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碰撞、融汇

世界上有几大文化圈，每一个文化圈包含数量不等的若干国家，在历史上，儒家文化圈是相对最为稳定，也最不偏执的，对其他文化圈的征服欲望从来没有。不仅如此，以丝绸、陶瓷为主的大量古代强势的“中国制造”开创了几大文化圈的往来大动脉——丝绸之路。这条道路留下了人类大量美好的记忆。但是，不同的文明交往，碰撞甚至争斗是不可避免的；面对版图辽阔和物质富庶，政治军事有强盛也有衰落时期的中国，其他文明的族群中总有一些人会产生觊觎；中国也会有骄傲蛮横无知者睥睨外来者，于是碰撞、冲突不可避免。这种格局和历史，从另一个层面增添中华文明的忧患意识和开阔视野、心胸的内在驱动力，丰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包容或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长处，并优化与其他文明交往的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所谓多难兴邦是也。无论如何，成都在这个方面依然表现卓越。仍然看四个例子。

蜀布、邛杖的故事

西汉中期，为了对付匈奴侵扰，汉武帝于建元二年（前139）派遣张骞（生卒年不详）出使西域，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故事。张骞是今陕西汉中人，而此地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属于巴蜀文化的版图，元代以前，先后属于古蜀国、蜀郡、山南西道、四川利州路等管辖。因为这次伟大而艰难曲折的出使，丝绸之路才有了出现的可能。史书记载，张骞走到大夏（古国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阿富汗）时，惊讶地发现当地的市场上出售从身毒（古代印度）转卖过去的蜀布、邛杖，他艰难归国后，向汉武帝专门奏报了此事。这是文献记载的中国的商品最早出现在异质文明的国家里，是真正意义上最早的“国际贸易”。可见当时成都生产的这些商品品质优良，深受南亚、西亚国家人民的欢迎，才会跨越千山万水，以物质形态代表中华文明率先连接其他文明。

玄奘的成都生活

玄奘（602—664）本姓陈，名祎，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他历时17年的西行求法活动，掀起了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圈在宗教、哲学层面进行碰撞、交流的高潮。史载往返17年，旅程5万里，所历“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520夹，657部。归国后受唐太宗召见，住长安弘福寺，后又住大慈恩寺。《西游记》里的主角唐僧，就是以他为原型。玄奘不仅在中国堪称佛学翘楚，在印度同样受到国王和僧俗两界广泛赞誉的佛学修养的根基来自哪里？来自成都的大慈寺。文献记载他13岁出家，18岁慕名入蜀，拜大慈寺高僧为师，潜心佛学，并于21岁在大慈寺受具足戒。可见当时的大慈寺不仅是唐朝最盛大的佛教艺术殿堂，其佛教和佛学造诣，也在中国属于巅峰所在，支撑了玄奘堪称伟大的西行求法。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

丝绸，原产中国，长期作为最受追捧的服饰材料行走在古代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顶层，生产、销售、消费者均能感受其福祉，许多熟悉世界史的人都知道，恺撒大帝（前102—前44，Gaius Julius Caesar/Jules César）当年穿着中国丝绸服装出席聚会时惊艳全场的故事。正是因为如此，人类第一条连接几大主要文化圈的友善大动脉叫丝绸之路。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力量之源，也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原因有三：成都地区是古代中国丝绸文明的发祥地和生产制作中心之一，陈列在今日成都博物馆的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技术领先世界的织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蜀人自古并不甘心受制于艰难的对外交通，而是千方百计要走出去与世界交往，看看前面介绍的蜀布、邛杖和嘉陵江两岸悬崖绝壁上的古代栈道，通向少数民族崇山峻岭的茶马古道以及“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就知道成都人的骨子里渴望与外部世界交流；以蜀绣蜀锦为代表的丝绸作品从来都是古代丝绸制品的一流存在。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地织锦，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

护臂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以当时的物质技术手段，不仅精美绝伦，而且在谶纬盛行的汉代，设计师和工匠们不仅记录了当时中国的天文工作者观察到的罕见天象“五星聚会”（即金、木、水、火、土出现在同一星区，大概在一条直线上，又称五星连珠），而且用一句祝福表达了他们的家国情怀。

同一墓葬出土的蜀锦还有“讨南羌”织锦、“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枕，说明当时蜀锦有众多品种穿行于丝绸之路上。

启尔德和启希贤

这是两位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兼医生，他们是夫妻，在成都度过了很长的岁月，并开创了近现代四川和中国西部顶尖的西医医学事业，是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碰撞交流中的一道和谐、温暖风景。

启尔德（1867—1920）出生在安大略省的弗兰克维尔（Frankville），自幼加入卫理公会。卫理公会以传扬福音为其教理核心。14岁时，父母双亡，他开始学着独立生活。做过电报员。靠着做内科医生的兄长的资助和自己的收入，启尔德前往女王大学学习艺术和医学，21岁获得了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他本来可以留校任教，但受教会和内心志向的召唤，1892年5月21日，历时半年多的海上和溯长江而上的航程，到达成都。

启尔德看到，晚清成都人的生活状况不佳。以他一个西医的眼光审视，疾病猖獗，部分民众鸦片成瘾，环境肮脏，妇女和女童处境艰难，一些民众对洋人很仇视。当然启尔德也看到很多人渴望学习新事物，得到帮助。抵达成都两个月后，启尔德的新婚妻子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就因霍乱不治身亡，启尔德为此痛心不已。次年，启尔德赴上海迎接第二批来成都的传教士，与医学博士瑞塔·吉尔福德（Retta Gifford）在船舶于长江中触礁遇险的患难中相识、相爱，随后订婚，并在当年5月举办了婚礼。瑞塔·吉尔福德的中文名字叫启希贤。启希贤主攻妇科、儿科，并创办了仁济妇孺医院。启希贤跟启尔德一样，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常在成都街头行走，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在川期间，启希贤还组建了“四川天足会”，反对妇女裹小脚。她在四川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33年退休，这时离启尔德逝世已有13年了。

1895年，因社会动荡，文化隔阂，谣言煽动，成都爆发教案，杀洋人，摧毁洋教设施，他们的医院也未能幸免。夫妇俩家中闯入暴民，靠躲在窗帘后躲过一劫。教案平息后，他们从逃难的上海回到成都，在原址上重建了医院，造福患者。1900年，启尔德又被安排做牧师，这使他更加忙碌。此间英美加联合教会决定创办华西协和大学，启尔德成为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担任了大学评议会的第一任主席。1911年成都发生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启尔德在四川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供了数月的战地救援。当时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负伤的士兵经常没有得到及时救援，只能经受伤痛折磨。启尔德对此深感震惊。随军数月，他常常穿着草鞋在战地奔走，分发食物，以至于在军中无人不知。启尔德还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开放医院，为普通士兵诊治。以至于当时的中国人认为他肯定是一个圣人，因为他们此前从未见过如此仁爱之人。”成都成了当时中国教育和医疗的中心。1914年，成都又兴建了两所大型医院。一所是男院，一所是妇幼院。启尔德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确保所有计划的实行都是按照医生和病人的需求，并执行最高的质量标准。新任的医务人员必须完全合格，身体健康，保证足够的睡眠。此外，他们还要学习两年的中文，因为要找到一个中英翻译，在当时的四川非常困难，就好像要在长江里寻找一座冰山那样。夫妇俩作为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首批教师，培养了九名中国医生，其中四人顺利毕业。他一共在华西协和大学服务19年，致力于医疗、教育、传福音，并与其他一些传教士保持紧密联系。1920年，启尔德回国休假，意外染肺炎而亡。

启尔德的儿孙只要在成都生活过，几乎都对中国和成都有深厚的感情，致力于继续在中国和加拿大双方的教育、学术方面的牵线搭桥。他们爱成都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说成都话，尤其钟情这里的美食。启尔德去世后，儿子启真道（Leslie Kilborn）接替了他的职务，并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952年。启真道的女儿玛丽则一直留在了成都，她是一名护士；儿子罗伯特博士于2015年8月创建并赞助了华西启尔德外科论坛，论坛主要致力于西安大略大学和四川大学之间的医疗协作。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是一个复杂的人群。启尔德夫妇则属于怀抱真诚善意、有功德于所在地、值得永久尊敬和纪念的国际友人。他们对中国及其人民和文化甚至方言，有感情、有尊重，并努力达到当时最为稀缺的西医专业服务的最高水准，并无个人的谋利企图。而成都成为几代启尔德的钟情之地，也是因为这座城市的三大特质：成都是青藏高原雪山上能够看见的第一个大都市；成都总体上文化气质温和包容；成都有太多的美食。而启尔德生前的一段话，也许能够揭示什么样的西方人适合做中国人民的朋友——启尔德曾在一个履职报告中写道：“这里有高山、深谷，有平原、溪流。河水或急流而下，或蜿蜒缓行，无不壮美。但最吸引我视线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男女老少。他们人数众多，无处不在。神秘又平凡，灵巧又无知，勤劳又贫穷。”启尔德在《医治病人》这本书的末尾写道：“能在中国崛起之际，奉召服侍，实乃我一生之幸事。”（引文出自《启尔德小传》，作者：桑德拉·安德森（Sandra Anderson），翻译：张旭）

以上我们介绍了在历史长河中的成都，作为一个代表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重镇，事实上，成都最早的先民蜀山氏不仅在先秦时期就通过与黄帝族的联姻，以及与巴地、云贵、荆楚等地的多层面互动，建构了以古蜀五祖为代表的神人合一、从渔猎走向农耕、兴衰系于治水、风韵神秘浪漫为特质的早期文明，不仅至迟从秦汉时期起就已经作为大一统中国的一元的中心与中国的轴心文化和其他主要文化区域发生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在中华民族整体文明水准长期居于世界巅峰状态的漫长历史时期，成都就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名城，它的影响早就走出了国门。《续高僧传》载：南北朝梁陈之际，康居（中亚古国）商人释道仙，初以游贾为业，“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资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曰：值钱十万贯”。可见这位异国高僧曾经通过经营吴、蜀货品的贸易（通过江海，肯定是国际贸易）赚得腰缠十万贯。张学君、张莉红二位教授所著《成都城市史》指出：唐宋时期，成都茶叶、蜀锦、布帛、药材、蜀纸、蜀版书等长期行销北方各省。同时通过川江水路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的贸易交流更是源远流长，史不绝书。“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杜甫《客居诗》），“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唐卢纶《送何召下第后归蜀》），都是蜀中与长江中下游甚至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水上长途贸易的生动写照。在内陆贸易兴盛的同时，成都的各种商品、文化瑰宝还远播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中亚地区。唐代四川、成都的佛教影响很大，并及于海外。如大慈寺水平极高，是玄奘大师学习佛学和受具足戒的所在。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避难来到成都，因见大慈寺僧从事慈善并为国家祈福，他很感动，下旨大规模扩建大慈寺，并请了来自新罗（唐朝时朝鲜半岛的国家之一）的无相禅师主持此事。史载这位姓金的和尚于开元十六年（728）来到四川资州德纯寺，向处寂禅师学了14年的禅法，声名鹊起，此间他既奉圣旨，自然倾力投入，较好完成了任务，一共建了96院，其中之一便是专门饮茶的禅茶房。无相嗜茶如命，将茶叶看作灵芝一样的妙物，并写有《茶偈》一首：

幽谷生灵草，堪为人道媒。樵人采其叶，美味入流杯。静虑成虚识，明心照会台。不劳人气力，直耸法门开。

他将喝茶变成了在一个雅致幽静的空间、有优雅的程序和礼仪，能够满足不同旨趣的修行、待客、交友的“茶道”。《锦官城掌故》记载道：

大慈寺的禅茶堂设有茶鼓，配有接待客人的“茶头”，对寺院内部则按不同的礼仪举办各种不同的茶会。平时方丈议事请僧众吃茶，称为“普茶”；供奉佛祖、菩萨、祖师时要献“奠茶”；结夏时要按照僧人戒腊先后饮“戒腊茶”；在一年一度的“大请职”期间，大和尚要请寺内的一些和尚举行“鸣鼓讲茶礼”，这是一场严格而高雅庄重的茶道礼仪，共有十二道程序，首选要敲击茶鼓，然后“静禅心”“入禅堂”“焚香祈愿”“圣水涤凡”“佛祖拈花”“菩萨入狱”“漫天法雨”“圣僧点化”“普度众生”“禅茶一味”“即心即佛”“畅叙禅机”。

在成都诞生的茶道，后来（南宋）不仅走出了四川，而且去到了韩国、日本。生活在两宋之交的文字禅大师圆悟克勤（1063—1135，今郫县唐昌人，曾住持成都昭觉寺）对于日本禅宗、茶道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的讲述禅宗发展过程和特点的64字印可状（书法）被日本禅宗视为圣物，其收藏者之一就有按禅谱排列属于其第12代传人、王子出生、多才多艺、不拘常格的一休禅师（动画片《聪明的一休》的历史原型），圆悟克勤的《碧岩录》在中国佛教里有“禅门第一书”之称，在日本佛教界被奉为圣典。至今韩、日两个国家都承认上述历史，并以此为媒介与中国展开佛教界的友好交流。当然，茶道在国外尤其是在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日本的茶道从15世纪后期形成，融入了日本人的生活规范，其茶道的内容包括“礼仪”“修行”“艺术”“社交”四个方面。茶道伴随禅宗后来又传到包括北美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族群里。

在元明清时期，成都因为经历了宋末元初、明末清初两次原著民几乎全部消失的大灾难，处于相对的艰难恢复、重建的格局中，即便如此，它依然迎来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并得到他的高度评价；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对它也有相当高的评价（参见本书其他相关章节的论述）。近现代以来，成都伴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三线建设，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腾飞，在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版图上，正在恢复甚至超越其在秦汉、唐宋时期的文化名城地位。

关于这个话题，本书还有多处论述和介绍，此处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