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了不起的盖茨比

第一节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话虽不多，却一向是非常通气的，因此我明白他的意思远远不止那一句话。久而久之，我就惯于对所有的人都保留判断，这个习惯既使得许多怪僻的人肯跟我讲心里话，也使我成为不少爱唠叨的惹人厌烦的人的受害者。这个特点在正常的人身上出现的时候，心理不正常的人很快就会察觉并且抓住不放。由于这个缘故，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小政客，因为我与闻一些放荡的、不知名的人的秘密的伤心事。绝大多数的隐私都不是我打听来的——每逢我根据某种明白无误的迹象看出又有一次倾诉衷情在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的时候，我往往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或者假装出不怀好意的轻佻态度；因为青年人倾诉的衷情，或者至少他们表达这些衷情所用的语言，往往是剽窃性的，而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判断是表示怀有无限的希望。我现在仍然唯恐错过什么东西，如果我忘记（如同我父亲带着优越感所暗示过的，我现在又带着优越感重复的）基本的道德观念是在人出世的时候就分配不均的。

在这样夸耀我的宽容之后，我得承认宽容也有个限度。人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面，也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之中，但是一过某种程度，我就不管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姿势；我不再要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也不再要偶尔窥见人内心深处的荣幸了。唯有盖茨比——就是把名字赋予本书的那个人——除外，不属于我这种反应的范围——盖茨比，他代表我所真心鄙夷的一切。假使人的品格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姿态，那么这个人身上就有一种瑰丽的异彩，他对于人生的希望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类似一台能够记录万里以外的地震的错综复杂的仪器。这种敏感和通常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那种软绵绵的感受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永葆希望的天赋，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捷，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大可能会再发现的。不——盖茨比本人到头来倒是无可厚非的；使我对人们短暂的悲哀和片刻的欢欣暂时丧失兴趣的，却是那些吞噬盖茨比心灵的东西，是在他的幻梦消逝后跟踪而来的恶浊的灰尘。

我家三代以来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家道殷实的头面人物。姓卡罗威的也可算是个世家，据家里传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251]的后裔，但是我们家系的实际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哥哥。他在一八五一年来到这里，买了个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开始做起五金批发生意，也就是我父亲今天还在经营的买卖。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是据说我长得像他，特别有挂在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铁板面孔的画像为证。我在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252]毕业，刚好比我父亲晚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久以后我就参加了那个称之为世界大战的延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我在反攻中感到其乐无穷，回来以后就觉得百无聊赖了。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债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是做债券生意的，因此我认为它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总不成问题。我的叔伯姑姨们商量了一番，俨然是在为我挑选一家预备学校[253]，最后才说：“呃……那就……这样吧。”面容都很严肃而犹疑。父亲答应为我提供一年的费用，然后又几经耽搁我才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到东部去，自以为是一去不返的了。

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在城里找一套房间寄宿，但那时已是温暖季节，而我又是刚刚离开了一个有宽阔的草坪和宜人的树木的地方，因此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提议我们俩到近郊合租一所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个很妙的主意。他找到了房子，那是一座风雨剥蚀的木板平房，月租八十美元，可是在最后一分钟公司把他调到华盛顿去，我也就只好一个人搬到郊外去住了。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跑掉以前我养了它几天——一辆旧道吉汽车和一个芬兰女用人，她替我收拾床铺，烧早饭，在电炉上一面做饭，一面嘴里咕哝着芬兰的格言。

头几天我感到孤单，直到一天早上有个人，比我更是新来乍到的，在路上拦住了我。

“到西卵村去怎么走啊？”他无可奈何地问我。

我告诉了他。我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成了领路人、开拓者、一个原始的移民。他无意之中授予了我这一带地方的荣誉市民权。

眼看阳光明媚，树木忽然间长满了叶子，就像电影里东西长得那么快，我就又产生了那个熟悉的信念，觉得生命随着夏天的来临又重新开始了。

有那么多书要读，这是一点，同时从清新宜人的空气中也有那么多营养要汲取。我买了十来本有关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籍，一本本红皮烫金立在书架上，好像造币厂新铸的钱币一样，准备揭示迈达斯[254]、摩根[255]和米赛纳斯[256]的秘诀。除此之外，我还有雄心要读许多别的书。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喜欢舞文弄墨的，——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连串一本正经而又平淡无奇的社论——现在我准备把诸如此类的东西重新纳入我的生活，重新成为“通才”，也就是那种最浅薄的专家。这并不只是一个俏皮的警句——光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究竟要成功得多。

纯粹出于偶然，我租的这所房子在北美最离奇的一个村镇。这个村镇位于纽约市正东那个细长的奇形怪状的小岛上——那里除了其他天然奇观以外，还有两个地方形状异乎寻常。离城二十英里路，有一对其大无比的鸡蛋般的半岛，外形一模一样，中间隔着一条小湾，一直伸进西半球那片最恬静的咸水，长岛海峡那个巨大的潮湿的场院。它们并不是正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一样，在碰过的那头都是压碎了的——但是它们外貌的相似一定是使从头上飞过的海鸥惊异不已的源泉。对于没有翅膀的人类来说，一个更加饶有趣味的现象，却是这两个地方除了形状大小之外，在每一个方面都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卵，这是两个地方中比较不那么时髦的一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标签，不足以表示二者之间那种离奇古怪而又很不吉祥的对比。我的房子紧靠在鸡蛋的顶端，离海湾只有五十码，挤在两座每季租金要一万二到一万五的大别墅中间。我右边的那一幢，不管按什么标准来说，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诺曼底[257]某市政厅的翻版，一边有一座簇新的塔楼，上面疏疏落落地覆盖着一层常春藤，还有一座大理石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阔人所住的公馆，因为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我自己的房子实在难看，幸而很小，没有被人注意，因此我才有缘欣赏一片海景，欣赏我邻居草坪的一部分，并且能以与百万富翁为邻而引以自慰——所有这一切每月只需出八十美元。

小湾对岸，东卵豪华住宅区的洁白的宫殿式的大厦沿着水边光彩夺目，那个夏天的故事是从我开车去那边到汤姆·布坎农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远房表妹，汤姆是我在大学里就认识的。大战刚结束之后，我在芝加哥还在他们家住过两天。

她的丈夫，除了擅长其他各种运动之外，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也可说是个全国闻名的人物，这种人二十一岁就在有限范围内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免有走下坡路的味道了。他家里非常有钱，——还在大学时他那样任意花钱已经遭人非议，但现在他离开了芝加哥搬到东部来，搬家的那个排场可真要使人惊讶不置。比方说，他从森林湖[258]运来整整一群打马球用的马匹。在我这一辈子中竟然还有人阔到能够干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为什么到东部来，我并不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在法国待了一年，后来又不安定地东飘西荡，所去的地方都有人打马球，而且大家都有钱。这次是定居了，黛西在电话里说。可是我并不相信——我看不透黛西的心思，不过我觉得汤姆会为追寻某场无法重演的球赛的戏剧性的激奋，就这样略有点怅惘地永远飘荡下去。

于是，在一个温暖有风的晚上，我开车到东卵去看望两个我几乎完全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料想的还要豪华，一座鲜明悦目，红白二色的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厦，面临着海湾。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跨过日晷、砖径和火红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索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往上爬。房子正面有一溜法国式的落地长窗，此刻在夕照中金光闪闪，迎着午后的暖风敞开着。汤姆·布坎农身穿骑装，两腿叉开，站在前门阳台上。

从纽黑文时代以来，他样子已经变了。现在他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健壮，头发稻草色，嘴边略带狠相，举止高傲。两只炯炯有神的傲慢的眼睛已经在他脸上占了支配地位，给人一种永远盛气凌人的印象。即使他那套像女人穿的优雅的骑装也掩藏不住那个身躯的巨大的体力——他仿佛填满了那双雪亮的皮靴，把上面的带子绷得紧紧的；他的肩膀转动时，你可以看到一大块肌肉在他薄薄的上衣下面移动。这是一个力大无比的身躯，一个残忍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又粗又大的男高音，增添了他给人的性情暴戾的印象。他说起话来还带着一种长辈教训人的口吻，即使对他喜欢的人也一样。因此在纽黑文的时候对他恨之入骨的大有人在。

“我说，你可别认为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是说了算的，”他仿佛在说，“仅仅因为我力气比你大，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们俩属于同一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虽然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总觉得他很看重我，而且带着他那特有的粗野、蛮横的怅惘神气，希望我也喜欢他。

我们在阳光和煦的阳台上谈了几分钟。

“我这地方很不错，”他说，他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

他抓住我的一只胳臂把我转过身来，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指点眼前的景色，在一挥手之中包括了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型花园，半英亩地深色的、浓郁的玫瑰花，以及一艘在岸边随着浪潮起伏的狮子鼻的汽艇。

“这地方原来属于石油大王德梅因。”他又把我推转过身来，客客气气但是不容分说，“我们到里面去吧。”

我们穿过一条高高的走廊，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玫瑰色的屋子。两头都是落地长窗，把这间屋子轻巧地嵌在这座房子当中。这些长窗都半开着，在外面嫩绿的草地的映衬下，显得晶莹耀眼，那片草仿佛要长到室内来似的。一阵轻风吹过屋里，把窗帘从一头吹进来，又从另一头吹出去，好像一面面白旗，吹向天花板上糖花结婚蛋糕似的装饰，然后轻轻拂过绛色地毯，留下一阵阴影有如风吹海面。

屋子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是一张庞大的长沙发椅，上面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活像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的大气球上。她们俩都身穿白衣，衣裙在风中飘荡，好像她们乘气球绕着房子飞了一圈刚被风吹回来似的。我准是站了好一会，倾听窗帘刮动的劈啪声和墙上一幅挂像嘎吱嘎吱的响声。忽然砰然一声，汤姆·布坎农关上了后面的落地窗，室内的余风才渐渐平息，窗帘、地毯和两位少妇也都慢慢地降落地面。

两个之中比较年轻的那个，我不认识。她平躺在长沙发的一头，身子一动也不动，下巴稍微向上仰起，仿佛她在上面平衡着一件什么东西，生怕它掉下来似的。如果她从眼角中看到了我，她可毫无表示——其实我倒吃了一惊，差一点要张口向她道歉，因为我进来惊动了她。

另外那个少妇，黛西，想要站起身来，——她身子微微向前倾，一脸诚心诚意的表情——接着她噗嗤一笑，又滑稽又可爱地轻轻一笑，我也跟着笑了，接着就走上前去进了屋子。

“我高兴得瘫……瘫掉了。”

她又笑了一次，好像她说了一句非常俏皮的话，接着就拉住我的手，仰起脸看着我，表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她更高兴见到的了。那是她特有的一种表情。她低声告诉我那个在搞平衡动作的姑娘姓贝克（我听人说过，黛西的喃喃低语只是为了让人家把身子向她靠近，这是不相干的闲话，丝毫无损于这种表情的魅力）。

不管怎样，贝克小姐的嘴唇微微一动，她几乎看不出来地向我点了点头，接着赶忙把头又仰回去——她在保持平衡的那件东西显然歪了一下，让她吃了一惊。道歉的话又一次冒到了我的嘴边。这种几乎是完全我行我素的神情总是使我感到目瞪口呆，满心赞佩。

我掉过头去看我的表妹，她开始用她那低低的、令人激动的声音向我提问题。这是那种叫人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永远不会重新演奏的一组音符。她的脸庞忧郁而美丽，脸上有明媚的神采，有两只明媚的眼睛，有一张明媚而热情的嘴，但是她声音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为她倾倒过的男人都觉得难以忘怀的：一种抑扬动听的魅力，一声喃喃的“听着”，一种暗示，说她片刻以前刚刚干完一些赏心乐事，而且下一个小时里还有赏心乐事。

我告诉了她我到东部来的途中曾在芝加哥停留一天，有十来个朋友都托我向她问好。

“他们想念我吗？”她大喜若狂似的喊道。

“全城都凄凄惨惨。所有的汽车都把左后轮漆上了黑漆当花圈，沿着城北的湖边[259]整夜哀声不绝于耳。”

“太美了！汤姆，咱们回去吧。明天！”随即她又毫不相干地说，“你应当看看宝宝。”

“我很想看。”

“她睡着了。她三岁。你从没见过她吗？”

“从来没有。”

“那么你应当看看她。她是……”

汤姆·布坎农本来坐立不安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停了下来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

“你在干什么买卖，尼克？”

“我在做债券生意。”

“在哪家公司？”

我告诉了他。

“从来没听说过，”他断然地说。

这使我感到不痛快。

“你会听到的，”我简慢地答道，“你在东部待久了就会听到的。”

“噢，我一定会在东部待下来的，你放心吧。”他先望望黛西又望望我，仿佛他在提防还有别的什么名堂。“我要是个天大的傻瓜才会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住。”

这时贝克小姐说：“绝对如此！”来得那么突然，使我吃了一惊——这是我进了屋子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显然她的话也使她自己同样吃惊，因为她打了个呵欠，随即做了一连串迅速而灵巧的动作就站了起来。

“我都木了，”她抱怨道，“我在那张沙发上躺了不知多久了。”

“别盯着我看，”黛西回嘴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动员你上纽约去。”

“不要，谢谢，”贝克小姐对着刚从食品间端来的四杯鸡尾酒说，“我正一板一眼地在进行锻炼哩。”

她的男主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是吗！”他把自己的酒喝了下去，仿佛那是杯底的一滴。“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可能做得成任何事情。”

我看看贝克小姐，感到纳闷，她“做得成”的是什么事。我喜欢看她。她是个身材苗条、乳房小小的姑娘，由于她像个年轻的军校学员那样挺起胸膛更显得英姿挺拔。她那双被太阳照得眯缝着的灰眼睛也看着我，一张苍白、可爱、不满的脸上流露出有礼貌的、回敬的好奇心。我这才想起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或者她的照片。

“你住在西卵吧！”她用鄙夷的口气说，“我认识那边一个人。”

“我一个人也不认……”

“你总该认识盖茨比吧。”

“盖茨比？”黛西追问道，“哪个盖茨比？”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说他是我的邻居，用人就宣布开饭了；汤姆·布坎农不由分说就把一只紧张的胳臂插在我的胳臂下面，把我从屋子里推出去，仿佛他是在把一个棋子推到棋盘上另一格去似的。

两位女郎袅袅婷婷地、懒洋洋地，手轻轻搭在腰上，在我们前面往外走上玫瑰色的阳台。阳台迎着落日，餐桌上有四支蜡烛在减弱了的风中闪烁不定。

“点蜡烛干什么？”黛西皱着眉头表示不悦。她用手指把它们掐灭了。“再过两个星期就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了。”她满面春风地看着我们大家。“你们是否老在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到头来偏偏还是错过？我老在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到头来偏偏还是错过了。”

“我们应当计划干点什么，”贝克小姐打着呵欠说道，仿佛上床睡觉似的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好嘛，”黛西说，“咱们计划什么呢？”她把脸转向我，无可奈何地问道，“人们究竟计划些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两眼带着畏惧的表情盯着她的小手指。

“瞧！”她抱怨道，“我把它碰伤了。”

我们大家都瞧了——指关节有点青紫。

“是你搞的，汤姆，”她责怪他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确实是你搞的。这是我的报应，嫁给这么个粗野的男人，一个又粗又大又笨拙的汉子……”

“我恨笨拙这个词，”汤姆气呼呼地抗议道，“即使开玩笑也不行。”

“笨拙，”黛西强嘴说。

有时她和贝克小姐同时讲话，可是并不惹人注意，不过开点无关紧要的玩笑，也算不上唠叨，跟她们的白色衣裙以及没有任何欲念的超然的眼睛一样冷漠。她们坐在这里，应酬汤姆和我，只不过是客客气气地尽力款待客人或者接受款待。她们知道一会儿晚饭就吃完了，再过一会儿这一晚也就过去，随随便便就打发掉了。这和西部截然不同，在那里每逢晚上待客总是迫不及待地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推向结尾，总是有所期待而又不断地感到失望，要不然就对结尾时刻的到来感到十分紧张和恐惧。

“你让我觉得自己不文明，黛西，”我喝第二杯虽然有点软木塞气味却相当精彩的红葡萄酒时坦白地说，“你不能谈谈庄稼或者谈点儿别的什么吗？”

我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但它却出乎意外地被人接过去了。

“文明正在崩溃，”汤姆气势汹汹地大声说，“我近来成了个对世界非常悲观的人。你看过戈达德这个人写的《有色帝国的兴起》吗？”

“呃，没有，”我答道，对他的语气感到很吃惊。

“我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人人都应当读一读。书的大意是说，如果我们不当心，白色人种就会……就会完全被淹没了。讲的全是科学道理，已经证明了的。”

“汤姆变得很渊博了。”黛西说，脸上露出一种并不深切的忧伤的表情。“他看一些深奥的书，书里有许多深奥的字眼。那是个什么字来着，我们……”

“我说，这些书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汤姆一个劲地说下去，对她不耐烦地瞅了一眼。“这家伙把整个道理讲得一清二楚。我们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种，我们有责任提高警惕，不然的话，其他人种就会掌握一切了。”

“我们非打倒他们不可，”黛西低声地讲，一面拼命地对炽热的太阳眨眼。

“你们应当到加利福尼亚住家，……”贝克小姐开口说，可是汤姆在椅子上沉重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打断了她的话。

“主要的论点是说我们是北欧日耳曼民族。我是，你是，你也是，还有……”稍稍犹疑了一下之后，他点了点头把黛西也包括了进去，这时她又冲我眨了眨眼。“而我们创造了所有那些加在一起构成文明的东西——科学艺术啦，以及其他等等。你们明白吗？”

他那副专心致志的劲头看上去有点可怜，似乎他那种自负的态度，虽然比往日还突出，但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够了。这时屋子里电话铃响了，男管家离开阳台去接，黛西几乎立刻就抓住这个打岔的机会把脸凑到我面前来。

“我要告诉你一桩家庭秘密，”她兴奋地咬耳朵说，“是关于男管家的鼻子的。你想听听男管家鼻子的故事吗？”

“这正是我今晚来拜访的目的嘛。”

“你要知道，他并不是一向当男管家的；他从前专门替纽约一个人家擦银器，那家有一套供二百人用的银餐具。他从早擦到晚，后来他的鼻子就受不了啦……”

“后来情况越来越坏，”贝克小姐提了一句。

“是的。情况越来越坏，最后他只得辞掉不干。”

有一会儿工夫夕阳的余晖温情脉脉地照在她那红艳发光的脸上；她的声音使我身不由己地凑上前去屏息倾听——然后光彩逐渐消逝，每一道光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就像孩子们在黄昏时刻离开一条愉快的街道那样。

男管家回来凑着汤姆的耳朵咕哝了点什么，汤姆听了眉头一皱，把他的椅子朝后一推，一言不发就走进室内去。仿佛他的离去使她活跃了起来，黛西又探身向前，她的声音像唱歌似的抑扬动听。

“我真高兴在我的餐桌上见到你，尼克。你使我想到一朵——一朵玫瑰花，一朵地地道道的玫瑰花。是不是？”她把脸转向贝克小姐要求她附和这句话，“一朵地地道道的玫瑰花？”

这是瞎说。我跟玫瑰花毫无相似之处。她不过是随嘴乱说一气，但是却洋溢着一种动人的激情，仿佛她的心就藏在那些气喘吁吁的、激动人的话语里，想向你倾诉一番。然后她突然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说了声对不起就走进房子里面去了。

贝克小姐和我互相使了一下眼色，故意表示没有任何意思。我刚想开口的时候，她警觉地坐直起来，用警告的声音说了一声“嘘”。可以听得见那边屋子里有一阵低低的、激动的交谈声，贝克小姐就毫无顾忌地探身竖起耳朵去听。喃喃的话语声几次接近听得真切的程度，降低下去，又激动地高上去，然后完全终止。

“你刚才提到的那位盖茨比先生是我的邻居……”我开始说。

“别说话，我要听听出了什么事。”

“是出了事吗？”我天真地问。

“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贝克小姐说，她真的感到奇怪。“我以为人人都知道了。”

“我可不知道。”

“哎呀……”她犹疑了一下说，“汤姆在纽约有个女人。”

“有个女人？”我茫然地跟着说。

贝克小姐点点头。

“她起码该顾点大体，不在吃饭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嘛。你说呢？”

我几乎还没明白她的意思，就听见一阵裙衣窸窣和皮靴咯咯的声响，汤姆和黛西回到餐桌上来了。

“真没办法！”黛西强作欢愉地大声说。

她坐了下来，先朝贝克小姐然后朝我察看了一眼，又接着说：“我到外面看了一下，看到外面浪漫极了。草坪上有一只鸟，我想一定是搭康拉德或者白星轮船公司[260]的船过来的一只夜莺。它在不停地歌唱……”她的声音也像唱歌一般。“很浪漫，是不是，汤姆？”

“非常浪漫，”他说，然后哭丧着脸对我说，“吃过饭要是天还够亮的话，我要领你到马房去看看。”

里面电话又响了，大家都吃了一惊。黛西断然地对汤姆摇摇头，于是马房的话题，事实上所有的话题，都化为乌有了。在餐桌上最后五分钟残存的印象中，我记得蜡烛又无缘无故地点着了，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很想正眼看看大家，然而却又想避开大家的目光。我猜不出黛西和汤姆在想什么，但是我也怀疑，就连贝克小姐那样似乎玩世不恭的人，是否能把这第五位客人尖锐刺耳的迫切呼声完全置之度外。对某种性情的人来说，这个局面可能倒怪有意思的——我自己本能的反应是立刻去打电话叫警察。

马，不用说，就没有再提了。汤姆和贝克小姐，两人中间隔着几英尺的暮色，慢慢溜达着回书房去，仿佛走到一个确实存在的尸体旁边去守夜。同时，我一面装出感兴趣的样子，一面装出有点聋，跟着黛西穿过一连串的走廊，走到前面的阳台上去。在苍茫暮色中我们并排在一张柳条的长靠椅上坐下。

黛西把脸捧在手里，好像在抚摩她那可爱的面庞，同时她渐渐放眼去看那天鹅绒般的暮色。我看出她心潮澎湃，于是我问了几个我认为有镇静作用的关于她小女儿的问题。

“我们彼此并不熟识，尼克，”她忽然说，“尽管我们是表亲。你没参加我的婚礼。”

“我打仗还没回来。”

“确实。”她犹疑了一下。“哎，我可真够受的，尼克，所以我把一切都差不多看透了。”

显然她抱这种看法是有缘故的。我等着听，可是她没再往下说，过了一会儿我又吞吞吐吐地回到了她女儿这个话题。

“我想她一定会说，又……会吃，什么都会吧。”

“呃，是啊。”她心不在焉地看着我。“听我说，尼克，让我告诉你她出世的时候我说了什么话。你想听吗？”

“非常想听。”

“你听了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看待——一切事物。她出世还不到一个钟头，汤姆就天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从乙醚麻醉中醒过来，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马上问护士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告诉我是个女孩，我就转过脸哭了起来。‘好吧，’我说，‘我很高兴是个女孩。而且我希望她将来是个傻瓜——这就是女孩子在这种世界上最好的出路，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

“你明白我认为反正一切都糟透了，”她深信不疑地继续说，“人人都这样认为——那些最先进的人。而我知道。我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什么也都见过了，什么也都干过了。”她两眼闪闪有光，环顾四周，俨然不可一世的神气，很像汤姆，她又放声大笑，笑声里充满了可怕的讥嘲。“饱经世故……天哪，我可是饱经世故了。”

她的话音一落，不再强迫我注意她和相信她时，我就感到她刚才说的根本不是真心话。这使我感到不安，似乎整个晚上都是一个圈套，强使我也付出一份相应的感情。我等着，果然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我时，她那可爱的脸上就确实露出了假笑，仿佛她已经表明了她是她和汤姆所属于的一个上流社会的秘密团体中的一分子。

室内，那间绯红色的屋子灯火辉煌。汤姆和贝克小姐各坐在长沙发的一头，她在念《星期六晚邮报》给他听，声音很低，没有变化，一连串的字有一种让人定心的调子。灯光照在他皮靴上雪亮，照在她秋叶黄的头发上暗淡无光，每当她翻过一页，胳臂上细细的肌肉颤动的时候，灯光又一晃一晃地照在纸上。

我们走进屋子，她举起一只手来示意叫我们不要出声。

“待续，”她念道，一面把杂志扔在桌上，“见本刊下期。”

她膝盖一动，身子一直，就霍地站了起来。

“十点了，”她说，仿佛在天花板上看到了时间。“我这个好孩子该上床睡觉了。”

“乔丹明天要去参加锦标赛，”黛西解释道，“在威斯彻斯特那边。”

“哦……你是乔丹·贝克。”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她的面孔很眼熟——她那可爱的傲慢的表情曾经从报道阿希维尔、温泉和棕榈海滩[261]的体育生活的许多报刊照片上朝外向我看过。我还听说过关于她的一些闲话，一些说她不好的闲话，至于究竟是什么事我可早已忘掉了。

“明天见，”她轻声说。“八点叫我，好吧？”

“只要你起得来。”

“我一定可以。晚安，卡罗威先生。改天见吧。”

“你们当然会再见面的，”黛西保证道，“说实在，我想我要做个媒。多来几趟，尼克，我就想办法——呃——把你们俩拽到一起。比方说，无意间把你们关在被单储藏室里啦，或者把你们放在小船上往海里一推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

“明天见，”贝克小姐从楼梯上喊道。“我一个字也没听见。”

“她是个好孩子，”过了一会儿汤姆说。“他们不应当让她这样到处乱跑。”

“是谁不应当？”黛西冷冷地问。

“她家里人。”

“她家里只有一个七老八十的姑妈。再说，尼克以后可以照应她了，是不是，尼克？她今年夏天要到这里来度许多个周末。我想这里的家庭环境对她会大有好处的。”

黛西和汤姆一声不响地彼此看了一会儿。

“她是纽约州的人吗？”我赶快问。

“路易斯维尔[262]人。我们纯洁的少女时期是一道在那里度过的。我们那美丽纯洁的……”

“你在阳台上是不是跟尼克把心里话都讲了？”汤姆忽然质问。

“我讲了吗？”她看着我。“我好像不记得，不过我们大概谈到了日耳曼种族。对了，我可以肯定我们谈的是那个。它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我们的话题，你还没注意到哩……”

“别听到什么都信以为真，尼克，”他告诫我道。

我轻松地说我什么都没听到，几分钟之后我就起身告辞了。他们把我送到门口，两人并肩站在方方一片明亮的灯光里。我发动了汽车，忽然黛西命令式地喊道：“等等！”

“我忘了问你一件事，很重要的。我们听说你在西部跟一个姑娘订婚了。”

“不错，”汤姆和蔼地附和说，“我们听说你订婚了。”

“那是造谣诽谤。我太穷了。”

“可是我们听说了，”黛西坚持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又像花朵一样绽开了。“我们听三个人说过，所以一定是真的。”

我当然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事，但是我压根儿没有订婚。流言蜚语传播说我订了婚，这正是我之所以到东部来的一个原因。你不能因为怕谣言就和一个老朋友断绝来往，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无意迫于谣言的压力就去结婚。

他们对我的关心倒很使我感动，也使他们不显得那么有钱与高不可攀了。虽然如此，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感到迷惑不解，还有点厌恶。我觉得，黛西应该做的事是抱着孩子跑出这座房子——可是显然她头脑里丝毫没有这种打算。至于汤姆，他“在纽约有个女人”这种事倒不足为怪，奇怪的是他会因为读了一本书而感到沮丧。不知什么东西在使他从陈腐的学说里摄取精神食粮，仿佛他那壮硕的体格的唯我主义已经不再能滋养他那颗唯我独尊的心了。

一路上小旅馆房顶上和路边汽油站门前已经是一片盛夏景象，鲜红的加油机一台台蹲在电灯光圈里。我回到我在西卵的住处，把车停在小车棚之后，在院子里一架闲置的刈草机上坐了一会儿。风已经停了，眼前是一片嘈杂；明亮的夜景，有鸟雀在树上拍翅膀的声音，还有大地的风箱使青蛙鼓足了气力发出的连续不断的风琴声。一只猫的侧影在月光中慢慢地移动，我掉过头去看它的时候，发觉我不是一个人——五十英尺之外一个人已经从我邻居的大厦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现在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里仰望银白的星光。从他那悠闲的动作和他那两脚稳踏在草坪上的姿态可以看出这就是盖茨比先生本人，出来确定一下我们本地的天空哪一片是属于他的。

我打定了主意要招呼他。贝克小姐在吃饭时提到过他，那也可以算作介绍了。但我并没招呼他，因为他突然做了个动作，好像表示他满足于独自待着，——他朝着幽暗的海水把两只胳膊伸了出去，那样子真古怪，并且尽管我离他很远，我可以发誓他正在发抖。我也情不自禁地朝海上望去——什么都看不出来，除了一盏绿灯，又小又远，也许是一座码头的尽头。等我回头再去看盖茨比时，他已经不见了，于是我又独自待在不平静的黑夜里。

第二节

西卵和纽约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汽车路匆匆忙忙跟铁路会合，它在铁路旁边跑上四分之一英里，为的是要躲开一片荒凉的地方。这是一个灰烬的山谷——一个离奇古怪的农场，在这里灰烬像麦子一样生长，长成小山小丘和奇形怪状的园子；在这里灰烬堆成房屋、烟囱和炊烟的形式，最后，经过超绝的努力，堆成一个个灰蒙蒙的人，隐隐约约地在走动，而且已经在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化为灰烬了。有时一列灰色的货车慢慢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轨道爬行，叽嘎一声鬼叫，停了下来，马上那些灰蒙蒙的人就拖着铁铲一窝蜂拥上来，扬起一片尘土，让你看不到他们隐秘的活动。

但是，在这片灰蒙蒙的土地以及永远笼罩在它上空的一阵阵暗淡的尘土的上面，你过一会儿就看到T·J·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是蓝色的，庞大无比——瞳仁就有一码高。这双眼睛不是从一张脸上向外看，而是从架在一个不存在的鼻子上的一副硕大无朋的黄色眼镜向外看。显然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眼科医生把它们竖在那儿的，为了招徕生意，扩大他在皇后区的业务，到后来大概他自己也永远闭上了眼睛，再不然就是撇下它们搬走了。但是，他留下的那两只眼睛，由于年深月久，日晒雨淋，油漆剥落，光彩虽不如前，却依然若有所思，阴郁地俯视着这片阴沉沉的灰堆。

灰烬谷一边有条肮脏的小河流过，每逢河上吊桥拉起让驳船通过，等候过桥的火车上的乘客就得盯着这片凄凉景色，时间长达半小时之久。平时火车在这里至少也要停一分钟，也正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初次见到汤姆·布坎农的情妇。

他有个情妇，这是所有知道他的人都认定的事实。他的熟人都很气愤，因为他常常带着她上时髦的馆子，并且，让她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后，自己就走来走去，跟他认识的人拉呱。我虽然好奇，想看看她，可并不想和她见面——但是我会到她了。一天下午，我跟汤姆同行搭火车上纽约去。等我们在灰堆停下来的时候，他一骨碌跳了起来，抓住我的胳膊肘，简直是强迫我下了车。

“我们在这儿下车，”他断然地说，“我要你见见我的女朋友。”

大概他那天午饭时喝得够多的，因此他硬要我陪他的做法近乎暴力行为。他狂妄自大地认为，我在星期天下午似乎没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事情可做。

我跟着他跨过一排刷得雪白的低低的铁路栅栏，然后沿着公路，在埃克尔堡大夫目不转睛的注视之下，往回走了一百码。眼前唯一的建筑物是一小排黄砖房子，坐落在这片荒原的边缘，大概是供应本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一条小型“主街”[263]，左右隔壁一无所有。这排房子里有三家店铺，一家正在招租，另一家是通宵营业的饭馆，门前有一条炉渣小道；第三家是个汽车修理行——“乔治·B·威尔逊。修理汽车。买卖汽车。”——我跟着汤姆走了进去。

车行里毫无兴旺的气象，空空如也；只看见一辆汽车，一部盖满灰尘、破旧不堪的福特车，蹲在阴暗的角落里。我忽然想到，这间有名无实的车行莫不是个幌子，而楼上却掩藏着豪华温馨的房间，这时老板出现在一间办公室的门口，不停地在一块抹布上擦着手。他是个头发金黄、没精打采的人，脸上没有血色，样子还不难看。他一看见我们，那对浅蓝的眼睛就流露出一线暗淡的希望。

“哈啰，威尔逊，你这家伙，”汤姆说，一面嘻嘻哈哈地拍拍他的肩膀。“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威尔逊缺乏说服力地回答，“你什么时候才把那部车子卖给我？”

“下星期；我现在已经让我的司机在整修它了。”

“他干得很慢，是不是？”

“不，他干得不慢，”汤姆冷冷地说，“如果你这样看法，也许我还是把它拿到别处去卖为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威尔逊连忙解释。“我只是说……”

他的声音逐渐消失，同时汤姆不耐烦地向车行四面张望。接着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的声音，过一会儿一个女人粗粗的身材挡住了办公室门口的光线。她年纪三十五六，身子胖胖的，可是如同有些女人一样，胖得很美。她穿了一件有油渍的深蓝双绉连衣裙，她的脸庞没有一丝一毫的美，但是她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活力，仿佛她浑身的神经都在不停地燃烧。她慢慢地一笑。然后大摇大摆地从她丈夫身边穿过，仿佛他只是个幽灵，走过来跟汤姆握手，两眼直盯着他。接着她用舌头润了润嘴唇，头也不回就低低地、粗声粗气地对她丈夫说：

“你怎么不拿两张椅子来，让人家坐下。”

“对，对，”威尔逊连忙答应，随即向小办公室走去，他的身影马上就跟墙壁的水泥色打成一片了。一层灰白色的尘土笼罩着他深色的衣服和浅色的头发，笼罩着前后左右的一切——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她走到了汤姆身边。

“我要见你，”汤姆热切地说道，“搭下一班火车。”

“好吧。”

“我在车站下层报摊旁边等你。”

她点点头就从他身边走开，正赶上威尔逊从办公室里搬了两张椅子出来。

我们在公路上没人看见的地方等她。再过几天就是七月四号[264]了，因此有一个灰蒙蒙的、骨瘦如柴的意大利小孩沿着铁轨在点放一排“鱼雷炮”。

“多可怕的地方，是不是，”汤姆说，同时皱起眉头看着埃克尔堡大夫。

“糟透了。”

“换换环境对她有好处。”

“她丈夫没意见吗？”

“威尔逊？他以为她是到纽约去看她妹妹。他蠢得要命，连自己活着都不知道。”

就这样，汤姆·布坎农和他的情人还有我，三人一同上纽约去——或许不能说一同去，因为威尔逊太太很识相，她坐在另一节车厢里。汤姆做了这一点让步，以免引起可能在这趟车上的那些东卵人的反感。

她已经换上了一件棕色花布连衣裙，到了纽约汤姆扶她下车时那裙子紧紧地绷在她那肥阔的臀部。她在报摊上买了一份《纽约闲话》和一本电影杂志，又在车站药店[265]里买了一瓶冷霜和一小瓶香水。在楼上，在那阴沉沉的、有回音的车道里，她放过了四辆出租汽车，然后才选中了一辆新车，车身是淡紫色的，里面坐垫是灰色的。我们坐着这辆车子驶出庞大的车站，开进灿烂的阳光里。可是马上她又猛然把头从车窗前掉过来，身子向前一探，敲敲前面的玻璃。

“我要买一只那种小狗。”她热切地说，“我要买一只养在公寓里。怪有意思的——养只狗。”

我们的车子倒退到一个白头发老头跟前，他长得活像约翰·D·洛克菲勒[266]，真有点滑稽。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篮子，里面蹲着十几条新出世的、难以确定品种的小狗崽子。

“它们是什么种？”威尔逊太太等老头走到出租汽车窗口就急着问道。

“各种都有。你要哪一种，太太？”

“我想要一条那种警犬；我看你不一定有那一种吧？”

老头怀疑地向竹篮子里望望，伸手进去捏着颈皮拎起一只来，小狗身子直扭。

“这又不是警犬，”汤姆说。

“不是，这不一定是警犬，”老头说，声音里流露出失望情绪。“多半是一只硬毛猎狗。”他的手抚摸着狗背上棕色毛巾似的皮毛。“你瞧这个皮毛，很不错的皮毛，这条狗绝不会伤风感冒，给你找麻烦的。”

“我觉得它真好玩，”威尔逊太太热烈地说，“多少钱？”

“这只狗吗？”老头用赞赏的神气看着它。“这只狗要十美元。”

这只硬毛猎狗转了手，——毫无疑问它的血统里不知什么地方跟硬毛猎狗有过关系，不过它的爪子却白得出奇[267]——随即安然躺进威尔逊太太的怀里。她欢天喜地抚摸着那不怕伤风着凉的皮毛。

“这是雄的还是雌的？”她委婉地问。

“那只狗？那只狗是雄的。”

“是只母狗，”汤姆斩钉截铁地说，“给你钱。拿去再买十只狗。”

我们坐着车子来到五号路，在这夏天星期日的下午，空气又温暖又柔和，几乎有田园风味。即使看见一大群雪白的绵羊突然从街角拐出来，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停一下，”我说，“我得在这儿跟你们分手了。”

“不行，你不能走，”汤姆连忙插话说。“茉特尔要生气的，要是你不上公寓去。是不是，茉特尔？”

“来吧，”她恳求我。“我打电话叫我妹妹凯瑟琳来。很多有眼力的人都说她真漂亮。”

“呃，我很想来，可是……”

我们继续前进，又掉头穿过中央公园，向西城一百多号街那边去，出租汽车在一五八号街一大排白色蛋糕似的公寓中的一幢前面停下。威尔逊太太向四周扫视一番，俨然一副皇后回宫的神气，一面捧起小狗和其他买来的东西，趾高气扬地走了进去。

“我要把麦基夫妇请上来，”我们乘电梯上楼时她宣布说。“当然，我还要打电话给我妹妹。”

他们的一套房间在最高一层——一间小起居室，一间小餐室，一间小卧室，还有一个洗澡间。起居室给一套大得很不相称的织锦靠垫的家具挤得满满当当的，以至于要在室内走动就要不断地绊倒在法国仕女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荡秋千的画面上。墙上挂的唯一的画是一张放得特大的相片，乍一看是一只母鸡蹲在一块模糊的岩石上。可是，从远处看去，母鸡化为一顶女帽，一位胖老太太笑眯眯地俯视着屋子。桌子上放着几份旧的《纽约闲话》，还有一本《名字叫彼得的西门》[268]以及两三本百老汇[269]的黄色小刊物。威尔逊太太首先关心的是狗。一个老大不情愿的开电梯的工人弄来了一只垫满稻草的盒子和一些牛奶，另外他又主动给买了一听又大又硬的狗饼干，有一块饼干一下午泡在一碟牛奶里，泡得稀巴烂。同时，汤姆打开了一个上锁的柜子的门，拿出一瓶威士忌来。

我一辈子只喝醉过两次，第二次就是那天下午；因此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现在都好像在雾里一样，模糊不清，虽然公寓里直到八点以后还充满了明亮的阳光。威尔逊太太坐在汤姆膝盖上给好几个人打了电话；后来香烟没了，我就出去到街角上的药店去买烟。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俩都不见了，于是我很识相地在起居室里坐下，看了《名字叫彼得的西门》中的一章——要么书写得太糟，要么威士忌使东西变得面目全非，因为我看不出一点名堂来。

汤姆和茉特尔（第一杯酒下肚之后威尔逊太太和我就彼此喊教名了）一重新露面，客人们就开始来敲公寓的门了。

她妹妹凯瑟琳是一个苗条而俗气的女人，年纪三十上下，一头浓密的短短的红头发，脸上粉搽得像牛奶一样白。她的眉毛是拔掉又重画过的，画的角度还俏皮一些，可是天然的力量却要恢复旧观，弄得她脸有点眉目不清。她走动的时候，不断发出丁当丁当的声音，因为许多假玉手镯在她胳臂上面上上下下地抖动。她像主人一样大模大样走了进来，对家具扫视了一番，仿佛东西是属于她的，使我怀疑她是否就住在这里。但是等我问她时，她放声大笑，大声重复了我的问题，然后告诉我她和一个女朋友同住在一家旅馆里。

麦基先生是住在楼下一层的一个白净的、女人气的男人。他刚刮过胡子，因为他颧骨上还有一点白肥皂沫。他和屋里每一个人打招呼时都毕恭毕敬。他告诉我他是“吃艺术饭”的，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摄影师，墙上挂的威尔逊太太的母亲那幅像一片胚叶似的模糊不清的放大照片就是他摄制的。他老婆尖声尖气，没精打采，漂漂亮亮，可是非常讨厌。她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她丈夫已经替她照过一百二十七次相了。

威尔逊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又换了一套衣服，现在穿的是一件精致的奶油色雪纺绸的连衣裙，是下午做客穿的那种，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时候，衣裙就不断地沙沙作响。由于衣服的影响，她的个性也跟着起了变化。早先在车行里那么显著的活力变成了目空一切的hauteur[270]。她的笑声、她的姿势、她的言谈，每一刻都变得越来越矫揉造作，同时随着她逐渐膨胀，她周围的屋子就显得越来越小，后来，她好像在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坐在一个吱吱喳喳的木轴上不停地转动。

“亲爱的，”她装腔作势地大声告诉她妹妹。“这年头不论是谁都想欺骗你。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有钱。上星期我找了个女的来看看我的脚，等她把账单给我，你还以为她给我割了阑尾哩。”

“那女人姓什么？”麦基太太问。

“埃伯哈特太太。她经常到人家里去替人看脚。”

“我喜欢你这件衣服，”麦基太太说，“我觉得它真漂亮。”

威尔逊太太不屑地把眉毛一扬，否定了这句恭维话。

“这只是一件破烂的旧货，”她说。“我不在乎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就把它往身上一套。”

“可是穿在你身上就显得特别漂亮，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话，”麦基太太紧跟着说。“只要切斯特能把你这个姿势拍下来，我想这一定会是一幅杰作。”

我们大家都默默地看着威尔逊太太，她把一缕头发从眼前掠开，笑吟吟地看着我们大家。麦基先生歪着头，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她，然后又伸出一只手在面前慢慢地来回移动。

“我得改换光线，”他过了一会儿说道，“我很想把面貌的立体感表现出来。我还要把后面的头发全部摄进来。”

“我认为根本不应该改换光线，”麦基太太大声说。“我认为……”

她丈夫“嘘”了一声，于是我们大家又都把目光转向摄影的题材，这时汤姆·布坎农出声地打了一个呵欠，站了起来。

“你们麦基家两口子喝点什么吧，”他说。“再搞点冰和矿泉水来，茉特尔，不然的话大家都睡着了。”

“我早就叫那小子送冰来了。”茉特尔把眉毛一扬，对下等人的懒惰无能表示绝望。“这些人！你非得老盯着他们不可。”

她看看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接着她蹦蹦跳跳跑到小狗跟前，欢天喜地地亲亲它，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进厨房，那神气就好似那里有十几个大厨师在听候她的吩咐。

“我在长岛那边拍过几张好的，”麦基先生断言。

汤姆茫然地看看他。

“有两幅我们配了镜框挂在楼下。”

“两幅什么？”汤姆追问。

“两幅习作。其中一幅我称之为《蒙涛角——海鸥》，另一幅叫《蒙涛角——大海》。”

那位名叫凯瑟琳的妹妹在沙发上我的身边坐下。

“你也住在长岛那边吗？”她问我。

“我住在西卵。”

“是吗？我到那儿参加过一次聚会，大约一个月以前。在一个姓盖茨比的人的家里。你认识他吗？”

“我就住在他隔壁。”

“噢，人家说他是德国威廉皇帝的侄儿，或者什么别的亲戚。他的钱都是那么来的。”

“真的吗？”

她点了点头。

“我害怕他。我可不愿意落到他手里。”

关于我邻居的这段引人入胜的报道，由于麦基太太突然伸手指着凯瑟琳而被打断了。

“切斯特，我觉得你满可以给她拍一张好的，”她大声嚷嚷，可是麦基先生光是懒洋洋地点了点头，把注意力又转向汤姆。

“我很想在长岛多搞点业务，要是有人介绍的话。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帮我开个头。”

“问茉特尔好了，”汤姆哈哈一笑说，正好威尔逊太太端个托盘走了进来。“她可以给你写封介绍信，是不是，茉特尔？”

“干什么？”她吃惊地问道。

“你给麦基写一封介绍信去见你丈夫，他就可以给他拍几张特写。”他嘴唇不出声地动了一会儿，接着胡诌道，“《乔治·B·威尔逊在油泵前》，或者诸如此类的玩意。”

凯瑟琳凑到我耳边，跟我小声说：

“他们俩谁都受不了自己的那口子。”

“是吗？”

“受不了。”她先看看茉特尔，又看看汤姆。“依我说，既然受不了，何必还在一起过下去呢？要是我，我就离婚，然后马上重新结婚。”

“她也不喜欢威尔逊吗？”

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出乎意外的。它来自茉特尔，因为她凑巧听见了问题，而她讲的话是又粗暴又不干净的。

“你瞧，”凯瑟琳得意洋洋地大声说，她又压低了嗓门。“使他们不能结婚的其实是他老婆。她是天主教徒，那些人是不赞成离婚的。”

黛西并不是天主教徒，因此这个煞费苦心的谎言使我有点震惊。

“哪天他们结了婚，”凯瑟琳接着说，“他们准备到西部去住一些时候，等风波过去再回来。”

“更稳妥的办法是到欧洲去。”

“哦，你喜欢欧洲吗？”她出其不意地叫了起来。“我刚从蒙地卡罗[271]回来。”

“真的吗？”

“就在去年，我和另外一个姑娘一起去的。”

“待了很久吗？”

“没有，我们只去了蒙地卡罗就回来了。我们是取道马赛去的。我们动身的时候带了一千二百多美元，可是两天之内就在赌场小房间里让人骗光了。我们回来一路上吃的苦头可不少，我对你说吧。天哪，我恨死那城市了。”

窗外，天空在夕照中显得格外柔和，像蔚蓝的地中海一样。这时麦基太太尖锐的声音把我唤回到屋子里来。

“我差点也犯错误，”她精神抖擞地大声说，“我差点嫁给了一个追了我好几年的犹太小子。我知道他配不上我。大家都对我说：‘露西尔，那个人比你差远了。’可是，如果我没碰上切斯特，他保险会把我搞到手的。”

“不错，可是你听我说，”茉特尔·威尔逊说，一面不停地摇头晃脑。“好在你并没嫁给他啊。”

“我知道我没嫁给他。”

“但是，我可嫁给了他，”茉特尔含糊其辞地说。“这就是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不同的地方。”

“你为什么嫁给他呢，茉特尔？”凯瑟琳质问道，“也没有人强迫你。”

茉特尔考虑了一会儿。

“我嫁给了他，是因为我以为他是个上等人，”她最后说，“我以为他还有点教养，不料他连舔我的鞋都不配。”

“你有一阵子爱他爱得发疯，”凯瑟琳说。

“爱他爱得发疯！”茉特尔不相信地喊道，“谁说我爱他爱得发疯啦？我从来没爱过他，就像我没爱过那个人一样。”

她突然指着我，于是大家都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我。我竭力做出一副样子表示我并没指望什么人爱我。

“我干的唯一发疯的事是跟他结了婚。我马上就知道我犯了错误。他借了人家一套做客的衣服穿着结婚，还从来不告诉我，后来有一天他不在家，那人来讨还衣服。‘哦，这套衣服是你的吗？’我说。‘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说哩。’但是我把衣服给了他，然后我躺到床上，号啕大哭，整整哭了一下午。”

“她实在应当离开他，”凯瑟琳又跟我说下去。“他们在那汽车行楼顶上住了十一年了。汤姆还是她第一个相好的哩。”

那瓶威士忌——第二瓶了——此刻大家都喝个不停，唯有凯瑟琳除外，她“什么都不喝也感到飘飘然”。汤姆按铃把看门的喊来，叫他去买一种出名的三明治，吃了可以抵得上一顿晚餐的。我想到外面去，在柔和的暮色中向东朝公园走过去，但每次我起身告辞，都被卷入一阵吵闹刺耳的争执中，结果就仿佛有绳子把我拉回到椅子上。然而我们这排黄澄澄的窗户高踞在城市的上空，一定给暮色苍茫的街道上一位观望的过客增添了一点人生的秘密，同时我也可以看到他，一面在仰望一面在寻思。我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对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同时又感到厌恶。

茉特尔把她自己的椅子拉到我椅子旁边，忽然之间她吐出的热气朝我喷来，她絮絮叨叨讲起了她跟汤姆初次相逢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两个面对面的小座位上，就是火车上一向剩下的最后两个座位。我是上纽约去看我妹妹，在她那儿过夜。他穿了一身礼服，一双漆皮鞋，我就忍不住老是看他，可是每次他一看我，我只好假装在看他头顶上的广告。我们走进车站时，他紧挨在我身边，他那雪白的衬衫前胸蹭着我的胳膊，于是我跟他说我可要叫警察了，但他明知我在说假话。我神魂颠倒，跟他上了一辆出租汽车，还以为是上了地铁哩。我心里翻来覆去想的只有一句话：‘你又不能永远活着。你又不能永远活着。’”

她回过头来跟麦基太太讲话，屋子里充满了她那不自然的笑声。

“亲爱的，”她喊道，“我这件衣服穿过之后就送给你。明天我得去另买一件。我要把所有要办的事情开个单子。按摩、烫发、替小狗买条项圈，买一个那种有弹簧的、小巧玲珑的烟灰缸，还要给妈妈的坟上买一个挂黑丝结的假花圈，可以摆一个夏天的那种。我一定得写个单子，免得我忘掉要做哪些事。”

已经九点钟了——一转眼我再看表时发觉已经十点了。麦基先生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两手握拳放在大腿上，好像一张活动家的相片。我掏出手帕，把他脸上那一小片叫我一下午都看了难受的干肥皂沫擦掉。

小狗坐在桌子上，两眼在烟雾中盲目地张望，不时轻轻地哼着。屋子里的人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重新出现，商量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又找不着对方，找来找去，发现彼此就在几尺之内。快到半夜的时候，汤姆·布坎农和威尔逊太太面对面站着争吵，声音很激动，争的是威尔逊太太有没有权利提黛西的名字。

“黛西！黛西！黛西！”威尔逊太太大喊大叫。“我什么时候想叫就叫！黛西！黛……”

汤姆·布坎农动作敏捷，伸出手一巴掌打破了威尔逊太太的鼻子。

接着，浴室满地都是血淋淋的毛巾，只听见女人骂骂咧咧的声音，同时在一片混乱之中，还夹有断断续续痛楚的哀号。麦基先生打盹醒了，懵懵懂懂地就朝门口走。他走了一半路，又转过身来看着屋子里的景象发呆——他老婆和凯瑟琳一面骂一面哄，同时手里拿着急救用的东西跌跌撞撞地在拥挤的家具中间来回跑，还有躺在沙发上的那个凄楚的人形，一面血流不止，一面还想把一份《纽约闲话》报铺在织锦椅套上的凡尔赛风景上面。然后麦基先生又掉转身子，继续走出门去。我从灯架上取下我的帽子，也跟着走了出去。

“改天过来一道吃午饭吧。”我们在电梯里哼哼唧唧地往下走的时候，他提议说。

“什么地方？”

“随便什么地方？”

“别碰电梯开关，”开电梯的工人不客气地说。

“对不起，”麦基先生神气十足地说，“我还不知道我碰了。”

“好吧，”我表示同意说，“我一定奉陪。”

……我正站在麦基床边，而他坐在两层床单中间，身上只穿着内衣，手里捧着一本大相片簿。

“《美人与野兽》……《寂寞》……《小店老马》……《布鲁克林大桥》……”

后来我半睡半醒躺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下层很冷的候车室里，一面盯着刚出的《论坛报》，一面等候清早四点钟的那班火车。

第三节

整个夏天的夜晚都有音乐声从我邻居家传过来。在他蔚蓝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在笑语、香槟和繁星中间来来往往。下午涨潮的时候，我看着他的客人从他的木筏的跳台上跳水，或是躺在他私人海滩的热沙上晒太阳，同时他的两艘小汽艇破浪前进，拖着滑水板驶过翻腾的浪花。每逢周末，他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就成了公共汽车，从早晨九点到深更半夜往来城里接送客人，同时他的旅行车也像一只轻捷的黄硬壳虫那样去火车站接所有的班车。每星期一，八个仆人，包括一个临时园丁，整整苦干一天，用许多拖把、板刷、榔头、修枝剪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

每星期五，五箱橙子和柠檬从纽约一家水果行送到；每星期一，这些橙子和柠檬变成一座半拉半拉的果皮堆成的小金字塔从他的后门运出去。他厨房里有一架榨果汁机，半小时之内可以榨两百只橙子，只要男管家用大拇指把一个按钮按两百次就行了。

至少每两周一次，大批包办筵席的人从城里下来，带来好几百英尺帆布帐篷和无数的彩色电灯，足以把盖茨比巨大的花园布置得像一棵圣诞树。自助餐桌上各色冷盘琳琅满目，一只只五香火腿周围摆满了五花八门的色拉、烤得金黄的乳猪和火鸡。大厅里面，设起了一个装着一根真的铜杆的酒吧，备有各种杜松子酒和烈性酒，还有各种早已罕见的甘露酒，大多数女客年纪太轻，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七点以前乐队到达，决不是什么五人小乐队，而是配备齐全的整班人马，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应有尽有。游泳的客人最后一批已经从海滩上进来，现在正在楼上换衣服；纽约来的轿车五辆一排停在车道上，同时所有的厅堂、客室、阳台已经都是五彩缤纷，女客们的发型争奇斗妍，披的纱巾是卡斯蒂尔[272]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酒吧那边生意兴隆，同时一盘盘鸡尾酒传送到外面花园里的每个角落，到后来整个空气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脱口而出、转眼就忘的打趣和介绍，充满了彼此始终不知姓名的太太们之间亲热无比的会见。

大地蹒跚着离开太阳，电灯显得更亮，此刻乐队正在奏黄色鸡尾酒会音乐，于是大合唱般的人声又提高了一个音调。笑声每时每刻都变得越来越容易，毫无节制地倾泻出来，只要一句笑话就会引起哄然大笑。人群的变化越来越快，忽而随着新来的客人而增大，忽而分散后又立即重新组合；已经有一些人在东飘西荡——脸皮厚的年轻姑娘在比较稳定的人群中间钻进钻出，一会儿在片刻的欢腾中成为一群人注意的中心，一会儿又得意洋洋在不断变化的灯光下穿过变幻不定的面孔、声音和色彩扬长而去。

忽然间，这些吉卜赛人式的姑娘中有一个，满身珠光宝气，一伸手就抓来一杯鸡尾酒，一口干下去壮壮胆子，然后手舞足蹈，一个人跳到篷布舞池中间去表演。片刻的寂静，乐队指挥殷勤地为她改变了拍子，随后突然响起了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因为有谣言传开，说她是速演剧团的吉尔德·格雷[273]的替角。晚会正式开始了。

我相信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到盖茨比家去时，我是少数几个真正接到请帖的客人之一。人们并不是邀请来的——他们是自己来的。他们坐上汽车，车子把他们送到长岛，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他们总是出现在盖茨比的门口。一到之后总会有什么认识盖茨比的人给他们介绍一下，从此他们的言谈行事就像在娱乐场所一样了。有时候他们从来到走根本没见过盖茨比，他们怀着一片至诚前来赴会，这一点就可以算一张入场券了。

我确实是受到邀请的。那个星期六一清早，一个身穿绿蓝色制服的司机穿过我的草地，为他主人送来一封措辞非常客气的请柬，上面写道：如蒙我光临当晚他的“小小聚会”，盖茨比当感到不胜荣幸。他已经看到我几次，并且早就打算趋访，但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未能如愿——杰伊·盖茨比签名，笔迹很神气。

晚上七点一过，我身穿一套白法兰绒便装走过去到他的草坪上，很不自在地在一群群我不认识的人中间晃来晃去——虽然偶尔也有一个我在区间火车上见过的面孔。我马上注意到客人中夹杂着不少年轻的英国人；个个衣着整齐，个个面有饥色，个个都在低声下气地跟殷实的美国人谈话。我敢说他们都在推销什么——或是债券，或是保险，或是汽车。他们最起码都揪心地意识到，近在眼前就有唾手可得的钱，并且相信，只要几句话说得投机，钱就到手了。

我一到之后就设法去找主人，可是问了两三个人他在哪里，他们都大为惊异地瞪着我，同时矢口否认知道他的行踪，我只好悄悄地向供应鸡尾酒的桌子溜过去——整个花园里只有这个地方，一个单身汉可以留连一下而不显得无聊和孤独。

我百无聊赖，正准备喝个酩酊大醉，这时乔丹·贝克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在大理石台阶最上一级，身体微向后仰，用轻藐的神气俯瞰着花园。

不管人家欢迎不欢迎，我觉得实在非依附一个人不可，不然的话，我恐怕要跟过往的客人寒暄起来了。

“哈啰！”我大喊一声，朝她走去。我的声音在花园里听上去似乎响得很不自然。

“我猜你也许会来的，”等我走到跟前，她心不在焉地答道，“我记得你住在隔壁……”

她不带感情地拉拉我的手，作为她答应马上再来理会我的表示，同时去听在台阶下面站住的两个穿着一样的黄色连衣裙的姑娘讲话。

“哈啰！”她们同声喊道，“可惜你没赢。”

这说的是高尔夫球比赛。她在上星期的决赛中输掉了。

“你不知道我们是谁，”两个穿黄衣的姑娘中的一个说，“可是大约一个月以前我们在这儿见过面。”

“你们后来染过头发了，”乔丹说，我听了一惊，但两个姑娘却已经漫不经心地走开了，因此她这句话说给早升的月亮听了，月亮和晚餐的酒菜一样，无疑也是从包办酒席的人的篮子里拿出来的。乔丹用她那纤细的、金黄色的手臂挽着我的手臂，我们走下了台阶，在花园里闲逛。一盘鸡尾酒在暮色苍茫中飘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同座的还有那两个穿黄衣的姑娘和三个男的，介绍给我们的时候名字全含含糊糊一带而过。

“你常来参加这些晚会吗？”乔丹问她旁边的那个姑娘。

“我上次来就是见到你的那一次，”姑娘回答，声音是机灵而自信的。她又转身问她的朋友，“你是不是也一样，露西尔？”

露西尔也是一样。

“我喜欢来，”露西尔说。“我从来不在乎干什么，只要我玩得痛快就行。上次我来这里，我把衣服在椅子上撕破了，他就问了我的姓名住址——不出一个星期我收到克罗里公司送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件新的晚礼服。”

“你收下了吗？”乔丹问。

“我当然收下了。我本来今晚准备穿的，可是它胸口太大，非改不可。衣服是淡蓝色的，镶着淡紫色的珠子。二百六十五美元。”

“一个人肯干这样的事真有点古怪，”另外那个姑娘热切地说，“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人。”

“谁不愿意？”我问。

“盖茨比。有人告诉我……”

两个姑娘和乔丹诡秘地把头靠到一起。

“有人告诉我，人家认为他杀过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异。三位先生也把头伸到前面，竖起耳朵来听。

“我想并不是那回事，”露西尔不以为然地分辩道，“多半是因为在大战时他当过德国间谍。”

三个男的当中有一个点头表示赞同。

“我也听过一个人这样说，这人对他一清二楚，是从小和他一起在德国长大的，”他肯定无疑地告诉我们。

“噢，不对，”第一个姑娘又说，“不可能是那样，因为大战期间他是在美国军队里。”由于我们又倾向于听信她的话，她又兴致勃勃地把头伸到前面。“你只要趁他以为没有人看他的时候看他一眼。我敢打赌他杀过一个人。”

她眯起眼睛，哆嗦了起来。露西尔也在哆嗦。我们大家掉转身来，四面张望去找盖茨比。有些人早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事情，现在谈起他来却这样窃窃私语，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他引起了人们何等浪漫的遐想了。

第一顿晚饭——午夜后还有一顿——此刻开出来了，乔丹邀我去和花园那边围着一张桌子坐的她的一伙朋友坐在一起。一共有三对夫妇，外加一个陪同乔丹来的男大学生，此人死气白赖，说起话来老是旁敲侧击，并且显然认为乔丹早晚会或多或少委身于他的。这伙人不到处转悠，而正襟危坐，自成一体，并且俨然自封为庄重的农村贵族的代表——东卵屈尊光临西卵，而又小心翼翼提防它那灯红酒绿的欢乐。

“咱们走开吧，”乔丹低声地讲，这时已经莫名其妙地浪费了半个钟头。“这里对我来说是太斯文了。”

我们站了起来，她解释说我们要去找主人；她就是因为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使我颇感局促不安。那位大学生点点头，神情既玩世不恭，又闷闷不乐。

我们先到酒吧间去张了一张，那儿挤满了人，可盖茨比并不在那里。她从台阶上头向下看，找不到他，他也不在阳台上。我们怀着希望推开一扇很神气的门，走进了一间高高的哥特式图书室，四壁镶的是英国雕花橡木，大有可能是从海外某处古迹原封不动地拆过来的。

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戴着老大的一副猫头鹰式眼镜，正醉醺醺地坐在一张大桌子的边上，迷迷糊糊目不转睛地看着书架上一排排的书。我们一走进去他就兴奋地转过身来，把乔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觉得怎么样？”他冒冒失失地问道。

“关于什么？”

他把手向书架一扬。

“关于那个。其实你也不必仔细看了，我已经仔细看过。它们都是真的。”

“这些书吗？”

他点点头。

“绝对是真的——一页一页的，什么都有。我起先还以为大概是好看的空书壳子。事实上，它们绝对是真的。一页一页的什么——等等！我拿给你们瞧。”

他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不相信，急忙跑到书橱前面，拿回来一本《斯托达德演说集》卷一[274]。

“瞧！”他得意洋洋地嚷道，“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印刷品。它真把我蒙住了。这家伙简直是个贝拉斯科[275]。真是巧夺天工。多么一丝不苟！多么逼真！而且知道见好就收——并没裁开纸页。你还要怎样？你还指望什么？”

他从我手里把那本书一把夺走，急急忙忙在书架上放回原处，一面叽咕着说什么假使一块砖头被挪开，整个图书室就有可能塌掉。

“谁带你们来的？”他问道，“还是不请自到的？我是有人带我来的。大多数客人都是别人带来的。”

乔丹很机灵，很高兴地看着他，但并没有答话。

“我是一位姓罗斯福的太太带来的，”他接着说，“克劳德·罗斯福太太。你们认识她吗？我昨天晚上不知在什么地方碰上她的。我已经醉了个把星期了，我以为在图书室里坐一会儿可以醒醒酒的。”

“有没有醒？”

“醒了一点，我想。我还不敢说。我在这儿刚待了一个钟头。我跟你们讲过这些书吗？它们都是真的。它们是……”

“你告诉过我们了。”

我们庄重地和他握握手，随即回到外边去。

此刻花园里篷布上有人在跳舞；有老头子推着年轻姑娘向后倒退，无止无休地绕着难看的圈子；有高傲的男女抱在一起按时髦的舞步扭来扭去，守在一个角落里跳——还有许许多多单身姑娘在作单人舞蹈，或者帮乐队弹一会儿班卓琴或者敲一会儿打击乐器。到了午夜欢闹更甚。一位有名的男高音唱了意大利文歌曲，还有一位声名狼藉的女低音唱了爵士音乐，还有人在两个节目之间在花园里到处表演“绝技”，同时一阵阵欢乐而空洞的笑声响彻夏夜的天空。一对双胞胎——原来就是那两个黄衣姑娘——演了一出化装的娃娃戏，同时香槟一杯杯的端出来，杯子比洗手指用的小碗还要大。月亮升得更高了，海湾里飘着一副三角形的银色天秤[276]，随着草坪上班卓琴铿锵的琴声微微颤动。

我仍然和乔丹·贝克在一起。我们坐的一张桌上还有一位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子和一个吵吵闹闹的小姑娘，她动不动就忍不住要放声大笑。我现在玩得也挺开心了。我已经喝了两大碗香槟，因此这片景色在我眼前变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根本性的、奥妙的东西。

在文娱节目中间休息的时候，那个男的看着我微笑。

“您很面熟，”他很客气地说。“战争期间您不是在第一师吗？”

“正是啊。我在步兵二十八连。”

“我在十六连，直到一九一八年六月。我刚才就知道我以前在哪儿见过您的。”

我们谈了一会儿法国的一些阴雨、灰暗的小村庄。显而易见他就住在附近，因为他告诉我他刚买了一架水上飞机，并且准备明天早晨去试飞一下。

“愿意跟我一块去吗，老兄？就在海湾沿着岸边转转。”

“什么时候？”

“随便什么时候，对你合适就行。”

我已经话到了嘴边想问他的名字，这时乔丹掉转头来朝我一笑。

“现在玩得快活吧？”她问。

“好多了。”我又掉转脸对着我的新交。“这对我来说是个奇特的晚会。我连主人都还没见到哩。我就住在那边……”我朝着远处看不见的树篱笆把手一挥。“这位姓盖茨比的派他的司机过来送了一份请帖。”

他朝我望了一会儿，似乎没听懂我的话。

“我就是盖茨比，”他突然说。

“什么！”我叫了一声，“噢，真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知道哩，老兄。我恐怕不是个很好的主人。”

他心领神会地一笑——还不止心领神会。这是极为罕见的笑容，其中含有永久的善意的表情，这是你一辈子也不过遇见四五次的。它面对——或者似乎面对——整个永恒的世界一刹那，然后就凝注在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偏爱。他了解你恰恰到你本人希望被了解的程度，相信你如同你乐于相信你自己那样，并且教你放心他对你的印象正是你最得意时希望给予别人的印象。恰好在这一刻他的笑容消失了——于是我看着的不过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汉子，三十一二岁年纪，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几乎有点可笑。在他作自我介绍之前不久，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觉得他说话字斟句酌。

差不多在盖茨比先生说明自己身份的那一刻，一个男管家急急忙忙跑到他跟前报告他芝加哥有长途电话找他。他微微欠身道歉，把我们大家一一包括在内。

“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老兄，”他恳切地对我说，“对不起，过会儿再来奉陪。”

他走开之后，我马上转向乔丹——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她我感到的惊异。我本来以为盖茨比先生是个红光满面、肥头大耳的中年人。

“他是谁？”我急切地问，“你可知道？”

“他就是一个姓盖茨比的人呗。”

“我是问他是哪儿来的？他又是干什么的？”

“现在你也琢磨起这个题目来了，”她厌倦地笑道，“唔，他告诉过我他上过牛津大学。”

一个模糊的背景开始在他身后出现，但是随着她的下一句话又立即消失了。

“可是，我并不相信。”

“为什么不信？”

“我不知道，”她固执地说，“我就是不相信他上过牛津。”

她的语气之中有点什么使我想起另外那个姑娘说的“我想他杀过一个人”，其结果是打动了我的好奇心。随便说盖茨比出身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区也好，出身于纽约东城南区[277]也好，我都可以毫无疑问地接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年纪轻的人不可能——至少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从什么地方悄悄地出现，在长岛海湾买下一座宫殿式的别墅。

“不管怎样，他举行大型宴会，”乔丹像一般城里人一样不屑于谈具体细节，所以改换了话题。“而我也喜欢大型宴会。这样亲热得很。在小的聚会上，三三两两谈心倒不可能。”

大鼓轰隆隆一阵响，接着突然传来乐队指挥的声音，盖过花园里嘈杂的人声。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应盖茨比先生的要求，我们现在为各位演奏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先生的最新作品，这部作品五月里在卡内基音乐厅曾经引起那么多人注意。各位看报就知道那是轰动一时的事件。”他带着轻松而居高临下的神气微微一笑，又加了一句：“可真叫轰动！”引得大家都放声大笑。

“这支乐曲，”他最后用洪亮的声音说，“叫做《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的爵士音乐世界史》。”

托斯托夫先生这个乐曲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演奏一开始，我就一眼看到了盖茨比单独一个人站在大理石台阶上面，用满意的目光从这一群人看到那一群人。他那晒得黑黑的皮肤很漂亮地紧绷在脸上，他那短短的头发看上去好像是每天都修剪似的。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诡秘的迹象。我纳闷是否他不喝酒这个事实有助于把他跟他的客人们截然分开，因为我觉得随着沆瀣一气的欢闹的高涨，他却变得越发端庄了。等到《爵士音乐世界史》演奏完毕，有的姑娘像小哈巴狗一样乐滋滋地靠在男人肩膀上，有的姑娘开玩笑地向后晕倒在男人怀抱里，甚至倒进人群里，明知反正有人会把她们托住——可是没有人晕倒在盖茨比身上，也没有法国式的短发碰到盖茨比的肩头，也没有人组织四人合唱团来拉盖茨比加入。

“对不起。”

盖茨比的男管家忽然站在我们身旁。

“贝克小姐？”他问道，“对不起，盖茨比先生想单独跟您谈谈。”

“跟我谈？”她惊奇地大声说。

“是的，小姐。”

她慢慢地站了起来，惊愕地对我扬了扬眉毛，然后跟着男管家向房子走过去。我注意到她穿晚礼服，穿所有的衣服，都像穿运动服一样——她的动作有一种矫健的姿势，仿佛她当初就是在空气清新的早晨在高尔夫球场上学走路的。

我独自一人，时间已快两点了。有好一会儿，从阳台上面一间长长的、有许多窗户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阵杂乱而引人入胜的声音。乔丹的那位大学生此刻正在和两个歌舞团的舞女大谈助产术，央求我去加入，可是我溜掉了，走到室内去。

大房间里挤满了人。穿黄衣的姑娘有一个在弹钢琴，她身旁站着一个高高的红发少妇，是从一个有名的歌舞团来的，正在那里唱歌。她已经喝了大量的香槟，在她唱歌的过程中她又不合时宜地认定一切都非常非常悲惨——她不仅在唱，而且还在哭。每逢曲中有停顿的地方，她就用抽抽噎噎的哭声来填补，然后又用震颤的女高音继续去唱歌词。眼泪沿着她的面颊往下流，——可不是畅通无阻地流，因为眼泪一碰到画得浓浓的睫毛之后变成了黑墨水，像两条黑色的小河似的慢慢地继续往下流。有人开玩笑，建议她唱脸上的那些音符，她听了这话把两手向上一甩，倒在一张椅子上，醉醺醺地呼呼大睡起来。

“她刚才跟一个自称是她丈夫的人打过一架，”我身旁一个姑娘解释说。

我向四周看看，剩下的女客现在多半都在跟她们所谓的丈夫吵架。连乔丹的那一伙，从东卵来的那四位，也由于意见不和而四分五裂了。男的当中有一个正在劲头十足地跟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交谈，他的妻子起先还保持尊严，装得满不在乎，想一笑置之，到后来完全垮了，就采取侧面攻击——不时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像一条愤怒的衲脊蛇，向他耳中嘶道：“你答应过的！”

舍不得回家的并不限于任性的男客。穿堂里此刻有两个毫无醉意的男客和他们怒气冲天的太太。两位太太略微提高了嗓子在互相表示同情。

“每次他一看见我玩得开心他就要回家。”

“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这么自私的事。”

“我们总是第一个走。”

“我们也是一样。”

“不过，今晚我们几乎是最后的了，”两个男的有一个怯生生地说。“乐队半个钟头以前就走了。”

尽管两位太太一致认为这种恶毒心肠简直难以置信，这场纠纷终于在一阵短短的揪斗中结束，两位太太都被抱了起来，两腿乱踢，消失在黑夜里。

我在穿堂里等我帽子的时候，图书室的门开了，乔丹·贝克和盖茨比一同走了出来。他还在跟她说最后一句话，可是这时有几个人走过来和他告别，他原先热切的态度陡然收敛，变成了拘谨。

乔丹那一伙人从阳台上不耐烦地喊她，可是她还逗留了片刻和我握手。

“我刚才听到一件最惊人的事情，”她出神地小声说，“我们在那里边待了多久？”

“哦，个把钟头。”

“这事……太惊人了，”她出神地重复说。“可是我发过誓不告诉别人，而我现在已经在逗你了。”她对着我的脸轻轻打了个呵欠。“有空请过来看我……电话簿……西古奈·霍华德太太名下……我的姑妈……”她一边说一边匆匆离去——她活泼地挥了一下那只晒得黑黑的手表示告别，然后就消失在门口她那一伙人当中了。

我觉得怪难为情的，第一次来就待得这么晚，于是走到包围着盖茨比的最后几位客人那边去。我想要解释一下我一来就到处找过他，同时向他道歉刚才在花园里当面都不认识。

“没有关系，”他恳切地嘱咐我。“别放在心上，老兄。”这个亲热的称呼还比不上非常友好地拍拍我肩膀的那只手所表示的亲热。“别忘了明天早上九点我们要乘水上飞机上天哩。”

接着男管家来了，站在他背后。

“先生，费城有长途电话请您说话。”

“好，就来。告诉他们我就来。……晚安。”

“晚安。”

“晚安。”他微微一笑。突然之间，我待到最后才走，这其中好像含有愉快的深意，仿佛他是一直希望如此的。“晚安，老兄……晚安。”

可是，当我走下台阶时，我看到晚会还没有完全结束。离大门五十英尺，十几辆汽车的前灯照亮了一个不寻常的、闹哄哄的场面。在路旁的小沟里，右边向上，躺着一辆新的小轿车，可是一只轮子撞掉了。这辆车离开盖茨比的车道还不到两分钟，一堵墙的突出部分是造成车轮脱落的原因，现在有五六个好奇的司机在围观。可是，由于他们让自己的车子挡住了路，后面车子上的司机已经按了好久喇叭，一片刺耳的噪音更增添了整个场面本来就很严重的混乱。

一个穿着长风衣的男人已经从撞坏的车子里出来，此刻站在大路中间，从车子看到轮胎，又从轮胎看到旁观的人，脸上带着愉快而迷惑不解的表情。

“请看！”他解释道，“车子开到沟里去了。”

这个事实使他感到不胜惊奇。我先听出了那不平常的惊奇的口吻，然后认出了这个人——就是早先光顾盖茨比图书室的那一位。

“怎么搞的？”

他耸了耸肩膀。

“我对机械一窍不通，”他肯定地说。

“到底怎么搞的？你撞到墙上去了吗？”

“别问我，”“猫头鹰眼”说，把事情推脱得一干二净。“我不大懂开车——几乎一无所知。事情发生了，我就知道这一点。”

“既然你车子开得不好，那么你晚上就不应当试着开车嘛。”

“可是我连试也没试，”他气愤愤地解释。“我连试也没试啊。”

旁观的人听了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你想自杀吗？”

“幸亏只是一只轮子！开车开得不好，还连试都不试！”

“你们不明白，”罪人解释说，“我没有开车。车子里还有一个人。”

这句声明所引起的震惊表现为一连声的“噢……啊……啊！”同时那辆小轿车的门也慢慢开了。人群——此刻已经是一大群了——不由得向后一退，等到车门敞开以后，又有片刻阴森可怕的停顿。然后，逐渐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一个脸色煞白、摇来晃去的人从撞坏了的汽车里跨了出来，先伸出一只大舞鞋在地面上试探了几下。

这位幽灵被汽车前灯的亮光照得睁不开眼，又被一片汽车喇叭声吵得糊里糊涂，站在那里摇晃了一会儿才认出那个穿风衣的人。

“怎么啦？”他镇静地问道，“咱们没汽油了吗？”

“你瞧！”

五六个人用手指指向那脱落下来的车轮——他朝它瞪了一眼，然后抬头向上看，仿佛他怀疑轮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轮子掉下来了，”有一个人解释说。

他点点头。

“起先我还没发现咱们停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挺起胸膛，用坚决的声音说：

“不知可不可以告诉我哪儿有加油站？”

至少有五六个人，其中有的比他稍微清醒一点，解释给他听，轮子和车子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了。

“倒车，”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点子，“用倒车挡。”

“可是轮子掉啦！”

他迟疑了一会儿。

“试试也无妨嘛，”他说。

汽车喇叭的尖声怪叫达到了高潮，于是我掉转身，穿过草地回家。我回头望了一眼。一轮明月正照在盖茨比别墅的上面，使夜色跟先前一样美好；明月依旧，而欢声笑语已经从仍然光辉灿烂的花园里消失了。一股突然的空虚此刻好像从那些窗户和巨大的门里流出来，使主人的形象处于完全的孤立之中，他这时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作出正式的告别姿势。

重读一遍以上所写的，我觉得我已经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相隔好几个星期的三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所关注的一切。恰恰相反，它们只不过是一个繁忙的夏天当中的一些小事，而且直到很久以后，我对它们还远远不如对待我自己的私事那样关心。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工作。每天清早太阳把我的影子投向西边时，我沿着纽约南部摩天大楼之间的白色裂口匆匆走向正诚信托公司。我跟其他的办事员和年轻的债券推销员混得很熟，和他们一起在阴暗拥挤的饭馆里吃午饭，吃点小猪肉香肠加土豆泥，喝杯咖啡。我甚至和一个姑娘发生过短期的关系，她住在泽西城[278]，在会计处工作。可是她哥哥开始给我眼色看，因此她七月里出去度假的时候，我就让这事悄悄地吹了。

我一般在耶鲁俱乐部吃晚饭，——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是我一天中最凄凉的事情——饭后我上楼到图书室去认真学习各种投资和证券一个钟头。同学会里往往有几个爱玩爱闹的人光临，但他们从来不进图书室，所以那里倒是个做工作的好地方。在那以后，如果天气宜人，我就沿着麦迪逊路溜达，经过那座古老的默里山饭店，再穿过三十三号街走到宾夕法尼亚车站。

我开始喜欢纽约了，喜欢夜晚那种奔放冒险的情调，喜欢那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和往来车辆给应接不暇的眼睛带来的满足。我喜欢在五号路上溜达，从人群中挑出风流的女人，幻想几分钟之内我就要进入她们的生活，而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或者非难这件事。有时，在我脑海里，我跟着她们走到神秘的街道拐角上她们所住的公寓，到了门口她们回眸一笑，然后走进一扇门消失在温暖的黑暗之中。在大都市迷人的黄昏时刻，我有时感到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同时也觉得别人有同感，——那些在橱窗面前踯躅的穷困的青年小职员，等到了时候独个儿上小饭馆去吃一顿晚饭——黄昏中的青年小职员，虚度着夜晚和生活中最令人陶醉的时光。

有时晚上八点钟，四十几号街那一带阴暗的街巷挤满了出租汽车，五辆一排，热闹非凡，都是前往戏院区的，这时我心中就感到一种无名的怅惘。出租汽车在路口暂停的时候，车里边的人身子偎在一起，说话的声音传了出来，听不见的笑话引起了欢笑，点燃的香烟在里面造成一个个模糊的光圈。幻想着我也在匆匆赶去寻欢作乐，分享他们内心的激动，于是我暗自为他们祝福。

有好久我没有见过乔丹·贝克，后来在仲夏时节我又找到了她。起初我陪她到各处去感到很荣幸，因为她是个高尔夫球冠军，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大名。后来却有了另一种感情。我并没有真的爱上她，但我产生了一种温柔的好奇心。她对世人摆出的那副厌烦而高傲的面孔掩盖了点什么——大多数装模作样的言行到后来总是在掩盖点什么，虽然起初并不如此——有一天我发现了那是什么。当时我们两人一同到沃维克去参加一次别墅聚会。她把一辆借来的车子车篷不拉上就停在雨里，然后扯了个谎——突然之间我记起了那天晚上我在黛西家里想不起来的那件关于她的事。在她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高尔夫锦标赛上，发生了一场风波，差一点闹到登报，——有人说在半决赛那一局她把球从一个坏位置上移动过。事情几乎要成为一桩丑闻——后来平息了下去。一个球童收回了他的话，唯一的另一个见证人也承认他可能搞错了。这个事件和她的名字却留在我脑子里。

乔丹·贝克本能地回避聪明机警的男人，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她认为，在对越轨的行动不以为然的社会圈子里活动比较保险。她不诚实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她不能忍受处于不利的地位，既然这样不甘心，因此我想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耍各种花招，为了对世人保持那个傲慢的冷笑，而同时又能满足她那硬硬的、矫健的肉体的要求。

这对我完全无所谓。女人不诚实，这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我微微感到遗憾，过后就忘了。也是在参加那次别墅聚会的时候，我们俩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奇怪的谈话。因为她从几个工人身旁开过去，挨得太近，结果挡泥板擦着一个工人上衣的纽扣。

“你是个粗心的驾驶员，”我提出了抗议。“你该再小心点儿，要不就干脆别开车。”

“我很小心。”

“不对，你不小心。”

“不要紧，反正别人很小心，”她轻巧地说。

“这跟你开车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躲开我的，”她固执地说，“要两方面才能造成一次车祸嘛。”

“假定你碰到一个像你一样不小心的人呢？”

“我希望永远不会碰到，”她答道，“我顶讨厌不小心的人。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她那双灰色的、被太阳照得眯紧的眼睛笔直地盯着前方，但她故意地改变了我们的关系，因而有片刻工夫我以为我爱上了她。但是我思想迟钝，而且满脑袋清规戒律，这都对我的情欲起着刹车的作用，同时我也知道首先我得完全摆脱家乡的那段纠葛。我一直每星期写一封信并且签上：“爱你，尼克”，而我能想到的只是每次那位小姐一打网球，她的上唇上边总出现像小胡子一样的一溜汗珠。不过确实有过一种含糊的默契，这必须先委婉地解除，然后我才可以自由。

每个人都以为他自己至少有一种主要的美德，而这就是我的：我所认识的诚实的人并不多，而我自己恰好就是其中的一个。

第四节

星期天早晨，教堂的钟声响彻沿岸村镇的时候，时髦社会的男男女女又回到了盖茨比的别墅，在他的草坪上寻欢作乐。

“他是个私酒贩子，”那些少妇一边说，一边在他的鸡尾酒和他的好花之间的什么地方走动着。“有一回他杀了一个人，那人打听出他是兴登堡[279]的侄子，魔鬼的表兄弟。递给我一朵玫瑰花，宝贝，再往那只水晶杯子里给我倒最后一滴酒。”

有一次我在一张火车时刻表上空白的地方写下了那年夏天到盖茨比别墅来过的人的名字。现在这已经是一张很旧的时刻表了，沿着折印快要散了，上面印着“本表1922年7月5日起生效”。但我还认得出那些暗淡的名字，它们可以给你一个比我的笼统概括更清楚的印象，那些人到盖茨比家里作客，却对他一无所知，仿佛这是对他所表示的一种微妙的敬意。

好吧，从东卵来的有切斯特·贝克夫妇、利契夫妇、一个我在耶鲁认识的姓本森的，还有去年夏天在缅因州淹死的韦伯斯特·西维特大夫。还有霍恩比姆夫妇、威利·伏尔泰夫妇以及布莱克巴克全家，他们总是聚集在一个角落里，不管谁走近他们就像山羊一样翘起鼻孔。还有伊士梅夫妇、克里斯蒂夫妇（更确切地说是休伯特·奥尔巴哈和克里斯蒂先生的老婆）和埃德加·比弗，据说有一个冬天的下午他的头发无缘无故地变得像雪一样白。

我记得，克拉伦斯·恩狄是从东卵来的。他只来过一次，穿着一条白灯笼裤，还在花园里跟一个姓艾蒂的二流子干了一架。从岛上更远的地方来的有齐德勒夫妇、O·R·P·斯雷德夫妇、乔治亚州的斯通瓦尔·杰克逊·亚伯拉姆夫妇，还有菲希加德夫妇和里普利·斯奈尔夫妇。斯奈尔在他去坐牢的前三天还来过，喝得烂醉躺在石子车道上，结果尤里西斯·斯威特太太的汽车从他的右手上开了过去。丹赛夫妇也来，还有年近七十的S·B·怀特贝特、莫理斯·A·弗林克、汉姆海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路加以及贝路加的几个姑娘。

西卵来的有波尔夫妇、马尔雷德夫妇、塞西尔·罗伯克、塞西尔·肖恩、州议员古利克，还有卓越影片公司的后台老板牛顿·奥基德、艾克豪斯特和克莱德·科恩、小唐·S·施沃兹以及阿瑟·麦加蒂，他们都是跟电影界有这样那样的关系的。还有卡特利普夫妇、班姆堡夫妇和G·厄尔·马尔东，就是后来勒死妻子的那个姓马尔东的人的兄弟。投机商达·冯坦诺也来这儿，还有爱德·莱格罗、詹姆斯·B·（诨名是“坏酒”）菲来特、德·琼夫妇和欧内斯特·利里——他们都是来赌钱的，每当菲来特逛进花园里去，那就意味着他输得精光，第二天联合运输公司的股票又得有利可图地涨落一番。

有一个姓克利普斯普林格的男人在那儿次数又多时间又长，后来大家就称他为“房客”了——我怀疑他根本就没别的家。在戏剧界人士中，有葛斯·威兹、霍勒斯·奥多诺万、莱斯特·迈尔、乔治·德克维德和弗朗西斯·布尔。从纽约城里来的还有克罗姆夫妇、贝克海森夫妇、丹尼克夫妇、罗素·贝蒂、科里根夫妇、凯利赫夫妇、杜厄夫妇、斯科里夫妇、S·W·贝尔丘夫妇、斯默克夫妇、现在离了婚的小奎因夫妇和亨利·L·帕默多，他后来在时报广场跳在一列地下火车前面自杀了。

本尼·麦克莱纳亨总是带着四个姑娘一同来。她们每次人都不同，可是全长得一模一样，因此看上去都好像是以前来过的。她们的名字我忘了——杰奎林，大概是，要不然就是康雪爱拉，或者格洛丽亚或者珠迪或者琼，她们的姓要么是音调悦耳的花名和月份的名字，要么是美国大资本家的庄严的姓氏，只要有人追问，她们就会承认自己是他们的远亲。

除了这许多人之外，我还记得福丝娣娜·奥布莱恩至少来过一次，还有贝达克家姐妹，还有小布鲁尔，就是在战争中鼻子被枪弹打掉的那个，还有阿尔布鲁克斯堡先生和他的未婚妻海格小姐、阿迪泰·费兹彼得夫妇和一度当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P·朱厄特先生，还有克劳迪娅·希普小姐和一个被认为是她司机的男伴，还有一位某某亲王，我们管他叫公爵，即使我曾经知道他的名字，我也忘掉了。

所有这些人那年夏天都到盖茨比的别墅来过。

七月末一天早上九点钟，盖茨比的华丽汽车沿着岩石车道一路颠到我门口停下，它那三个音符的喇叭发出一阵悦耳的音调。这是他第一次来看我，虽然我已经赴过两次他的晚会，乘过他的水上飞机，而且在他热情邀请之下时常借用他的海滩。

“早啊，老兄。你今天要和我一同吃午饭，我想我们就同车进城吧。”

他站在他车子的挡泥板上，保持着身体的平衡，那种灵活的动作是美国人所特有的——我想这是由于年轻时候不干重活的缘故，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各种紧张剧烈的运动造成姿势自然而优美。这个特点不断地以坐立不安的形式突破他那拘谨的举止而流露出来。他一刻也不安静；总是有一只脚在什么地方轻轻拍着，要不然就是有一只手在不耐烦地一开一合。

他瞧出我用赞赏的目光看着他的汽车。

“这车子很漂亮，是不是，老兄？”他跳了下来，好让我看清楚一些。“你以前从来没看到过它吗？”

我看到过，大家都看到过。车子是瑰丽的奶油色的，镀镍的地方闪光耀眼，车身长得出奇，四处鼓出帽子盒、大饭盒和工具盒，琳琅满目，还有层层叠叠的挡风玻璃反映出十来个太阳的光辉。我们在温室似的绿皮车厢里许多层玻璃后面坐下，向城里进发。

过去一个月里，我大概跟他交谈过五六次。使我失望的是，我发现他没有多少话可说。因此我最初以为他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的印象，已经渐渐消失，他只不过是隔壁一家豪华的郊外饭店的老板。

接着就发生了那次使我感到窘迫的同车之行。我们还没到西卵镇，盖茨比就开始把他文雅的句子说到一半就打住，同时犹疑不决地用手拍着他酱色西装的膝盖。

“我说，老兄，”他出其不意地大声说，“你到底对我是怎么个看法？”

我有点不知所措，就开始说一些含糊其辞的话来搪塞。

“得啦，我来给你讲讲我自己的身世吧，”他打断了我的话。“你听到这么多闲话，我不希望你从中得到一个对我的错误看法。”

原来他知道那些给他客厅里的谈话增添风趣的离奇的流言蜚语。

“上帝作证，我要跟你说老实话。”他的右手突然命令上天的惩罚作好准备。“我是中西部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家里人都死光了。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是在牛津受的教育，因为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在牛津受教育的。这是个家庭传统。”

他斜着眼朝我望望——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乔丹·贝克曾认为他撒谎。他把“在牛津受教育的”这句话匆匆带了过去，或者含糊其辞，或者半吞半吐，仿佛这句话以前就使他犯嘀咕。有了这个疑点，他的整个自述就站不住脚了，因此我猜疑他毕竟是有点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中西部什么地方？”我随便一问。

“旧金山。[280]”

“哦，是这样。”

“我家里人都死光了，因此我继承了很多钱。”

他的声音很严肃，仿佛想起家族的突然消亡犹有余痛似的。有一会儿我怀疑他在捉弄我，但是看了他一眼就使我相信不是那么回事。

“后来我就像一个年轻的东方王公那样到欧洲各国首都去当寓公——巴黎、威尼斯、罗马——收藏珠宝，以红宝石为主；打打狮子老虎；画点儿画，不过是为了自己消遣，同时尽量想忘掉好久以前一件使我非常伤心的事。”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出来，因为他的话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措词本身那么陈腐，以致在我脑子里只能是这样的形象：一个裹着头巾的傀儡戏里的“角色”，在布龙公园[281]追着打老虎，一面跑一面从身子里每个孔洞里往外漏木屑。

“后来就打仗了，老兄。这倒是莫大的宽慰，我千方百计地去找死，可是我的命好像有神仙保佑一样。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得到了中尉的军衔。在阿贡森林一役，我带领我那个机枪营的残余部队一往直前，结果我们两边都有半英里的空地，步兵在那里无法推进。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天两夜，一百三十个人，十六挺刘易斯式机枪。后来等到步兵开上来，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发现了三个德国师的徽记。我被提升为少校，每一个同盟国政府都发给我一枚勋章——其中甚至包括门的内哥罗，亚德里亚海上的那个小小的门的内哥罗。”

小小的门的内哥罗！他仿佛把这几个字举了起来，冲着它们点头微笑。这一笑表示他了解门的内哥罗动乱的历史，并且同情门的内哥罗人民的英勇斗争。这一笑也表示他完全理解那个国家一系列的情况，正是这些情况使得门的内哥罗热情的小小的心里发出了这个颂扬。我的怀疑此刻已化为惊奇；这好像是匆匆忙忙翻阅十几本杂志一样。

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随即一块系在一条缎带上的金属片落进我的手掌心。

“这就是门的内哥罗的那一个。”

使我吃惊的是，这玩意看上去是真的。“丹尼罗勋章”，上面的一圈铭文写道：“门的内哥罗国王尼古拉斯”。

“翻过来。”

“杰伊·盖茨比少校，”我念道，“英勇过人。”

“这儿还有一件我随身带的东西，牛津时期的纪念品，是在三一学院校园里照的——我左边那个人现在是唐卡斯特伯爵。”

这是一张五六个年轻人的相片，身上穿着运动上衣，在一条拱廊下闲站着，背后可以看见许许多多塔尖[282]，其中有盖茨比，比现在显得年轻点，但也年轻不了多少——手里拿着一根板球棒。

这样看来他说的都是真的啦。我仿佛看见一张张五色斑斓的老虎皮挂在他在大运河[283]上的宫殿里，我仿佛看见他打开一箱红宝石，借它们浓艳的红光来减轻他那颗破碎的心的痛苦。

“我今天有件大事要请你帮忙，”他说，一面很满意地把他的纪念品放进口袋里。“因此我觉得你应当了解我的情况。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只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人。要知道，我往往和陌生人交往，因为我东飘西荡，尽量想忘掉那件伤心事。”他犹疑了一下。“这件事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听到。”

“吃午饭的时候？”

“不，今天下午。我碰巧打听到你约了贝克小姐喝茶。”

“你是说你爱上了贝克小姐吗？”

“不是，老兄，我没有。可是承蒙贝克小姐答应我跟你谈这件事。”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是指什么，但是我兴趣不大，倒觉得厌烦。我请贝克小姐喝茶，并不是为了谈论杰伊·盖茨比先生。我敢肯定他要求的一定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有一会儿工夫我真后悔当初不该踏上他那客人过多的草坪。

他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们离城越近他也越发矜持。我们经过罗斯福港，瞥见船身有一圈红漆的远洋轮船，又沿着一条贫民区的石子路急驰而过，路两旁排列着二十世纪初褪色的镀金时代的那些还有人光顾的阴暗酒吧。接着，灰烬之谷在我们两边伸展出去，我从车上瞥见威尔逊太太浑身是劲在加油机旁喘着气替人加油。

汽车的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张开。我们一路给半个阿斯托里亚[284]带来了光明——只是半个，因为正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中间绕来绕去的时候，我听到了一辆机器脚踏车熟悉的“嘟——嘟——劈啪”的响声，随即看到一名气急败坏的警察在我们车旁行驶。

“好了，老兄，”盖茨比喊道。我们放慢了速度。盖茨比从他的皮夹里掏出一张白色卡片，在警察的眼前晃了一下。

“行了，您哪，”警察满口应承，并且轻轻碰一碰帽檐。“下次就认识您啦，盖茨比先生。请原谅我！”

“那是什么？”我问道，“那张牛津的相片吗？”

“我给警察局长帮过一次忙，因此他每年都给我寄一张圣诞贺卡。”

在大桥上，阳光从钢架中间透过来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闪闪发光，河对岸城里的大楼高耸在眼前，像一堆一堆白糖块一样，尽是出于好心花了没有铜臭的钱盖起来的。从皇后区大桥看去，这座城市永远好像是初次看见一样，那样引人入胜，充满了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

一辆装着死人的灵车从我们身旁经过，车上堆满了鲜花，后面跟着两辆马车，遮帘拉上了的，还有几辆比较轻松的马车载着亲友。这些亲友从车子里向我们张望，从他们忧伤的眼睛和短短的上唇看上去他们是东南欧那带的人。我很高兴在他们凄惨的出丧车队中还能看到盖茨比豪华的汽车。我们的车子从桥上过布莱克威尔岛的时候，一辆大型轿车超越了我们的车子，司机是个白人，车子里坐着三个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他们冲着我们翻翻白眼，一副傲慢争先的神气，我看了忍不住放声大笑。

“我们现在一过这座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了，”我心里想，“无论什么事都会有……”

因此，连盖茨比这种人物也是会出现的，这用不着大惊小怪。

炎热的中午。在四十二号街一家电扇大开的地下餐厅里，我跟盖茨比碰头一起吃午饭。我先眨眨眼驱散外面马路上的亮光，然后才在休息室里模模糊糊认出了他，他正在跟一个人说话。

“卡罗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姆先生。”

一个矮小的塌鼻子的犹太人抬起了他的大脑袋来打量我，他的鼻孔里面长着两撮很浓的毛。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现了他的两只小眼睛。

“……于是我瞥了他一眼，”沃尔夫山姆先生一面说下去一面很热切地和我握手。“然后，你猜猜我干了什么事？”

“什么事？”我有礼貌地问道。

显然他并不是在跟我讲话，因为他放下了我的手，把他那只富有表情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那笔钱交给凯兹保，同时我对他说：‘就这样吧，凯兹保，他要是不住嘴，一分钱也不要给他。’他当时立刻就住了嘴。”

盖茨比拉住我们每人一只胳臂，向前走进餐厅，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把他刚开始说的一句话咽了下去，露出了如梦似痴的神态。

“要姜汁威士忌吗？”服务员领班问道。

“这儿的这家馆子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长老会美女说，“但是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

“好的，来几杯姜汁威士忌，”盖茨比同意，然后对沃尔夫山姆先生说，“那边太热了。”

“又热又小——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说，“可是充满了回忆。”

“那是哪一家馆子？”我问。

“老大都会。”

“老大都会，”沃尔夫山姆先生闷闷不乐地回忆道，“那里聚集过多少早已消逝的面容，聚集过多少如今已经不在人间的朋友。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他们开枪打死罗西·罗森塔尔的那个晚上。我们一桌六个人，罗西一夜大吃大喝。快到天亮的时候，服务员一副尴尬面孔来到他跟前说有个人请他到外面去讲话。‘好吧，’罗西说，马上就要站起来，我把他一把拉回到椅子上。”

“‘那些杂种要找你，让他们进来好了，罗西，但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离开这间屋子。’那时候已经是清早四点，要是我们掀起窗帘，我们会看见天已经亮了。”

“他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他当然去了。”沃尔夫山姆先生的鼻子气呼呼地向我一掀。“他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来说：‘别让那个服务员把我的咖啡收掉！’说完他就走到外面人行道上，他们向他吃得饱饱的肚皮放了三枪，然后开车跑掉。”

“其中四个人坐了电椅，”我想了起来就说道。

“五个，连贝克在内。”他鼻孔转向我，带着对我感兴趣的神情。“我听说你在找一个做生意的关系。”

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使人听了震惊。盖茨比替我回答：

“啊，不是，”他大声说，“这不是那个人。”

“不是吗？”沃尔夫山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只是一位朋友。我告诉过你我们改天再谈那件事嘛。”

“对不起，”沃尔夫山姆先生说，“我弄错了人。”

一盘鲜美的肉丁烤菜端了上来，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就忘掉了老大都会的温情得多的气氛，开始斯斯文文地大吃起来。同时他的两眼很慢地转动着，把整个餐厅巡视一遍；他又转过身来打量紧坐在我们背后的客人，从而完成了整个弧圈。我想，要不是有我在座，他准会连我们自己桌子底下也去瞧一眼的。

“我说，老兄，”盖茨比伸过头来跟我说，“今天早上在车子里我恐怕惹你生气了吧？”

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笑容，可是这次我无动于衷。

“我不喜欢神秘的玩意儿，”我答道，“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坦率地讲出来，让我知道你要什么。为什么一定全要通过贝克小姐？”

“噢，决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情，”他向我保证。“你也知道，贝克小姐是一位大运动家，她决不会做什么不正当的事。”

忽然间他看了看表，跳了起来，匆匆离开餐厅，把我跟沃尔夫山姆先生留在桌子边。

“他得去打电话，”沃尔夫山姆先生说，一面目送他出去。“好人，是不是？一表人才，而且人品极好。”

“是的。”

“他是牛劲[285]出身的。”

“哦！”

“他上过英国的牛劲大学。你知道牛劲大学吗？”

“我听说过。”

“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你认识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道。

“好几年了，”他心满意足地答道。“刚打完仗之后我偶然有机会认识了他。可是我跟他才谈了一个钟头就知道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我就对自己说：‘这就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你母亲和妹妹认识的那种人。’”他停了下来。“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本来并没有看，可是现在倒看了。它们是用几片小象牙制作的，看着眼熟得奇怪。

“用精选的真人臼齿做的。”他告诉我。

“真的！”我仔细看看。“这倒是个很妙的主意。”

“不错。”他把衬衣袖口缩回到上衣下面去。“不错，盖茨比在女人方面非常规矩。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

这个受到本能的信赖的对象又回到桌边坐下的时候，沃尔夫山姆先生一口把他的咖啡喝掉，然后站起身来。

“我中饭吃得很高兴，”他说，“现在我要扔下你们两个年轻人走了，免得你们嫌我不知趣。”

“别忙，迈尔，”盖茨比说，一点也不热情。沃尔夫山姆先生像祝福似地举起了手。

“你们很有礼貌，不过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在这里坐坐，谈谈体育，谈谈你们的年轻女人，谈谈你们的……”他又把手一挥，以代替一个幻想的名词。“至于我哩，我已经五十岁了，我也就不再打搅你们了。”

他跟我们握握手，掉转身去，他那忧伤的鼻子又在颤动。我不知是否我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他。

“他有时会变得很伤感，”盖茨比解释道。“今天又是他伤感的日子。他在纽约是个人物——百老汇的地头蛇。”

“他到底是什么人？是演员吗？”

“不是。”

“牙科医生？”

“迈尔·沃尔夫山姆？不是，他是个赌棍。”盖茨比犹疑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补充道，“他就是一九一九年那年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

“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了一遍。

居然有这种事，我听了发愣。我当然记得世界棒球联赛在一九一九年被人非法操纵，可是即使我想到过这种事，我也会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件发生了的事情，是一连串必然事件的后果。我从来没料到一个人可以愚弄五千万人，就像一个撬开保险箱的贼那样专心致志。

“他怎么会干那个的？”我过了一分钟才问道。

“他只不过是看中了机会。”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们逮不住他，老兄。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

我抢着付了账。服务员把找的钱送来时，我看到了汤姆·布坎农在拥挤的餐厅的那一边。

“跟我来一下，”我说，“我得同一个人打个招呼。”

汤姆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迈了五六步。

“你这一阵哪儿去了？”他急切地问道，“黛西气死了，因为你不打电话来。”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农先生。”

他们随便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忽然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不常见的窘迫表情。

“你近来到底怎么样？”汤姆问我。“你怎么会跑这么远到这儿来吃饭？”

“我是和盖茨比先生在一道吃午饭。”

我转身去看盖茨比先生，但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里有一天——

（那天下午乔丹·贝克说，当时她挺直地坐在广场饭店茶室里一张挺直的椅子上。）

——我正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走去，一半走在人行道上，一半走在草坪上。我更喜欢走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英国鞋，鞋底有会在软绵绵的地面留下印痕的橡皮疙瘩。我还穿了一条新的能随风微微扬起的方格呢裙子，每当裙子随风扬起来，所有人家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就都挺得笔直，并且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似的。

几面最大的旗子和几片最大的草坪都是属于黛西·费伊家的。她刚刚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姐中最出风头的一个。她穿的是白衣服，开的是一辆白色小跑车，她家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那些兴奋的青年军官一个个都要求那天晚上独占她的全部时间。“至少，给一个钟头吧！”

那天早上我从她家门口对面路过时，她的白色跑车停在路边，她跟一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同坐在车上。他们俩彼此全神贯注，一直到我走到五步之内她才看见我。

“哈啰，乔丹，”她出其不意地喊道。“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我觉得很光彩，因为在所有年纪比我大的女孩当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她。她问我是否到红十字会去做绷带。我说是的。那么，可否请我告诉他们说这天她不能来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盯住她看，每一个姑娘都巴望人家有时会用这种神态来看自己。因为我觉得那非常浪漫，所以我后来一直记得这个情节。他的名字叫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一隔四年多，我一直没再见过他——就连我在长岛遇到他以后，我也不知道原来就是同一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到了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几个男朋友，同时我开始参加比赛，因此我就不常见到黛西。她来往的是一帮比我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如果她还跟任何人来往的话。关于她的荒唐谣言到处传播——说什么有一个冬天夜晚她母亲发现她在收拾行装，准备到纽约去跟一个正要到海外去的军人告别。家里人有效地阻止了她，可是事后她有好几个星期不跟家里人讲话。从那以后她就不再跟军人一起玩了，只跟城里几个根本不能参军的平脚近视的青年人来往。

等到第二年秋天，她又活跃起来，和以前一样活跃。停战以后她参加了一次初进社交界的舞会，据说二月里她跟新奥尔良市来的一个人订了婚。六月里她就跟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农结了婚，婚礼之隆重豪华是路易斯维尔前所未闻的。他和一百位客人乘了四节包车一同南来，在莫尔巴赫饭店租了整个一层楼，在婚礼的前一天他送了她一串估计值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

我是伴娘之一。在举行婚礼前夕送别新娘的宴会之前半个小时，我走进她的屋子，发现她躺在床上，穿着绣花的衣裳，像那个六月的夜晚一样的美，像猴子一样喝得烂醉。她一手拿着一瓶白葡萄酒，一手捏着一封信。

“恭……喜我，”她含混不清地咕哝着说，“从来没喝过酒，啊，今天喝得可真痛快。”

“怎么回事，黛西？”

我吓坏了，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子醉成这副模样。

“喏，心肝宝贝。”她在拿到床上的字纸篓里乱摸了一会，掏出了那串珍珠。“把这个拿下楼去，是谁的东西就还给谁。告诉大家，黛西改变主意了。就说‘黛西改变主意了！’”

她哭了起来——她哭了又哭。我跑出去，找到她母亲的贴身女用人，然后我们锁上了门，让她洗个冷水澡。她死死捏住那封信不放。她把信带到澡盆里去，捏成湿淋淋的一团，直到她看见它碎得像雪花一样，才让我拿过去放在肥皂碟里。

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再说。我们让她闻阿摩尼亚精，把冰放在她脑门上，然后又替她把衣裳穿好。半小时后我们走出房间，那串珍珠套在她脖子上，这场风波就过去了。第二天下午五点钟，她没事儿似的跟汤姆·布坎农结了婚，然后动身到南太平洋去作三个月的旅行。

他们回来以后，我在圣巴巴拉[286]见到了他们，我觉得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那么迷恋丈夫的。如果他离开屋子一会儿工夫，她就会惴惴不安地四下张望，嘴里说：“汤姆上哪儿去啦？”同时脸上显出一副神情恍惚的样子，直到她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她往往坐在沙滩上，一坐个把钟头，让他把头搁在她膝盖上，一面用手指轻轻按摩他的眼睛，一面无限欣喜地看着他。看着他们俩在一起那种情景真使你感动——使你入迷，使你莞尔而笑。那是八月里的事。我离开圣巴巴拉一个星期以后，汤姆一天夜晚在凡图拉公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把他车上的前轮撞掉了一只。跟他同车的姑娘也上了报，因为她的胳膊撞断了——她是圣巴巴拉饭店里的一个收拾房间的女用人。

第二年四月黛西生了她那个小女儿，随后他们到法国去待了一年。有一个春天我在戛纳[287]见到他们，后来又在多维尔[288]见过，再后来他们就回芝加哥定居了。黛西在芝加哥很出风头，这是你知道的。他们和一帮花天酒地的人来往，个个都是又年轻又有钱又放荡的，但是她的名声却始终清清白白。也许因为她不喝酒的缘故。在爱喝酒的人中间而自己不喝酒，那是很占便宜的。你可以守口如瓶，而且，你可以为你自己的小动作选择时机，等到别人都喝得烂醉要么看不见要么不理会的时候再搞。也许黛西从来不爱搞什么桃色事件——然而她那声音里却有点儿什么异样的地方……

后来，大约六个星期以前，她多年来第一次听到了盖茨比这个名字。就是那次我问你——你还记得吗？——你认识不认识西卵的盖茨比。你回家之后，她到我屋里来把我推醒，问我：“哪个姓盖茨比的？”我把他形容了一番——我半睡半醒——她用最古怪的声音说那一定是她过去认识的那个人。直到那时我才把这个盖茨比跟当年坐在她白色跑车里的那个军官联系起来。

等到乔丹·贝克把上面这些都讲完，我们离开了广场饭店已经有半个钟头，两人乘着一辆敞篷马车穿过中央公园。太阳已经落在西城五十几号街那一带电影明星们居住的公寓大楼后面，这时儿童像草地上的蟋蟀一样聚在一起，他们清脆的声音在闷热的黄昏中歌唱：

我是阿拉伯的酋长，

你的爱情在我心上。

今夜当你睡意正浓，

我将爬进你的帐篷——

“真是奇怪的巧合，”我说。

“但这根本不是什么巧合。”

“为什么不是？”

“盖茨比买下那座房子，就是因为这样一来黛西就在海湾对面嘛。”

这么说来，六月里那个夜晚他所向往的不单单是天上的星斗了。盖茨比在我眼中有了生命，忽然之间从他那子宫般的毫无目的的豪华里分娩了出来。

“他想知道，”乔丹继续说，“你肯不肯哪一天下午请黛西到你住处来，然后让他过来坐一坐。”

这个要求如此微不足道，真使我震惊。他居然等了五年，又买了一座大厦，在那里把星光施与来来往往的飞蛾——为的是在哪个下午他可以到一个陌生人的花园里“坐一坐”。

“我非得先知道这一切，然后他才能托我这点小事吗？”

“他害怕，他等得太久了。他想你也许会见怪。尽管如此，他其实是非常顽强的。”

我还是放不下心。

“他为什么不请你安排一次见面呢？”

“他要让她看看他的房子，”她解释道。“你的房子又刚好在紧隔壁。”

“哦！”

“我想他大概指望哪天晚上她会翩然而至，光临他的一次宴会，”乔丹继续说，“但是她始终没有来过。后来他就开始有意无意地问人家是否认识她，而我是他找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在舞会上他派人去请我的那一晚，可惜你没听到他那样煞费苦心、转弯抹角才说到正题。我自然马上建议在纽约吃一顿午餐——不料他急得像要发疯：‘我可不要做什么不对头的事情！’他一再说，‘我只要在隔壁见见她。’”

“后来我说你是汤姆的好朋友，他又想完全打消这个主意。他对汤姆的情况不太了解，虽然他说他有好几年天天看一份芝加哥报纸，希望碰巧可以看到黛西的名字。”

这时天黑了，我们的马车走到一座小桥下面，我伸出胳臂搂住乔丹的金黄色肩膀，把她拉到我身边，请她一起吃晚饭。忽然之间，我想的已经不是黛西和盖茨比，而是这个干净、结实、智力有限的人，她对世间的一切都抱怀疑态度，她怪精神地往后靠在我伸出的胳臂上。一个警句开始在我耳中令人兴奋地激动鸣响：“世界上只有被追求者和追求者，忙碌的人和疲倦的人。”

“黛西生活里也应当有点安慰，”乔丹喃喃地对我说。

“她愿意见盖茨比吗？”

“事先是不让她知道的。盖茨比不要她知道。你只是请她来喝茶。”

我们经过了一排黑黝黝的树，然后五十九号街的高楼里一片柔和的灯光照到下面公园里来。跟盖茨比和汤姆·布坎农不一样，我的眼前没有什么情人的面影沿着阴暗的檐口和耀眼的招牌缥缈浮动，于是我把身边这个女孩子拉得更近一点，同时胳臂搂得更紧。她那张苍白、轻藐的嘴嫣然一笑，于是我把她拉得更近一点，这次一直拉到贴着我的脸。

第五节

那天夜里我回到西卵的时候，有一会儿我疑心是我的房子着了火。半夜两点钟了，而半岛的那整个一角照得亮堂堂的，光线照在灌木丛上好像是假的，又照在路旁电线上映出细细的一长条一长条的闪光。转弯以后，我才看出原来是盖茨比的别墅，从塔楼到地窖都灯火通明。

起初我还以为又是一次晚会，一次狂欢的盛会，整个别墅统统敞开，好让大家做游戏，玩捉迷藏或“罐头沙丁鱼”。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树丛中的风声，风把电线吹动，电灯忽暗忽明，好像房子在对着黑夜眨眼。当出租汽车哼哼着开走的时候，我看到盖茨比穿过他的草坪朝着我走过来。

“你府上看上去像世界博览会一样，”我说。

“是吗？”他心不在焉地转过眼睛去望望。“我刚才打开了几间屋子随便看看。咱俩到康尼岛[289]去玩吧，老兄。坐我车子去。”

“时间太晚了。”

“那么，到游泳池里泡一泡怎么样？我一夏天还没泡过哩。”

“我得上床睡觉了。”

“好吧。”

他等待着，急巴巴地望着我。

“我和贝克小姐谈过了，”我等了一会才说，“我明天打电话给黛西，请她到这里来喝茶。”

“哦，那好嘛，”他漫不经心地说，“我不希望给您添麻烦。”

“哪天对您合适？”

“哪天对您合适？”他马上纠正了我的话。“我不希望给您添麻烦，你明白。”

他考虑了一会。然后，他勉强地说：“我要让人把草地平整一下。”

我们俩都低头看了看草地——在我的乱蓬蓬的草地和他那一大片剪得整整齐齐的深绿色草坪之间有一条很清楚的分界线。我猜他指的是我的草地。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他含混地说，然后犹疑了一会。

“你是不是希望推迟几天？”我问道。

“哦，跟那个没关系。至少……”他笨拙地一连开了几个头，“呃，我猜想……呃，我说，老兄，你挣钱不多，是吧？”

“不太多。”

这似乎使他放心一点，于是他更有信心地继续说了下去。

“我猜想你挣钱不多，如果你不怪我——你知道，我附带做点小生意，搞点副业，你明白。我也想到既然你挣钱不多——你在卖债券，是吧，老兄？”

“学着干。”

“那么，这也许会引起你的兴趣。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你就可以挣一笔可观的钱。碰巧是一件相当机密的事。”

我现在认识到，如果当时情况不同，那次谈话可能会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因为这个建议说得很露骨，很不得体，明摆着是为了酬谢我给他帮的忙，我别无选择，只有当场把他的话打断。

“我手头工作很忙，”我说。“我非常感激，可是我不可能再承担更多的工作。”

“你不需要跟沃尔夫山姆打任何交道的。”显然他以为我讨厌中饭时候提到的那种“关系”，但我告诉他他搞错了。他又等了一会，希望我找个话题，但是我心完全不在这儿，没有答碴，结果他只好勉勉强强地回家去了。

这一晚使我感到又轻飘又快乐；大概我一走进自己的大门就倒头大睡。因此我不知道盖茨比究竟有没有去康尼岛，也不知他又花了几个小时“随便看看房间”，同时他的房子继续刺眼地大放光明。第二天早晨我从办公室给黛西打了个电话，请她过来喝茶。

“别带汤姆来，”我警告她。

“什么？”

“别带汤姆来。”

“谁是‘汤姆’？”她装傻地问道。

我们约定的那天大雨倾盆。上午十一点钟，一个男的身穿雨衣，拖着一架刈草机，敲敲我的大门，说盖茨比先生派他过来刈我的草。这使我想起我忘了叫我那芬兰女用人回来，于是我就开车到西卵镇上去，在湿淋淋的、两边是白石灰墙的小巷子里找她，同时买了一些茶杯、柠檬和鲜花。

花是多余的，因为下午两点钟从盖茨比家里送来一暖房的鲜花，连同无数插花的器皿。一小时以后，大门战战兢兢地打开，盖茨比一身白法兰绒西装，银色衬衫，金色领带，慌慌张张跑了进来。他脸色煞白，眼圈黑黑的，看得出他一夜没睡好。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他一进门就问。

“草地看上去很漂亮，如果你指的是草地。”

“什么草地？”他茫然地问道，“哦，你院子里的草地。”他从窗子里向外看，可是从他的表情看来，我相信他什么都没看见。

“看上去很好，”他含糊地说。“有一家报纸说他们认为雨在四点左右会停，大概是《纽约日报》。喝茶所需要的东西都齐全了吗？”

我把他带到食品间里去，他有点看不顺眼似地向那芬兰女用人望望。我们一起把甜食店里买来的十二块柠檬蛋糕细细打量了一番。

“这行吗？”我问道。

“当然行，当然行！好得很！”然后他又茫然地加了一声，“……老兄。”

三点半钟左右雨渐渐收了，变成了湿雾，不时还有几滴雨水像露珠一样在雾里飘着。盖茨比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一本克莱的《经济学》，每当芬兰女用人的脚步震动厨房的地板他就一惊，并且不时朝着模糊的窗户张望，仿佛一系列看不见然而怵目惊心的事件正在外面发生。最后他站了起来，用犹疑的声音对我说，他要回家了。

“那是为什么？”

“没有人来喝茶啦。时间太晚了！”他看了看他的表，仿佛别处还有紧急的事等着他去办。“我不能等一整天。”

“别傻，现在刚刚是四点差两分。”

他苦恼地坐了下来，仿佛我推了他似的，正在这时传来一辆汽车拐进我巷子的声音。我们俩都跳了起来，然后我自己也有点慌张地跑到院子里去。

在滴着水的没有花的紫丁香树下，一辆大型的敞篷汽车沿着汽车道开了上来。车子停了。黛西的脸在一顶三角形的浅紫色帽子下面歪向一边，满面春风、心花怒放地朝我看着。

“你千真万确是住在这儿吗，我最亲爱的人儿？”

她那悠扬的嗓音在雨中听了使人陶醉。我得先倾听那高低起伏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才听出她所说的话语。一缕潮湿的头发贴在她面颊上，像抹了一笔蓝色的颜料一样；我搀她下车的时候，看到她的手也被晶莹的水珠打湿了。

“你是爱上我了吗，”她悄悄在我耳朵边说，“要不然为什么我非得一个人来呢？”

“那是雷克兰特古堡[290]的秘密。叫你的司机走得远远的，过一个钟头再来。”

“过一个钟头再回来，弗迪。”然后煞有介事地低声说，“他名字叫弗迪。”

“汽油味道影响他的鼻子吗？”

“我想并不影响，”她天真地说，“为什么？”

我们走进屋子里。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起居室里空荡荡的。

“咦，这真滑稽，”我大声说。

“什么滑稽？”

正在此刻大门上有人斯文地轻轻敲了一声，她转过头去看。我走到外面去开门。盖茨比面如死灰，那只手像重东西一样揣在上衣口袋里，两只脚站在一摊水里，神色凄惶地瞪着我的眼睛。

他阔步从我身边跨进门廊，手还揣在上衣口袋里，仿佛受牵线操纵似的突然一转身，走进起居室不见了。那样子一点也不滑稽。我意识到自己的心也在扑通扑通跳。外面雨下大了，我伸手把大门关上。

有半分钟之久，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我听到从起居室里传来一阵哽咽似的低语声和一点笑声，跟着就是黛西的嘹亮而做作的声音：

“又见到你，我真高兴极了。”

一阵静寂；时间长得可怕。我在门廊里没事可做，于是我走进了屋子里。

盖茨比两手仍然揣在口袋里，正斜倚在壁炉架上，勉强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甚至无精打采的神气。他的头往后仰，一直碰到一架早已报废的大台钟的钟面上；他那双显得心神错乱的眼睛从这个位置向下盯着黛西，她坐在一张硬背椅子的边上，神色惶恐，姿态倒很优美。

“我们以前见过，”盖茨比咕哝着说。他瞥了我一眼，嘴唇张开想笑又没笑出来。幸好那架钟由于他的头的压力就在这一刻摇摇欲坠，他连忙转过身来用颤抖的手指把钟抓住，放回原处。然后他坐了下来，直挺挺地，胳臂肘放在沙发扶手上，手托住下巴。

“对不起，把钟碰了，”他说。

我自己的脸也涨得通红，像被热带的太阳晒过那样。我脑子里虽有千百句客套话，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是一架很旧的钟，”我呆头呆脑地告诉他们。

我想我们大家当时有一会儿都相信那架钟已经在地板上砸得粉碎了。

“我们多年不见了，”黛西说，她的声音尽可能地平板。

“到十一月整整五年。”

盖茨比脱口而出的回答至少使我们大家又愣了一分钟。我急中生智，建议他们帮我到厨房里去预备茶，他们俩立刻站了起来，正在这时那魔鬼般的芬兰女用人用托盘把茶端了进来。

递茶杯、传蛋糕所造成的忙乱大受欢迎，在忙乱之中建立了一种有形的体统。盖茨比躲到了一边去，当我跟黛西交谈时，他用紧张而痛苦的眼睛认真地在我们两人之间看来看去。可是，因为平静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一有机会就找了个借口，站起身来要走。

“你上哪儿去？”盖茨比马上惊慌地问道。

“我就回来。”

“你走以前，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发疯似地跟我走进厨房，关上了门，然后很痛苦地低声说：“啊，天哪！”

“怎么啦？”

“这是个大错，”他把头摇来摇去地说，“大错而特错。”

“你不过是难为情罢了，没别的。”幸好我又补了一句，“黛西也难为情。”

“她难为情？”他大不以为然地重复了我的话。

“跟你同样难为情。”

“声音不要那么大。”

“你的行动像一个小孩，”我不耐烦地发作说，“不但如此，你也很没礼貌。黛西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面。”

他举起手来不让我再讲下去，怀着令人难忘的怨气看了我一眼，然后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又回到那间屋子里去。

我从后门走了出去，——半小时前盖茨比也正是从这里出去，精神紧张地绕着房子跑了一圈——奔向一棵黑黝黝的盘缠多节的大树，茂密的树叶构成了一块挡雨的苫布。此刻雨又下大了，我那片不成形的草地，虽然被盖茨比的园丁修剪得很整齐，现在却满是小泥潭和历史悠久的沼泽了。从树底下望出去，除了盖茨比的庞大的房屋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于是我盯着它看了半个小时，好像康德[291]盯着他的教堂尖塔一样。这座房子是十年前一位酿酒商在那个“仿古热”初期建造的，并且还有一个传闻，说他曾答应为所有邻近的小型别墅付五年的税款，只要各位房主肯在屋顶铺上茅草。也许他们的拒绝使他“创建家业”的计划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立刻衰颓了。丧事的花圈还挂在门上，他的子女就把房子卖掉了。美国人虽然愿意，甚至渴望去当农奴，可是一向是坚决不肯当乡下佬的。

半小时以后，太阳又出来了，食品店的送货汽车沿着盖茨比的汽车道拐弯，送来他的仆人做晚饭用的原料——我敢肯定他本人一口也吃不下。一个女用人开始打开楼上的窗户，在每个窗口出现片刻，然后，从正中的大窗户探出身子，若有所思地向花园里啐了一口。该是我回去的时候了。刚才雨下个不停，仿佛是他们俩窃窃私语的声音，不时随着感情的迸发而变得高昂。但是在这新的静寂中，我觉得房子里面也是一片肃静了。

我走了进去——先在厨房里作出一切可能的响声，就差把炉灶推翻——但我相信他们什么也没听见。他们两人分坐在长沙发两端，面面相觑，仿佛有什么问题提了出来，或者悬而未决，一切难为情的迹象也都消失了。黛西满面泪痕，我一进来她就跳了起来，用手绢对着一面镜子擦起脸来。但是盖茨比身上却发生了一种令人惶惑的变化。他简直是光芒四射；虽然没有任何表示欣喜的言语姿势，一种新的幸福感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充塞了那间小屋子。

“哦，哈啰，老兄，”他说，仿佛他有好多年没见过我了。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想跟我握手哩。

“雨停了。”

“是吗？”等他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又发觉屋子里阳光闪烁时，他像一个气象预报员又像一个欣喜若狂的回归光守护神似的露出了笑容，又把消息转报给黛西。“你看多有趣，雨停了。”

“我很高兴，杰伊。”她的声音哀艳动人，可是她吐露的只是她意外的喜悦。

“我要你和黛西一起到我家里来，”他说，“我很想领她参观参观。”

“你真的要我来吗？”

“绝对如此，老兄。”

黛西上楼去洗脸——我很羞惭地想起了我的毛巾，可惜为时太晚了——盖茨比和我在草坪上等候。

“我的房子很好看，是不是？”他问道。“你瞧它整个正面反映着阳光。”

我同意说房子真漂亮极了。

“是的。”他用眼睛仔细打量了一番，每一扇拱门、每一座方塔都看到了。“我只花了三年工夫就挣到了买房子的钱。”

“我还以为你的钱是继承来的。”

“不错，老兄，”他脱口而出说，“但是我在大恐慌期间损失了一大半——就是战争引起的那次大恐慌。”

我猜想他自己也不大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因为等我问他做的是什么生意时，他回答：“那是我的事儿。”话说出口他才发觉这个回答很不得体。

“哦，我干过好几行，”他改口说，“我做药材生意，后来又做过石油生意。可是现在我这两行都不干了。”他比较注意地看着我。“那么说你考虑过那天晚上我提的那件事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黛西就从房子里出来了，她衣服上的两排铜钮扣在阳光中闪烁。

“是那边那座老大的房子？”她用手指着大声问。

“你喜欢它吗？”

“我太喜欢了，但是我不明白你怎么能一个人住在那儿。”

“我让它不分昼夜都挤满了有意思的人，干有意思的事情的人，有名气的人。”

我们没有抄近路沿海边过去，而是绕到大路上，从巨大的后门进去的。黛西望着那衬在天空的中世纪城堡的黑黝黝的轮廓，用她那迷人的低语赞不绝口，一边走一边又赞赏花园，赞赏长寿花闪烁的香味，山楂花和梅花泡沫般的香味，还有吻别花淡金色的香味。走到大理石台阶前，我看不到鲜艳的时装在门口出出进进，除了树上的鸟鸣也听不到一点声音，真感到很异样。

到了里面，我们漫步穿过玛丽·安托万内特[292]式的音乐厅和王政复辟时期[293]式样的小客厅，我觉得每张沙发、每张桌子后面都藏着客人，奉命屏息不动直到我们走过为止。当盖茨比关上“默顿学院图书室”[294]的门时，我可以发誓我听到了那个猫头鹰眼睛的人突然发出了鬼似的笑声。

我们走上楼，穿过一间间仿古的卧室，里面铺满了玫瑰色和淡紫色的绸缎，摆满了色彩缤纷的鲜花，穿过一间间更衣室和弹子室，以及嵌有地下浴池的浴室——闯进一间卧室，里面有一个邋里邋遢穿着睡衣的人正在地板上做俯卧撑。那是“房客”克利普斯普林格先生。那天早上我看到过他如饥似渴地在海滩上徘徊。最后我们来到盖茨比本人的套间，包括一间卧室、一间浴室和一间小书房。我们在书房里坐下，喝了一杯他从壁橱里拿出来的荨麻酒。

他一刻不停地看着黛西，因此我想他是在把房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按照那双他所钟爱的眼睛里的反应重新估价。有时他也神情恍惚地向四面凝视他自己的财物，仿佛在她这个惊心动魄的真人面前，所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了。有一次他差点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他自己的卧室是所有屋子中最简朴的一间——只有梳妆台上点缀着一副纯金的梳妆用具。黛西高兴地拿起了刷子刷刷头发，引得盖茨比坐下来用手遮住眼睛笑了起来。

“真是最滑稽的事情，老兄，”他嘻嘻哈哈地说，“我简直不能……我一想要……”

显而易见，他已经历了两种精神状态，现在正进入第三种。他起初局促不安，继而大喜若狂，目前又由于她出现在眼前感到过分惊异而不能自持了。这件事他长年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简直是咬紧了牙关期待着，感情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此刻，由于反作用，他像一架发条上得太紧的时钟一样精疲力竭了。

过了一会，精神恢复之后，他为我们打开了两个非常讲究的特大衣橱，里面装满了他的西装、晨衣和领带，还有一打一打像砖头一样堆起来的衬衣。

“我有一个人在英国替我买衣服。每年春秋两季开始的时候，他都挑选一些东西寄给我。”

他拿出一堆衬衫，开始一件一件扔在我们面前，薄麻布衬衫、厚绸衬衫、细法兰绒衬衫都抖散了，五颜六色摆满了一桌。我们欣赏着的时候，他又继续抱来，那个柔软贵重的衬衣堆越来越高——条子衬衫、花纹衬衫、方格衬衫，珊瑚色的、苹果绿的、浅紫色的、淡橘色的、上面绣着深蓝色的他的姓名的交织字母。突然之间，黛西发出了很不自然的声音，一下把头埋进衬衫堆里，号啕大哭起来。

“这些衬衫这么美，”她呜咽地说，她的声音在厚厚的衣堆里闷哑了。“我看了很伤心，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这么美的衬衫。”

看过房子之后，我们本来还要去看看庭园和游泳池、水上飞机和仲夏的繁花——但是盖茨比的窗外又下起雨来了，因此我们三人就站成一排远眺水波荡漾的海面。

“要不是有雾，我们可以看见海湾对面你家的房子，”盖茨比说，“你家码头的尽头总有一盏通宵不灭的绿灯。”

黛西蓦然伸过胳臂去挽着他的胳臂，但他似乎沉浸在他方才所说的话里。可能他突然想到那盏灯的巨大意义现在永远消失了。和那把他跟黛西分开的遥远距离相比较，那盏灯曾经似乎离她很近，几乎碰得着她。那就好像一颗星离月亮那么近一样。现在它又是码头上的一盏绿灯了。他的神奇的宝物已经减少了一件。

我开始在屋子里随便走走，在半明不暗的光线中看着各种各样模糊不清的摆饰。一个身穿游艇服的上年纪的男人的一张大相片引起了我的注意，相片挂在他书桌前面的墙上。

“这是谁？”

“那个？那是丹·科迪先生，老兄。”

那名字听着有点耳熟。

“他已经死了。很多年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五斗橱上有一张盖茨比本人的小相片，也是穿着游艇服的——盖茨比昂着头，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显然是十八岁左右照的。

“我真爱这张相片，”黛西嚷嚷道，“这个笔直向后梳的发型！你从来没告诉我你留过笔直向后梳的发型，也没告诉我你有一艘游艇。”

“来看这个，”盖茨比连忙说，“这里有好多剪报——都是关于你的。”

他们俩并肩站着细看那些剪报。我正想要求看看那些红宝石，电话忽然响了，盖茨比就拿起了听筒。

“是的……噢，我现在不便谈……我现在不便谈，老兄……我说的是一个小城……他一定知道什么是小城……得啦，他对我们没什么用处，如果底特律就是他心目中的小城……”

他把电话挂上。

“到这儿来，快！”黛西在窗口喊道。

雨还在下，可是西方的乌云已经拨开，海湾上空翻滚着粉红色和金色的云霞。

“瞧那个，”她低声道，过了一刻又说，“我真想采一朵那种粉红色的云彩，把你放在上面推来推去。”

我这时想要走了，可是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也许有我在场他们更可以心安理得地单独待在一起。

“我知道我们干什么好，”盖茨比说，“我们让克利普斯普林格弹钢琴。”

他走出屋子喊了一声“艾温”，又过了几分钟才回来，带来一个难为情的、面容有点憔悴的年轻人，一副玳瑁边眼镜，稀稀的金黄色头发。他现在衣服整齐一些了，穿着一件敞领的运动衫、一双运动鞋和一条颜色不清不楚的帆布裤。

“我们刚才打扰您做体操了吗？”黛西有礼貌地问。

“我在睡觉，”克利普斯普林格先生窘迫之中脱口而出。“我是说，我本来在睡觉。后来我起床了……”

“克利普斯普林格会弹钢琴，”盖茨比打断了他的话说，“是不是，艾温，老兄？”

“我弹得不好。我不会……根本不弹。我好久没练……”

“我们到楼下去。”盖茨比打断了他的话。他拨了一个开关。整个房子立刻大放光明，灰暗的窗户都不见了。

在音乐厅里，盖茨比只扭开钢琴旁边的一盏灯。他用一根颤抖的火柴点燃了黛西的香烟，然后和她一道坐在屋子那边远远的一张长沙发上，那里除了地板上从过道里反映过来的一点亮光之外没有其他光线。

克利普斯普林格弹完了《爱情的安乐窝》之后，在长凳上转过身来，不高兴地在幽暗中张望着找盖茨比。

“我好久没弹了，你看。我告诉你我不会弹。我好久没弹……”

“别说那么多，老兄，”盖茨比命令道。“弹吧！”

“每天早上，

每天晚上，

玩得欢畅……”

外面风刮得呼呼的，海湾上传来一阵隐隐的雷声。此刻西卵所有的灯都亮了；电动火车满载归客，在雨中从纽约急驰而来。这是人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辰，空气中洋溢着兴奋的情绪。

“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

富的生财穷的生——孩子。

在这同时，

在这期间……”

我走过去告辞的时候，我看到那种惶惑的表情又出现在盖茨比脸上，仿佛他有点怀疑他目前幸福的性质。几乎五年了！那天下午一定有过一些时刻，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并不是由于她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他的幻梦有巨大的活力。他的幻梦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他以一种创造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幻梦，不断地添枝加叶，用飘来的每一根绚丽的羽毛加以缀饰。再多的激情或活力都赶不上一个人阴凄凄的心里所能集聚的情思。

我注视着他的时候，看得出来他在悄悄使自己适应眼前的现实。他伸出手去抓住她的手。她低低在他耳边说了点什么，他听了就感情冲动地转身向她。我看最使他入迷的是她那激动昂扬的声音，因为那是无论怎样梦想都不可能企及的——那声音是一曲永恒的歌。

他俩已经把我忘了，但黛西抬起头来瞥了一眼，伸出了手；盖茨比此刻压根儿不认识我了。我又看了他俩一眼，他们也看看我，好像远在天涯，沉浸在强烈的感情之中。我随即走出屋子，走下大理石台阶到雨里面去，留下他们两人在一起。

第六节

大概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早上，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记者从纽约来到盖茨比的大门口，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关于什么的话？”盖茨比很客气地问道。

“呃——发表个什么声明。”

在乱了五分钟之后事情才弄清楚。原来这个人在他报馆里曾经听人提到盖茨比的名字，可是为什么会提到他却不肯透露，或者他也没完全弄明白。这天他休息，于是就积极主动地跑出城来“看看”。

这不过是碰碰运气，然而这位记者的直觉却是对的。千百个人在他家做过客因而成为他的经历的权威，由于他们的宣扬，盖茨比的名声这一夏天越来越大，直到他只差一点就要成为新闻人物了。当时的各种传奇，像“通往加拿大的地下管道”之类，都和他挂上了钩，还有一个长期流传的谣言，说他根本不是住在一座房子里，而是住在一条船上，船看上去像座房子，并且沿着长岛海岸秘密地来回移动。究竟为什么北达科他州的杰姆斯·盖兹从这些谣言中得到满足，这倒不容易回答。

杰姆斯·盖兹——这是他的真姓名，至少是他法律上的姓名。他是在十七岁时改名换姓的，也是在他一生事业开端的那个特定时刻——当时他看见丹·科迪先生的游艇在苏必利尔湖[295]上最险恶的沙洲上抛锚。那天下午身穿一件破旧的绿色运动衫和一条帆布裤在沙滩上游荡的是杰姆斯·盖兹，但是后来借了一条小船，划到托洛美号去警告科迪，半小时之内可能起大风使他的船覆没的，已经是杰伊·盖茨比了。

我猜，就在当时他也早已把这个名字想好了。他的父母是碌碌无为的庄稼人——他的想象力根本从来没有真正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父母。实际上长岛西卵的杰伊·盖茨比来自他对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称号，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字面的意思——因此他必须为他的天父效命，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因此他虚构的恰恰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很可能会虚构的那种杰伊·盖茨比，而他始终不渝地忠于这个理想形象。

一年多来，他沿着苏必利尔湖南岸奔波，或是捕鲑鱼，或是捞蛤蜊，或是干任何其他为他挣来食宿的杂事。在那些风吹日晒的日子里，干着时松时紧的活计，他那晒得黝黑、越来越硬朗的身体过着天然的生活。他早就跟女人发生了关系，并且由于女人过分宠爱他，他倒瞧不起她们。他瞧不起年轻的处女，因为她们愚昧无知，他也瞧不起其他女人，因为她们为了一些事情大吵大闹，而那些事情由于他那惊人的自我陶醉，在他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他的内心却经常处于激荡不安之中。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各种离奇怪诞的幻想纷至沓来。一个绚丽得无法形容的宇宙展现在他脑海里，这时小钟在洗脸架上滴答滴答地响着，月亮用水一般的光浸泡着他乱七八糟扔在地上的衣服。每夜他都给他那些幻想的图案添枝加叶，一直等到昏沉的睡意降落在一个生动的场面之上，使他忘记了一切。有一阵子这些幻梦为他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发泄的途径；它们令人满意地暗示现实是不真实的，它们表明世界的磐石是牢牢地建立在仙女的翅膀上的。

几个月以前，一种追求他未来的光荣的本能促使他前往明尼苏达州南部路德教的小圣奥拉夫学院。他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星期，一方面由于学院对他的命运的鼓声、对命运本身麻木不仁而感到沮丧，一方面鄙视他为了挣钱作为学习费用而干的勤杂工工作。后来他东漂西荡又回到了苏必利尔湖，那天他还在找点什么活儿干的时候，丹·科迪的游艇在湖边的浅滩上抛下锚来。

科迪当时五十岁，他是内华达州的银矿、育空地区[296]、一八七五年以来每一次淘金热的产物。他做蒙大拿州铜的生意发了好几百万的财，结果虽然身体仍然健壮，可是脑子已经接近于糊涂。无数的女人对这个情况有所觉察，于是想方设法使他和他的钱分手。那个名叫埃拉·凯的女记者抓住他的弱点扮演了德曼特农夫人[297]的角色，怂恿他乘上游艇去航海，她所用的那些不太体面的手腕是一九〇二年耸人听闻的报刊争相报道的新闻。他沿着过分殷勤好客的海岸航行了五年之后，就在这天驶入小姑娘湾，成为杰姆斯·盖兹命运的主宰。

年轻的盖兹，两手靠在船桨上，抬头望着有栏杆围着的甲板，在他眼中，那只船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的美和魅力。我猜想他对科迪笑了一笑——他大概早已发现他笑的时候很讨人欢喜。不管怎样，科迪问了他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引出了这个崭新的名字），发觉他聪明伶俐而且雄心不小。几天之后他把他带到德卢思城[298]，替他买了一件蓝色海员服、六条白帆布裤子和一顶游艇帽。等到托洛美号启程前往西印度群岛和巴巴里海岸[299]的时候，盖茨比也走了。

他以一种不太明确的私人雇员身份在科迪手下工作——先后干过听差、大副、船长、秘书，甚至还当过监守，因为丹·科迪清醒的时候知道自己酒一喝醉什么挥金如土的傻事都干得出来，因此他越来越信赖盖茨比，以防止这一类的意外事故。这种安排延续了五年，在这期间那艘船环绕美洲大陆三次。它本来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要不是有一晚在波士顿，埃拉·凯上了船，一星期后丹·科迪就毫不客气地死掉了。

我记得他那张挂在盖茨比卧室里的相片，一个头发花白、服饰花哨的老头子，一张冷酷无情、内心空虚的脸——典型的沉湎酒色的拓荒者，这帮人在美国生活的某一阶段把边疆妓院酒馆的粗野狂暴带回到了东部滨海地区。盖茨比酒喝得极少，这得间接地归功于科迪。有时在欢闹的宴席上女人会把香槟揉进他的头发；他本人却养成了习惯不去沾酒。

他也正是从科迪那里继承了钱——一笔二万五千美元的遗赠。他并没拿到钱。他始终也没懂得人家用来对付他的法律手段，但是千百万财产剩下多少通通归了埃拉·凯。他只落了他那异常恰当的教育：杰伊·盖茨比的模糊轮廓已经逐渐充实成为一个血肉丰满的人了。

这一切都是他好久以后才告诉我的，但是我在这里写了下来，为的是驳斥早先那些关于他的来历的荒唐谣言，那些都是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的事。再有，他是在一个十分混乱的时刻告诉我的，那时关于他的种种传闻我已经到了将信将疑的地步。所以我现在利用这个短暂的停顿，仿佛趁盖茨比喘口气的机会，把这些误解清除一下。

在我和他的交往之中，这也是一个停顿。有好几个星期我既没和他见面，也没在电话里听到过他的声音——大部分时间我是在纽约跟乔丹四处跑，同时极力讨她那老朽的姑妈的欢心——但是我终于在一个星期日下午到他家去了。我待了还没两分钟就有一个人把汤姆·布坎农带进来喝杯酒。我自然吃了一惊，但是真正令人惊奇的却是以前竟然还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他们一行三人是骑马来的——汤姆和一个姓斯隆的男人，还有一个身穿棕色骑装的漂亮女人，是以前来过的。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盖茨比站在阳台上说，“我很高兴你们光临。”

仿佛他们承情似的！

“请坐，请坐。抽支香烟或者抽支雪茄。”他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忙着打铃喊人。“我马上就让人给你们送点什么喝的来。”

汤姆的到来使他受到很大震动。但是他反正会感到局促不安，直到他招待了他们一点什么才行，因为他也隐约知道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斯隆先生什么都不要。来杯柠檬水？不要，谢谢。来点香槟吧？什么都不要，谢谢……对不起……

“你们骑马骑得很痛快吧？”

“这一带的路很好。”

“大概来往的汽车……”

“是嘛。”

刚才介绍的时候汤姆只当做彼此是初次见面，此刻盖茨比突然情不自禁地掉脸朝着他。

“我相信我们以前在哪儿见过面，布坎农先生。”

“噢，是的，”汤姆生硬而有礼貌地说，他显然并不记得。“我们是见过的，我记得很清楚。”

“大概两个星期以前。”

“对啦。你是跟尼克在一起的。”

“我认识你太太，”盖茨比接下去说，几乎有一点挑衅的意味。

“是吗？”

汤姆掉脸朝着我。

“你住在这附近吗，尼克？”

“就在隔壁。”

“是吗？”

斯隆先生没有参加谈话，而是大模大样地仰靠在他的椅子上；那个女的也没说什么——直到两杯姜汁威士忌下肚之后，她忽然变得有说有笑了。

“我们都来参加你下次的晚会，盖茨比先生，”她提议说，“你看好不好？”

“当然好了；你们能来，我太高兴了。”

“那很好啊，”斯隆先生毫不承情地说。“呃——我看该回家了。”

“请不要忙着走，”盖茨比劝他们。他现在已经能控制自己，并且他要多看看汤姆。“你们何不——你们何不就在这儿吃晚饭呢？说不定纽约还有一些别的人会来。”

“你到我家来吃晚饭，”那位太太热烈地说，“你们俩都来。”

这也包括了我。斯隆先生站起身来。

“我是当真的，”她坚持说，“我真希望你们来。都坐得下。”

盖茨比疑惑地看着我。他想去，他也看不出斯隆先生打定了主意不让他去。

“我恐怕去不了，”我说。

“那么你来，”她极力怂恿盖茨比一个人。

斯隆先生凑着她耳边咕哝了一下。

“我们如果马上就走，一点都不会晚的，”她固执地大声说。

“我没有马，”盖茨比说。“我在军队里骑过马的，但是我自己从来没买过马。我只好开车跟你们走。对不起，等一下我就来。”

我们其余几个人走到外面阳台上，斯隆和那位太太站在一边。开始气冲冲地交谈。

“我的天，我相信这家伙真的要来，”汤姆说。“难道他不知道她并不要他来吗？”

“她说她要他来的嘛。”

“她举行盛大的宴会，他在那儿一个人都不会认得的。”他皱皱眉头。“我真纳闷他到底在哪儿认识黛西的。天晓得，也许我的思想太古板，但是这年头女人家到处乱跑，我可看不惯。她们遇上各式各样的怪物。”

忽然间斯隆先生和那位太太走下台阶，随即上了马。

“来吧，”斯隆先生对汤姆说，“我们已经晚了。我们一定得走了。”然后对我说，“请你告诉他我们不能等了，行吗？”

汤姆跟我握握手，我们其余几个人彼此冷冷地点了点头，他们就骑着马沿着车道小跑起来，很快消失在八月的树阴里，这时盖茨比，手里拿着帽子和薄大衣，正从大门里走出来。

汤姆对于黛西单独四处乱跑显然放不下心，因为下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和她一道来参加盖茨比的晚会。也许是由于他的在场，那次晚会有一种特殊的沉闷气氛——它鲜明地留在我记忆里，与那个夏天盖茨比的其他晚会迥然不同。还是那些同样的人，或者至少是同一类的人、同样的源源不绝的香槟、同样的五颜六色、七嘴八舌的喧闹，可是我觉得无形中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弥漫着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恶感。要不然，或许是我本来已经逐渐习惯于这一套，逐渐认为西卵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自有它独特的标准和大人物，首屈一指因为它并不感到相形见绌，而此刻我却通过黛西的眼睛重新去看这一切。要通过新的眼睛去看那些你已经花了很多气力才适应的事物，那总是令人难受的。

他们在黄昏时刻到达，然后当我们几人漫步走到几百名珠光宝气的客人当中时，黛西的声音在她喉咙里玩着呢呢喃喃的花样。

“这些东西真叫我兴奋，”她低声说，“如果你今晚上任何时候想吻我，尼克，你让我知道好了，我一定高兴为你安排。只要提我的名字就行，或者出示一张绿色的请帖。我正在散发绿色的……”

“四面看看，”盖茨比敦促她。

“我正在四面看啊。我真开心极……”

“你一定看到许多你听见过的人物的面孔。”

汤姆傲慢的眼睛向人群一扫。

“我们平时不大外出，”他说，“实际上，我刚才正在想我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

“也许你认得那位小姐。”盖茨比指出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端庄地坐在一棵白梅树下。汤姆和黛西目不转睛地看着，认出来这是一位一向只在银幕上见到的大明星，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

“她真美啊，”黛西说。

“站在她身边弯着腰的是她的导演。”

盖茨比礼貌周全地领着他们向一群又一群的客人介绍。

“布坎农夫人……布坎农先生，”踌躇片刻之后，他又补充说，“马球健将。”

“不是的，”汤姆连忙否认，“我可不是。”

但是盖茨比显然喜欢这个名称的含义，因为以后整个晚上汤姆就一直是“马球健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名人，”黛西兴奋地说，“我喜欢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鼻子有点发青的。”

盖茨比报了那人的姓名，并说他是一个小制片商。

“好嘛，我反正喜欢他。”

“我宁愿不做马球健将，”汤姆愉快地说，“我倒宁愿以……以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的身份看看这么多有名的人。”

黛西和盖茨比跳了舞。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他跳着优雅的老式狐步舞感到很诧异——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跳舞。后来他俩溜到我家，在我的台阶上坐了半个小时，她让我待在园子里把风。“万一着火或是发大水，”她解释道，“或是什么天灾啦。”

我们正在一起坐下来吃晚饭时，汤姆又从默默无闻中出现了。“我跟那边几个人一起吃饭，行吗？”他说，“有一个家伙正在大讲笑话。”

“去吧，”黛西和颜悦色地回答，“如果你要留几个住址下来，这里是我的小金铅笔。”……过了一会她四面张望了一下，对我说那个女孩“俗气可是漂亮”，于是我明白除了她单独跟盖茨比待在一起的半小时之外，她玩得并不开心。

我们这一桌的人喝得特别醉。这得怪我不好——盖茨比被叫去听电话，又碰巧两星期前我还觉得这些人挺有意思。但是当时我觉得好玩的今晚变得索然无味了。

“你感觉怎么样，贝达克小姐？”

我同她说话的这个姑娘正在想慢慢倒在我的肩上，可是并没成功。听到这个问题，她坐起身来，睁开了眼睛。

“什么？”

一个大块头、懒洋洋的女人，本来一直在怂恿黛西明天到本地俱乐部去和她一起打高尔夫球的，现在来为贝达克小姐辩白了：

“噢，她现在什么事也没有了。她每次五六杯鸡尾酒下肚，总是这样大喊大叫。我跟她说她不应当喝酒。”

“我是不喝酒，”受到指责的那个人随口说道。

“我们听到你嚷嚷，于是我跟这位希维特大夫说：‘那里有人需要您帮忙，大夫。’”

“她非常感激，我相信，”另一位朋友用并不感激的口气说，“可是你把她的头按到游泳池里去，把她的衣服全搞湿了。”

“我最恨的就是把我的头按到游泳池里，”贝达克小姐咕哝着说，“有一回在新泽西州他们差一点没把我淹死。”

“那你就不应当喝酒嘛，”希维特大夫堵她的嘴说。

“说你自己吧！”贝达克小姐激烈地大喊道，“你的手发抖。我才不会让你给我开刀哩！”

情况就是这样。我记得的差不多是最后的一件事是我和黛西站在一起望着那位电影导演和他的“大明星”。他们仍然在那棵白梅树下，他们的脸快要贴到一起了，中间只隔着一线淡淡的月光。我忽然想到他整个晚上大概一直在非常非常慢地弯下腰来，才终于和她靠得这么近，然后正在我望着的这一刻，我看见他弯下最后一点距离，亲吻了她的面颊。

“我喜欢她，”黛西说，“我觉得她美极了。”

但是其他的一切她都讨厌——而且是不容置辩的，因为这并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感情。她十分厌恶西卵，这个由百老汇强加在一个长岛渔村上的没有先例的“胜地”——厌恶它那不安于陈旧的委婉辞令的粗犷活力，厌恶那种驱使它的居民沿着一条捷径从零跑到零的过分突兀的命运。她正是在这种她所不了解的单纯之中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们在等车子开过来的时候，我和他们一同坐在大门前的台阶上。前面这里很暗；只有敞开的门向幽暗的黎明射出十平方英尺的亮光。有时楼上化妆室的遮帘上有一个人影掠过，然后又出现一个人影，络绎不绝的女客对着一面看不见的镜子涂脂抹粉。

“这个姓盖茨比的究竟是谁？”汤姆突然质问我，“一个大私酒贩子？”

“你在哪儿听来的？”我问他。

“我不是听来的。我猜的。有很多这样的暴发户都是大私酒贩子，你要知道。”

“盖茨比可不是，”我简慢地说。

他沉默了一会。汽车道上的小石子在他脚底下喀嚓作响。

“我说，他一定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搜罗到这么一大帮牛头马面。”

一阵微风吹动了黛西的毛茸茸的灰皮领子。

“至少他们比我们认得的人有趣，”她有点勉强地说。

“看上去你并不怎么感兴趣嘛。”

“噢，我很感兴趣。”

汤姆哈哈一笑，把脸转向我。

“当那个女孩让她给她来个冷水淋浴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黛西的脸？”

黛西跟着音乐沙哑而有节奏地低声唱了起来，把每个字都唱出一种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决不会再有的意义。当曲调升高的时候，她的嗓音也跟着改变，悠扬婉转，正是女低音的本色，而且每一点变化都在空气中散发出一点她那温暖的人情味很浓的魔力。

“来的人有好多并不是邀请来的，”她忽然说。“那个女孩子就没有接到邀请。他们干脆闯上门来，而他又太客气，不好意思谢绝。”

“我很想知道他是什么人，又是干什么的，”汤姆固执地说。“并且我一定要去打听清楚。”

“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她答道。“他是开药房的，好多家药房。他一手创办起来的。”

那辆姗姗来迟的大型轿车沿着汽车道开了上来。

“晚安，尼克，”黛西说。

她的目光离开了我，朝着灯光照亮的最上一层台阶看去，在那里一支当年流行的哀婉动人的小华尔兹舞曲《凌晨三点钟》正从敞开的大门传出来。话说回来，正是在盖茨比的晚会的随随便便的气氛之中，就有她自己的世界中完全没有的种种浪漫的可能性。那支歌曲里面有什么东西仿佛在呼唤她回到里面去呢？现在在这幽暗的、难以预测的时辰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也许会光临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客人，一位世上少有的令人惊异不置的佳人，一位真正艳丽夺目的少女，只要对盖茨比看上一眼，只要一刹那魔术般的相逢，她就可以把五年来坚贞不移的爱情一笔勾销。

那夜我待得很晚，盖茨比要我待到他可以脱身，于是我就在花园里徘徊，一直待到最后一群游泳的客人，又寒冷又兴奋，从黑黝黝的海滩上跑上来，一直等到楼上各间客房里的灯都灭了。等到他最后走下台阶时，那晒得黝黑的皮肤比往常更紧地绷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发亮而有倦意。

“她不喜欢这个晚会，”他马上就说。

“她当然喜欢啦。”

“她不喜欢，”他固执地说。“她玩得不开心。”

他不讲话了，但我猜他有满腔说不出的郁闷。

“我觉得离开她很远，”他说。“很难使她理解。”

“你是说舞会的事吗？”

“舞会？”他一弹指就把他所有开过的舞会都勾销了。“老兄，舞会是无关紧要的。”

他所要求于黛西的不下于要她跑去跟汤姆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等她用那句话把四年一笔勾销之后，他俩就可以研究决定那些需要采取的更加实际的步骤。其中之一就是，等她恢复了自由，他俩就回路易斯维尔去，从她家里出发到教堂去举行婚礼——就仿佛是五年以前一样。

“可是她不理解，”他说。“她过去是能够理解的。我们往往在一起坐上几个钟点……”

他忽然停住不说了，沿着一条布满了果皮、丢弃的小礼物和踩烂的残花的小道走来走去。

“我看对她不宜要求过高，”我冒昧地说，“你不能重温旧梦的。”

“不能重温旧梦？”他大不以为然地喊道，“哪儿的话，我当然能够！”

他发狂地东张西望，仿佛他的旧梦就隐藏在这里，他的房子的阴影里，几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的。

“我要把一切都安排得跟过去一模一样，”他说，一面坚决地点点头。“她会看到的。”

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往事，因此我揣测他想要重新获得一点什么东西，也许是那进入他对黛西的热恋之中的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理念。从那时以来，他的生活一直是凌乱不堪的，但是假如他一旦能回到某个出发点，慢慢地重新再走一遍，他可以发现那东西是什么……

……一个秋天的夜晚，五年以前，落叶纷纷的时候，他俩走在街上，走到一处没有树的地方，人行道被月光照得发白。他们停了下来，面对面站着。那是一个凉爽的夜晚，那是一年两度季节变换的时刻，空气中洋溢着那种神秘的兴奋。家家户户宁静的灯火仿佛在向外面的黑暗吟唱，天上的星星中间仿佛也有繁忙的活动。盖茨比从他的眼角里看到，一段段的人行道其实构成一架梯子，通向树顶上空一个秘密的地方——他可以攀登上去，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一登上去他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大口吞咽那无与伦比的神奇的奶汁。

当黛西洁白的脸贴近他自己的脸时，他的心越跳越快。他知道他一跟这个姑娘亲吻，并把他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永远结合在一起，他的心灵就再也不会像上帝的心灵一样自由驰骋了。因此他等着，再倾听一会那已经在一颗星上敲响的音叉。然后他吻了她。经他的嘴唇一碰，她就像一朵鲜花一样为他开放，于是这个理想的化身就完成了。

他的这番话，甚至他难堪的感伤，使我回想起一点什么……我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听过的一个迷离恍惚的节奏，几句零落的歌词。一会儿的工夫，有一句话快到了嘴边，我的两片嘴唇像哑巴一样张开，仿佛除了一丝受惊的空气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在上面挣扎着要出来。但是嘴唇发不出声音，因此我几乎想起的东西就永远无法表达了。

第七节

正在人们对盖茨比的好奇心达到顶点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别墅里的灯都没有亮，——于是，他作为特里马尔乔[300]的生涯，当初莫名其妙地开始的，现在又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我逐渐才发觉那些乘兴而来的一辆辆汽车，稍停片刻之后又扫兴地开走了。我疑心他是否病了，于是走过去看看——一个面目狰狞的陌生仆人从门口满腹狐疑地斜着眼看我。

“盖茨比先生病了吗？”

“没有。”停了一会他才慢吞吞地、勉勉强强地加了一声“先生”。

“我好久没看见他了，很不放心。告诉他卡罗威先生来过。”

“谁？”他粗鲁地问。

“卡罗威。”

“卡罗威。好啦，我告诉他。”

他粗鲁地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我的芬兰女用人告诉我，盖茨比早在一个星期前就辞退了家里的每一个仆人，另外雇用了五六个人，这些人从来不到西卵镇上去受那些开店的贿赂，而是打电话订购数量不多的生活用品。据食品店送货的伙计报道，厨房看上去像个猪圈，而镇上一般的看法是，这些新人压根儿不是什么仆人。

第二天盖茨比打电话给我。

“准备出门吗？”我问。

“没有，老兄。”

“我听说你把所有的仆人都辞了。”

“我需要的是不爱讲闲话的人。黛西经常来——总是在下午。”

原来如此，由于她看了不赞成，这座大酒店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整个坍掉了。

“他们是沃尔夫山姆要给帮点儿忙的人。他们都是兄弟姐妹。他们开过一家小旅馆。”

“我明白了。”

他是应黛西的请求打电话来的——我明天是否可以到她家吃午饭？贝克小姐会去的。半小时之后，黛西亲自打电话来，似乎因为知道我答应去而感到宽慰。一定出了什么事。然而我却不能相信他们竟然会选这样一个场合来大闹一场——尤其是盖茨比早先在花园里所提出的那种令人难堪的场面。

第二天天气酷热，几乎是那个夏天最后一天，肯定是最热的一天。当我乘的火车从地道里钻出来驶进阳光里时，只有全国饼干公司热辣辣的汽笛打破了中午闷热的静寂。客车里的草椅垫热得简直要着火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起先很斯文地让汗水渗透衬衣，后来，她的报纸在她手指下面也变潮了时，她长叹一声，在酷热中颓然地往后一倒。她的钱包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下。

“喔唷！”她吃惊地喊道。

我懒洋洋地弯下腰把它捡了起来，递还给了她，手伸得远远的，捏着钱包的一个角，表示我并无染指的意图——可是附近的每一个人，包括那女人，照样怀疑我。

“热！”查票员对面熟的乘客说，“够呛的天气！……热！……热！……热！……你觉得够热的吗？热吗？你觉得……？”

我的月季票递还给我时上面留下了他手的黑汗渍。在这种酷热的天气还有谁去管他亲吻的是谁的朱唇，管他是谁的脑袋偎湿了他心前的睡衣口袋！

……盖茨比和我在门口等开门的时候，一阵微风吹过布坎农的住宅的门廊，带来电话铃的声音。

“主人的尸体？”男管家大声向话筒里嚷道，“对不起，太太，可是我们不能提供——今天中午太热了，没法碰！”

实际上他讲的是：“是……是……我去瞧瞧。”

他放下了话筒，朝我们走过来，头上冒着汗珠，接过我们的硬壳草帽。

“夫人在客厅里等您哩！”他喊道，一面不必要地指着方向。在这酷热的天气，每一个多余的手势都是滥用生活的公有财富。

这间屋子外面有遮篷挡着，又阴暗又凉快。黛西和乔丹躺在一张巨大的长沙发上，好像两座银像压住自己的白色衣裙，不让电扇的呼呼响的风吹动。

“我们动不了了，”她们俩同声说。

乔丹的手指，黝黑色上面搽了一层白粉，在我手指里搁了一会。

“体育家托马斯·布坎农[301]先生呢？”我问。

就在同时我听见了他的声音，粗犷、低沉、沙哑，在门廊的电话上说话。

盖茨比站在绯红的地毯中央，用着了迷的目光向四周张望。黛西看着他，发出了她那甜蜜、动人的笑声；微微的一阵粉从她胸口升入空中。

“有谣言说，”乔丹悄悄地说，“那边是汤姆的情人在打电话。”

我们都不说话。门廊里的声音气恼地提高了：“那好吧，我根本不把车子卖给你了……我根本不欠你什么情……至于你在午饭时候来打扰我，我根本不答应！”

“挂上话筒在讲，”黛西冷嘲热讽地说。

“不，他不是，”我向她解释道，“这是一笔确有其事的交易。我碰巧知道这件事。”

汤姆猛然推开了门，他粗壮的身躯片刻间堵住了门口，然后急匆匆走进了屋子。

“盖茨比先生！”他伸出了他那宽大、扁平的手，很成功地掩饰住对他的厌恶。“我很高兴见到您，先生。……尼克……”

“给我们搞一杯冷饮吧！”黛西大声说。

他又离开屋子以后，她站起身来，走到盖茨比面前，把他的脸拉了下来，吻他的嘴。

“你知道我爱你，”她喃喃地说。

“你忘了还有一位女客在座，”乔丹说。

黛西故意装傻回过头看看。

“你也跟尼克接吻吧。”

“多低级、多下流的女孩子！”

“我不在乎！”黛西大声说，同时在砖砌的壁炉前面跳起舞来。后来她想起了酷热的天气，又不好意思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正在这时一个穿着新洗的衣服的保姆搀着一个小女孩走进屋子来。

“心——肝，宝——贝，”她嗲声嗲气地说，一面伸出她的胳臂。“到疼你的亲娘这里来。”

保姆一撒手，小孩就从屋子那边跑过来，羞答答地一头埋进她母亲的衣裙里。

“心——肝，宝——贝啊！妈妈把粉弄到你黄黄的头发上了吗？站起身来，说声——您好。”

盖茨比和我先后弯下腰来，握一握不情愿的小手。然后他惊奇地盯着孩子看。我想他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有这个孩子存在。

“我在午饭前就打扮好了，”孩子说，急切地把脸转向黛西。

“那是因为你妈要显摆你。”她低下头来把脸伏在雪白的小脖子上唯一的皱纹里。“你啊，你这个宝贝。你这个独一无二的小宝贝。”

“是啊，”小孩平静地答应。“乔丹阿姨也穿了一件白衣裳。”

“你喜欢妈妈的朋友吗？”黛西把她转过来，让她面对着盖茨比。“你觉得他们漂亮吗？”

“爸爸在哪儿？”

“她长得不像她父亲，”黛西解释说，“她长得像我。她的头发和脸型都像我。”

黛西朝后靠在沙发上。保姆走上前一步，伸出了手。

“来吧，帕咪。”

“再见，乖乖！”

很懂规矩的小孩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抓着保姆的手，就被拉到门外去，正好汤姆回来，后面跟着四杯杜松子利克酒，里面装满了冰块喀嚓作响。

盖茨比端过一杯酒来。

“它们瞧上去真凉快，”他说，看得出来他是有点紧张。

我们迫不及待地大口大口地把酒喝下去。

“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说太阳一年年越来越热，”汤姆很和气地说，“好像地球不久就会掉进太阳里去——等一等——恰恰相反——太阳一年年越来越冷。”

“到外面来吧，”他向盖茨比提议说，“我想请你看看我这个地方。”

我跟他们一起到外面游廊上去。在绿色的海湾上，海水在酷热中停滞不动，一条小帆船慢慢向比较新鲜的海水移动。盖茨比的眼光片刻间追随着这条船；他举起了手，指着海湾的对面。

“我就在你正对面。”

“可不是嘛。”

我们的眼睛掠过玫瑰花圃，掠过炎热的草坪，掠过海岸边那些大热天的乱草堆。那只小船的白翼在蔚蓝清凉的天际的背景上慢慢地移动。再往前是水波荡漾的海洋和星罗棋布的宝岛。

“那是多么好的运动，”汤姆点着头说，“我真想出去和他在那边玩上个把钟头。”

我们在餐厅里吃的午饭，里面也遮得很阴凉，大家把紧张的欢笑和凉啤酒一起喝下肚去。

“我们今天下午做什么好呢？”黛西大声说，“还有明天，还有今后三十年？”

“不要这样病态，”乔丹说。“秋天一到，天高气爽，生活就又重新开始了。”

“可是天真热得要命，”黛西固执地说，差点要哭出来了。“一切又都混乱不堪。咱们都进城去吧！”

她的声音继续在热浪中挣扎，向它冲击着，把无知觉的热气塑成一些形状。

“我听说过把马房改做汽车间，”汤姆在对盖茨比说，“但是我是第一个把汽车间变成马房的人。”

“谁愿意进城去？”黛西执拗地问道。盖茨比的眼睛慢慢朝她看过去。“啊，”她喊道，“你看上去真凉快。”

他们的眼光相遇了，他们彼此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超然物外。她好不容易才把视线转回到餐桌上。

“你看上去总是那么凉快，”她重复说。

她已经告诉他她爱他，汤姆·布坎农也看出来了。他大为震惊。他的嘴微微张开，他看看盖茨比，又看看黛西，仿佛他刚刚认出她是他很久以前就认识的一个人。

“你很像广告里那个人，”她恬然地继续说，“你知道广告里那个人……”

“好吧，”汤姆赶紧打断了她的话。“我非常乐意进城去。走吧——我们大家都进城去。”

他站了起来，他的眼睛还是在盖茨比和他妻子之间闪来闪去。谁都没动。

“走啊！”他有点冒火了。“到底怎么回事？咱们要进城，那就走吧。”

他把杯中剩下的啤酒举到了唇边，他的手由于他尽力控制自己而在发抖。黛西的声音促使我们站了起来，走到外面炽热的石子汽车道上。

“我们马上就走吗？”她不以为然地说，“就像这样？难道我们不让人家先抽支烟吗？”

“吃饭的时候大家从头到尾都在抽烟。”

“哦，咱们高高兴兴地玩吧，”她央求他。“天太热了，别闹吧。”

他没有回答。

“随你的便吧，”她说，“来吧，乔丹。”

她们上楼去作好准备，我们三个男的就站在那儿用我们的脚把滚烫的小石子踢来踢去。一弯银月已经悬在西天。盖茨比已经开口说话又改变了主意，但汤姆也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等他说。

“你的马房是在这里吗？”盖茨比勉强地问道。

“沿这条路下去大约四分之一英里。”

“哦。”

停了一会。

“我真不明白进城去干什么，”汤姆怒气冲冲地说，“女人总是心血来潮……”

“我们带点儿什么东西喝吗？”黛西从楼上窗口喊道。

“我去拿点威士忌，”汤姆答道。他走进屋子里去。

盖茨比硬邦邦地转向我说：

“我在他家里不能说什么，老兄。”

“她的声音很不谨慎，”我说，“它充满了……”我犹疑了一下。

“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他忽然说。

正是这样。我以前从来没有领悟过。它是充满了金钱——这正是她声音里抑扬起伏的无穷无尽的魅力的源泉，金钱丁当的声音，铙钹齐鸣的歌声……高高的在一座白色的宫殿里，国王的女儿，黄金女郎……

汤姆从屋子里出来，一面把一瓶一夸脱酒用毛巾包起来，后面跟着黛西和乔丹，两人都戴着亮晶晶的硬布做的又小又紧的帽子，手臂上搭着薄纱披肩。

“大家都坐我的车去好吗？”盖茨比提议。他摸了摸滚烫的绿皮坐垫。“我应当把它停在树阴里的。”

“这车是用普通排挡吗？”汤姆问。

“是的。”

“好吧，你开我的小轿车，让我开你的车进城。”

这个建议不合盖茨比的口胃。

“恐怕汽油不多了，”他表示不同意。

“汽油多得很，”汤姆闹嚷嚷地说。他看了看油表。“如果用光了，我可以找一个药房停下来。这年头药房里你什么东西都买得到。”

这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的话说完之后，大家沉默了一会。黛西皱着眉头瞧瞧汤姆，同时盖茨比脸上掠过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既十分陌生又似曾相识，仿佛我以前只是听人用言语描述过似的。

“走吧，黛西，”汤姆说，一面用手把她朝盖茨比的车子推过去。“我带你坐这辆马戏团的花车。”

他打开车门，但她从他手臂的圈子里走了出去。

“你带尼克和乔丹去。我们开小轿车跟在你后面。”

她紧挨着盖茨比走，用手摸着他的上衣。乔丹、汤姆和我坐进盖茨比车子的前座，汤姆试着扳动不熟悉的排挡，接着我们就冲进了闷热，把他们甩在后面看不见的地方。

“你们看到那个没有？”汤姆问。

“看到什么？”

他敏锐地看着我，明白了我和乔丹一定一直就知道。

“你们以为我很傻，是不是？”他说，“也许我是傻，但是有时候我有一种——几乎是一种第二视觉，它告诉我该怎么办。也许你们不相信这个，但是科学……”

他停了一下。当务之急追上了他，把他从理论深渊的边缘拉了回来。

“我已经对这个家伙做了一番小小的调查，”他继续说，“我大可以调查得更深入一些，要是我知道……”

“你是说你找过一个巫婆吗？”乔丹幽默地问。

“什么？”他摸不着头脑，瞪眼看着我们在哈哈笑。“巫婆？”

“去问盖茨比的事。”

“问盖茨比的事！不，我没有。我刚才说我已经对他的来历做过一番小小的调查。”

“结果你发现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乔丹帮忙地说。

“牛津大学毕业生！”他完全不相信。“他要是才他妈的怪哩！他穿一套粉红色衣服。”

“不过他还是牛津毕业生。”

“新墨西哥州的牛津镇，”汤姆嗤之以鼻地说，“或者类似的地方。”

“我说，汤姆，你既然这样瞧不起人，那么为什么请他吃午饭呢？”乔丹气恼地质问道。

“黛西请他的；她是在我们结婚以前认识他的——天晓得在什么地方！”

啤酒的酒性已过，我们现在都感到烦躁，又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一声不响地开了一会车子。然后当T·J·埃克尔堡大夫褪色的眼睛在大路的前方出现时，我想起了盖茨比提出的关于汽油不够的警告。

“我们有足够的汽油开到城里，”汤姆说。

“可是这里就有一家车行，”乔丹提出了反对。“我可不要在这种大热天抛锚。”

汤姆不耐烦地把两个刹车都踩了，车子扬起一阵尘土突然在威尔逊的招牌下面停了下来。过了一会老板从车行的里面走了出来，两眼呆呆地盯着看我们的车子。

“给我们加点汽油！”汤姆粗声大气地叫道，“你以为我们停下来干什么——欣赏风景吗？”

“我病了，”威尔逊站着不动说道，“病了一整天啦。”

“怎么啦？”

“我身体都垮了。”

“那么我要自己动手吗？”汤姆问，“你刚才在电话里听上去还挺好的嘛。”

威尔逊很吃力地从门口阴凉的地方走出来，喘着大气把汽油箱的盖子拧了下来。在太阳里他的脸色发青。

“我并不是有意在午饭时打扰你，”他说，“可是我急需用钱，因此我想知道你那辆旧车打算怎么办。”

“你喜欢这一辆吗？”汤姆问。“我上星期才买的。”

“好漂亮的黄车，”威尔逊说，一面费劲地打着油。

“想买吗？”

“没门儿，”威尔逊淡淡地一笑。“不想这个，可是我可以在那部车上赚点钱。”

“你要钱干什么，有什么突然的需要？”

“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我想离开这里。我老婆和我想搬到西部去。”

“你老婆想去？”汤姆吃惊地叫道。

“她说要去，说了有十年了。”他靠在加油机上休息了一会，用手搭在眼睛上遮住阳光。“现在她真的要去了，不管她想不想去。我要让她离开这里。”

小轿车从我们身边急驰而过，扬起了一阵尘土，车上有人挥了挥手。

“我该付你多少钱？”汤姆粗鲁地问道。

“就在这两天我才发现了一点蹊跷的事情，”威尔逊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为那辆车子打扰你的原因。”

“我该付你多少钱？”

“一块两角。”

酷烈的热浪已经开始搞得我头昏眼花，因此我有一会儿感到很不舒服，然后才意识到，到那时为止他的疑心还没落到汤姆身上。他发现了茉特尔背着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有她自己的生活，而这个震动使他的身体患病了。我盯着他看看，又盯着汤姆看看，他在不到半小时以前也有了同样的发现——因此我想到人们在智力或种族方面的任何差异都远不如病人和健康的人二者之间的差异那么深刻。威尔逊病得那么厉害，因此看上去好像犯了罪，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仿佛他刚刚把一个可怜的姑娘的肚子搞大了。

“我把那辆车子卖给你吧，”汤姆说，“我明天下午给你送来。”

那一带地方一向隐隐约约使人感到心神不安，甚至在下午耀眼的阳光里也一样，因此现在我掉过头去，仿佛有人要我提防背后有什么东西。在灰堆上方，T·J·埃克尔堡大夫的巨眼在守望着，但是过了一会我觉察另外一双眼睛正在从不到二十英尺以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们。

在车行上面一扇窗户面前，窗帘向旁边拉开了一点，茉特尔·威尔逊正在向下窥视着这辆车子。她那样全神贯注，因此她毫不觉察有人在注意她，一种接一种的感情在她脸上流露出来，好像物体出现在一张慢慢显影的照片上。她的表情熟悉得有点蹊跷——这是我时常在女人脸上看到的表情，可是在茉特尔·威尔逊的脸上，这种表情似乎毫无意义而且难以理解，直到我明白她那两只充满妒火、睁得大大的眼睛并不是盯在汤姆身上，而是盯在乔丹·贝克身上，原来她以为乔丹是他的妻子。

一个简单的头脑陷入慌乱时是非同小可的，等到我们车子开走的时候，汤姆感到惊慌失措，心里像油煎一样。他的妻子和情妇，直到一小时前还是安安稳稳、不可侵犯的，现在却猛不防正从他的控制下溜走。本能促使他猛踩油门，以达到赶上黛西和把威尔逊抛在脑后的双重目的，于是我们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向阿斯托里亚飞驰而去。直到在高架铁路蜘蛛网似的钢架中间，我们才看见那辆逍遥自在的蓝色小轿车。

“五十号街附近那些大电影院很凉快，”乔丹提议说，“我爱夏天下午的纽约，人都跑光了。有一种非常肉感的滋味——熟透了，仿佛各种奇异的果实都会落到你手里。”

“肉感”这两个字使汤姆感到更加惶惶不安，但他还没来得及找话来表示反对，小轿车已经停了下来，黛西打着手势叫我们开上去并排停下。

“我们上哪儿去？”她喊道。

“去看电影怎样？”

“太热了，”她抱怨道，“你们去吧。我们去兜兜风，过会儿再和你们碰头。”她又勉强讲了两句俏皮话。“我们约好在另一个路口和你们碰头。我就是那个抽着两支香烟的男人。”

“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争论，”汤姆不耐烦地说，这时我们后面有一辆卡车在拚命按喇叭。“你们跟我开到中央公园南边广场饭店前面。”

有好几次他掉过头去向后看，找他们的车子，如果路上的交通把他们耽误了，他就放慢速度，直到他们重新出现。我想他生怕他们会钻进一条小街，从此永远从他生活里消失。

可是他们并没有。而我们大家都采取了这个更难理解的步骤——在广场饭店租用了一间套房的客厅。

那场长时间的、吵吵嚷嚷的争论，以把我们都赶进那间屋子而告终，我现在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了，虽然我清清楚楚记得，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内衣像一条湿漉漉的蛇一样顺着我的腿往上爬，同时一阵阵冷汗珠横流浃背。这个主意起源于黛西的建议，她要我们租五间浴室去洗冷水澡，后来才采取了“喝杯凉薄荷酒的地方”这个更明确的形式。我们每一个人都翻来覆去地说这是个“馊主意”——我们大家同时开口跟一个为难的旅馆办事员讲话，自认为或者假装认为，我们这样很滑稽……

那间房子很大但是很闷，虽然已经是四点了，但打开窗户只不过从公园里的灌木丛刮来一股热风。黛西走到镜子前面，背朝我们站着，理她的头发。

“这个套间真高级，”乔丹肃然起敬地低声说，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再打开一扇窗户，”黛西命令道，连头也不回。

“没有窗户可开了。”

“那么我们顶好打电话要把斧头……”

“正确的办法是忘掉热，”汤姆不耐烦地说，“像你这样唠唠叨叨只会热得十倍的难受。”

他打开毛巾拿出那瓶威士忌来放在桌上。

“何必找她的碴呢，老兄？”盖茨比说，“是你自己要进城来的。”

沉默了一会。电话簿从钉子上滑开，啪的一声掉到地上，于是乔丹低声说：“对不起。”但是这一次没人笑了。

“我去捡起来，”我抢着说。

“我捡到了。”盖茨比仔细看看断开的绳子，表示感兴趣地“哼”了一声，然后把电话簿往椅子上一扔。

“那是你得意的口头禅，是不是？”汤姆尖锐地说。

“是什么？”

“张口闭口都是‘老兄’。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你听着，汤姆，”黛西说，一面从镜子前面掉转身来。“如果你打算进行人身攻击，我就一分钟都不待。打个电话叫点冰来做薄荷酒。”

汤姆一拿起话筒，那憋得紧紧的热气突然爆发出声音，这时我们听到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惊心动魄的和弦从底下舞厅里传上来。

“这么热竟然还有人结婚！”乔丹很难受地喊道。

“尽管如此——我就是在六月中旬结婚的，”黛西回忆道，“六月的路易斯维尔！有一个人昏倒了。昏倒的是谁，汤姆？”

“毕洛克西，”他简慢地答道。

“一个姓‘毕洛克西’的人。‘木头人’毕洛克西，他是做盒子的——这是事实——他又是田纳西州毕洛克西[302]市的人。”

“他们把他抬进我家里，”乔丹补充说，“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教堂只有两家。他一住就住了三个星期，直到爸爸叫他走路。他走后第二天爸爸就死了。”过了一会她又加了一句话说，“两件事并没有什么联系。”

“我从前也认识一个孟菲斯[303]人叫比尔·毕洛克西，”我说。

“那是他堂兄弟。他走以前我对他的整个家史都一清二楚了。他送了我一根打高尔夫球的轻击棒，我到今天还在用。”

婚礼一开始音乐就停了，此刻从窗口又飘进来一阵很长的欢呼声，接着又是一阵阵“好啊——好——啊”的叫喊，最后响起爵士乐的声音，跳舞开始了。

“我们都衰老了，”黛西说，“如果我们还年轻的话，我们就会站起来跳舞的。”

“别忘了毕洛克西，”乔丹警告她。“你是在哪儿认识他的，汤姆？”

“毕洛克西？”他聚精会神想了一会。“我不认识他。他是黛西的朋友。”

“他才不是哩，”她否认道，“我在那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他是坐你的专车来的。”

“对啦，他说他认识你。他说他是在路易斯维尔长大的。阿莎·伯德在最后一分钟把他带来，问我们是否有地方让他坐。”

乔丹笑了一笑。

“他多半是不花钱搭车回家。他告诉我他在耶鲁是你们的班长。”

汤姆和我彼此茫然地对看。

“毕洛克西？”

“首先，我们压根儿没有班长……”

盖茨比的脚不耐烦地连敲了几声，引起汤姆突然瞧了他一眼。

“说起来，盖茨比先生，我听说你是牛津校友。”

“不完全是那样。”

“哦，是的，我听说你上过牛津。”

“是的，我上过那儿。”

停顿了一会。然后是汤姆的声音，带有怀疑和侮辱的口吻：

“你一定是在毕洛克西上纽黑文的时候去牛津的吧。”

又停顿了一会。一个茶房敲门，端着敲碎了的薄荷叶和冰走进来，但是他的一声“谢谢您”和轻轻的关门声也没打破沉默。这个关系重大的细节终于要澄清了。

“我跟你说过了我上过那儿，”盖茨比说。

“我听见了，可是我想知道在什么时候。”

“是一九一九年，我只待了五个月。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自称是牛津校友的原因。”

汤姆瞥了大家一眼，看看我们脸上是否也反映出他的怀疑。但是我们都在看着盖茨比。

“那是停战以后他们为一些军官提供的机会，”他继续说下去，“我们可以上任何英国或者法国的大学。”

我真想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我又一次感到对他完全信任，这是我以前体验过的。

黛西站了起来，微微一笑，走到桌子前面。

“打开威士忌，汤姆，”她命令道，“我给你做一杯薄荷酒。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自己那么蠢了……你看这些薄荷叶子！”

“等一会，”汤姆厉声道，“我还要问盖茨比先生一个问题。”

“请问吧，”盖茨比很有礼貌地说。

“你到底想在我家里制造什么样的纠纷？”

他们终于公开化了，盖茨比倒也满意。

“他没制造纠纷，”黛西惊惶地看看这一个又看看那一个。“你在制造纠纷。请你自制一点儿。”

“自制！”汤姆不能置信地重复道，“我猜想最时髦的事情大概是装聋作哑，让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阿猫阿狗跟你老婆调情。哼，如果那样才算时髦，你可以把我除外……这年头人们开始对家庭生活和家庭制度嗤之以鼻，再下一步他们就该抛弃一切，搞黑人和白人通婚了。”

他满口胡言乱语，脸涨得通红，俨然自以为单独一个人站在文明最后的壁垒上。

“我们这里大家都是白人嘛，”乔丹咕哝着说。

“我知道我不得人心。我不举行大型宴会。大概你非得把自己的家搞成猪圈才能交朋友——在这个现代世界上。”

尽管我和大家一样感到很气愤，每次他一张口我就忍不住想笑。一个酒徒色鬼竟然摇身一变就成了道学先生。

“我也有话要对你说，老兄……”盖茨比开始说。但是黛西猜到了他的意图。

“请你不要说！”她无可奈何地打断了他的话。“咱们都回家吧。咱们都回家不好吗？”

“这是个好主意。”我站了起来。“走吧，汤姆。没有人要喝酒。”

“我想知道盖茨比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你妻子不爱你，”盖茨比说，“她从来没有爱过你。她爱我。”

“你一定是疯了！”汤姆脱口而出喊道。

盖茨比猛地跳了起来，激动异常。

“她从来没有爱过你，你听见吗？”他喊道。“她跟你结了婚，只不过是因为我穷，她等我等得不耐烦了。那是一个大错，但是她心里除了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

这时乔丹和我都想走，但是汤姆和盖茨比争先恐后地阻拦，硬要我们留下，仿佛两人都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仿佛以共鸣的方式分享他们的感情也是一种特殊的荣幸。

“坐下，黛西，”汤姆竭力装出父辈的口吻，可是并不成功。“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要听听整个经过。”

“我已经告诉过你是怎么一回事了，”盖茨比说，“已经五年了——而你却不知道。”

汤姆霍地转向黛西。

“你五年来一直和这家伙见面？”

“没有见面，”盖茨比说，“不，我们见不了面。可是我们俩在那整个期间彼此相爱，老兄，而你却不知道。我以前有时发笑，”但是他眼中并无笑意。“想到你并不知道。”

“哦——原来不过如此。”汤姆像牧师一样把他的粗指头合拢在一起轻轻地敲敲，然后往椅子上一靠。

“你发疯了！”他破口大骂。“五年前发生的事我没法说，因为当时我还不认识黛西——可是我真他妈的想不通你怎么能沾到她的边，除非你是把食品杂货送到她家后门口的。至于你其余的话都是他妈的胡扯。黛西跟我结婚时她是爱我的，现在她还是爱我。”

“不对，”盖茨比摇摇头说。

“可是她确实爱我。问题是她有时胡思乱想，干一些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事。”他明智地点点头。“不但如此，我也爱黛西。偶尔我也荒唐一阵，干点蠢事，不过我总是回头，而且我心里始终是爱她的。”

“你真叫人恶心，”黛西说。她转身向着我，她的声音降低了一个音阶，使整个屋子充满了难堪的轻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离开芝加哥吗？我真奇怪人家没给你讲过那次小胡闹的故事。”

盖茨比走过来站在她身边。

“黛西，那一切都过去了，”他认真地说，“现在没什么关系了。就跟他说真话——你从来没爱过他——一切也就永远勾销了。”

她茫然地看着他。“是啊——我怎么会爱他——怎么可能呢？”

“你从来没有爱过他。”

她犹疑不定。她的眼光哀诉似地落在乔丹和我的身上，仿佛她终于认识到她正在干什么——仿佛她一直并没打算干任何事。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干了，为时太晚了。

“我从来没爱过他，”她说，但看得出很勉强。

“在凯皮奥兰尼时也没爱过吗？”汤姆突然质问道。

“没有。”

从下面的舞厅里，低沉而闷人的乐声随着一阵阵热气飘了上来。

“那天我把你从‘甜酒钵’[304]上抱下来，不让你鞋子沾湿，你也不爱我吗？”他沙哑的声音流露着柔情。“黛西？”

“请别说了。”她的声音是冷淡的，但是怨尤已从中消失。她看看盖茨比。“你瞧，杰。”她说，可是她要点支烟时手却在发抖。突然她把香烟和点着的火柴都扔到地毯上。

“啊，你要求的太过分了！”她对盖茨比喊道，“我现在爱你——难道这还不够吗？过去的事我没法挽回。”她无可奈何地抽抽噎噎哭了起来。“我一度爱过他——但是我也爱过你。”

盖茨比的眼睛张开来又闭上。

“你也爱过我？”他重复道。

“连这个都是瞎话，”汤姆恶狠狠地说。“她根本不知道你还活着。要知道，黛西和我之间有许多事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俩永远也不会忘记。”

他的话刺痛了盖茨比的心。

“我要跟黛西单独谈谈，”他执意说，“她现在太激动了……”

“单独谈我也不能说我从来没爱过汤姆，”她用伤心的声调吐露道，“那么说不会是真话。”

“当然不会是真话，”汤姆附和道。

她转身对着她丈夫。

“就好像你还在乎似的，”她说。

“当然在乎。从今以后我要更好地照顾你。”

“你还不明白，”盖茨比说，有点慌张了。“你没有机会再照顾她了。”

“我没有机会了？”汤姆睁大了眼睛，放声大笑。他现在大可以控制自己了。“什么道理呢？”

“黛西要离开你了。”

“胡说八道。”

“不过我确实要离开你，”她显然很费劲地说。

“她不会离开我的！”汤姆突然对盖茨比破口大骂。“反正决不会为了一个鸟骗子离开我，一个给她套在手指上的戒指也得去偷来的鸟骗子。”

“这么说我可不答应！”黛西喊道，“啊呀，咱们走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汤姆嚷了起来。“你是迈耶·沃尔夫山姆的那帮狐群狗党里的货色，这一点我碰巧知道。我对你的事儿做了一番小小的调查——明天我还要进一步调查。”

“那你尽可以自便，老兄，”盖茨比镇定地说。

“我打听了出来你那些‘药房’是什么名堂。”他转过身来对着我们很快地说，“他和这个姓沃尔夫山姆的家伙在本地和芝加哥买下了许多小街上的药房，私自把酒精卖给人家喝。那就是他变的许多小戏法中的一个。我头一趟看见他就猜出他是个私酒贩子，我猜的还差不离哩。”

“那又该怎么样呢？”盖茨比很有礼貌地说，“你的朋友瓦尔特·蔡斯和我们合伙并不觉得丢人嘛。”

“你们还把他坑了，是不是？你们让他在新泽西州坐了一个月监牢。天啊！你应当听听瓦尔特议论你的那些话。”

“他找上我们的时候是个穷光蛋。他很高兴赚几个钱，老兄。”

“你别叫我‘老兄’！”汤姆喊道。盖茨比没搭腔。“瓦尔特本来还可以告你违犯赌博法的，但是沃尔夫山姆吓得他闭上了嘴。”

那种不熟悉可是认得出的表情又在盖茨比的脸上出现了。

“那个开药房的事儿不过是小意思，”汤姆慢慢地接着说，“但是你们现在又在搞什么花样，瓦尔特不敢告诉我。”

我看了黛西一眼，她吓得目瞪口呆地看看盖茨比，又看看她丈夫，再看看乔丹——她已经开始在下巴上面让一件看不见可是引人入胜的东西保持平衡。然后我又回过头去看盖茨比，——看到他的表情我大吃一惊。他看上去活像刚“杀了个人”似的——我说这话可与他花园里的那些流言蜚语毫不相干。可是一刹那间他脸上的表情恰恰可以用那种荒唐的方式来形容。

这种表情过去以后，他激动地对黛西说开了，矢口否认一切，又为了没有人提出的罪名替自己辩护。但是他说得越多，她就越显得疏远，结果他只好不说了，唯有那死去的梦随着下午的消逝在继续奋斗，拼命想接触那不再摸得着的东西，朝着屋子那边那个失去的声音痛苦地但并不绝望地挣扎着。

那个声音又央求要走。

“求求你，汤姆！我再也受不了啦。”

她惊惶的眼睛显示出来，不管她曾经有过什么意图，有过什么勇气，现在肯定都烟消云散了。

“你们两人动身回家，黛西，”汤姆说，“坐盖茨比先生的车子。”

她看着汤姆，大为惊恐，但他故作宽大以示侮蔑，定要她去。

“走吧。他不会麻烦你的。我想他明白他那狂妄的小小的调情已经完了。”

他们俩走掉了，一句话也没说，一转眼就消失了，变得无足轻重，孤零零的，像一对鬼影，甚至和我们的怜悯都隔绝了。

过了一会汤姆站了起来，开始用毛巾把那瓶没打开的威士忌包起来。

“来点儿这玩意吗？乔丹？……尼克？”

我没搭腔。

“尼克？”他又问了一声。

“什么？”

“来点儿吗？”

“不要……我刚才记起来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三十岁了。在我面前展现出一条新的十年的凶多吉少、咄咄逼人的道路。

等到我们跟他坐上小轿车动身回长岛时，已经是七点钟了。汤姆一路上话说个不停，得意洋洋，哈哈大笑，但他的声音对乔丹和我就好像人行道上嘈杂的人声和头顶上高架铁路轰隆隆的车声一样遥远。人类的同情心是有限度的，因此我们也乐于让他们那些可悲的争论和身后的城市灯火一道逐渐消失。三十岁——展望十年的孤寂，可交往的单身汉逐渐稀少，热烈的感情逐渐稀薄，头发逐渐稀疏。但我身边有乔丹，和黛西大不一样，她少年老成，不会把早已忘怀的梦一年又一年还藏在心里。我们驶过黝黑的铁桥时她苍白的脸懒懒地靠在我上衣的肩上，她紧紧握住我的手，驱散了三十岁生日的巨大冲击。

于是我们在稍微凉快一点的暮色中向死亡驶去。

那个年轻的希腊人米切里斯，在灰堆旁边开小咖啡馆的，是验尸时主要的见证。那个大热天他一觉睡到五点以后才起来，溜到车行去，发觉乔治·威尔逊在他的办公室里病了——真的病了，面色和他本人苍白的头发一样苍白，浑身都在发抖。米切里斯劝他上床去睡觉，但威尔逊不肯，说那样就要错过不少生意。这位邻居正在劝说他的时候，楼上忽然大吵大闹起来。

“我把我老婆锁在上面，”威尔逊平静地解释说。“她要在那儿一直待到后天，然后我们就搬走。”

米切里斯大吃一惊；他们做了四年邻居，威尔逊从来不像是一个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人。通常他总是一个筋疲力尽的人：不干活的时候，他就坐在门口一把椅子上，呆呆地望着路上过往的人和车辆。不管谁跟他说话，他总是和和气气、无精打采地笑笑。他听他老婆支使，自己没有一点主张。

因此，米切里斯很自然地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但威尔逊一个字也不肯说——相反地，他却用古怪的、怀疑的目光端详起这位客人来，并且盘问他某些日子某些时间他在干什么。正在米切里斯逐渐感到不自在的时候，有几个工人从门口经过，朝他的餐馆走去，他就乘机脱身，打算过一会再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再来。他想他大概忘了，并没别的原因。七点过一点他再到外面来，才想起了这番谈话，因为他听见威尔逊太太的声音破口大骂，就在楼下车行里。

“你打我！”他听见她嚷嚷。“让你推，让你打吧，你这个肮脏没种的鸟东西！”

过了一会她就冲出门来在黄昏中奔去，一面挥手一面叫喊——他还没来得及离开自己的门口，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那辆“凶车”——这是报纸上的提法——停都没停；车子从苍茫暮色中出现，出事后悲惨地犹疑了片刻，然后在前面一转弯就不见了。马弗罗·米切里斯连车子的颜色都说不准——他告诉第一个警察说是浅绿色。另一辆车，开往纽约的那一辆，开到一百码以外停了下来，开车的赶快跑回出事地点，茉特尔·威尔逊在那里跪在公路当中，死于非命，她那发黑的浓血和尘土混合在一起。

米切里斯和这个人最先赶到她身旁，但等他们把她汗湿的衬衣撕开时，他们看见她左边的乳房已经松松地耷拉着，因此也不用再去听那下面的心脏了。她的嘴大张着，嘴角撕破了一点，仿佛她在放出储存了一辈子的无比旺盛的精力的时候噎了一下。

我们离那儿还有一段距离就看见三四辆汽车和一大群人。

“撞车！”汤姆道，“那很好。威尔逊终于有一点生意了。”

他把车子放慢下来，但并没打算停，直到我们开得近一点，车行门口那群人屏息敛容的面孔才使他不由自主地把车刹住。

“我们去看一眼，”他犹疑不定地说，“看一眼就走。”

我这时听见一阵阵空洞哀号的声音从车行里传出来，我们下了小轿车走向车行门口时，才听出其中翻来覆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我的上帝啊！”几个字。

“这儿出了什么大乱子了，”汤姆激动地说。

他踮着脚从一圈人头上向车行里望去，车行天花板上点着一盏挂在铁丝罩里的发黄光的电灯。他喉咙里哼了一声，接着他用两只有力气的手臂猛然向前一推就挤进了人群。

那一圈人又合拢来，同时传出一阵咕咕哝哝的劝告声；有一两分钟我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新到的人又打乱了圈子，忽然间乔丹和我被挤到里面去了。

茉特尔·威尔逊的尸体裹在一条毯子里，外面又包了一条毯子，仿佛在这炎热的夜晚她还怕冷似的。尸体放在墙边一张工作台上，汤姆背对着我们正低头在看，一动也不动。在他旁边站着一名摩托车警察，他正在把人名字往小本子上抄，一面流汗一面写了又涂改。起初我找不到那些在空空的车行里回荡的高昂的呻吟声的来源——然后我才看见威尔逊站在他办公室高高的门槛上，身体前后摆动着，双手抓着门框。有一个人在低声跟他说话，不时想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但威尔逊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他的目光从那盏摇晃的电灯慢慢地下移到墙边那张停着尸体的桌子上，然后又突然转回到那盏灯上，同时他不停地发出他那高亢的、可怕的呼号：

“哎哟，我的上……帝啊！哎哟，我的上……帝啊！哎哟，上……帝啊！哎哟，我的上……帝啊！”

过了一会汤姆猛地一甩，抬起头来，用呆滞的目光扫视了车行，然后对警察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话。

“M—a—v—”警察在说，“—o—”

“不对，r—”那人更正说，“M—a—v—r—o—”

“你听我说！”汤姆凶狠地低声说。

“r—”警察说，“o—”

“g—”

“g—”汤姆的大手猛一下落在他肩膀上时，他抬起头来。“你要啥，伙计？”

“是怎么回事？——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汽车撞了她，当场撞死。”

“当场撞死，”汤姆重复道，两眼发直。

“她跑到了路中间。狗娘养的连车子都没停。”

“当时有两辆车子，”米切里斯说，“一来，一去，明白吗？”

“去哪儿？”警察机警地问。

“一辆车去一个方向。喏，她，”他的手朝着毯子举起来，但半路上就打住，又放回到身边。“她跑到外面路上，纽约来的那辆车迎面撞上了她，车子时速有三四十英里。”

“这地方叫什么名字？”警察问道。

“没有名字。”

一个面色灰白、穿得很体面的黑人走上前来。

“那是一辆黄色的车子，”他说，“大型的黄色汽车，新的。”

“看到事故发生的吗？”警察问。

“没有，但是那辆车子在路上从我旁边开过，速度不止四十英里，有五六十英里。”

“过来，让我们把你名字记下来。让开点。我要记下他的名字。”

这段对话一定有几个字传到了在办公室门口摇晃的威尔逊耳朵里，因为忽然间一个新的题目出现在他的哀号中：

“你不用告诉我那是一辆什么样的车！我知道那是辆什么样的车！”

我注视着汤姆，看见他肩膀后面那团肌肉在上衣下面紧张起来。他急忙朝威尔逊走过去，然后站在他面前，一把抓住他的上臂。

“你一定得镇定下来，”他说，粗犷的声音中带着安慰。

威尔逊的眼光落到了汤姆身上；他先是一惊，踮起了脚尖，然后差点跪倒在地上，要不是汤姆扶住他的话。

“你听我说，”汤姆说，一面轻轻地摇摇他。“我刚才到这里，从纽约来的。我是把我们谈过的那辆小轿车给你送来的。今天下午我开的那辆车子不是我的——你听见了吗？后来我整个下午都没看到它。”

只有那个黑人和我靠得近，可以听到他讲的话；但那个警察也听出他声调里有问题，于是用严厉的目光向这边看。

“你说些什么？”他质问。

“我是他的朋友。”汤姆回过头来，但两手还紧紧抓住威尔逊的身体。“他说他认识肇事的车子……是一辆黄色的车子。”

一点模糊的冲动促使警察疑心地看看汤姆。

“那么你的车是什么颜色呢？”

“是一辆蓝色的车子，一辆小轿车。”

“我们刚从纽约来的，”我说。

有一个一直在我们后面不远开车的人证实了这一点，于是警察就掉过头去了。

“好吧，请你让我再把那名字正确地……”

汤姆把威尔逊像玩偶一样提起来，提到办公室里去，放在一把椅子上，然后自己又回来。

“来个人到这儿陪他坐着。”他用发号施令的口吻说。他张望着，这时站得最近的两个人彼此望望，勉勉强强地走进那间屋子。然后汤姆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跨下那一级台阶，他的眼睛躲开那张桌子。他经过我身边时低声道：“咱们走吧。”

他不自在地用那双权威性的胳臂开路，我们从仍然在聚集的人群中推出去，遇到一位匆匆而来的医生，手里拎着皮包，还是半个钟头以前抱着一线希望去请的。

汤姆开得很慢，直到拐过那个弯之后他的脚才使劲踩下去，于是小轿车就在黑夜里飞驰而去。过了一会我听见低低的一声呜咽，接着看到他泪流满面。

“没种的狗东西！”他呜咽地说，“他连车子都没停。”

布坎农家的房子忽然在黑黝黝、瑟瑟作响的树木中间浮现在我们面前。汤姆在门廊旁边停下，抬头望望二楼，那里有两扇窗户在蔓藤中间给灯光照得亮堂堂的。

“黛西到家了，”他说。我们下车时，他看了我一眼，又微微皱皱眉头。

“我应当在西卵让你下车的，尼克。今晚我们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他身上起了变化，他说话很严肃，而且很果断。当我们穿过满地月光的石子道走向门廊时，他三言两语很利索地处理了眼前的情况。

“我去打个电话叫一辆出租汽车送你回家。你等车的时候，你和乔丹最好到厨房去，让他们给你们做点晚饭——要是你们想吃的话。”他推开了大门。“进来吧。”

“不啦，谢谢。可是要麻烦你替我叫出租汽车。我在外面等。”

乔丹把她的手放在我胳臂上。

“你进来不好吗，尼克？”

“不啦，谢谢。”

我心里觉得有点不好受，我想一个人单独待着。但乔丹还流连了一下。

“现在才九点半，”她说。

说什么我也不肯进去了；他们几个人我这一天全都看够了，忽然间那也包括乔丹在内。她一定在我的表情中多少看出了一点苗头，因为她猛地掉转身，跑上门廊的台阶走进屋子里去了。我两手抱着头坐了几分钟，直到我听见屋子里有人打电话，又听见男管家的声音在叫出租汽车。随后我就沿着汽车道慢慢从房子面前走开，准备到大门口去等。

我还没走上二十码就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跟着盖茨比从两个灌木丛中间出来走到小路上。我当时一定已经神志恍惚了，因为我脑子里什么都想不到，除了他那套粉红色衣服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你在干什么？”我问道。

“就在这儿站着，老兄。”

不知为什么，这好像是一种可耻的行径。说不定他准备马上就去抢劫这个人家哩；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如果我看到许多邪恶的面孔，“沃尔夫山姆的人”的面孔，躲在他后面黑黝黝的灌木丛中。

“你在路上看见出什么事了吗？”他过了一会问道。

“看见的。”

他迟疑了一下。

“她撞死了吗？”

“死了。”

“我当时就料到了；我告诉了黛西我想是撞死了。一下子大惊一场，倒还好些。她表现得挺坚强。”

他这样说，仿佛黛西的反应是唯一要紧的事情。

“我从一条小路开回西卵去，”他接着说，“把车子停在我的车房里，我想没有人看到过我们，但我当然不能肯定。”

到这时我已经十分厌恶他，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他想错了。

“那个女人是谁？”他问道。

“她姓威尔逊。她丈夫是那个车行的老板。这事到底怎么会发生的？”

“呃，我想把驾驶盘扳过来的……”他突然打住，我也忽然猜到了真相。

“是黛西在开车吗？”

“是的，”他过了一会才说，“但是当然我要说是我在开。是这样的，我们离开纽约的时候，她神经非常紧张，她以为开开车子可以使她镇定下来——后来这个女人向我们冲了出来；正好我们迎面来了一辆车子和我们相错。前后不到一分钟的事，但我觉得她想跟我们说话，以为我们是她认识的人。呃，黛西先是把车子从那个女人那边转向那辆车子，接着她惊慌失措又转了回去。我的手一碰到驾驶盘我就感到了震动——她一定是当场撞死的。”

“把她撞开了花……”

“别跟我说，老兄。”他闪缩了一下。“总而言之，黛西拼命踩油门。我要她停下来，但她停不了，我只得拉上了紧急刹车。这时她晕倒在我膝盖上，我就接过来向前开。”

“明天她就会好的，”他过了一会又说。“我只是在这儿等等，看他会不会因为今天下午那场争执找她麻烦。她把自己锁在自己屋子里了，假如他有什么野蛮的举动，她就会把灯关掉然后再打开。”

“他不会碰她的，”我说，“他现在想的不是她。”

“我不信任他，老兄。”

“你准备等多久？”

“整整一夜，如果有必要的话。至少，等到他们都去睡觉。”

我忽然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假定汤姆知道了开车的是黛西，他或许会认为事出有因——他或许什么都会疑心。我看看那座房子；楼下有两三扇亮堂堂的窗户，还有二楼黛西屋子里映出的粉红色亮光。

“你在这儿等着，”我说，“我去看看有没有吵闹的迹象。”

我沿着草坪的边缘走了回去，轻轻跨过石子车道，然后踮起脚尖走上游廊的台阶。客厅的窗帘是拉开的，因此我看到屋子里是空的。我穿过我们三个月以前那个六月的晚上吃过晚餐的阳台，来到一小片长方形的灯光前面，我猜那是食品间的窗户。遮帘拉了下来，但我在窗台上找到了一个缝隙。

黛西和汤姆面对面坐在厨房的桌子两边，两人中间放着一盘冷的炸鸡，还有两瓶啤酒。他正在隔着桌子聚精会神地跟她说话，说得那么热切，他用手盖住了她的手。她不时抬起头来看看他，并且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并不是快乐的，两人都没动鸡和啤酒——然而他们也不是不快乐的。这幅图画清清楚楚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密气氛，任何人也都会说他们俩在一同阴谋策划。

当我踮着脚尖走下阳台时，我听见我的出租汽车慢慢地沿着黑暗的道路向房子开过来。盖茨比还在车道上我刚才和他分手的地方等着。

“那上面一切都安静吗？”他焦急地问。

“是的，一切都安静。”我犹疑了一下。“你最好也回家去睡觉吧。”

他摇了摇头。

“我要在这儿一直等到黛西上床睡觉。晚安，老兄。”

他把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热切地掉转身去端详那座房子，仿佛我的在场有损于他神圣的守望。于是我走开了，留下他站在月光里——空守着。

第八节

我整夜不能入睡；一个雾笛在海湾上不停地呜呜响，我好像生病一样在狰狞的现实与可怕的噩梦之间辗转反侧。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一辆出租汽车开上盖茨比的汽车道，我马上跳下床开始穿衣服——我觉得我有话要跟他说，有事要警告他，而早晨会太迟了。

我穿过他的草坪，看见他的大门还开着，他在门厅里靠着一张桌子站着，由于沮丧或者瞌睡而显得很颓唐。

“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惨淡地说，“我等了，四点钟左右她走到窗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把灯关掉。”

那天夜里我们俩穿过那些大房间找香烟的时候，他的别墅在我的眼里显得特别巨大。我们推开帐篷布似的厚门帘，又沿着无尽头的黑暗墙壁瞎摸寻找电灯开关——有一次我轰隆一声摔在一架幽灵似的钢琴的键盘上。到处都是多得莫名其妙的灰尘，所有的屋子都是霉烘烘的，好像有很多日子没通过气似的。我在一张不熟悉的桌子上找到了烟盒子，里面还有两根走了味的、干瘪的纸烟。我们把客厅的落地窗打开，坐下来对着外面的黑夜抽烟。

“你应当走开，”我说，“他们会追查你的车子，这是肯定的。”

“现在走开，老兄？”

“到大西洋城[305]去待一个星期，或是往北到蒙特利尔[306]去。”

他不肯考虑。他绝不可能离开黛西，除非他知道她准备怎么办。他在抓着最后一线希望不放，我也不忍叫他撒手。

就是这天夜里，他把他跟丹·科迪度过的年轻时代的离奇故事告诉了我，因为“杰伊·盖茨比”已经像玻璃一样在汤姆的铁硬的恶意上碰得粉碎，那出漫长的秘密狂想剧也演完了。我想他这时什么都可以毫无保留地承认，但他只想谈黛西的事。

她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个“大家闺秀”。他以前以各种未透露的身份也曾和这一类人接触过，但每次总有一层无形的铁丝网隔在中间。他为她神魂颠倒。他到她家里去，起先和泰勒营的其他军官一起去，后来单独前往。她的家使他惊异——他从来没进过这样美丽的住宅。但是其所以有一种扣人心弦的强烈的情调却是因为她住在那里——这房子对于她就像他在军营里的帐篷对于他一样的平淡无奇。这房子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神秘气氛，仿佛暗示楼上有许多比其他卧室都美丽而凉爽的卧室，走廊里到处都是赏心乐事，还有许多风流艳史——不是霉烘烘、用熏香草保存起来的，而是活生生的，使人联想到今年的雪亮的汽车，联想到鲜花还没凋谢的舞会。很多男人曾经爱过黛西，这也使他激动——这在他眼中增高了她的身价。他感到她家里到处都有他们的存在；空气中弥漫着仍然颤动的感情的阴影和回声。

但是，他明白他之所以能出入黛西家里纯粹是出于偶然。不管他作为杰伊·盖茨比会有何等的锦绣前程，目前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一文不名的青年人，而且他的军服——这件看不见的外衣随时都可能从他肩上滑落下来。因此他尽量利用他的时间。他占有了他所能得到的东西，狼吞虎咽，肆无忌惮——终于在一个静寂的十月的夜晚他占有了黛西，占有了她，正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去摸她的手。

他也许应该鄙视自己的，因为他确实用欺骗的手段占有了她。我不是说他利用了他那虚幻的百万家财，但是他有意给黛西造成一种安全感；让她相信他的出身跟她不相上下——相信他完全能够照料她。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能力——他背后没有生活优裕的家庭撑腰，而且只要全无人情味的政府一声令下，他随时都可以被调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

但是他并没有鄙视自己，事情的结果也出乎他的意料。他起初很可能打算及时行乐，然后一走了之——但是现在他发现他已经把自己献身于追求一种理想。他知道黛西不同寻常，但是他并没认识到一位“大家闺秀”究竟有多少不同寻常。她回到她那豪华的住宅里，回到她那丰富美满的生活，突然不见了，给盖茨比什么也没留下。他觉得他已经和她结了婚了，如此而已。

两天之后，他们俩再见面时，显得心慌意乱，似乎上当受骗的倒是盖茨比。她家凉台沐浴在灿烂的星光里；她转身让他吻她那张奇妙、可爱的嘴时，时髦的长靠椅的柳条吱吱作响。她着了凉，她的声音比平时更沙哑，更动人；盖茨比深切地体会到财富怎样禁锢和保存青春与神秘，体会到一套套衣装怎样使人保持清新，体会到黛西像白银一样皎皎发光，安然高踞于穷苦人激烈的生存斗争之上。

“我真没法向你形容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她以后感到多么惊讶，老兄。有一阵我甚至希望她把我甩掉，但她没有，因为她也爱我。她认为我懂很多事，因为我懂的和她懂的不一样……唉，我就是那样，把雄心壮志撇在一边，每一分钟都在情网里越陷越深，而且忽然之间我也什么都不在乎了。如果我能够告诉她我打算去做些什么而从中得到更大的快乐，那么又何必去做大事呢？”

在他动身到海外之前的最后一个下午，他搂着黛西默默地坐了很长的时间。那是一个寒冷的秋日，屋子里生了火，她的两颊烘得通红。她不时移动一下，他也微微挪动一下胳臂，有一次他还吻吻她那乌黑光亮的头发。下午已经使他们平静了一会，仿佛为了在他们记忆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为第二天即将开始的长远的分离做好准备。她用无言的嘴唇拂过他上衣的肩头，或者他温柔地碰一碰她的指尖，仿佛她是在睡梦之中，他俩在这一月的相爱中从来没有像这样亲密过，也从来没有像这样深刻地互通衷曲。

他在战争中一帆风顺。还没上前线他就当到上尉，阿贡战役之后他就晋升少校，当上了师机枪连的连长。停战以后他急得发疯地要求回国，但是由于混乱或者误会，他却被送到了牛津。他现在烦恼了——因为黛西的信里流露出紧张的绝望情绪。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回来。她开始感觉到外界的压力，因此她需要见他，需要感到有他在她身边，需要他安慰她，说她所做的事完全正确。

毕竟黛西还年轻，并且她那人为的世界充满了兰花、愉快的势利风尚和乐队——是那些乐队定当年的节奏，用新的曲调总结人生的哀愁和温情。萨克斯管通宵呜咽着《比尔街爵士乐》绝望的哀吟，同时一百双金银舞鞋扬起闪亮的灰尘。每天晚茶时分，总有一些房间由于这种低而甜的狂热而不停地震颤，同时鲜亮的面庞飘来飘去，好像是被哀怨的喇叭吹落在舞池里的玫瑰花瓣。

在这个朦胧的宇宙里，黛西随着社交忙季又开始活跃了；忽然间她又重新每天和五六个男人订五六次约会，到破晓才困顿不堪地入睡，夜礼服的珠子和薄绸同凋零的兰花缠在一起，丢在她床边的地板上。在这整个期间她内心深处渴望作出一个决定。她现在就要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刻不容缓——而且这个决定必须由一股近在眼前的力量来作出——爱情啦、金钱啦、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股力量在春天过了一半的时候，随着汤姆·布坎农的到来而出现了。他的身材和身价都很有分量，因此黛西也觉得很光彩。毫无疑问，有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来也如释重负。盖茨比收到信时还在牛津。

这时长岛上已是黎明，我们走过去把楼下其余的窗子也都打开，让屋子里充满渐渐灰白、渐渐金黄的光线。一棵树的影子突然横投在露水上，同时幽灵般的鸟儿在蓝色的树叶中开始歌唱。空气中有一种慢慢的愉快的动静，还说不上是风，预示着凉爽宜人的天气。

“我相信她从来没爱过他，”盖茨比从一扇窗前转过身来，用挑战的神气看着我。“你一定得记住，老兄，她今天下午非常紧张。他跟她讲那些话的方式把她吓唬住了——他把我说成是一个一文不值的骗子。结果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他闷闷不乐地坐了下来。

“当然她可能爱过他一会儿，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就在那时也更加爱我，你明白吗？”

忽然间他说出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无论如何，”他说，“这只是个人的事。”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除非猜测在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中有一种无法估量的强烈感情？

他从法国回来后，汤姆和黛西还在作结婚旅行，他痛苦不堪而又身不由主地用他军饷所余的最后的钱到路易斯维尔去了一趟。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走遍当年他俩在十一月的夜晚并肩散步的街道，又重访他俩当年开着她那辆白色汽车去过的那些偏僻地方。正如黛西家的房子在他看来一向比别的房子更加神秘和欢乐，现在路易斯维尔这个城市本身，虽然她已一去不回，在他看来还是弥漫着一种忧郁的美。

他离开的时候觉得，假使他更努力地去找的话，他也许可以找到她的——而现在他却留下她走了。三等车里很热——他现在一文不剩了。他走到敞篷的通廊，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接着车站溜了过去，一幢幢陌生的建筑物的背面移动过去。然后驶过春天的田野，一辆黄色电车在那里并排飞驰了一会工夫，电车上可能有人一度无意间在街头看见过她那张迷人的脸庞。

铁轨拐了一个弯，现在是背着太阳走，西沉的太阳光芒四射，似乎为这个慢慢消逝的、她曾生活过的城市祝福。他绝望地伸出手去，仿佛只想抓住一缕轻烟，从那个因为她而使他认为是最可爱的地方留下一个碎片。但是在他模糊的泪眼前面一切都跑得太快了，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其中的那一部分，最新鲜最美好的部分永远失去了。

我们吃完早饭走到外面阳台上去时已经九点钟了。一夜之间天气骤然变了，空气中已经有秋意。园丁，盖茨比的老用人中的最后一名，来到台阶前面。

“我今天准备把游泳池的水放掉，盖茨比先生。树叶很快就要开始落了，那样水管子就一定会堵塞。”

“今天不要搞，”盖茨比回答。他含有歉意地转身对着我。“你知道吗，老兄，我整个夏天从来没用过那个游泳池！”

我看了看我的表，站起身来。

“离我那班车还有十二分钟。”

我并不愿意进城去。我也没有精神干一点像样的工作，可是不仅如此——我不愿意离开盖茨比。我误了那班车，又误了下一班，然后才勉强离开。

“我给你打电话吧，”我最后说。

“一定，老兄。”

“我中午前后给你打电话。”

我们慢慢地走下了台阶。

“我想黛西也会打电话来的。”他神色不安地看着我，仿佛他希望我证实他的话。

“我猜想她会的。”

“那么，再见吧。”

我们握握手，然后我就走开。在我快走到树篱之前，我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又掉转身来。

“他们是一帮混蛋，”我隔着草坪喊道，“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还比不上你。”

我后来一直很高兴我说了那句话。那是我对他说过的唯一的好话，因为我是彻头彻尾不赞成他的。他起先有礼貌地点点头，随后他脸上露出了那种喜洋洋的、会心的微笑，仿佛我们俩在这件事上早已进行了欢狂的勾结。他那套华丽的粉红色衣服衬托在白色的台阶上构成一片鲜艳的色彩，于是我联想起三个月前我初次来他的古色古香的别墅的那个晚上。当时他的草坪和汽车道上挤满了那些猜测他的罪愆的人们的面孔——而他站在台阶上，藏起他那永不腐蚀的梦，向他们挥手告别。

我感谢了他的殷勤招待。我们总是为这向他道谢——我和其他的人。

“再见，”我喊道。“谢谢你的早饭，盖茨比。”

到了城里，我勉强抄了一会那些不计其数的股票行情，后来就在我的转椅里睡着了。中午前不久电话把我吵醒，我吃了一惊，脑门上汗珠直冒。是乔丹·贝克；她时常在这个钟点打电话给我，因为她出入大饭店、俱乐部和私人住宅，行踪不定，我很难用任何其他办法找到她。通常她的声音从电话上传来总是清凉悦耳，仿佛一块草根土[307]从一片碧绿的高尔夫球场上飘进了办公室的窗口，但是今天上午她的声音却显得生硬枯燥。

“我离开了黛西的家，”她说，“我此刻在海普斯特德，今天下午就要到索斯安普敦去。”

她离开黛西的家可能是很得体的，但是她的做法却使我不高兴，接着她下面一句话更叫我生气。

“昨晚你对我不怎么好。”

“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关系呢？”

片刻的沉默。然后：

“不管怎样吧……我想见你。”

“我也想见你。”

“那么我就不去索斯安普敦，下午进城来，好不好？”

“不好……我想今天下午不行。”

“随你的便吧。”

“今天下午实在不可能。许多……”

我们就这样说了一会，后来突然间我们俩都不再讲话了。我不知道我们俩是谁把电话啪的一下挂掉，但我知道我毫不在乎了。我那天不可能跟她在茶桌上面对面聊天，即使她从此永远不跟我讲话也不行。

几分钟以后我打电话到盖茨比家去，但线给占了。我一连打了四次，最后，一个不耐烦的接线员告诉我这条线路在专等底特律的长途电话。我拿出火车时刻表来，在三点五十分那班车上画了个小圆圈。然后我靠在椅子上，想思考一下。这时才是中午。

那天早上乘火车路过灰堆时，我特意走到车厢的另外一边去。我料想那儿整天都会有一群好奇的人围观，小男孩们在尘土中寻找黑色的血斑，还有一个爱唠叨的人翻来覆去讲出事的经过，一直说到连他自己也觉得越来越不真实，他也讲不下去了，茉特尔·威尔逊的悲惨的结局也被人遗忘。现在我要倒回去讲一下前一晚我们离开车行之后那里发生的情况。

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她的妹妹凯瑟琳。她那天晚上一定是破了她自己不喝酒的规矩，因为她到达的时候已经喝得昏头昏脑的，无法理解救护车已经开到弗勒兴区去了。等他们使她明白了这一点，她马上就晕了过去，仿佛这是整个事件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有个人，或是好心或是好奇，让她上了他的车子，跟在她姐姐的遗体后面一路开过去。

直到午夜过去很久以后，还有川流不息的人拥在车行前面，同时乔治·威尔逊在里面长沙发上不停地摇来晃去。起先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凡是到车行里面来的人都忍不住往里面张望。后来有人说这太不像话了，才把门关上。米切里斯和另外几个男人轮流陪着他；起先有四五个人，后来剩下两三个人。再到后来，米切里斯不得不要求最后一个陌生人再等十五分钟，让他回自己铺子里去煮了一壶咖啡。在那以后，他单独一个人待在那儿陪着威尔逊一直到天亮。

三点钟左右，威尔逊哼哼唧唧的胡言乱语起了质变——他渐渐安静了下来，开始谈到那辆黄色的车子。他宣布他有办法去查出来这辆黄车子是谁的，然后他又脱口说出两个月以前他老婆有一次从城里回来时鼻青脸肿。

但等他听到自己说出这事，他畏缩了一下，又开始哭哭啼啼地叫喊“我的上帝啊！”米切里斯笨口拙舌地想法子分散他的注意力。

“你结婚多久了，乔治？得啦，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回答我的问题。你结婚多久了？”

“十二年。”

“生过孩子没有？得啦，乔治，坐着别动——我问了你一个问题。你生过孩子没有？”

硬壳的棕色甲虫不停地往暗淡的电灯上乱撞。每次米切里斯听见一辆汽车在外面公路上急驰而过，他总觉得听上去就像是几个小时以前那辆没停的车。他不愿意走进汽车间去，因为那张停放过尸体的工作台上有血迹；他只好很不舒服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还没到天亮他已经熟悉里面的每样东西了——不时地又坐在威尔逊身边想法让他安静一点。

“有没有一个你有时去的教堂，乔治？也许你已经好久没去过的？也许我可以打电话给教堂，请一位牧师来，他可以跟你谈谈，不好吗？”

“不属于任何教堂。”

“你应当有一个教堂，乔治，碰到这种时候就有用了。你从前一定做过礼拜的。难道你不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吗？听着，乔治，你听我说。难道你不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吗？”

“那是很久以前了。”

回答问题的努力打断了他来回摇摆的节奏——他安静了一会。然后和原先一样的那种半清醒半迷糊的表情又回到了他无神的眼睛里。

“打开那个抽屉看看，”他指着书桌说。

“哪一个抽屉？”

“那个抽屉——那一个。”

米切里斯打开了离他手边最近的那个抽屉。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一根小小的贵重的狗皮带，是用牛皮和银缏制作的。看上去还是新的。

“这个？”他举起狗皮带问道。

威尔逊瞪着眼点点头。

“我昨天下午发现的。她想法子向我说明它的来由，但是我知道这件事蹊跷。”

“你是说你太太买的吗？”

“她用薄纸包着放在她的梳妆台上。”

米切里斯看不出这有什么古怪，于是他对威尔逊说出十来个理由为什么他老婆可能会买这条狗皮带。但是不难想象，这些同样的理由有一些威尔逊已经从茉特尔那里听过，因为他又轻轻地哼起“我的上帝啊！”——他的安慰者还有几个理由没说出口又缩回去了。

“那么他杀害了她，”威尔逊说，他的嘴巴突然张得大大的。

“谁杀害了她？”

“我有办法打听出来。”

“你胡思乱想，乔治，”他的朋友说，“你受了很大的刺激，连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还是尽量安安静静地坐到天亮吧。”

“他谋杀了她。”

“那是交通事故，乔治。”

威尔逊摇了摇头。他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巴微微咧开，不以为然地轻轻“哼”了一声。

“我知道，”他肯定地说，“我是个信任别人的人，从来也不怀疑任何人有鬼，但是我一旦弄明白一件事，我心里就有数了。是那辆车子里的那个男人。她跑过去想跟他说话，但是他不肯停下来。”

米切里斯当时也看到这个情况了。但他并没想到其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以为威尔逊太太是从她丈夫那里跑开，而并不是想拦住某一辆汽车。

“她怎么可能弄成那样呢？”

“她这人很深沉，”威尔逊说，仿佛这就回答了问题。“啊——哟——哟——”

他又摇晃起来，米切里斯站在旁边搓着手里的狗皮带。

“也许你有什么朋友我可以打电话请来帮帮忙吧，乔治？”

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他几乎可以肯定威尔逊一个朋友也没有；他连个老婆都照顾不了。又过了一会他很高兴看到屋子里起了变化，窗外渐渐发蓝，他知道天快亮了。五点左右，外面天色更蓝，屋子里灯可以关掉了。

威尔逊呆滞的眼睛转向外面的灰堆，那上面小朵的灰云呈现出离奇古怪的形状，在黎明的微风中飞来飞去。

“我跟她谈了，”他沉默了半天以后喃喃地说，“我告诉她，她也许可以骗我，但她决骗不了上帝。我把她领到窗口，”他费劲地站了起来，走到后窗户面前，把脸紧贴在上面。“然后我说：‘上帝知道你所做的事，你所做的一切事。你可以骗我，但你骗不了上帝！’”

米切里斯站在他背后，吃惊地看到他正盯着T·J·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黯淡无光，巨大无比，刚刚从消散的夜色中显现出来。

“上帝看见一切，”威尔逊又说了一遍。

“那是一幅广告，”米切里斯告诉他。不知是什么使他从窗口转开，回头向室内看。但是威尔逊在那里站了很久，脸紧靠着玻璃窗，向着曙光不住地点头。

等到六点钟，米切里斯已经筋疲力尽，因此听到有一辆车子在外面停下的声音时满心感激。来的也是昨天帮着守夜的一位，答应了要回来的，于是他做了三个人的早饭，他和那个人一同吃了。威尔逊现在比较安静，米切里斯就回家睡觉；四小时之后他醒过来，急忙又跑回车行，威尔逊已经不见了。

他的行踪——他一直是步行的——事后查明是先到罗斯福港，从那里又到盖德山，他在那里买了一块三明治，可是并没吃，还买了一杯咖啡。他一定很累，走得很慢，因为他中午才走到盖德山。一直到这里为他的时间作出交代并不难——有几个男孩子看到过一个“疯疯癫癫”的男人，还有几个路上开汽车的人记得他从路边上古里古怪地盯着他们。以后三小时他就无影无踪了。警察根据他对米切里斯说的话，说他“有办法查出来”，猜想他用那段时间在那带地方走遍各家车行，打听一辆黄色的汽车。可是始终并没有一个见过他的汽车行的人站出来说话，所以他或许有更容易、更可靠的办法去打听他所要知道的事情。到下午两点半钟，他到了西卵，在那里他问人到盖茨比家去的路。所以那时候他已经知道盖茨比的名字了。

下午两点钟盖茨比穿上游泳衣，留了话给男管家，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到游泳池来给他送个信。他先到汽车房去拿了一个夏天供客人们娱乐用的橡皮垫子，司机帮他把垫子打足了气。然后他吩咐司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把那辆敞篷车开出来——而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前面右边的挡泥板需要修理。

盖茨比把垫子扛在肩上，向游泳池走去。有一次他停下来挪动了一下，司机问他要不要帮忙，但是他摇了摇头，再过一会就消失在叶子正在变黄的树木中了。

始终没有人打电话来，可是男管家午觉也没睡，一直等到四点——等到那时即使有电话来也早已没有人接了。我有一个想法：盖茨比本人并不相信会有电话来的，而且他也许已经无所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觉得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旧日的温暖的世界，为了抱着一个梦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一定透过可怕的树叶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发觉一朵玫瑰花是多么丑恶的东西，阳光照在刚刚露头的小草上又是多么残酷。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物质的然而并不真实，在这里可怜的幽魂，呼吸着空气般的轻梦，东飘西荡……就像那个灰蒙蒙的、古怪的人形穿过杂乱的树木悄悄地朝他走来。

汽车司机——他是沃尔夫山姆手下的一个人——听到了枪声，事后他可只能说他当时并没有十分重视。我从火车站把车子直接开到盖茨比家里，等我急急忙忙冲上前门的台阶，才第一次使屋里的人感到是出事了。但是我认为他们当时肯定已经知道了。我们四人，司机、男管家、园丁和我，几乎一言不发地急匆匆奔到游泳池边。

池里的水有一点微微的、几乎看不出的流动，从一头放进来的清水又流向另一头的排水管。随着隐隐的涟漪，那只有重负的橡皮垫子在池子里盲目地漂着。连水面也吹不皱的一阵微风就足以扰乱它那载着偶然的重负的偶然的航程。一堆落叶使它慢慢旋转，像经纬仪一样，在水上转出一道细细的红圈子。

我们抬起盖茨比朝着屋子里走以后，园丁才在不远的草丛里看见了威尔逊的尸体，于是这场大屠杀就结束了。

第九节

事隔两年，我回想起那天其余的时间，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盖茨比家的前门口进进出出。外面的大门口有一根绳子拦住，旁边站着一名警察，不让看热闹的人进来，但是小男孩们不久就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过来，因此总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边。那天下午，有一个神态自信的人，也许是一名侦探，低头检视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两个字，而他的语气偶然的权威就为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的报道定了调子。

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实。等到米切里斯在验尸时的证词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猜疑以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就会被添油加醋在黄色小报上登出来了——不料凯瑟琳，她本可以信口开河的，却什么都不说，并且表示出惊人的魄力——她那描过的眉毛底下的两只坚定的眼睛笔直地看着验尸官，又发誓说她姐姐从来没见过盖茨比，说她姐姐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满，说她姐姐从来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她说得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又用手帕捂着脸痛哭了起来，仿佛连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她受不了的。于是威尔逊就被归结为一个“悲伤过度精神失常”的人，以便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是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一边的，而且只有我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镇报告惨案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他还是躺在他的房子里，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之后我就打了电话给黛西，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随身带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他们几时回来了吗？”

“没有。”

“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我怎样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真想给他找一个人来。我真想走到他躺着的那间屋子里去安慰他说：“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盖茨比。别着急。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男管家把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到我有了号码时已经早就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摇一下好吗？”

“我已经摇过三次了。”

“有非常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里去，屋子里突然挤满了官方的人员，起先我还以为是一些不速之客。虽然他们掀开被单，用惊恐的眼光看着盖茨比，可是他的抗议继续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说，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个人来。你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可受不了这个罪啊。”

有人来找我提问题，但是我脱了身跑上楼去，匆匆忙忙翻了一下他书桌上没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没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但是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相片，那已经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面凝视。

第二天早晨我派男管家到纽约去给沃尔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恳请他搭下一班火车就来。我这样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请求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一看见报纸肯定马上就会赶来的，正如我认为中午以前黛西肯定会有电报来的——可是电报也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什么人都没来，只有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等到男管家带回来沃尔夫山姆的回信时，我开始感到傲视一切，感到盖茨比和我可以团结一致横眉冷对他们所有的人。

亲爱的卡罗威先生：这个消息使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那个人干的这种疯狂行为应当使我们大家都好好想想。我现在不能前来，因为我正在办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业务，目前不能跟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一些时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请派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听到这种事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感到天昏地暗了。

您的忠实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

下面又匆匆附了一笔：

关于丧礼安排请告知。又及：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台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以为这总该是黛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听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很远的。

“我是斯莱格……”

“是吗？”这名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够呛，是不？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

“小派克倒霉了，”他话说得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给逮住了。刚刚五分钟之前他们收到纽约的通知，列上了号码。你想得到吗？在这种乡下地方你没法料到……”

“喂！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听我说——这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咔哒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城镇来了一封署名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电人马上动身，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很庄重的老头子，非常可怜，非常沮丧，这样暖和的九月天就裹上了一件蹩脚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把旅行包和雨伞接过来时，他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撮稀稀的花白胡须，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于是我一面把他领到音乐厅里去，让他坐下，一面打发人去搞一点吃的来。但是他不肯吃东西，那杯牛奶也从他哆哆嗦嗦的手里泼了出来。

“我从芝加哥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动身了。”

“我没法子通知您。”

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可是不停地向屋子里四面看。

“是一个疯子干的，”他说，“他一定是疯了。”

“您喝杯咖啡不好吗？”我劝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好了，您是……”

“卡罗威。”

“呃，我现在好了。他们把杰米放在哪儿？”

我把他领进客厅里他儿子停放的地方，把他留在那里。有几个小男孩爬上了台阶，正在往门厅里张望；等到我告诉他们是谁来了，他们才勉勉强强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盖兹先生打开门走了出来，他嘴巴张着，脸微微有点红，眼睛里断断续续洒下几滴泪水。他已经到了并不把死亡看作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年纪，于是此刻他第一次向四周一望，看见门厅如此富丽堂皇，一间间大屋子从这里又通向别的屋子，他的悲伤就开始和一股又惊讶又骄傲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了。我把他搀到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他一面脱上衣和背心，我一面告诉他一切安排都推迟了，等他来决定。

“我当时不知道您要怎么办，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以为您也许要把遗体运到西部去。”

他摇了摇头。

“杰米一向喜欢待在东部。他是在东部上升到他这个地位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很知己的朋友。”

“他是大有前程的，你知道。他只是个年轻人，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很有能耐。”

他郑重其事地用手碰碰脑袋，我也点了点头。

“假使他活下去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像詹姆斯·J·希尔[308]那样的人。他会帮助建设国家的。”

“确实是那样，”我局促不安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把绣花被单扯来扯去，想把它从床上拉下来，接着就硬邦邦地躺下去——立刻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报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罗威先生，”我说。

“哦！”他似乎感到宽慰。“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感到宽慰，因为这一来盖茨比的墓前可能会多一个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难找到。

“明天出殡，”我说。“下午三点，就在此地家里。我希望你转告凡是有意参加的人。”

“哦，一定，”他急忙说。“当然啦，我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但是如果我碰到的话。”

他的语气使我起了疑心。

“你自己当然是要来的。”

“呃，我一定想法子来。我打电话来是要问……”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话。“先说你一定来怎么样？”

“呃，事实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目前待在格林威治这里朋友家里，人家指望我明天和他们一起玩。事实上，明天要去野餐什么的。当然我走得开一定来。”

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嘿”，他也一定听到了，因为他很紧张地往下说：

“我打电话来是为了我留在那里的一双鞋。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男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没听他说完那个名字就把话筒挂上了。

在那以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我打电话去找的人竟然表示他是死有应得的。不过，这是我的过错，因为他是那些当初喝足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客人中的一个，我本来就不应该打电话给他的。

出殡那天的早晨，我到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似乎用任何别的办法都找不到他。在开电梯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一扇门，门上写着“卐字控股公司”，可是起先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声喊了几声“喂”也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出争辩的声音，接着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在里面的一个门口出现，用含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家，”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话显然是撒谎，因为里面有人已经开始不成腔地用口哨吹奏《玫瑰经》。

“请说一声卡罗威先生要见他。”

“我又不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不对？”

正在这时有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的那边喊了一声“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地说，“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里面。”

她向我面前跨了一步，开始把两只手气冲冲地沿着臀部一上一下地移动。

“你们这些年轻人自以为你们随时可以闯进这里来，”她骂道，“我们都烦死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是在芝加哥。”

我提了一下盖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下。“请您稍……您姓什么来着？”

她不见了。过了一会，迈耶·沃尔夫山姆就庄重地站在门口，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一面用虔诚的口吻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一面敬我一支雪茄烟。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说，“刚刚离开军队的一名年轻的少校，胸口挂满了在战场上赢得的勋章。他穷得只好继续穿军服，因为他买不起便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那天他走进四十三号街怀恩勃兰纳开的弹子房找工作。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跟我一块吃午饭去吧，’我说。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吃了四块多美元的饭菜。”

“是你帮他做起生意来的吗？”我问。

“帮他！我一手造就了他。”

“哦。”

“我把他从零开始培养起来的，从阴沟里捡起来的。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等他告诉我他上过牛劲，我就知道我可以派他大用场。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后来他在那里面地位挺高的。他一出马就跑到奥尔巴尼[309]去给我的一个主顾办了一件事。我们俩在一切方面都像这样亲密，”他举起了两个肥胖的指头，“永远在一起。”

我心里很纳罕，不知这种搭档是否也包括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那笔交易在内。

“现在他死了，”我隔了一会才说。“你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因此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一定会参加他的葬礼的。”

“我很想来。”

“那么，来就是啦。”

他鼻孔里的毛微微颤动，他摇摇头，泪水盈眶。

“我不能来……我不能牵连进去，”他说。

“没有什么事可以牵连进去的。事情现在都过去了。”

“凡是有人被杀害，我总不愿意有任何牵连。我不介入。我年轻时就大不一样——如果一个朋友死了，不管怎么死的，我总是出力出到底。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可是我是说到做到的——一直拼到底。”

我看出了他决意不来，自有他的原因。于是我就站了起来。

“你是不是大学毕业的？”他突然问我。

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要提出搞点什么“关系”，可是他只点了点头，握了握我的手。

“咱们大家都应当学会在朋友活着的时候讲交情，而不要等到他死了之后，”他表示说。“在人死以后，我个人的原则是不管闲事。”

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天色已经变黑，我在蒙蒙细雨中回到了西卵。我换过衣服之后就到隔壁去，看到盖兹先生兴奋地在门厅里走来走去。他对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财物所感到的自豪一直在不断地增长，现在他又有一样东西要给我看。

“杰米寄给我的这张照片。”他手指哆嗦着掏出了他的钱包。“你瞧吧。”

是这座房子的一张照片，四角破裂，也给许多手摸脏了。他热切地把每一个细节都指给我看。“你瞧！”随即又看我眼中有没有赞赏的神情。他把这张照片给人家看了那么多次数，我相信在他看来现在照片比真房子还要真。

“杰米把它寄给我的。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好看的照片，照得很好。”

“非常好。您近来见过他吗？”

“他两年前回过家来看我，给我买下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他从家里跑走的时候我们很伤心，但是我现在明白他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有远大的前程。他发迹之后一直对我很大方。”

他似乎不愿意把那张照片放回去，依依不舍地又在我眼前举了一会工夫。然后他把钱包放了回去，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书名是《牛仔卡西迪》。

“你瞧瞧，这本书是他小时候看的。真是从小见大。”

他把书的封底翻开，掉转过来让我看。在最后的空白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时间表”几个字和1906年9月12日的日期。下面是：

起床 上午6.00

哑铃体操及爬墙 6.15—6.30

学习电学等 7.15—8.15

工作 8.50—下午4.30

棒球及其他运动 下午4.30—5.00

练习演说、仪态 5.00—6.00

学习有用的新发明 7.00—9.00

个人决心

不要浪费时间去沙夫特家或（另一姓，字迹不清）

不再吸烟或嚼烟

每隔一天洗澡

每周读有益的书或杂志一册

每周储蓄五元（涂去）三元

对父母更加体贴

“我无意中发现这本书，”老头说，“真是从小见大，是不是？”

“真是从小见大。”

“杰米是注定了要出人头地的。他总是订出一些诸如此类的决心。你注意没有，他用什么办法提高自己的思想？他在这方面一向是了不起的。有一次他说我吃东西像猪一样，我把他揍了一顿。”

他舍不得把书合上，把每一条大声念了一遍，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想他满以为我会把那张表抄下来给我自己用。

快到三点的时候，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从弗勒兴来了，于是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窗户外面望，看看有没有别的车子来。盖茨比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随着时间过去，用人都走进来站在门厅里等候，老人的眼睛开始焦急地眨起来，同时他又忐忑不安地说到外面的雨。牧师看了好几次表，我只好把他拉到一旁，请他再等半个钟头。但是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来。

五点钟左右我们三辆车子的行列开到墓地，在密密的小雨中在大门旁边停了下来——第一辆是灵车，又黑又湿，怪难看的，后面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在大型轿车里，再后面一点的是四五个用人和西卵镇的邮差坐在盖茨比的旅行车里，大家都淋得透湿。正当我们穿过大门走进墓地时，我听见一辆车停下来，接着是一个人踩着湿透的草地在我们后面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三个月以前的一天晚上我发现他看着盖茨比图书室里的书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今天安葬的，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雨水顺着他的厚眼镜流下来，他只好把眼镜摘下擦一擦，再看着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来。

这时我很想回忆一下盖茨比，但是他已经离得太远了，我只记得黛西既没来电报，也没送花，然而我并不感到气恼。我隐约听到有人喃喃念道：“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接着那个猫头鹰眼睛的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了一声“阿门！”

我们零零落落地在雨中跑回到车子上。猫头鹰眼睛在大门口跟我说了一会话。

“我没能赶到别墅来，”他说。

“别人也都没能来。”

“真的！”他大吃一惊。“啊，我的上帝！他们过去一来就是好几百嘛。”

他把眼镜摘了下来，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

“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他说。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景象之一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以远的地方去的同学往往在一个十二月黄昏六点钟聚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联邦车站，和几个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话别，只见他们已经裹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欢娱气氛。我记得那些从东部某某私立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的皮大衣以及她们在严寒的空气中嘁嘁喳喳的笑语，记得我们发现熟人时招手呼唤，记得互相比较收到的邀请：“你到奥德威家去吗？赫西家呢？舒尔茨家呢？”还记得紧紧抓在我们戴了手套的手里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的朦胧的黄色客车，看上去就像圣诞节一样地使人愉快。

火车在寒冬的黑夜里奔驰，真正的白雪、我们的雪，开始在两边向远方伸展，迎着车窗闪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车站暗灰的灯火从眼前掠过，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股使人神清气爽的寒气。我们吃过晚饭穿过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时，一路深深地呼吸着这寒气，在奇异的一个小时中难以言喻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乡土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要重新不留痕迹地融化在其中了。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严寒的黑夜里街灯和雪车的铃声，是圣诞冬青花环被窗内的灯火映在雪地的影子。我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那些漫长的冬天我为人不免有点矜持，由于从小在卡罗威公馆长大，态度上也不免有点自满；在我们那个城市里，人家的住宅仍旧世世代代称为某姓的公馆。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到头来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我，我们都是西部人，也许我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缺陷使我们无形中不能适应东部的生活。

即使东部最令我兴奋的时候，即使我最敏锐地感觉到比之俄亥俄河那边的那些枯燥无味、乱七八糟的城镇，那些只有儿童和老人可幸免于无止无休的闲话的城镇，东部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总觉得东部有畸形的地方。尤其西卵仍然出现在我做的比较荒唐的梦里。在我的梦中，这个小镇就像埃尔·格列柯[310]画的一幅夜景：上百所房屋，既平常又怪诞，蹲伏在阴沉沉的天空和黯淡无光的月亮之下。在前景里有四个板着面孔、身穿大礼服的男人沿人行道走着，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喝醉酒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她一只手耷拉在一边，闪耀着珠宝的寒光。那几个人郑重其事地转身走进一所房子——走错了地方。但是没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姓名，也没有人关心。

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鬼影幢幢，面目全非到超过了我眼睛矫正的能力。因此等到烧枯叶的蓝烟弥漫空中，寒风把晾在绳上的湿衣服吹得邦邦硬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家来了。

在我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办，一件尴尬的、不愉快的事，本来也许应当不了了之的。但是我希望把事情收拾干净，而不指望那个乐于帮忙而又不动感情的大海来把我的垃圾冲掉。我去见了乔丹·贝克，从头到尾谈了围绕着我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谈到我后来的遭遇，而她躺在一张大椅子里听着，一动也不动。

她穿的是打高尔夫球的衣服，我还记得我当时想过她活像一幅很好的插图，她的下巴很神气地微微翘起，她头发像秋叶的颜色，她的脸和她放在膝盖上的浅棕色无指手套一个颜色。等我讲完之后，她告诉我她和另一个人订了婚，别的话一句没说。我怀疑她的话，虽然有好几个人只要她一点头就可以结婚的，但是我故作惊讶。一刹那间我寻思自己是否正在犯错误，接着我很快地考虑了一番就站起来告辞了。

“不管怎样，还是你甩掉我的，”乔丹忽然说，“你那天在电话上把我甩了。我现在拿你完全不当回事了，但是当时那倒是个新经验，我有好一阵子感到晕头转向的。”

我们俩握了握手。

“哦，你还记得吗，”她又加了一句。“我们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谈话？”

“啊……记不太清了。”

“你说过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只有在碰上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之前才安全吧？瞧，我碰上了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了，是不是？我是说我真不小心，竟然这样看错了人。我以为你是一个相当老实、正直的人。我以为那是你暗暗引以为荣的事。”

“我三十岁了，”我说，“要是我年轻五岁，也许我还可以欺骗自己，说这样做光明正大。”

她没有回答。我又气又恼，对她有几分依恋，同时心里又非常难过，只好转身走开了。

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碰到了汤姆·布坎农。他在五号路上走在我前面，还是那样机警和盛气凌人，两手微微离开他的身体，仿佛要打退对方的碰撞一样，同时把头忽左忽右地转动，配合他那双溜溜转的眼睛。我正要放慢脚步免得赶上他，他停了下来，蹙着眉头向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忽然间他看见了我，就往回走，伸出手来。

“怎么啦，尼克？你不愿意跟我握手吗？”

“对啦。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你发疯了，尼克，”他急忙说，“疯得够呛。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

“汤姆，”我质问道，“那天下午你对威尔逊说了什么？”

他一言不发地瞪着我，于是我知道我当时对于不明底细的那几个小时的猜测果然是猜对了。我掉头就走，可是他紧跟上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臂。

“我对他说了实话，”他说，“他来到我家门口，这时我们正准备出去，后来我让人传话下来说我们不在家，他就想冲上楼来。他已经疯狂到可以杀死我的地步，要是我没告诉他那辆车子是谁的。到了我家里他的手每一分钟都放在他口袋里的一把手枪上……”他突然停住了，态度强硬起来。“就算我告诉他又该怎样？那家伙自己找死。他把你迷惑了，就像他迷惑了黛西一样，其实他是个心肠狠毒的家伙。他撞死了茉特尔就像撞死了一条狗一样，连车子都不停一下。”

我无话可说，除了这个说不出来的事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受痛苦——我告诉你，我去退掉那套公寓时，看见那盒倒霉的喂狗的饼干还搁在餐具柜上，我坐下来像小娃娃一样放声大哭。我的天，真难受……”

我不能宽恕他，也不能喜欢他，但是我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看来完全是有理的。一切都是粗心大意、混乱不堪的。汤姆和黛西，他们是粗心大意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留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不肯握手未免太无聊了，因为我突然觉得仿佛我是在跟一个小孩子说话。随后他走进那家珠宝店去买一串珍珠项链——或者也许只是一副袖扣——永远摆脱了我这乡下佬吹毛求疵的责难。

我离开的时候，盖茨比的房子还是空着——他草坪上的草长得跟我的一样高了。镇上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载了客人经过大门口没有一次不把车子停一下，用手向里面指指点点；也许出事的那天夜里开车送黛西和盖茨比到西卵的就是他，也许他已经编造了一个独出心裁的故事。我不要听他讲，因此我下火车时总躲开他。

每星期六晚上我都在纽约度过，因为盖茨比那些灯火辉煌、光彩炫目的宴会我记忆犹新，我仍然可以听到微弱的音乐和欢笑的声音不断地从他园子里飘过来，还有一辆辆汽车在他的车道上开来开去。有一晚我确实听见那儿真有一辆汽车，看见车灯照在门口台阶上。但是我并没去调查。大概是最后的一位客人，刚从天涯海角归来，还不知道宴会早已收场了。

在最后那个晚上，箱子已经装好，车子也卖给了杂货店老板，我走过去再看一眼那座庞大而杂乱的、意味着失败的房子。白大理石台阶上有哪个男孩用砖头涂了一个脏字眼儿，映在月光里分外触目，于是我把它擦了，在石头上把鞋子刮得沙沙作响。后来我又溜达到海边，仰天躺在沙滩上。

那些海滨大别墅现在大多已经关闭了，四周几乎没有灯火，除了海湾上一只渡船的幽暗、移动的灯光。当明月上升的时候，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屋慢慢消逝，直到我逐渐意识到当年为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个古岛——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绿的地方。它那些消失了的树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树木，曾经一度迎风飘拂，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昙花一现的神妙的瞬间，人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屏息惊异，不由自主地堕入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着和他感到惊奇的能力相称的奇观。

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了黛西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似乎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共和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巫宁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