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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中学”创立于1926年3月1日，是新教各教派——“苏格兰教会”[2] “圣公会”“卫理公会”“非洲内陆教会”之间合并的一次短暂联盟的结果。这所学校是肯尼亚第一所为非洲人开办的中学，也是各教派大联盟仅存的善果。如今，那些非洲的小学毕业生们已经可以选择进入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就读了。

这所中学是在费尔普斯-斯托克斯东非教育委员会提议之下，由位于纽约的费尔普斯-斯托克斯基金会[3]拨款，以十九世纪美国南部的美国土著及非裔美国人的教育体制为榜样而创办的。1924至1925年间，G.A.格里夫斯[4]在即将被正式委派担任“联盟中学”首任校长之前，曾获费尔普斯-斯托克斯的资助，赴美国学习研究这套体制，这就意味着几乎是强制性的朝拜塔斯基吉学院和汉普敦学院。弗吉尼亚的汉普敦学院是1868年由阿姆斯特朗将军，一位夏威夷传教士的儿子兴建；而塔斯基吉学院是1881年由布克尔·T.华盛顿，一位汉普敦学院毕业生及阿姆斯特朗的被保护人创办，两所学校就是样板。然而，这两所学校的教育理念却几乎是对立的：一个是自强自立；一个是旨在培养具有公德心、能在现存种族界限范围内劳作的黑人[5]。“联盟中学”就是以这种活跃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学校的校训是强健、奉献；校歌颂扬体魄、心灵与性格的强健，是阿姆斯特朗身体、心灵、双手整合一体思想的翻版。学校祈祷文也强调这一理念：

主啊，我们的主啊，让学校在你统领下；

其工作要彻底，其生活要愉快。

从这里毕业的学生，身体要强健，心灵要强健，性格要强健；

以你之名，以你之力，将忠诚造福他们的同胞。

尽管“联盟中学”创办伊始学制为两年，以文学教育为核心，但其木工与农业课程却一直保持了美国南部学校职业教育模式的性质。仿照这个模式，该校主要培养教师，有些学生后来受雇于教会、政府、独立的非洲学校（在这些学校被禁之前）。这个模式几乎没有受到干扰，一直延续到1940年。直至爱德华·凯里·弗朗西斯[6]接任校长，把英国文法学校的四年制体制嫁接到美国职业教育的主干上来。

凯里·弗朗西斯把领导“联盟中学”视为从道德与智力方面培养未来领导人的好机会，这些人将能在针锋相对的两端之间游刃有余。1944年4月24日，他致函爱丁堡修道院伊顿门的H.M.格雷斯牧师，信中阐明了这个观点：

种族主义情绪在肯尼亚非常严重，双方都有错。不少欧洲人对传播教义、开展教育十分怀疑（说土著给惯坏了），虽然现状比从前好了很多。而非洲人生来猜疑白人。任何人想做事都必然招来自双方的指责，何况谁能保证不出错呢，形势就更其艰难。不过，这也是个很好的机遇。我们将亲手造就这个国家未来的绝大部分领导人。

在另一份报告书中，凯里·弗朗西斯讲到他1928年10月26日抵达蒙巴萨岛时，一位旅伴如何好心好意将他拉到一边，建议他多加小心，最好什么也别干，连自己混作一堆的行李也别伸手整理，因为那样做就意味着“在土著面前特权丧尽”。抵达马赛诺后，又遇到一位态度友好的政府官员，同样建议他对土著敬而远之。他把这些理论视为荒唐透顶的谎言，认为这些东西“导致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怨恨与传教工作的低效率”[7]。因为他在马赛诺遇到的黑人男孩们表现得友好大方，具有与生俱来的绅士风度，这些素质完全可以加以正确引导。

爱德华·凯里·弗朗西斯于“联盟中学”成立75周年（1926—2001）纪念日

弗朗西斯一定把这种态度也带到了“联盟中学”，这所学校的的确确培养了相当一批乐于合作的领导人。但是，与其创办者们的意图恰恰相悖，“联盟中学”同样造就了一群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强烈反抗殖民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校本身的组织结构颠覆了原本旨在效劳的殖民体系，而且凯里·弗朗西斯，一位荣获英帝国勋章的军官，竟然最为始终如一地破坏殖民主义秩序。教师中的非洲人与白人平起平坐，至少在我们眼里，暗中削弱了种族隔离，悄然颠覆了非洲人乃劣等民族的说法。的确，一些黑人老师比白人老师课堂教学效果更好。总之，不论他们教什么，如何教，这些非洲老师都是我们学习和成长的榜样。凯里·弗朗西斯通过努力培养学生在田野与课堂同样表现卓越，造就了一批可进大学继续深造的聪明自信的毕业生。待到离开“联盟中学”时，我觉得自己学习上可以与任何欧洲或亚洲学校的毕业生并驾齐驱。

1955年1月我刚到“联盟中学”时，并不了解学校背负的历史，也不知道学校最终会激发出我这份自信。这倒也没关系。只要知道那群恶狗进不了学校地盘，不会惊扰我在利文斯通舍二寝室的好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