。同时代的人认为，他在同仁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用音乐评论家奥托·雷策尔的话来说，布鲁诺·海德里希于1896年在科隆城市剧院表演的齐格飞，因在“音乐上无可挑剔”而卓越；另一位评论家称赞他于1901年在不伦瑞克表演的弗拉·迪亚沃罗是“一次绝对完美的扮演”。[79]成功又衍生出了更多的成功。在1895年，在他遇上沃尔特的同一年，海德里希被邀请到美因茨，担任汉斯·普菲茨纳的《可怜的海因里希》中的主要角色。普菲茨纳在科隆的时候跟海德里希成了熟人，他对海德里希在演绎齐格飞时“音乐上和思维上都很敏锐”的表演感到那么钦佩，因此邀请他来担任自己新的剧作中的主角。[80]
在作为一名歌剧歌手参与职业活动的同时，布鲁诺越来越多地投入创作当中，并最终写了不少于五部歌剧：《阿门》（1895）、《和平》（1907）、《偶然》（1914）、《里拉琴女郎》（1921）和《永恒之光》（1923）。布鲁诺的作品并不算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最精良的创作，但在古典音乐的故乡，有几出戏剧能和像贝多芬、门德尔松、瓦格纳和施特劳斯这样的作曲家的作品一起上演，这本身就标志着很大的成功。从形式和内容上来说，他的创作灵感来自瓦格纳这个杰出的榜样——瓦格纳是他那个年代首屈一指的先锋派艺术家，其由四个部分组成的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1876）把音乐浪漫主义带到了全新的且可能无法再被超越的高度，由此彻底改变了国际歌剧圈。瓦格纳作品的重要主题——爱、权力和善与恶之间的永恒碰撞——深深地影响了布鲁诺·海德里希自己的作品。在瓦格纳最后几部音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工匠歌手》和《帕西法尔》中，这些主题发展得最为有力。它们在布鲁诺的第一部歌剧《阿门》中就显现出来了。这部歌剧于1895年9月在科隆首演后获得了极高的赞赏。[81]
像瓦格纳剧中的英雄齐格飞和特里斯坦一样，《阿门》中的主人公莱因哈德终究是个悲剧人物，经受过宿命和剧中恶棍狡猾行径的考验。这个恶棍是农民领袖托马斯，他象征着在德意志帝国具有威胁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崛起。和托马斯这个以无情的刀刺在背的方式杀了莱因哈德的跛脚恶棍形成对比，莱因哈德是个日耳曼的英雄人物，他有着极高的道德、智力和身体素质——素质之高，足以让布鲁诺以莱因哈德这个名字给他的长子命名。
这部歌剧的成功带来了全国的认可和一定程度上的物质保障，这就让布鲁诺得以和他的导师克兰茨教授的女儿在1897年12月成婚。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母亲伊丽莎白·安娜·阿梅利亚·克兰茨，在结婚的时候二十六岁，并且在很多方面跟她的丈夫截然相反。布鲁诺是个气度不凡的高个子，略微超重，有着鬈曲的黑发，他欢快又有趣，在谈话中时不时地插入一些夸张的戏剧手势；而伊丽莎白呢，则体格又小又轻，举止严肃，且很有教养。[82]并且，伊丽莎白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被养大的，因此她是宗教少数派的一员。天主教徒占了帝国人口的36%，而且跨教派之间的联姻是很罕见的。伊丽莎白的母亲玛丽亚·安东尼是包岑一个富商家庭的女儿，她在培养几个孩子的时候，会让他们对自己出身富有资产阶级上层家庭的社会地位有完全的意识。她的两个儿子被送去伦敦锻炼经商、学习外语技能；在父亲的音乐学院受训成为钢琴家之前，伊丽莎白在卢加诺的天主教修道院接受教育。这样的养成对于富裕家庭的女儿们来说很平常，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为了支持丈夫们的社会抱负，妻子们被越来越多地期望受过全面教育、有艺术才能和音乐能力。[83]尽管这对夫妇的成长环境和性格不同，但海德里希的婚姻却是场爱情的结合。他们对音乐都有着深深的热情，而且他们对彼此的倾慕足够强烈，以至于克服了在社会地位、财富和宗教养成方面的显著不同。
受到《阿门》的成功的鼓舞，布鲁诺·海德里希对他的第二部歌剧《和平》怀着雄心壮志。他想让这部剧在柏林宫廷歌剧院上演，这将象征着皇室的认可。在德意志帝国，官方认可和皇室资助是很重要的。然而，布鲁诺高远的志向却落了空。1907年1月27日，为了庆祝威廉二世皇帝的四十八岁生日，《和平》在美因茨首演了。皇帝对于布鲁诺的戏剧缺乏兴趣，这部分是由于其内容：这部三幕的歌剧背景设定在16世纪，有着强烈的宗教暗示，而且围绕着天主教当中的罪与赎罪这两个概念展开——这对于德国新教教会的首领来说并没有吸引力。[84]公众对《和平》褒贬不一的评价让海德里希失望了，他登台亮相的频率也变得更低了。尽管他作为一个作曲家并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突破，但他还是留下了涉猎广泛的作品集，其中包括了五部歌剧、数份钢琴谱、合唱音乐作品、抒情三重奏和室内乐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总共有六十份曲谱，这让他在20世纪早期的德国音乐史上稳稳地坐在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上。[85]
然而，布鲁诺最大的成功是他在做音乐教师时获得的。和克兰茨家庭联姻后，在1898年伊丽莎白的父亲在早早去世后留给她的巨额遗产的帮助下，海德里希夫妇搬去了哈雷这座城市——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的出生地——在这里，布鲁诺依照着著名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法施享誉世界的普鲁士歌唱学院的模式建立了哈雷合唱学校。尽管哈雷早已是德国最佳的大学城之一，是古斯塔夫·冯·施穆勒（1838—1917）这样的国际知名学者的家乡，而且是德国最古老的科学院——利奥波第那科学院的所在地，它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都是个寂静的、中等规模的省城，有着不足五万居民。但是，在海德里希夫妇到来之时，哈雷已跻身德国欣欣向荣城市的行列。哈雷的繁荣是基于采矿和化学工业的迅速扩张，并且越来越多的地方银行让它变成了一个有着十五万六千人口的德国第六大城市。[86]
在这一根本变革过程的众多受益者之中，中产阶级得到了最多的成功。随着他们日益增长的财富，跟中产阶级特有的教育文化——通过接触文学、音乐和美术来受到教育和熏陶——相关联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尽管其政治精英是落后的，但德意志帝国却是个有着超现代文化圈的国家，在这里，这些艺术受到广泛重视并被官方推广。[87]当布鲁诺在哈雷开展自己的事业之时，音乐已成了中产阶级的日常消费品，它构成了资产阶级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媒介——钢琴，在19世纪晚期已成了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里一件添置得起的财产。由于在19世纪中期，钢琴的生产从手工作坊转到了工厂，在1870年到1910年间，德国钢琴的产量增长了八倍。相应地，钢琴的价格降了一半，它也成了中产阶级养成的核心部分。给业余演奏者谱写的简单乐谱，是中产阶级娱乐和文化当中的一个中心特征。[88]
1901年，布鲁诺小小的合唱学校变成了一个完全成熟了的音乐学院，专攻钢琴和歌唱课程。它是哈雷同类型机构里的第一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发展是迅速的。这个越来越富有、快速成长的城市中的公民们，能够负担得起将他们的孩子送进音乐学院。一年中有几次，布鲁诺的学生们在公众音乐会上登台表演，这很快就成为哈雷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89]在他取得事业上成功的同时，布鲁诺设法将他自己完全融进了哈雷的社交圈。和那时的其他欧洲城市一样，哈雷的会所和协会保持了为中产阶级社交联系的首选框架。1900年，哈雷登记处列出了四百三十六个私人会所和协会，其中很多都是为受过大学教育且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并且安排文学之夜、音乐会、球赛和其他类似有益身心的社交活动。在这些组织当中，最有社会影响之一的是三骑士共济会分会。该组织的会员既有大学教员，也有来自更广泛的商业群体的成员。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布鲁诺是何时加入的分会，但在20世纪的头几年，他反复地在该分会的场地组织音乐会。[90]
布鲁诺也是苏拉菲亚协会哈雷分支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全由男性组成的组织于1859年建立于布拉格，目的是跨国界地发展艺术、增进友好和友谊。成为苏拉菲亚的一员，对于一个像布鲁诺·海德里希这样的艺术家来说并非不同寻常。更多和他同时代的显赫人士，像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莱哈尔和奥地利诗人彼得·罗塞格尔都是这个遍布中欧各处的协会的成员。作为当地的名人，布鲁诺也成为这个城镇几个音乐协会的荣誉成员，比如哈雷合唱团——一个成立于1834年的男子合唱团。1909年，在该合唱团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时候，他创作了一曲《致男子合唱团的赞美诗》。并且，合唱团的成员和他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屡次登台合唱表演了这首曲子。[91]
与此同时，哈雷音乐学院继续蓬勃发展。学生的数量快速增长，从1902年的二十名增至1904年的一百九十名，需要十一位常任教师、四位助教和一位秘书。此时，海德里希夫妇也能够雇得起两个女仆和一个管家。伊丽莎白负责管理家族生意的财政和行政方面。她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些东西若是落到她那有艺术天赋却在理财上无能、花钱比挣钱快的丈夫手里，早就被挥霍一空了。布鲁诺的音乐才能和社交本领，再加上他妻子的财富，共同为海德里希家在哈雷社区里锁定了一个受尊敬的地位。他们和哈雷的市长和当地报纸《萨勒报》的编辑培养了私交。这家另一个要好的朋友是菲利克斯·冯·勒克纳伯爵，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将会因为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海战英雄之一而出名。[92]
因此，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出生在一个财力雄厚、社会地位很高的家庭。这个家庭努力地过着有条理的生活。在世纪之交，对于一个蒸蒸日上的德国中产家庭来说，这种以循规蹈矩、勤奋工作为特征的生活是典型的。海德里希的母亲全身心地投入家务和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之中，偶尔也会在她丈夫的音乐学院做一下钢琴教师，他的父亲布鲁诺则主要是在其院长的工作中大放光彩。在海德里希家里的这种男女有别的分工在当时很常见：父亲是不可动摇的一家之主，做出关于孩子的抚养和教育的所有重要决定；而母亲则照料孩子的日常需求——对于海德里希家来说，母亲是跟家庭女教师一起分担这个角色的。女孩子们，包括莱因哈德的姐姐玛丽亚，为她们成为被期待的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做着准备；而男孩子们则被当成将来各自家庭的经济支柱和一家之主来培养。[93]
在莱因哈德出生四个月之后，1904年的夏天，海德里希一家搬进了一个大得多的房子。学生数目的膨胀，以及由此导致的空间短缺，迫使布鲁诺开始寻找新的场地。在1904年7月，布鲁诺的音乐和戏剧学院从玛丽大街的两栋独立建筑搬到了邮政大街——哈雷市中心较为宜居的几个街区之一。这片有着宏伟建筑的街区，给完全围绕着中产阶级群体的教育和代表性需求展开的海德里希家族生意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环境。新的音乐学院也给拥有它的家庭提供了一个宽敞的家，有更多数量的教室和乐器，并且还有自己的排练舞台。[94]
年轻的莱因哈德明显受益于他父母的音乐才能。作为长子，他有一天会继承音乐学院。这个注定了的职业，要求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严格的音乐培训。甚至在他1910年开始上小学之前，就已经学会识谱了；他能完美地演奏车尔尼的钢琴练习曲，而且已经开始上小提琴课。他的父亲鼓励他在音乐方面的兴趣，并在1910年他只有六岁的时候，父子二人在哈雷城市剧院参加了一场杰出的音乐盛事：跟拜罗伊特的演员们一起演绎了《尼伯龙根的指环》。这种对浪漫主义音乐的激情，尤其是对瓦格纳歌剧中神话世界的激情，会伴随莱因哈德的余生——这种激情是他和将来纳粹德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所共同拥有的。[95]
海德里希家里的日常生活，是按照精准制定和一贯保持的规则进行的。伊丽莎白·海德里希极其严肃地对待宗教教育，积极参与教会生活。两次转折让海德里希一家离开新教，改投了天主教会。莱因哈德的外祖父欧根·克兰茨在与信仰天主教的玛丽亚·安东尼结婚的时候就不再信仰新教。在下一代，新教徒布鲁诺·海德里希在他妻子的要求下转信了天主教。在一个新教徒主导的社会，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作为一个在德国人生活中始终重要的力量，宗教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就获得了新的、更为突出的重要性。文化斗争——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以将布道坛“用于政治目的”为由起诉和逮捕了几百位天主教神父，是他意图打破政治天主教的不成功的尝试——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留下了互相猜忌的苦果。[96]
然而，在海德里希出生之前，忏悔室里敌意的强度已经在减弱。在平民百姓中间流行的天主教有着如下趋势：远离19世纪70年代的保守文化，向着明显的爱国主义态度转变，意在反驳德国天主教徒的忠心大多在罗马而非帝国这个指控。然而，在海德里希生活的早期，宗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20世纪早期，新教教堂的出勤率已大幅降低，而天主教堂的世俗化进程却不那么剧烈，人们也更坚持对天主教传统的奉行。[97]海德里希一家人也属于坚守天主教的那么一群人。伊丽莎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带领着孩子们做晚间祷告，并且在周日，全家人都去参加弥撒。莱因哈德在当地的天主教堂当祭坛男孩。[98]刻意维持天主教教义，是在他早年的生活中少有的几件怪事之一，尤其是考虑到在20世纪30年代他持有激进的反天主教的立场。这让他在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的哈雷城里成了极少数派的一员。根据1905年的一份人口普查，哈雷的十七万居民中有94%是新教徒。相比之下，天主教社区的成员数量只有七千出头。[99]
考虑到他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对于身体强健的痴迷，他童年的另一件怪事就是他的体弱多病。作为一个身材纤细、瘦小，又体质差、易生病的孩子，莱因哈德从小就被父母鼓励参与每一项体育运动：游泳、跑步、足球、帆船、骑马和击剑。海德里希一生对于体育的激情就从这里开始。[100]一家人的夏日假期，经常是在风景如画的波罗的海海岸、乌瑟多姆岛上时髦的海滨小镇斯维内明德度过的。对于海德里希家的孩子们来说，这一定是一年中最让人兴奋的时候。他们的整个假期都是在看风景、散步和享受乘船旅行及在海滩上的时光。[101]
与此同时，音乐学院继续繁荣发展：到1907年，它已拥有了总共二百五十名交费的学生，职工的数量也上升到了十九名。仅一年以后，在1908年，音乐学院有三百名学生，数量多到足够促使海德里希一家考虑在将来扩大自己的生意了。[102]1908年4月——那时，莱因哈德刚满四岁——海德里希一家又搬家了。这次，他们搬进了位于古琴大街一栋大得多、雄伟得多、为他们专门建造的房子。在这里，莱因哈德度过了他童年和青春期的大部分时光。这栋三层的房子位于城市剧院附近一个高档的、很讲究地位的区域，它彰显了这个家庭不断增加的财富。这些财富来源于伊丽莎白在德累斯顿音乐学院的工资和布鲁诺持续扩张的哈雷音乐学院。在1911年以前，哈雷音乐学院已经创纪录地拥有了四百名学生，雇用了二十七名常任教师。[103]“那栋房子，”莱因哈德的一个校友战后回忆道，“给人留下繁荣的印象：铺着人造板的宽敞房间，很多银质餐盘，最精美的瓷器。”这栋郊区别墅有一个很大的音乐室，在那里时常举办社交晚会和音乐会，也会有校友来参加莱因哈德的生日聚会。[104]
一个同时代的建筑评论家表达了海德里希的家到底有多大，设备有多齐全：
鉴于布鲁诺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和他的社会抱负，他的长子会上高中这一点一直是很明确的。在那时，中学教育是为一小部分有特权的、几乎全是男性的精英保留的。在20世纪初期，大约90%的德国学生从没有在小学之后继续念书。那幸运地上了中学男校的10%的人当中，则有约66%的人继续接受了人文高中教育。人文高中的终点是一份让中学生们有资格上大学的毕业证书。余下的34%的人去了技术高中——一个不那么学术的机构，其毕业证书不能让学生有资格上大学。[106]
到了莱因哈德该上中学的时候，他的父母决定把他送去当地的新型人文高中。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机构，体现了对不断改变、面向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科学乐观主义。新型人文高中旨在将古典人文高中的特征，即强调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并注重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训练，与20世纪早期现代教育的要求结合起来。跟德意志帝国多数新兴的工艺专科大学一样，新型人文高中起源于19世纪末期对技术的狂热和兴趣。这样的热情随后帮助德国成就了在所谓的基于技术革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的领导地位。在海德里希开始上中学之前，德国已经成为欧洲的工业强国，在国际上主导着化学、物理和工程领域。因此，布鲁诺将其长子送去一个新型人文高中的决定，不仅仅是莱因哈德成绩优秀的结果，也是那个时代技术和科学乐观主义的写照。新型人文高中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另一个层面上。当时，绝大多数的德国学校都是有教派的，而新型人文高中则跟任何一种宗教的说教都没有关联。在1906年，有不少于95%的新教徒的孩子和91%的天主教徒的孩子在他们各自教会的学校接受教育。因此，莱因哈德的受教育经历从不止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不同寻常的现代和有远见的。[107]
除了在德国高中里教授的主要科学科目——化学、物理和数学——之外，德国文学和文化以及现代语言也被着重强调：从一年之后开始教授法语，拉丁语从下四开始，在下五时引入英文。莱因哈德在学校的表现是超出一般水平的。由于其有文化修养的家庭背景，这一点也许并不奇怪。他在科学学科的成绩尤为突出，而且他在少年时期的职业理想是成为一名化学家。同时，他开始对犯罪小说和间谍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们中的很多都在报纸上有连载。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侦探小说——从夏洛克·福尔摩斯到尼克·卡特，再到纳特·平克顿——在德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它们捕捉到了年轻的海德里希的想象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20世纪20年代，他对这类题材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在1931年初次见到希姆莱的时候好好地发挥了一番他的专长。这两人都不知道怎么开展间谍活动，但海德里希运用从侦探和间谍小说当中学来的知识打动了希姆莱，以至于后者将建立党卫军情报机关的工作交给了前者：这个机关就是后来的保安局。[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