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开端（至公元727年）
——塞缪尔·罗杰斯
潟湖产生了威尼斯，并静静地环绕着它。在其周边地区，没有一座城市的环境能够保留如此多它诞生时的原貌。无论是从海上，还是从陆路穿过堤道，甚至是从空中抵达威尼斯的旅行者，在最初的威尼斯人为自己选择的平坦荒凉的茫茫水面以及芦苇和沼泽之上极目远眺时，每次都会更强烈地被威尼斯最早的居民们开创的这份伟业以及他们的蛮勇所打动。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这个有着约两百平方英里海水水域的威尼斯潟湖区，大部分地方水深不过齐腰，足够一个人涉水而过，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沿着其中纵横交错的较深海峡，威尼斯航运业开辟出了前往广阔外海的道路。这片海域中众多沙洲星罗棋布，它们由布伦塔河、西莱河以及诸如波河和阿迪杰河一类更大的河流从阿尔卑斯山携带的淤泥冲积而成；数不清的标杆与木桩被成行插入砂质海床，用来标记肉眼不可见的要素——龙虾笼与渔场，船难遗骸与缆绳，停泊处，浅滩，以及水上巴士定时往返于威尼斯城与离岛之间的推荐航线。不知为何在任何光线下，潟湖的海水都显现出一种缺乏色彩的状态，它没有深邃到呈现出地中海中部那种鲜艳饱满的、天鹅绒般柔和的蓝色，也没有显现出亚得里亚海水域所特有的那种收敛的绿色。然而，当白昼渐短的秋日傍晚，水面在雾蒙蒙的低垂夕阳下仿佛油画般闪耀时，那景象简直美不胜收，甚至使人们对那些着迷于他们壮丽城市的伟大威尼斯画家们感到惊讶，他们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兴趣竟然如此之少。这与荷兰人可能对此产生的反应简直有天壤之别！不过话说回来，威尼斯画派的风格本质上是欢乐的，而潟湖所有的美展现出的是难以言表的悲哀。有人会提出疑问：有哪一个理智的人会离开肥沃丰饶的伦巴第平原，身处这瘴气弥漫、沼泽遍布的荒地，在满是沙砾与茅草，消遣物仅有水流和潮汐的小岛屿上建立一个定居点，遑论一座城市呢？
这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因为只有一个足够有力的动机导致了这看起来极不合理的行动——恐惧。威尼斯最初的建造者们是一群担惊受怕的人。他们最初来自哪里无关紧要，或许他们来自伊利里亚，尽管有个同荷马一样古老的传说认为这些人是安纳托利亚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在特洛伊覆灭后西逃至此。然而差不多在公元400年，威尼斯的历史开始之际，在帕多瓦、阿尔蒂诺、康科迪亚以及阿奎莱亚等一连串罗马帝国沿亚得里亚海北部与西北海岸建设的壮观城市内，它的建设者们或许正享受着富裕优雅的生活，他们从潟湖获得食盐和新鲜鱼类，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如果有机会，这些人毫无疑问会继续这样的生活。然而在五世纪初期，蛮族铁蹄席卷而来。哥特人在他们的领袖阿拉里克率领下最先到来，于公元402年袭击了阿奎莱亚，并一路在伊斯特里亚和威尼西亚的富庶省份抢掠焚烧，震骇意大利全境。城镇里的人在蛮族到来之前纷纷逃散，去那些之前条件糟糕和人迹罕至的地方寻求庇护，这样一来敌人就无心亦无力再去那儿追击他们。因此，来到潟湖内的岛屿上就是最明智的选择。逃难到那儿的人相信，来自中欧内陆的野蛮人既缺乏船只，也欠缺海洋方面的知识，如果运气好的话，蛮族会忽视他们，转而将注意力投向大陆上更丰富、更诱人的战利品。他们是对的。之后的数年内，更多批侵略者跟着蜂拥而来，间歇性地席卷亚平宁半岛，于是愈来愈多的逃亡者穿越海峡和浅滩以求安全。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将罗马洗劫一空，十一年后，在公元421年3月25日周五的正午，威尼斯这座城市正式成形。
无论如何，威尼斯古老悠久的传说四处流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根据被当作传说依据的文件，威尼斯的建立更有可能离不开三位领事官的来访。此三人被帕多瓦派遣，要去里亚尔托的岛屿上建立一个贸易点。这个使节团很有可能曾经登上岛屿，甚至可能像文件所断言的那样，建立起一座奉献给圣雅各的教堂来庆祝此事。[2]不过可以肯定，帕多瓦人没怎么试着继续进行早期殖民，然而对提供了如此精确得可怕的日期的岛民来说，要萌发出独立的主体意识还为时尚早。在五世纪前半叶，岛民中只有一小部分将他们自己视为岛上的永久居民。每当一波蛮族人的侵掠过去，大部分人就会回到他们的家园——或者说侵略者留给他们的断壁残垣——试图重建旧的大陆生活。直到后来他们的后代才意识到，过去的生活已不能重来。
哥特人的袭扰只是一个开始。公元452年，匈王阿提拉，这更凶猛、更残酷的灾星到来了，他冷酷无情地挥军横扫北意大利，身后沿路留下满目疮痍。他同样袭击了阿奎莱亚，该城英勇地打了三个月的保卫战，直到围困它的匈人开始不习惯这样的抵抗，打算放弃攻城，转向攻击那些更易征服的受害者。然而某日阿提拉巡视城墙时，偶然抬头发现一群年轻的鹳带着它们的幼鸟飞离了城市。“他捕捉到了这一幕”——吉本的话语十分令人信服——“出于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这一微不足道的小插曲碰巧为迷信所用”，阿提拉将这情景当作阿奎莱亚在劫难逃的确实信号指点给他的将士们。在这种方式的鼓励下，匈人重整旗鼓，一两天后，这座曾经是罗马帝国第九大都会的城市就被掳掠得如同一只空贝壳了。
在这之后，更多城镇和庄园遭受相似的命运，前往威尼斯的难民潮也在不断增加。很多人继续选择在危险过去后重返大陆，但还有很多人发现新生活比他们想象中宜人，于是决定留下。故而在大陆的情势恶化的同时，岛上的聚居点成长起来，逐渐欣欣向荣。公元466年，不同聚居社区的代表在格拉多共聚一堂，目的是通过他们每年各自选举出的保民官来制定一个初步的自治政府体系。在此阶段，这个体系还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甚至其范围并不仅限于今日为我们所知的威尼斯，譬如格拉多就位于六十英里外阿奎莱亚正南方属于它自己的潟湖区内。然而这个彼此关系疏远的议会却比其他任何事物都要明确地标志着，以这个缓慢的宪制进程作为开端，威尼斯共和国终于开始发展演化。
诚然，自治政府与独立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地理上的隔绝状态使早期威尼斯居民得以在政治上超脱于震荡不安的意大利本土持续产生的剧变。甚至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与帝国不谙世事的末代皇帝，年轻的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蛮族人奥多亚塞废黜这件事，在潟湖之内亦未引起多大波澜。等到奥多亚塞转而被东哥特的狄奥多里克推翻，即便是狄奥多里克本人，也不太确定他可以指望威尼斯人的顺服到什么程度。狄奥多里克朝廷的杰出官僚卡西奥多鲁斯曾在公元523年亲自执笔，从位于拉文纳的首都寄给“海上的保民官们”一封信，对于例行的政府公务来说，信件文辞实在是略有谄媚之虞。“伊斯特里亚收获了酒和橄榄油，”卡西奥多鲁斯写道，
尽管卡西奥多鲁斯在上文中对威尼斯早期的居民做出了认可，但透过他天然华丽风格的文字，他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明显无疑的：纵然这些古怪的水上居民对中央政府极有助益，但仍需小心应付。然而对我们来说，他这封信件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最先展示了潟湖居民的生活。[4]它亦展示出日后威尼斯的伟业所倚仗的两大支柱——商业力量和海上霸权——即使在当时就已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贸易行为业已深深融入威尼斯早期居民的血液。他们用浅底盘收集的盐不仅仅是有价值的商品，还可以被用于保存人们从周围的水中和沼泽地轻松张网捕捉到的鱼和猎物。到六世纪中叶，威尼斯的平底贸易驳船沿河行驶在意大利北部与中部的景象，对当时的人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了。
同样，威尼斯初期的海军也在逐渐成形。在狄奥多里克的时代，就我们所知，它们被召集的主要目的是承担不定期向拉文纳运输必需品的工作。但狄奥多里克为亚平宁半岛带来的和平在他死后并未持续太久。尽管他最初的入侵在拜占庭帝国的支持下进行，但狄奥多里克随后的统治则是全然的专政，他不能容忍来自君士坦丁堡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干涉。在他治下，意大利再也不是东罗马帝国真正意义上的一部分。更有甚者，狄奥多里克和追随他的臣民狂热地维护他们的阿里乌斯教派信仰。根据该派教义，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神，而是一个纯粹的天父造物，并且因此地位仅次于他，这样的理论长期以来都被斥为异端，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教派的教义被大多数蛮族人所接触到的第一批传教士所传播，在当时仍被几乎所有的欧洲部族所信奉。狄奥多里克本人是个宽容的君主，他保护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并且颁布了对反犹主义判罚严厉的法令，但他臣民们的信仰最终使他们成为拜占庭帝国野心的攻击对象。因为此事，查士丁尼大帝在公元535年着手准备夺回帝国意大利遗产的大战役，皇帝将这一任务委任给他最具才干的将领，贝利萨留斯。
潟湖的居民们再一次保持，或者说他们目前仍有能力保持置身局外的立场。而这回出于不那么和平的目的，他们的船只再一次被紧急征召。公元539年，贝利萨留斯兵临拉文纳城下。威尼斯人被要求控制住他们的港口，准备对付任何可能携增援抵达的希腊船只，并且派出所有可供调用的较小型船去协助封锁敌人前往首都的路。
但拉文纳还是陷落了，意大利重新归入帝国版图；尽管距整个半岛重现和平还需要很多年，但威尼西亚和伊斯特里亚，这两个仍保持原有版图的罗马帝国昔日行省，已经准备好向他们的希腊新主人效忠。对这两地的居民来说这没什么困难可言。日常的事务管理一如往日掌握在他们自己选举的保民官手里，这些人同帝国朝廷的关系虽然疏远，却十分热情。公元551年，我们发现他们为贝利萨留斯的后继者，七旬宦官将领纳尔塞斯提供帮助，在洪水隔绝了拉文纳之后，将一个分遣队的伦巴第雇佣军通过海路送到了那里。作为回报，纳尔塞斯宣称将在里亚尔托的岛屿上修建两座教堂。一座以圣吉米尼亚诺与圣门纳命名——这两位圣人是十分奇妙的一对，这两者其一是摩德纳的主教，而另一位是遇难时间不详的弗里吉亚殉道者——可能就坐落于今日的圣马可广场正中；另一座的地址在现今圣马可大教堂内的圣伊西多尔小教堂，奉献对象是威尼斯的第一位保护圣人阿马西亚的圣狄奥多尔，现在还能在圣马可小广场西侧的那根圆柱上见到他和他龙形的鳄鱼。
威尼斯人在十二年间，以当时无疑是亚得里亚海最强的舰队两次对君士坦丁堡施以援手。他们可能因此被帝国的拉文纳总督（Exarch）和行省级别的统治者——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给予特别待遇，其中的一些在《阿尔蒂诺纪事》中得到了确定的暗示。《阿尔蒂诺纪事》成书于十二世纪，是本极其不合语法的、将史实和传说混为一谈的大杂烩，但不论它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更好还是更坏，这本书都是我们研究那段早期历史的基本文献之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稍显断章取义的故事：查士丁尼大帝于公元565年去世，这导致了纳尔塞斯的失宠与撤职，他的后任朗基努斯随后对潟湖地区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访问。在他到达之际威尼斯人送上的致辞值得在此加以引述：
除去这些暗藏轻蔑的言辞，朗基努斯似乎得到了足够热情的接待，“伴随着钟、笛子，以及西特琴等其他乐器奏出的音乐，响亮到仿佛能盖过天堂的雷电之声”。随后，威尼斯大使同他一起返回君士坦丁堡，并带着威尼斯和拜占庭之间签订的第一份正式合约归来，为了回报威尼斯人的忠诚和在需要时提供的服务，合约确保了威尼斯得到军事保护和遍布帝国全境的贸易特权。
《阿尔蒂诺纪事》宣称朗基努斯有意避免要求任何正式的宣誓效忠，于是接下来的一千年内，本地的爱国主义舆论就坚称威尼斯从未彻底臣服于拜占庭帝国。前文中所引述的语句，在差不多时隔六个世纪后仍被抄录，更不用说被人铭记于心，不过在此有另一种对这类态度的反映。只有到了近几个世纪，拜占庭学者们才无情地审视当时留下的证据，不容置疑地认为：无论早期的威尼斯人是否乐于接受他们的特权，他们和大陆上那些不幸的邻居们一样，一直都是帝国完全意义上的臣民。独立性并非像民主制度一般，在威尼斯诞生之日起就奇迹般地降临；多年以来，它缓慢且有机地成长着，这或许正是威尼斯共和国得以延续如此长时间的原因。
众所周知，与宦官作对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传言可信的话，纳尔塞斯被免职一事不只是阐明了他在政治上的现状，还给威尼斯——事实上给整个意大利——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这位老人曾无可挑剔地侍奉他的皇帝。尽管他已是可以期待舒适退休生活的高龄，纳尔塞斯仍然北上南下，转战全意大利，在一场接一场危急的战役中浴血奋战。即便公元553年他在维苏威火山山麓地带最终击败东哥特人之后，纳尔塞斯依然未竟全功。他立即开始从事整顿与重建的计划，直到十二年后被免职的打击在他八十七岁高龄时降临。在他被撤职之后，奇耻大辱接踵而至，因为纳尔塞斯已经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索菲亚皇后便送给他一根金纺线杆，邀请他前往她侍女们所住的套房，并在那儿纺线。“我要将她像转纺线杆似的搅成一团糟，”据说纳尔塞斯这样咕哝道，“让她在有生之年都无法找到麻烦的尽头。”他立即派出信使，满载地中海的各种水果，去谒见在现今匈牙利境内的伦巴第国王阿尔博因，邀请他领军南下，前来这片出产丰饶的土地。
阿尔博因接受了这个邀请，公元568年，伦巴第人掀起了蛮族人最后一次，也是历时最久的对意大利的入侵。长长的难民队伍再一次从各大陆城市动身前往潟湖的聚居地，然而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到来的难民不再是受惊的个别男女，不再保持着一种自我放逐的状态来等待较好的返回时期。这些人受够了随每一次新降下的人祸而愈发恶化的屠杀、抢掠与肆无忌惮的破坏。现在他们成群地到达威尼斯，往往一整个聚落一起行动。他们的主教作为领导者随行携带着圣物，人们准备等新家园中的教堂建成后，将它们安置在里面。这代表着对他们过去生活的一种象征性延续，是一种联系着过去和现在的有形纽带。
早期历史上，在此后伦巴第势力遍布意大利的七十年中，关于这些新移民的故事与传说相当丰富。举例来说，《阿尔蒂诺纪事》就记载了某城市的主教保罗如何听到天堂传来的声音命令他爬上附近的高塔顶端观星；同时天上的星辰如何指引主教看见——很可能是通过它们在水面反射的光形成的小径——必须带领他辖区所有教众前往的岛屿。他们在托尔切洛岛安顿下来，这座岛即是以主教曾经攀爬的那座“小塔”命名的。与此故事相似，在主教的带领下，即便并不总是有神圣的指引，阿奎莱亚人——阿奎莱亚这座城市在一个半世纪内已经是第三次变为废墟了——设法到达了格拉多，康科迪亚的居民到达了考尔莱，那些来自帕多瓦的人去了马拉莫科。最后，在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当政的公元639年，伦巴第人占领了奥德尔佐，那里的居民与希腊人的地方行政班底一同逃亡到位于皮亚韦河河口尚存村落的奇塔诺瓦。奥德尔佐是拜占庭帝国威尼斯省在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自其陷落之后，除了在伊斯特里亚半岛的孤立一隅，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行省被缩减成潟湖上的一些聚居点。奇塔诺瓦是它的地方首府，如今为了纪念皇帝而更名为赫拉克利亚（Heraclea）。但在人们眼里，托尔切洛至少具有与赫拉克利亚平起平坐的重要性，同样在639年，此地由皇帝希拉克略资助修建了一座纪念童贞圣母玛利亚的大教堂。文献记载教堂的地基如今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辨认出相关拜占庭官员的名字：拉文纳总督伊萨克，以及他的大元帅莫里斯。而这座教堂本身如今以圣母升天圣殿[5]的名字为人所知。
对威尼斯共和国之后的历史来说，从伦巴第统治之下逃离的人群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早的，是从阿奎莱亚前往格拉多的那一批。阿奎莱亚的主教教区传说是由圣马可本人建立的，因此它的大主教——不久之后得到了宗主教的头衔——在潟湖地区堪称至尊，拥有意大利的教会等级结构中仅次于罗马教宗的地位。然而在我们所讲述的年代，这份尊荣更近于理论层面而非实际，因为当时的大主教保利努斯尽管带领他的教众远离了异端（伦巴第人全都成了阿里乌斯派信徒），但几乎在同时，他又陷入了教派分裂的境地。令他与罗马决裂的历史和神学上的原因，历史上称为“三章分裂案”，不过这并不是我们需要在此特别纠结的内容。对我们的讲述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件事造成的既成事实。从与教会相关的角度来说，威尼斯是伴随着教会的分裂诞生的。尽管格拉多大主教于公元608年回到罗马的阵营，教会分裂仍然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在老阿奎莱亚，格拉多大主教成了宗主教的对手，双方坚持谴责另一人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并互相你来我往地叫嚣要将对方逐出教会。最终这场争端尘埃落定，但是过去的团结一去不复返。阿奎莱亚和格拉多各自继续作为独立的教区存在着，前者的权威覆盖旧大陆行省领地，后者的势力覆盖了伊斯特里亚和潟湖地区。它们的互相提防从政治上和宗教上危害了威尼斯与大陆接下来几个世代的关系。不过那把圣马可曾端坐其上的古老主教宝座，虽然一度被格拉多宗主教所占据，但如今保利努斯和他的追随者到达后，却在他们新建的大教堂内被重新树立起来。这座教堂如今依然矗立。令人惊讶的是，这座教堂并不是被奉献给圣马可这位福音书的撰写者，而是被献给圣尤菲米亚的，她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阿奎莱亚本地贞女的领袖，在他启程后不久便在这座城市内殉道。至于圣马可与威尼斯之间的联系，则要等到他的遗骸在二百五十年以后被人从亚历山大港带回之后才被完全确认。
骤然接纳了如此多的永久住民拥入，威尼斯开始迅速地发展，但它在各种意义上都还不能算是一座城市。除了纳尔塞斯建造的两座教堂，以及包含了如今我们所知的威尼斯的里亚尔托群岛以外，在六世纪和七世纪，大部分区域仍然荒无人烟。在这个阶段，未来的共和国还只是一个岛屿聚落之间松散的联盟，这些聚居点散布在极其广阔的区域，除非它们的拜占庭统治者强行要求，否则彼此之间也没有达到有效统一的状态。甚至这个联盟被它的居民们始终如一地使用着的拉丁语名字，Venetiae[6]，都是复数形式。它仍没有一个真正的核心。赫拉克利亚是拜占庭的总督办公的所在地，格拉多则是宗主教的所在，这两个地方的规模都无异于一个大村镇。不过托尔切洛比它们都更繁荣，它被公认拥有作为商业中心的优势。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邻居们对它的不满与日俱增。在个别的聚居点成长的过程中，这样的压力和重担或许在所难免，六世纪时曾经给卡西奥多鲁斯印象深刻的纯真无邪，似乎在七世纪的威尼斯人那儿存留得所剩无几了。根基稳固的保民官与新来的主教们往往倾向于质疑对方的权威，相邻聚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容易导致公开斗殴，而拜占庭官方对此却无力控制。帝国势力在赫拉克利亚的存在阻碍了威尼斯人自行产生一位可以带来他们所需的凝聚力的领袖，倘若不是公元726年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经历了最终使其垮台的危机，没人知道这难尽如人意的情况会持续多久。
这场危机开始于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下令在他统治的疆域内破坏所有圣像。他的法令造成了直接且惨痛的影响。各地居民在愤怒中揭竿而起，诸多修道院更感到义愤填膺。在帝国的东部省份，圣像崇拜到达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在当地人施洗礼时，圣像经常会充当他们的教父与教母。因此针对这些地方的“净化行动”就不可避免，而利奥三世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但是在情况相对较为温和的西部省份，当地人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应受到如此对待，于是他们愤怒地拒绝了皇帝的新法令。帝国的意大利省份受到教宗格列高利二世狂热的鼓动，转而反抗它们的主人。拉文纳总督保罗被暗杀，地方官员纷纷逃散。在整个地区范围内，从当地被招募的叛乱军队自行选出指挥官并宣告独立。在潟湖的众多聚落中，人们选择了来自赫拉克利亚，曾经担任过地方行政机关首脑的乌尔苏斯（Ursus）或称奥尔索（Orso），并授予此人执政官的头衔。
这最后的一步发展并无特别引人注意之处，几乎在同时，在其他很多叛乱的城镇发生着相同的事。使威尼斯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是，奥尔索的任命日后成了一个延续千年颠扑不破的传统，他的头衔Dux被粗糙的威尼斯方言转化为Doge，在共和国灭亡前，被他之后的117位继任者代代传承。
对威尼斯早期历史来说，最令人恼火的一个方面是事实与传说一次次地背道而驰。这是读者业已深知的一个倾向；若有人恰有机会阅读这类题材的英文作品，他就会了解到前文所描述的执政官制度，从前并不是被广泛认可的。如果相信了威尼斯是从自由中诞生的说法，你就无法同时接受一个反抗外国压迫者的叛乱理论。在被权威认可的版本中，公元697年，格拉多宗主教在赫拉克利亚召开了一个代表潟湖地区所有居民的全体大会。宗主教指出他们的内部争斗已经将这个国家的未来置于危险的境地，并提议威尼斯人应当从十二个保民官之中选出一个统治者。在与伦巴第国王利乌特普兰德签订了一份友好协议后不久，他们选择了一位叫保卢齐奥·阿纳法斯托的人来担任首任执政官。
就一个故事而言，它听上去倒像是可能真实发生的事。目前所知最早威尼斯史的假定作者，学者执事约翰认为，这个故事至少可以被追溯到十一世纪初，因为它如此古老，使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的确确，在每一份执政官名单中，这位保卢齐奥的姓名都位列榜首。我们甚至可以给他想象出一幅肖像画，以这幅画为开端，列位执政官的画像在执政官宫著名的大议会厅墙上排成长长的一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人物并不存在，至少他没有做过执政官，甚至都不是威尼斯人。当然威尼斯也没有同伦巴第的利乌特普兰德签订过任何协议。我们从原始资料中所知的全部信息，就只有一位名叫保利修斯的执政官员和他的大元帅马尔切卢斯两人负责确定赫拉克利亚附近的威尼斯边界线，而这条界线，后来也被伦巴第人所接受。我们知道，在这时期威尼斯是拜占庭的一个省份，因此从中唯一一个可以明确得出的合理推论就是，这位神秘的保利修斯不是别人，正是拉文纳总督保罗。他于公元723年就任，直到公元727年被叛乱者谋杀——执事约翰偶然提及，他认为保卢齐奥正死于那一年。身为帝国的总督，界定边界一事对保罗来说责无旁贷，作为一方军事大员的马尔切卢斯亦是如此。这位马尔切卢斯，同之前发生的情况相似，一厢情愿的猜想再次获得胜利，他最后以威尼斯第二任执政官的身份青史留名。威尼斯的史学家们，正像建造这座城市的建筑师们，在不稳固的流沙上打下了他们工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