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说清楚便说清楚

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语言充满这类陷阱，容易造成误导；他甚至认为所有哲学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不过是我们误用语言所致，所以只要澄清语言的意义或用法就可以消解这些问题。举个例子，由于我只能感到自己的痛，不能感到其他人的痛，那究竟其他人有没有痛呢？我根本不知道，甚至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心灵，这样就产生了哲学上“我外心灵”的问题。表面上，“我不能感到其他人的痛”是一个事实判断，但实质上是分析判断，试想象如果你牙痛时我也会牙痛的话，就好像你的痛会传递给我一样，但这仍然叫作我的痛，而不是你的痛。换言之，“我不能感到其他人的痛”这句话，根据有关字词的意义和用法，就可判定为真，毫无经验内容，所以不可以充作支持“唯我论”的经验证据。

当然，今天已没有人像维特根斯坦那般极端，要完全取消哲学，但讲清楚、说明白必须是哲学的本务，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能够说清楚就要说清楚，否则的话，必须保持沉默。”厘清概念是解答哲学问题的起点。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清理一下那些意义不明、用语暧昧的哲学言论，也难怪有人说20世纪初哲学经历了一个大转向，那就是语言的转向。

哲学发展与语言转向

哲学发展可简单分为三个时期，古代哲学着眼于客观世界，现代哲学反省认知主体，而当代哲学则进一步探讨我们认知和思考的工具———语言。

不单语言没有本质，就连语言所指代的事物也不一定有本质，维特根斯坦以“游戏”为例子，指出所有叫作“游戏”的东西都没有共同的地方，比如说“胜负”，有些游戏是没有胜负可言的；游戏一定要“两人或两人以上参与”吗？也不见得只有一个人玩的就不是游戏。但为什么我们又会将这些事物称为“游戏”呢？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这个概念来解释，不同的游戏之间只存在着相似性，就好像一个家庭的四兄弟，他们的长相十分相似，有些兄弟的眼睛很相像，有些是鼻子，有些则是脸型，但细心一看，竟然没有一处是四人都相似的。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我们只是习惯了这样使用“游戏”这个字词。如果以为像“游戏”“知识”“艺术”这些字词所指的事物一定存在本质，而不断去追寻本质定义的话，那就是徒劳无功，白费心机。

言说行动

受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开创了“言说行动”理论（Theory of Speech Acts），我们可以用语言来做出行动，言说本身就构成行动，他区分了三种言说行动。

要了解一句话的意思，除了语法之外，语境也十分重要，例如我太太对我说“拿它给我”，表面上看，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完整，因为没有说明“它”是什么，但当时的语境是她正用手指着一只水杯，这样意思就很清楚了。又例如，有一次上街太太发现忘了拿电话，于是对我说：“给我回家看看有没有？”如果我只是回家看看有没有，然后回答她“有或没有”的话，那我就没有完成任务，或没有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因为根据当时的语境，这句话的隐藏意思就是“如果她的电话在家的话，就要帮她拿来”。即使是分析判断，在某些特定的语境里，仍可以有信息内容，例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句宣传语为“人不是神”，这句话其实有警惕作用，就是不要把领导人当作神，要重视理性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