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回到纽约

1906年春天，摩根就处于退休的状态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天正儿八经地到办公室处理事务，而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图书馆和私人博物馆中的艺术珍品上。摩根这样淡出大众视线，相距20世纪初的不可一世，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退休”这样的字眼是绝对不可能与摩根联系在一起的。

在1900年和1902年，这位金融巨擘支撑着一项浩大的商业工程：起先是行业大合并，而后是在行业大合并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行业大整合。大西洋两岸的共同看法是：每天早餐前，摩根都会建立一两个信托公司，就像是吃一碟开胃小菜那样简单。假如某一天，这世上没有发生点激动人心的合并事件，摩根就会认为白白浪费掉了这一天。就这样，轰轰烈烈的行业大合并一直延续到1903年，商业高潮开始回落，持续已久的行业大合并，包括摩根的信托公司合并行动，逐渐偃旗息鼓。

和同龄人相比，摩根的教育经历要优越得多。年方二十的时候，摩根就已经周游欧洲。他的法语成绩在班里排名第一，他还将一本书译成了德文，用三种语言书写了一些格言，比如：“财富是加在智慧者头上的冠冕，留给愚笨者的只能是蠢行。”也许这些格言就是他最早的财富观：财富是对智慧的肯定，金钱来自一个人的头脑。一到纽约，摩根就喜欢上了这里。他很快在纽约安家落户，余生也在此度过。彼时，纽约正逐渐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之都。

摩根对华尔街的评价是这里“有头脑的人太少”，这种评论使他在同行当中少有人缘。但事实上，在任人唯贤这方面，摩根有着惊人的本能。这和他对人的挑剔一脉相承。38岁的时候，他在向父亲抱怨寻找一名合伙人的难度时说：“在性格、能力和经验方面都无可指责的生意人少得可怜。”至于什么样的人能入摩根的法眼，他接着写道：“我越活越明白，有头脑的人实在太少，尤其是在各方面均衡发展的人。”

在所有的伟人中，摩根对亚布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有着一种真挚强烈的情感。他收藏了许多与林肯有关的历史材料：画像、信札、1863年就奴隶解放援助协会问题致国会的函件及林肯写于1846年的二十二节诗《猎熊》的手稿。他还购买了林肯双手的石膏像。巧合的是，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也一直视林肯为未曾谋面的知己。他珍藏着一枚沉重的金戒指。第二次总统就职宣誓的时候，他的左手中指上就戴着这枚戒指。不为人知的是，戒指上镶嵌着林肯的一根头发。和林肯一样，罗斯福对宪法的感悟是：“这是一个人权高于财产权的文件。”1907年的时候，摩根已经70岁了，而罗斯福还不满50岁。

当罗斯福成为总统之后，他把摩根称为“最强大的对手”。那是大恐慌发生的5年前。罗斯福在悄无声息地与自己的司法部长做了充分准备之后，没有和内阁其他成员打招呼便突然宣布，将对摩根旗下的北方证券公司“非法遏制行业发展”问题开展调查。

整个股市被总统的这项突然行动吓得颤抖。摩根前往华盛顿同总统和司法部长进行理论，想知道为什么政府在宣布这个决定之前不事先向他发出警告。

“事先对华尔街发警告，”罗斯福说，“恰恰是我们不愿做的。”

“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摩根说，“请派遣您的人和我的人谈谈好了，他们会很好地改正。”

“我们不会那样做。”

司法部长补充说：“我们不愿修正那些错误，我们只想终止它们。”

“您是否还打算对我手下的其他公司进行攻击，”摩根问，“‘钢铁托拉斯’和其他公司？”

“当然不会，”罗斯福说，“除非又发现……他们做了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

摩根提到的“钢铁托拉斯”指的是他在1901年行业大整合期间通过一系列兼并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这家公司占据美国钢铁行业60%以上的产能，控制着14亿美元的资本。这个数字当于美国1901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如果按照201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21万亿美元来推算，7%是大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苹果公司的市值。就像现在的人们头脑中没有“万亿”的概念一样，在当时，人们头脑中也几乎没有“亿”的概念。摩根的兼并行动拓展了人们想象力的边界，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的开支也不过3.5亿美元。在大恐慌期间，危机的持续加剧导致美国钢铁公司这个巨无霸也卷入其中。

罗斯福和摩根，这对对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确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最高利益。罗斯福一方面希望在世界上确立美国霸主般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宣称将“彻底征服这个国家的工业霸主和金融寡头”，并将其置于政府强有力的管理之下。而摩根关注的是市场运行的效率。他坚信，唯有拥有稳定的市场和持久增长的生产力，美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两人都百般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且愿意用毕生的努力来实现这个梦想。当金融危机让两位拥有不同信念的领袖相遇的时候，1907年变得熠熠生辉。

从1907年10月初开始，摩根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参加三年一度的美国圣公会大会。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之后，摩根的合伙人将纽约的情形通过电报向他汇报，但坚持说摩根不必提前赶回来。理由是如果他突然提前打道回府，可能反倒会推波助澜，在民众心中招致更大的恐慌。等大会一结束，摩根立即乘火车于10月20日星期日早上抵达纽约，直接去了他的办公室。

等候多时的合伙人向他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预测说挤兑很可能在周一持续下去，而且恐慌注定会继续蔓延，其后果的可怕程度难以想象，“以前的一切恐慌相比之下形同儿戏”。摩根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抽着雪茄。

摩根的寡言少语在华尔街是出了名的。一位英国的合伙人说和他聊天“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听到他偶尔哼一声，就算是跟他最亲近的接触了”。摩根是一个深刻的矛盾体：直率又腼腆，既精打细算又出手大方，没有深不可测的城府，也从不解释自己的决策。商业银行的业务必须严格保密，摩根在这方面有着超凡的克制。有一次，摩根在芝加哥应邀出席为他举行的晚宴。《芝加哥论坛》刊登的新闻标题是“钱都说话了，而摩根却没有说话”。据《摩根传——美国银行家》的记载，在摩根书房的壁炉架上，摆放着一块珐琅制作的白色瓷板，上面写着普罗旺斯语的蓝色铭文：“深思，慎言，不留文字”（Pense moult, Parle peu, Ecris rien）。

摩根返回纽约的消息一经传出，记者们就已等候在他的图书馆周围。整个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银行家们和政府官员一个接一个地来这里拜访。1906年年底，摩根的图书馆建成之后，他就经常待在里面，再也没有在著名的华尔街23号办公室出现过。他手下的年轻人给图书馆起了一个外号叫“摩根分行”。

10月20日当晚，摩根召集齐了两批人马，第一批包括他自己、第一国民银行主席乔治·贝克（George Baker）和国民城市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三人组成了一个应对本次危机的最高指挥部。 [4]这三个人都是华尔街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贝克和摩根已经密切合作了30年。第二支队伍是调查委员会，由摩根的合伙人乔治·W.珀金斯（George W.Perkins）、贝克的助手、第一国民银行副总裁亨利·戴维森（Henry Davison）和本杰明·斯特朗组成。戴维森和斯特朗是非常默契的朋友。这6人将决定哪些信托公司拯救无望，应该破产；哪些信托公司尚属健康，值得挽救。救市团队虽然已就位，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救市需要砸钱，钱从哪里来？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流动资金来应对那些疯狂的储户。

星期日深夜，财政部长乔治·科特柳托人带话给摩根，说他可以借给纽约银行业600万美元，如果必要还可以多些。

以摩根为首的这支民间的救市力量全部来自银行业，但是他们要救助的对象是信托公司。这个跨界的雷霆营救是1907年大恐慌最醒目的标签。为什么要跨界，为什么有界，要从几年前戴维森和斯特朗的合作开始说起，那时候，戴维森想成立一家公司来消弭金融业两股力量之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