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型

第一节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汉语的“词”是由“字”组合的，表面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那些“字”，现代汉语的词汇很多都是直接从古代汉语而来，但在思想体系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两套语言系统。

对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文言与白话，张中行老先生有专门研究，有些观点非常精到，可以作为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础，但在区分上，张中行似乎过于琐屑了。单从词语来看，口语和书面语、文言和白话、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确有互相掺杂的现象，而且，词语的确是区分语言作为思想体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语言之间的区别最根本的不是单个词语之间的不同，而是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不同，即内在的区别而不是外表的差别。单独地把两套语言系统中的个别思想性词汇拿来比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思想性词汇必须置放于语言系统的背景中其思想意义才是完整的。不能因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文言和白话在词汇上交互渗透而反对对它们进行区分甚至否定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

从思想的角度来看，语音、语法、词法结构、句法结构对语言系统并不构成绝对的影响，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些因素也与思想有很重要的关系，比如叶嘉莹认为，“语言的组合方式也便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汉语的组合方式决定了“其不适于做严密的科学推理式的思考”。但这明显是言重了。的确，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都很重要，但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是很重要，比如，对于现代汉语来说，在语音上，说普通话和说方言是有很大不同的，但这只影响口语交际，并不影响思想性质。词是如何标示的？宾语和状语放在什么位置并不影响语言的思想系统。从“听”“说”来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影响交流和理解。但对于思想，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影响语言作为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是名词，更准确地说，是思想名词而不是物质名词。

在工具层面上，语言系统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差别和冲突，两套语言系统在思想上的差异并不在于物质名词的形和音的差异，也不在于物质名词系统的不同，比如有些事物，英语中有而汉语中没有，有些事物，汉语中有而英语中没有，这并不是构成汉语与英语之间差别的根本。事物的名称不同以及有无是可以通过实际的接触和翻译解决的。正是在工具层面上，各种不同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持不同语言的人可以互相交流，语言具有索绪尔所说的约定俗成性，用什么词语来标识事物并不重要，比如树这一事物是用“tree”还是用“树”来表示都不影响树作为事物的性质。但在思想的层面上，语言就没有这么简单。思想无形，是虚的，它不是指向实物，而是指向关系等人的抽象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意义不在实物而在语言本身，知道了词也就知道了思想。从思想上，构成语言系统之间根本差别的就是这些思想词汇，虽然在整个语言系统词汇中，这些词汇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它却构成了一种语言的“主题词”，正是这些“主题词”构成了不同语言系统的民族在思想、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方式上的根本不同。研究民族的哲学、历史学、美学、文化、文学，如果不从语言的深层的角度来研究，无论如何是难以深刻的。比如文学，高尔基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无论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何种宽泛的理解，文学的本质都与语言有着根本的联系，文学从根本上是语言的艺术。中国现代文学是从语言变革开始的，它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现代汉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法绕开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和思维方式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类型的深层的基础。现代文学研究必须回到语言本体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论问题。

那么，从思想的层面上，究竟什么是现代汉语？它与古代汉语、文言文、白话文是什么关系？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从根本上是两套语言系统。现代汉语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上演化、发展、变革而衍生出来的一套语言系统，是同一文字系统但不是同一语言系统。李欧梵认为“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这实际上主要是从思想的角度给现代汉语下定义，只是不太准确。沿着李欧梵的思路，我认为，现代汉语可以说主要是一种口语、欧化词汇和古汉语词汇的混合物。这里，“口语”即白话，是从古代白话文而来。“古汉语词汇”包括成语和其他一些古汉语常用词汇，它隐含着许多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精华，是从文言文而来。而“欧化词汇”则是从西方而来。这是和语言学家的看法一致的，王力先生认为，汉语的发展在词汇上主要有三种来源：自造的词语、外来词汇、“古语的沿用”。具体对于现代汉语的词汇，王力说：“近百年来，从蒸汽机、电灯、无线电、火车、轮船到原子能、同位素等等，数以千计的新词语进入了汉语的词汇。还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名词术语，也是数以千计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总之，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前三千年的发展速度。”现代汉语在词汇上大量借用西方的词汇，这是现代汉语从根本上在思想上不同于古代汉语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里关键是“欧化词汇”，欧化词汇本质上是为翻译西方概念而造出来的，其不论是新创造的，还是借用古代白话词汇和文言文词汇，它虽然是汉语方式，但本质上却是西方的。比如本文所讲的“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化”在古汉语中与“武力”“武功”相对，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它在古代被日语用‘形借法’借去后，到近代又被日语用来作为英语culture的对译词，后来，又被现代汉语用‘形借法’借了回来。”其他如“科学”显然不是“科举的学问”，“民主”显然不是孟子意义上的“为民作主”，“理性”则与宋代的“理学”有着天壤之别。从思想的角度来看，“欧化词汇”其实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划分，即物质性名词和思想性名词，前者如“火车”“轮船”“乒乓球”“火柴”等，是工具层面的，王国维称之为“形而下”，大致属于“术学”范围，于思想没有什么影响；后者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逻辑”“理性”等，是文化思想层面的，王国维称之为“形而上”，属于“思想”范围，这些词虽然不是很多，但它对中国现代思想以至整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却非常大。正是在思想的层面上，西方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巨大并最终造成了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分道扬镳。

从词汇上说，现代汉语包括三个方面的思想来源，首先是西方的，其次是中国古代的，第三是按正常的规律增生的。在工具层面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日常生活方面，现代汉语主体词汇仍然是古代汉语那些，接受外国的物质文化而新增加的物质性名词并不是造成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区别的根本，事实上，即使把这些词汇加进古代汉语，也丝毫不影响古代汉语的思想性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体系的不同，在于其思想性词汇而不是物质性词汇的不同。语音、语法以及修辞对于思想不具有根本意义。修辞和语法一样，也与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即本身具有思想性，但修辞主要是语言在运用中的风格问题，修辞大致和物质名词一样，各种不同的语言具有共通性。

所以，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白话、文言之间大致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关系：古代汉语包括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文，文言文最初也是口语，后来作为书面语而定型下来就成为文言文。古代白话文主要是口语，但它不同于方言，也是一种书面语，只不过使用范围主要限于民间，张中行说：“白话，和文言一样，都要指书面语言。”“就作者和读者来说，与文言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上层的，与白话（现代白话例外）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下层的。”这应该说是不错的。古代白话和文言在思想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主要是工具层面上的不同，文言主要在上层使用，白话则主要在下层使用，文言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文化，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而白话主要运用于日常生活，其使用的范围和人员决定了白话一般不使用文言中的思想词汇，或者至少文言中的思想词汇不构成白话词汇的主体。相反，文言则比较多地吸收白话中的思想词汇，所以，从工具和思想两个方面来看，文言文比白话文更具有包容性。

现代汉语是书面语和口语的统一，但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它越来越脱离口语而书面语化。就是“五四”时期的白话，也不完全就是当时的口语。1920年代有所谓“大众语”的讨论，1940年代国统区有所谓“民族化”的讨论，延安则有广泛的工农兵思潮，1958年有所谓民歌运动，这些新文学史上的运动和讨论很大程度上都与语言有关，几乎都针对当时文学中语言脱离口语的现象，这也反过来充分说明了现代汉语的书面性质。现代汉语在形式上是白话，但它和古汉语中的白话是有本质区别的，古代白话主要在工具层面上，而现代白话作为现代汉语的主体，具有强烈的现代思想性。这一点，胡适并没有把它们区别开来。陈独秀在当时倒是有一些模糊的认识，1920年，他在一篇《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的讲演中对提倡白话文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白话文与古文的区别，不是名词易解难解的问题，乃是名词及其他一切词‘现代的’、‘非现代的’关系。”可惜的是，这篇讲演稿现只存“大纲”，不知道陈独秀具体是如何论述的，但就从这些纲要性的话来看，陈独秀已经认识到，以白话易文言，不仅仅只是出于便利，易懂，还涉及语言的现代化问题。所谓语言的现代化，就是思想的现代化，在当时包括陈独秀所说的叙述“今事”“输入外国文学的精神”“增加新的文化”等内容。当然内容远不止这些，但最根本的是增加新的术语、新的概念、新的范畴。比如“科学”“民主”这些概念就是典型的白话词语，但我们显然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词语的增加，它显然表现出了一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所以，现代汉语表面上是话语方式的变化，实际上是思想观念的变化。现代白话不同于古代白话，现代白话文学也不同于古代白话文学，“五四”新文学不是文学复古，而是文学革命。

对于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的本质不同，瞿秋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1931年，他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说：“白话文学运动发展之后，一般‘新文学界’往往以为《水浒》《红楼》的白话，就是所谓‘活的言语’。其实，这是错误的见解。……现在一般礼拜六派和一切用章回体写小说的人，其实是用的‘死的言语’——鬼话。这种旧式白话的确是活过的言语，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瞿秋白已经看到，旧式白话虽然是白话，但它却是一种过时的白话，二者并不是同一种白话。可惜的是，他的观点仍然是直观的，缺乏语言学理论的深刻性。从根本说，现代白话和古代白话分属于两套语言系统。

以上通过对现代汉语的性质，特别是现代汉语的现代文化性、现代思想思维性的论述，现在再回头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为什么能够成功并且迅速地取得成功，我认为，语言的力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最深刻的原因之一。新的语言系统不仅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得以成功，而且使中国现代文化得以定型。语言即思想、思维、文化和精神，新的语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就标志着新的文化类型的最终形成。的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既有内在欲求，又有外力的冲击，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也是如此，为什么它们没有成功，而唯有难度最大的文化变革反而成功了呢？关键在于新文化运动从语言着手，抓住了问题根本，虽然当时甚至现在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一味地强调西方政治经济的冲击，简单地从“自强”这一角度来解说新文化运动，我认为是不深刻的。“西学东渐”从晚明就开始了，但直到“五四”中国社会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这样一种论证思路显然并不能深刻地说明问题。不能说“器物”的力量不强大，从鸦片战争到镇压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到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从上到下亲眼看到并切身地体会到了洋枪洋炮洋器物的威力，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体西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但有意思的是，“洋务运动”不仅没有动摇旧的社会制度，达到向西方学习从而走向富强的道路，而是恰恰相反，它还起到了维护旧的社会秩序的作用，器物越发达，越先进，旧的社会秩序可能越稳定。西方的物理化学、火车轮船之所以没有从根本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从根本上在于器物是工具层面的，它与思想没有内在的关系。

戊戌变法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很重要，那就是，当时的许多人包括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还是在“器物”的层面上来理解它的，也是在“器物”的层面上来运作它的，把思想运动当作物质运动来运作，怎么可能成功呢？从根本上说，文化更具有稳固性，更根深蒂固，更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心底，更难改变。西方的新文化应该比其器物和制度更难以令中国人接受。但事实却恰恰是新文化运动成功了。为什么？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抓住了语言，切中了问题的根本。除了少数有清醒意识的知识分子外，大部分的中国人绝不是因为认识到了中国只有从文化上进行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之后才接受新文化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在具体问题上接受了新的语言体系，最根本的是接受了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的情况下才从总体上接受新文化从而改变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接受了新的概念、术语、范畴和话语方式就是接受了新的文化本身。

单从文化上来看，不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不能说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优越，中西文化有如人的性格，只有被喜欢与不被喜欢的问题，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所以，“五四”时期中国人接受带有浓厚西化色彩的新文化，并不是因为它先进或优越。“五四”时期，对文化的观点显然是各不相同的，但即使是反对西方文化的保守派也接受了新文化，这说明新文化还有比文化层面更深刻的东西，这更深刻的东西就是语言。用新语言新思想反新文化并不是真正反新文化，用旧语言旧思想反新文化才是真正反新文化。所以，“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反对派是封建顽固派而不是“学衡派”。封建顽固派操文言讲旧道理，他们之所以失败，并不是他们的道理没有价值，而是因为在国语已经普及、西方思想和思维方式普遍被接受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得到广泛的响应。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从语言变革开始的，正是现代白话导致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迅速成功并使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而确立下来。晚清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也试图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变革，但中国古代文学终于没有在晚清发生转型，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语言对其有着一种巨大的力量的无形的限制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他们也试图超越传统、反抗传统，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古代汉语体系以及隐含在这语言体系中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反抗终归是在语言体系内的左冲右突，终归是在传统限度内的反抗。语言就像一道魔障，使他们无法超越传统，使他们的反抗归于无效。所以，古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决定了中国近代文学本质上是中国古代文学类型，晚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范围内的文学改良运动，而不是“文学革命”。“五四”初，胡适的本意也只是想进行文学改良，这从《文学改良刍议》的论文标题就可以看出，而实际上，胡适也是在文学形式的意义上提倡白话文的。但胡适所提倡的白话事实上不只是语言形式，同时也是思想本体，它对文学的作用不仅仅只是具有文学形式的改良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文学内容的革新意义，这是胡适本人都所始料未及的。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只是在形式上与古代白话相同，只是在语言的工具层面上相同，而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则与古代白话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即当时的“国语”亦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在工具的层面和思想的层面两个层面都是完整的，因而构成体系。

现代汉语正是在现代白话以及相应的现代思想这两大原则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基本类型。胡适的《关不住了》是在确立了新诗的现代白话和现代思想两大原则上具有“纪元”性，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在中国现代小说、现代白话和现代思想的意义上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现代汉语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基础，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

从思想的层面来说，现代汉语的最大特点是现代性，表现在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上就是西方的“科学”“民主”“理性”“自由”“人权”“哲学”“文化”等具有特定内涵的词汇构成了现代汉语的“主题词”。正是这些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改变了汉语的言说方式并从而改变了汉语的语言体系。“五四”新文学是现代汉语的重要来源之一，现代汉语正是以现代文学中经典作品作为典范而确立下来的。但现代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体系一旦形成，它就脱离了具体作品而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抽象性、具有自足性，就反过来对现代文学的言说具有规定性。现代文学在内容上丰富而复杂，写什么和如何写似乎相当自由，似乎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无论怎样自由创造，它绝不能超越现代汉语的限度，用古代汉语写作或者用外语写作，都不能称为现代文学。用现代汉语言说，其思想只能是现代汉语的，言说的方式从深层上规定了言说的方向和内容，现代文学在思想上无法超越现代汉语所及的思想范围。“科学”“民主”这些现代汉语的“主题词”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的“主题”。

以“科学”为例。古汉语中无“科学”一词，与“科学”一词意思比较接近的是“格致”。所谓“格致”，即“格物知致”，亦既穷究物理的意思，《礼记·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但“格致”和“科学”在内涵上显然相距甚远。现代汉语中的“科学”一词是从日语中借用而来，而日语中的“科学”则是译自英语的science，所以，“科学”一词本质上是从西方语言中来，“五四”初陈独秀直接把“科学”音译为“赛因斯”，又称“赛先生”，深刻地说明了“科学”作为概念的外来性。“科学”作为语言的术语或概念或范畴，绝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五四”时才从西方引进的，它本质上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古代汉语。但“科学”作为现象却不是在“五四”时才开始的，古代的“格致”属于宽泛的科学，近代的广泛地学习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理论以及广泛地引进西方的器械和技术更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洋务运动实际上是科学技术运动。但在古代汉语话语方式和语境中，这些都属于“器”，属于“形而下”，与“器”和“形而下”作为术语、概念和范畴密切相关的诸如“道”“形而上”“体”“用”“本”“末”等一整套话语方式严格限制了科学作为实用技术向观念方面的发展，所以科学作为事物在古汉语体系内无法申展。这值得玩味和深思。“器”“形而下”“用”“末”等概念及其深藏的观念体系在深层上规定了科学不能从物理性向精神性方面扩展，也即不能向科学意识方面发展，这与其说是科学的力量有限还不如说是语言力量的强大。古代汉语实际上把科学作为事物严格地定位在一定的范围内，当人们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这种言说本身其实已经先在性地规定了“科学”的性质。所以，中国传统的“格致”和近代从西方输入的实用科学要得到解放，要真正从物质形态向精神形态，向意识、方法论转化，必须置换语境，必须更换术语和概念，必须从总体上改变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从“格致”“西学”“奇技淫巧”等术语向“科学”这一术语转变也是概念的转变，概念的转变其实也是观念的转变。同时，“科学”本身又是一个话语体系，“科学”作为概念的确立同时还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术语和概念，现代汉语正是在这种概念的转变中完成思想的转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语言体系的。

“科学”作为概念是在“五四”时确立的，“科学”概念的确立关键在于科学作为方法和作为意识观念的确立。我们说中国古代和近代没有“科学”的概念，并不完全是因为没有“科学”这个词，而是在没有科学意识、科学观念、科学方法的意义上而言的。“1915年1月创刊的《科学》杂志和同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第1卷原名《青年杂志》）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确立，也是“五四”文坛‘赛先生’的思想先声。”所谓科学观念的确立，主要是方法的确立和意识、精神的确立，亦即不仅承认科学作为物质实在，同时也承认科学作为思想形态。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说：“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科学不仅是具体的事物，而且是抽象的理性。1920年，陈独秀进一步对“科学”进行概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科学不再限于物理自然，而扩展到人文领域，这样就把文学也和科学联系起来，科学既属于“形而下”，也属于“形而上”，科学正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对文学具有巨大的影响。

科学作为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话语体系一旦确立，就对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揭开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序幕。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迷信、破坏封建礼教的有力的武器，而且也是建设新文化、新文学的基本保障。科学作为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的基础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科学思想的影响，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科学”是现代汉语的“主题词”之一，从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来说，正是“科学”以及相关的“理性”“知识”“感性”“逻辑”“实践”“证明”“术语”“概念”“范畴”等构成了现代汉语的现代思想性的一个方面。不管承认不承认科学，只要是用现代汉语来言说，用现代汉语来写作，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科学思想的影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刘为民先生《“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一书详细论证了科学与“五四”作家知识结构、“五四”新文学观、“五四”新文学主题、“五四”新诗意象、新文学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非常有道理。

其实，对于“民主”“人权”“社会”“意识形态”“哲学”等作为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都可以作如是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汉语在思想的层面上从深层上控制着作家的言说从而控制作家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汉语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