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循环为主 双循环共进的新发展格局

孔丹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美国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并在下一次科技变革中占得先机，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封锁华为，制裁中兴，打压抖音、微信，不断扩充“实体名单”，持续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推行美国优先、不断退群、增加关税、鼓励制造业回流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加大了经济对外交流的风险与阻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作为战略抉择，我们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有所担当和作为，就要明晰相关逻辑与意义，了解面临的挑战并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

我国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符合我国“三长两短”国情现实的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

一是拥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长板”。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调动和组织各类要素资源，保证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推进；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手段聚集资源和力量，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利用市场力量推动国内大循环长久、良好运行；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为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提供政策与制度保障，引导国内国际双循环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新发展格局具备创新动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助于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保证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保障各经济主体的利益，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强大动力。

二是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长板”。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将为建立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多发展潜力。从经济总量看，2019年，我国GDP总值达99.09万亿元，相当于美国的67%，约为日本的2.82倍；从消费潜力看，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4亿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同时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将为打造国内大循环提供强劲动能。合理的区域经济格局使新发展格局具备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向纵深推进，形成“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有成渝”的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多点开花、多头并进的发展趋势，成为我国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从而为构建高质量内循环体系和拓展外循环空间提供有效助力。

三是拥有完备工业生产体系的供给“长板”。我国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使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自主生产所有产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为口罩产能的迅速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证明制造业对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表明我国具备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坚实产业基础。我国已经形成了层级多样、结构复杂、功能完备的经济社会形态，表现为各地区发展阶段与支柱产业各不相同，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基本覆盖高中低端产业的各个环节，城乡社会结构相互补充等；这些层级结构是完整经济形态的必备要素，有助于我国构建体系更完备、结构更合理、分工更细化的循环体系，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

四是存在核心技术亟待发展的科技“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当前，我国存在科技创新顶层设计有待完善、创新生态培育滞后、部分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或附加值较低、关键核心技术存在被外国“卡脖子”等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要让经济在循环发展中持续增长。推进科技创新、加强技术攻关则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正在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未来核心技术的突破将重构国际合作新形式，实现数字全球化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这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考量。我国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增加值率和制造业乘数效应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仍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主要是中低端制造。而美国则处于第一梯队，主导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是现有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主导者和主要利益获得者。欧盟和日本是第二梯队，主要在高端制造领域占有优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创造出更多独门绝技。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产业基础。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五是存在资源能源缺口较大的“短板”。区域内资源能源的稳步循环和充足保证是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资源能源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资源方面，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我国有25种矿产资源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50%以上）的问题。如：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83%,2020年可能进口11.5亿吨，价格波动剧烈；铜消费量达到1000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40%左右，自产矿山铜仅有154万吨。粮食进口相当于9亿亩耕地产量，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有效解决“低水平、高难度、紧平衡、弱安全”的粮食供给局面。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却不是资源大国，能源结构总体呈现多煤少油缺气的特点，存在碳排放压力大、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资源地和运输通道风险等问题。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80%,50%靠中东，80%以上靠海上运输，难以摆脱原油产地和运输通道双重风险。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近50%。要形成国内大循环，资源能源独立是必要条件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正在加快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实行多元化的进口战略，加强战略储备能力；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减少汇率波动影响。这一系列举措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变革，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都会存在一些目前难以准确预知和把控的变数，给我国带来潜在的压力和挑战。

一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变数加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正处于我国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时期。由于疫情蔓延后西方国家“去中国化”力量更加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对我国技术和投资限制不断增强，挤压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的空间，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二是我国的创新发展压力剧增。构建国内大循环需要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找到面临的瓶颈和短板问题并全面突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保证关键时刻“不掉链子”。我国已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市场空间，但仍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与内循环要求不匹配、科研投入不足、创新型人才缺乏等问题，创新驱动发展面临一定挑战。

三是我国的变革任务更加艰巨。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或“新时期的闭关锁国”，而是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要扩大内需，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加快产业重构速度，加大区域布局力度。要求政府适应形势变化，积极自我调整和主动变革探索，尽快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完善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

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经验，未来出口在我国GDP中的占比将会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有利于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当前，我们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一是要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举国体制1.0版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举国体制2.0版是改革开放40年，我国通过宏观调控抵御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风险。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这包括：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市场机制和举国体制不断融合；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市场主体、科研主体发挥主动创新能力创造条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能丢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新环境下积极探索集中力量的方式方法。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使更多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等机制。要规范科技伦理，树立良好学风和作风，引导科研人员专心致志、扎实进取。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加强对开放创新的重视和对国际规则的遵循，进一步提高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牢牢把握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更好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尽快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持续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守正创新、开拓创新；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更有实效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选拔模式，激发主观能动性，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机制。

三是要深刻认识未来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我国及时将前期具有很强外部依赖性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调整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生战略，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建立系统思维，发扬斗争精神，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四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必须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从制度、组织和机制上做好总体安排，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补链、强链、延链”的过程中，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类施策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持续巩固提升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势，进一步优化全产业链发展布局，更好挖掘产业结构梯次转移的空间潜力，科学制定区域空间布局规划，健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鼓励、支持企业优先使用国产设备和国产零部件，推动我国全产业链和供应链协调、有序、健康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控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利用好相关政府投资基金，聚焦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推动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强国际产业合作，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形成更具创造力、更高附加值、更先进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助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五是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关系。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又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发展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战略考量。进入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构建新发展格局彼此呼应、相互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只有在发展和安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