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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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两次文学转型的语言学论比较

与中国文化的两次转型一致,历史上,中国文学在类型上也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变,即发生在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转型”和发生在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现代转型”。这两次转型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都具有创制性,都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原因上,都与文化的交汇融合有直接关系,其中,新的语言系统的形成对转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从语言论的角度把这两次转型进行比较有重大的价值,它对我们当下讨论文学转型具有借鉴意义和启发意义。

殷周之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包括文学状况,由于无充分的资料和证据,再加上有限的资料多语焉不详,所以我们很难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画。但是,从原始文化理论上来说,中国在殷周之前肯定有一个漫长的文学过程,我们通常把这段时间的文学称为“上古文学”,其特征姑且可以称之为“原始性”,站在“现代性”的角度,中国古代文学的特征是“古代性”,中国上古文学则可以称之为“前古代性”。从时间上,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是在殷周至春秋战国时确立的。从原因上,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是由中国古代文化在总体上的“古代性”所决定的,而所谓总体上的“古代性”,最终可以归结为古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和话语方式。古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和话语方式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宗教、哲学、伦理、道德、历史学的“古代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

美国“新批评”文论家韦勒克、沃伦把文学从总体上分为“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但这种划分主要是从文学研究角度的划分,特别反映了现代科学研究分工协作的一种状态,是理论上的。在实际功能上,文学其实是一个总体。就文学发生发展的根源来说,从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外部条件其实比文学的“内部规律”更为重要。内在形式的变化具有链式延续性,而外在内容因为外部条件的变化具有偶然性、随机性,因而往往缺乏内在的连贯性,有时甚至出现巨大的断裂。所以,对于文学的转型,文学的内容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形式上,中国上古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具有承继关系,没有决然的转型。所谓转型,从根本上是文学内容的转换,而不是文学形式的变革。文学内容即思想,它与语言体系和话语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并最终由之决定。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转型亦即语言体系和话语方式转型。

从语言上说,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实际上是“前古代汉语”向古代汉语的转型,古代汉语作为思想体系的形成,也即古代文学作为类型的形成。这里,“前古代汉语”是笔者生造的一个概念,指汉字产生之前的汉语口语以及汉字产生之后的初始语言,其特点是原始性,表现为:词汇贫乏,语句单调,意思简单,多为物质性词汇,与日常物质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从比较原始的甲骨刻辞以及保留了某些原始语言踪迹的《诗经》《尚书》和部分上古神话传说来看,殷周之前与殷周之后的语言体系和话语方式有很大的不同。1899年在安阳发现的甲骨刻辞是目前见到的我国最早的语言材料。分析这些甲骨刻辞,我们看到,在词汇上,甲骨刻辞主要是一些与日常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物质性名词,其中,渔猎和农业生产方面的词汇最多,其他包括自然界事物和现象名词、动植物名词、生产和生活资料名词、时令名词、方位名词、亲属名词等关于甲骨刻辞词汇,可参见王绍新《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程湘清主编《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第1-21页。。基本上是实在性词汇,而抽象性词汇则非常少。我们固然可以据此说殷周之前的文化不发达,思想不发达,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语言的不发达,特别是语言在思想层面上的不发达,因为语言发达了,思想和文化实际上就具有了发达的基础。不是本来可以言说而没有言说,而是根本不能言说,因为缺乏言说的话语。“缺乏”语言和话语正是思想“落后”的真正含义。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文化的交汇与激荡、生存的竞争、发展的本能与需求,汉语在殷周之初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概念、术语、范畴和话语方式由简单到繁复、由单纯到丰富,最后在春秋战国时形成体系并定型,这就是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在战国之后在词汇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但这种丰富和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古代汉语的“型”,古代汉语直至“五四”时才在外来语言的冲击下发生转型。语言的定型从根本上是由原创性的经典著作确定的,具体地说,古代汉语是由《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这些“中华元典”性质的书所确立的。《说文解字》等语言文字学著作也有很大的作用,但语言学家的主要贡献是总结、整理、规范和传播。

古代汉语作为“类型”确定了,中国古代文化作为“类型”就确定了,中国古代文学作为“类型”也确定了。事实上,在古代汉语话语体系中,文学和文化并没有决然的分别,在“经”“史”“子”“集”的文化分类中,文学并没有明显地和其他文化类型区别开来,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创制之初,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创制时期,在这一时期,除了“楚辞”是比较纯粹的文学以外,其他如史传文学、诸子散文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圣典”《诗经》都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这时的文学不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形式上都包含在文化“元典”中,“元典”的精神也是文学的精神,“元典”的类型也是文学的类型。

事实上,古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和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也是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实际上是按现代文学观念所梳理、整合而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汉语语境中没有这样一种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汉语话语方式也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中国古代文学史。李泽厚说“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哲学”李泽厚:《再说“西体中用”——在广州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第189页。,文学其实也是这样,中国古代没有西方的亦即现代的文学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创制时期,文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和整个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论语·先进》说:“文学子游、子夏。”皇侃引范宁之解释说:“文学,谓善先王典文。”皇侃:《论语义疏》。今人吴林伯也说:“文,六艺;文学,六艺之学,后世所谓经学。”吴林伯:《论语发微》。当然,这主要是孔门文学观念,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创制时期的文学概念。但纵观先秦诸子,总体来说,那时的文学泛指人文经典。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的创制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创制具有“相约”的关系,“五经”等“中华元典”既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源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源泉,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殊形式而是古代文学的特殊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别。中国古代文学是从“元典”演绎而来,“元典”既确定了中国文化的类型,也确定了中国文学的类型,闻一多说:“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十《文学的历史动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17页。说中国古代文化因而中国古代文学在《诗经》中就定型了,这可能夸大其词了,但说中国古代文化因而中国古代文学在《诗经》等中华“元典”时定型,这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方铭先生认为:“六经不仅为战国文学提供了形式上可资借鉴的典范,同时,也在思想内容方面树立了‘雅正’的尺度。所以,也可以说,战国诸子散文、历史散文、辞、赋都是六经所昭示的思想内容及艺术形式的极大丰富和完善。”“战国文学即使怎样表现出与六经传统的不同,归根结底,它仍然是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方铭:《战国文学史》,武汉出版社,1996,第444、440页。这其实可以大致概括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状况。

“中华元典”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源头,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类型。从深层的语言学上来说,这可以说是“中华元典”创制了古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是“中华元典”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的话语方式。人们不能改变传统的话语方式,也就不能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也可以说是“前古代汉语”话语体系的解体,近代社会的“礼仪沦丧”,其实是传统的“礼仪”作为话语的丧失。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在深层的语言学基础上可以归结为古代汉语的“古代性”。

所谓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这是一个内涵和特点都非常丰富的概念,它当然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外在形式上突出的特征,但最主要的是其内在的思想和思维性,是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中国古代文学在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大交汇、大融合、大繁荣,中国古代文学正是在这种大交汇、大融合中,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竞争、互相激荡、交互生成中创制出来的。“古代性”不是某种经典精神或某种地域精神,而是各种经典精神和各种地域精神融汇起来所生成的总体精神。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人们有种种概括,比如思维的特征、民族性、地域性、文化性等,这些概括都非常有道理,但这种概括是很难穷尽的。从内涵上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是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视角不同、理论基础不同、情感态度不同,概括都会不同。绝对不能否认这些概括,但我以为从语言和话语方式的角度进行概括是一种新的视角和理论及方法,而且是最具根本性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本质上是在一种比较的视野中确立的,即在和中国文学的“前古代性”和“现代性”的比较中确立的。所谓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文化性、思维性等都可以从语言体系和话语方式上得到深刻的阐明。

今天看来,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具有统一性,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古代文学在语言和话语方式上也具有统一性。但在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创制时期,各种原创文化和文学在语言和话语方式上却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从先秦典籍中还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元典”的差别更深刻地表现在话语方式上,惠施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之‘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天下》。对这些“历物之意”,过去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都不能令人信服。我以为按照我们通常的方式,用现在的语言体系和话语方式从字面上对这些判断和论题进行理解和解释,是不得要领的,也不可能把握真谛。语言不是起点,不应该只是追寻意义,而应该进行更深刻的追问,即追问语言。它从根本上不是意义问题,而是语言问题。惠施的话语方式是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他的概念在内涵上不同于时人的概念,也不同于后人的概念,所以他不被当时的人所理解,也不被后人所理解。庄子评价惠施“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言也不中”深刻地说明了惠施的话语方式与其他话语方式的不同,也说明了其“道”不被理解的原因,对于惠施本人来说,在他自己的话语方式内,他的“道”也许是非常简明不过的。解开惠施“历物之意”之谜只能通过分析哲学的方式进行话语解构,而不能通过细读的方式进行意义分辨,那只会曲解或穿凿。由于惠施的话语方式在当时不被认可从而社会化,现在又缺乏充分的材料和语境,仅凭庄子的这些简单的观点罗列,要对它进行解说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它永远都是一个谜。

在文学上,《诗经》和《楚辞》明显不同,二者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被认为是代表了两种文学精神。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诗经》和《楚辞》的不同更根本的是语言的不同,闻一多说:“最初的文言是诗——诗先天的是一种人为的语言。”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十《中国上古文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38页。鲁迅说:“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鲁迅:《鲁迅全集》第四篇卷九《汉文学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72页。正是话语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文学精神的不同,《楚辞》的富于幻想和浪漫精神实际上是由楚人的巫觋、鬼神等话语方式所决定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实际上是拒绝“鬼”“神”的概念,不采取鬼神话语方式来言说问题,因而在精神上也显示出另一种特征。经孔子删改和阐释的《诗经》则表现出对人生和现实的关注。

所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是总体性的,它是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在汇集各个区域、各种流派文学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生成。它的生成集中体现在语言体系和话语方式上,它的特征也集中体现在语言体系和话语方式上。正是语言作为体系的稳定保持了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性”的稳定。正是古代汉语的“古代性”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中国古代文学在外表上纷繁复杂的特征,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语言和话语方式那里去,或者可以作语言和话语方式的解释。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的特征是“古代性”,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就是“现代性”。与“古代性”一样,“现代性”也是一个丰富复杂、歧义丛生的概念,有种种归纳和概括,至今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说法。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概念,一方面,它是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在认识论上,它是在与“传统”的比较中确立的,它的定义是变化的,随着观念、视角的变化,它在内涵上没有穷尽的认识。没有一种所谓客观的、固定不变的“现代性”定义,现代性其实也是一种视角和态度,它不是规定的,而是在与“古代性”相比较中确立的。吉登斯认为,“非延续性或者说断裂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黄平:《解读现代性》,《读书》1996年第6期。汪晖说:“现代不仅意味着比过去更好,而且它就是通过与过去(传统)的对立或分离来确立自身的。”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6页。历史的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理念的产物,不是先有现代性理念然后才有现代性现实,恰恰相反,是先有现代性现实然后才有对“现代性”作为观念的理性认识,“现代性”的概念是总结、归纳出来的,历史事实是它的史实基础,观念和视角是它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性既是历史范畴,又是理论范畴。

所以,不能用“中西”二元对立的标准来判断中国的现代性,不能说西方性就是现代性,中国性就是非现代性,那样就把社会性的现代性概念变成伦理性的现代性概念了,那样也违背了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内在的欲求,把中国的现代性完全说成是一种外部规律。这样一种伦理性论述,对民族自尊心也是一种极大的伤害。中国的现代性,其历史事实是在反叛传统性中建立起来的,其理论认识是在与“古代性”的比较中确定的。所以,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断裂性、反叛性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内涵。但也必须承认,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外发外生型”,“中”“西”始终是我们鉴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尺度,特别在是现代化的早期,“西化”即现代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本身的进程中其独特的内涵才从“西化”中逐渐分离出来而明朗的。现在,“西化”不是现代化,这也是公论。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它的特殊性,它既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特别是西方现代化的某些共同特点,同时又具有中国自己的民族性、本土性,既具有世界的共性,又具有民族的个性。

中国的现代性在外在形态上千姿百态,其内涵丰富复杂,而且还在继续衍生,很难进行概括。但在深层上,现代汉语的现代性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深刻的基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是在外在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冲击下逐渐生成的,这种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其实也是语言的生成过程。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思想方式的生成,其实是新术语、新概念、新范畴、新话语方式的生成,观念和思想思维方式不过是语言的表象,或者说最终是由语言承载的。物质文明是现代性表象,引进西方的现代化设备诸如近代的洋务运动,这也是现代性非常重要的表现,但接受了物质文明并不表明在思想上具有了现代意识,现代性更是观念性的。现代性作为概念就是在这种现代意识与现代化现实的双重作用下从总体上生成的。而现代性观念的深处则是现代性的语言和话语方式,正是现代性语言和话语方式从意识深处决定了人们观念的现代性,现代语言作为体系的确立也就是现代性作为普遍的观念的确立,人们以现代话语作为言说方式标志着在意识深处接受了现代性,现代意识从深处而言是被现代语言控制的。所以,从深层的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现代性作为观念、作为意识、作为话语体系,在从西方向中国输入、“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型,中国的现代性正是在“西化”和“归化”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它一方面是从西方输入进来的,另一方面,它又深受中国近代特定的语境的制约。汪晖说:“不把个人、社会、国家等概念理解为一个跨语言的研究领域。……这些概念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显示出历史的含义,因此,我们不可能脱离这种语境来理解这些概念。”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自序”第3页。对现代性,其实也应该作如是理解。

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最笼统概括就是“现代性”,从语言上说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胡适用“国语的文学”来概括“五四”新文学,这非常准确。“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胡适:《胡适文集》卷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5页。对于“国语”,胡适说:“所谓国语,不是以教育部也不是以国音筹备会所规定的作标准。”胡适:《胡适文集》卷一二《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4页。而是以新文学的语言作为标准,即“文学的国语”。对于如何创造新文学,胡适认为有三步,首先是用白话,包括用方言和古代文学典籍如《水浒传》中的白话,这是胡适最为看重的,也是他最为自得的“倡导”。二是翻译西方的文学作为范本。三是创造。对于第二、第三,胡适始终没有讲清楚。文学的“国语”如何创造?西方的文学范本与“国语”具有何内在的关系?这其实涉及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与思想的关系问题。胡适自己也意识到新文学绝不仅仅是语言形式问题,他曾说:“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难道把郑孝胥、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难道那些用白话做的《新华春梦记》《九尾龟》也可算作新文学吗?”胡适:《胡适文集》卷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2页。不一定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新文学,把文言作品翻译成现代白话不是新文学。近代文学史上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是很多小说都是用白话创作的,但它们显然不能归入新文学的范畴。这深刻地说明,新文学不只是白话作为形式的问题,还有更内在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文言作品,不论它是什么时候写的,不管它多么具有新思想和观点,都不能算作是新文学,这又说明,新文学的确与白话有着深层的联系。所以,新文学内在的本质还是在白话中。

关键在于,“五四”时期的白话不同于古代白话。“五四”时期的白话即“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本质上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白话形式是“国语”非常重要的特征,但“国语”更为本质的特征是它的新的思想和思维特征。“国语”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和古代白话没有区别,它来源于古代白话和方言,而在思想思维的层面上它和古代白话有根本性的区别,它更多地来源于西方的语言和话语方式。语言系统是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的深层的基础,卡西尔说:“某种意义上,言语活动决定了我们所有其他的活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70页。“在思想的层面上,国语”是“欧化”或“西化”的汉语,它和近代以来广泛的学习西方联系在一起,它是中国社会和文化深受西方影响在深层上的表现。朱自清说:“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卷三《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欧化”或者“现代化”,这正是现代汉语最为重要的特征。

语言在社会结构中是最为深层的。语言作为体系是超稳定的,并不轻而易举能发生变更的。“五四”时期,中国的语言体系由文言向白话转变最后形成新的现代汉语,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在这各种各样的因素中,西方的语言通过中国的新式教育特别是留学生教育转化为现代白话,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直接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发动的,所谓“先进的知识分子”,即接受了新式教育特别是到外国接受了西洋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哲学、历史、文学等文化上,所谓接受新式教育,其实就是接受新的语言体系、新的话语方式,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和新的范畴,也就是接受新的思想思维方式。“‘五四’作家首先是作为这种‘新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出现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的。而且,无论他们以后的思想倾向、文艺态度怎样分歧变化,都无法更移、取代他们在现代知识结构上的这种内在一致性。可以说,“五四”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知识‘遗传基因’与其所决定的艺术‘造血’功能得到彻底更新改造的一代。”刘为民:《“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第12页。这种影响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的,即使当时身处其中的人也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我们看到,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发动者和中坚力量很多都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至少是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西方的理性、科学、民主、人权、进化等概念和范畴彻底改变了这些人的话语方式,也改变了这些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他们把西语的话语方式用白话的形式传达出来,这就是“国语”即现代汉语。正是这些人使语言发生了不自觉的根本性变革并进而改变了中国的伦理观、价值观、历史观、哲学观、文化观、文学观等从而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状况,导致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正如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所说:“这一代留学生在美国、日本、还有的后来在法国、德国及苏联接受了哲学、政治与文化的教育,回国后实际上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第14页。语言变革可以说是中国文化面貌从根本上发生转型的深层的原因。

语言的现代性是构成新文学现代性的深层基础,正是新概念、新术语、新范畴、新话语方式包括新的文学概念、术语、范畴和话语方式,一句话,新的语言体系改变了文学的内容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艺术精神。比如“科学”作为概念、作为话语方式、作为思想和思维方式,不仅对文学内容有巨大的影响,对于文学精神也有巨大的影响。“五四”那一代文学大师很多都是学科学的,比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成仿吾等,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说明现代文学与科学观之间具有内在联系。鲁迅就说过,他创作《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鲁迅:《鲁迅全集》卷四《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12页。。闻一多说“《女神》里富于科学底成分”,“诗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那讴歌机械底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二《〈女神〉之时代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112、113页。“赛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它事实上也构成了新文学的基本话语方式。正是“科学”“民主”“人权”这些源于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语言体系,导致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从而导致新文化和新文学作为“类型”的建立。所以刘纳说:“‘五四’文学革命对于汉民族文学语言转变的意义,无论怎样高的评估也不过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刘纳:《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与传统》,《文艺研究》1999年第1期。的确,中国现代文学是从语言开始的,它的“现代性”的总体特征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语言这里来。

晚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黄遵宪:《杂感》,《人境庐诗草》,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文化学社,1930,第14页。以改良中国文学,“我手写我口”对于纠正晚清文学的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不良倾向具有矫正的作用,它也的确给晚清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晚清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的落伍和积弊并不是“手”的问题,而是“口”的问题。中国文学在近代所追求的变革和现代化目标,并不是“手”所能解决的,而从根本上是“口”的问题。“手”是“写”的问题,主要是形式和技巧的问题,对于文学的现代化来说,它显然是次要的问题。“口”本质上是“思”和“想”的问题,主要是内容和思想的问题,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话语方式问题,归结为语言的思想本质问题。“五四”时,胡适提出的“八不主义”其实也是在形式上着眼,他后来把“八条”归纳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胡适:《胡适文集》卷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5页。这里,除了第四条以外,其他和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的主张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强调的仍然是“说”而不是“话”。1930年代的郑伯奇仍然强调这一点,他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根本是“要用自己讲的话来写自己的文学”郑伯奇:《现代小说导论(三)——创造社诸作家》,《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1940,第146页。。这实在是把“五四”新文学运动过于简化、形式化了。“五四”新文学绝不只是“手”与“口”或“说”与“话”相吻合的问题,绝不只是技术问题。林纾的“古文”除了不符合胡适所说的第四条以外,其他三条都严格地符合,他未必不是说他想说的话,他说的话未必不是他自己的话,他未必不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林纾的“古文”终究是旧文学而不是新文学。其他如“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选学妖孽”,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未必不是真诚的,未必都是矫饰粉墨,无病呻吟。

所以,是“话”的变革而不是“说”的改良导致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语言体系不变,话语方式不变,思想思维方式不变,观念不变,无论怎样在“说”上变换花样,终究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在寻求“说”或“写”的创新,并且这种创新事实上也从未间断过,但直至“五四”,中国文学才发生“类型”的转变,这说明“说”作为文学技术或艺术问题对于文学的类型来说并不具有根本性。新文学的本质在于“话”,新语言体系、新话语方式的发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正是语言体系的不同决定了新旧文学的根本不同。语言在深层的基础上控制着人的思想思维和世界观,怎么说和说什么表面上是主观行为,但在一种极抽象的程度上是客观行为,怎么说和说什么实际由主体所掌握的语言以一种宏观的方式控制着,主体掌握什么语言和不掌握什么语言并不是主体本身所能决定的,因为语言是集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现代汉语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内容上的现代性和在艺术精神上的现代性。撇开科学、理性、民主、人、进化等这些现代性概念或者话语方式来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不得要领的。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看到,文学转型不是单独完成的,它的转型是与文化转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和文学转型从动因上源于现实的需求,但在深层的基础上取决于语言。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前古代汉语”向古代汉语的转型;“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从语言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其深层基础是古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其深层基础是现代汉语。战争、生存竞争、社会发展的需求等都是文化和文学转型的外在原因和动力,它们不能直接导致文学转型,文学转型最后还是通过语言转型实现的,并通过语言的定型而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