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亦洗心者 忘机从尔游

——两度考察绪论

“吾亦洗心者，忘机从尔游”（《古风》其四十二）[1]，太白这两句诗说的是，拟与白鸥为伍，以尽江海之兴。正因为有此逸兴，所以从一心修道，四处漫游，广事干谒，到翰林放还，寻仙访道，寄情山水，江河淮济间的名山胜迹，无不留下他的足迹，正如其诗所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寻仙的李白早已仙去，我之考察太白游踪，亦堪称“寻仙不辞远，忘机从尔游”也。

李白（701—762），字太白，是我国有唐一代的伟大诗人。他生活在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诗人出生于条支碎叶（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幼年随父移居广汉，侨为郡人；青少年时代，以家世之累，无缘科场，于是选择了由隐入仕的道路，隐居山林，积蓄道义，因而有机会游览山水。天宝初，由持盈法师（玉真公主）及贺知章等道流荐举，果然走上“终南捷径”，奉诏入京，供奉翰林，撰写诗文，一时声名大振。然而由道入仕者，在当时大都没有实权，而太白又不甘心当只写点点缀升平之诗文的御用文人，总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样的宏伟抱负，而仕途上却一无所成，自然感到失望。加上玉真公主在外修道，贺知章告老还乡，失去支撑，谗言随至，“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所以不久即被“赐金放还”，感叹“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浮云蔽紫闼，白日难辉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来共叹息，流泪空沾裳”（《古风》其三十七）。离开长安后，便浪迹天涯，正如范传正所说：“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境，终年不移。长江远山，一泉一石，无往而不自得也。”（《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即杜甫《赠李白》诗之所谓“脱身事幽讨”。又经历安史之乱，从永王李璘起兵，想为平叛立功，“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南奔书怀》），却因失败而下寻阳狱，被判长流夜郎。一生流离坎坷，漂泊各地。曾西上峨眉，东游天台，南达零陵，北抵幽燕，足迹遍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淮济流域。秀丽的祖国河山，陶冶了诗人的情性；丰富的社会体验，增添了诗人的灵感。从而使他创作出许多反映时代风貌，表现社会生活，描绘自然景色的壮丽诗篇，成为一名杰出的时代歌手。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在当时，抑或是在后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白生前，“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风尘”（陆游《读李杜诗》），因此为人们所敬佩和同情。天宝年间，便有崇拜者青年诗人魏万跟踪追寻，以期谋面求教。魏万家居王屋山，自称王屋山人。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并序》说，魏万曾到嵩山访李白未遇，又东浮汴水，沿吴入越，到杭州、会稽，然后再溯剡溪入天台，访国清寺，登华顶峰，看赤城霞，复辗转至温州，访孤屿，经恶溪，出双溪，到金华，泛舟新安江，谒严光钓台，又折回苏州，上姑苏台，再回舟扬子津，至广陵。行程三千里，终于在广陵同李白相会。然后两人同舟入秦淮，偕游金陵。从狂热的崇拜到执着的追随，到结下深厚的友情，“一长复一少，相看如弟兄”（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这在文学史上，堪称为一段佳话。魏万后来改名魏颢，李白曾将自己所作诗文交他编成集子。上元末，《李翰林集》编成，他们的赠答诗编在卷首。这段“追踪”的佳话很引人注目，一直流传至今。我也是李白的崇拜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研究生班学习时，曾在刘大杰先生指导下研究过李白。对于魏万追踪太白一事极感兴趣，因而想到如果能沿着太白的游踪进行一番考察，定能更好地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也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诗歌创作。但太白的游踪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想要追踪考察，殊非易事，只能在书本中神游而已。

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出版技术的改良，人们对于图书的阅读兴趣也发生了变化，图文并茂的书籍，受到普遍的欢迎，图片也由绘画添加了摄影，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日合作推出“中国彩色文库”系列丛书，其中包括李白和杜甫的彩色画传。1980年冬，人民美术出版社约我编撰中日合作出版的李白画传（图0.1）。所谓“画传”的画，即是太白游踪和太白诗歌所咏景物的实景图片。为了拍摄这些图片，必须进行实地考察。虽然曾有魏万江东追踪太白的胜事，但全面考察太白游踪，却是前无古人。我正当年富力强，能耐得跋涉之劳，因此欣然接受。1981年初，我着手进行准备工作，拟定考察提纲。同年4月，人美社组成考察摄影小组，准备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地进行考察摄影活动。我被借调到人美社专职从事这项工作，从1981年5月3日河北邯郸的试验性考察开始，至1982年12月27日北京金台夕照的摄影活动结束，先后离京外出考察摄影多次，在外实际考察时间将近一年，考察地点涉及十四个省份和直辖市，走遍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搜集并拍摄了大量可资参考的材料和图片。考察太白游踪，上峨眉，登泰山，陟九嶷，临燕山，过黄河，跨长江，历览名山大川，沿着太白踪迹四处奔波，历尽艰险，在四川广元考察明月峡栈道遗迹，从江滩绝岸往上爬时，险些失手跌落江底石上摔死；在湖南祁阳前往浯溪时过湘江，恰遇洪水泛滥，险些从船舷掉入波涛中溺死；考察江西庐山屏风叠时，在挂灯台绝顶忽遇大雷雨，又险些被雷电击死。由于各地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才得以化险为夷，克服困难，完成考察任务，获得可观的成果。通过考察，饱览了各地山川风貌，体验了各地风土民情，这对了解李白的性格和诗作，都很有帮助。譬如《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诗“黄河如丝天际来”，原以为是极大的夸张，其实，登上西岳北高峰北望，黄河真的像一条丝线从天际飘下来，太白写的是眼前实景。太白的诗，固然很浪漫，但都是出于对自然环境的仔细观察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切体验，所以能接续风骚馀韵而开辟盛唐之风。考察拍摄活动结束后，即写定太白传略，并选出近三百幅彩色照片，编成《诗人李白》一书，分上下两册，由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国美乃美出版社合作以日文形式出版（分别于1983年底、1984年初出版）。考察摄影过程十分紧张，每到一地，安排好住宿后，即检阅地方志，向当地了解情况，或召开座谈会，落实游踪景点，由当地政府派车，派向导，进行拍摄，之后随即转移到下一拍摄点。没时间记日记，于是利用间歇时机，在车上、船上、枕上写诗，以帮助记忆，江河考察途中，匆忙之间，写了二百六十多首律诗和绝句，复旦严师朱东润先生来信说：“此次跋旅山川，收拾风物，尽入诗囊，此是一件大事。古人所谓行万里路者于此见之，令人健羡不置。”奖掖有加，令人汗颜。江西人民出版社陈俊山同学鼓动出版诗集，因从中选出一百六十多首，出版了揽胜诗草《江河行》一书。人美社提议出版太白游踪图片集，文字限十万字，于是有《太白游踪探胜》一书。考察文字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描述并罗列有关情况和资料，只是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简要地介绍了考察情况，以及考察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并谈了自己的初浅体会和看法，书中还选录了二百馀幅彩色和黑白图片，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太白游踪今日的风貌。严师王运熙先生为拙著作《序》，称：“这种图文并茂的著作，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无疑是一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成果）。此书不但是李白研究史上的一个创举，为今后李白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而且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园地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因此，本书的产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王先生在这里过分夸奖，自是对学生的鼓励。由于字数的限制，考察过程未能细说，所以仍拟撰写《李白游踪考察记》，并且请启功先生书写了书名题签，由于“探胜”一书出版推迟之故，因而没及时动手撰写。后来发现有些考察过的地方，变化极大，如果记下当年的概貌，恐怕连当地人也不知所云，于是搁下。2009年，在西安经商的老乡小蔡，邀请我和宋红女史到西安游览，到了西安，我说游览不重要，想看一看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地方，于是从西安到延安，再度考察一过，改革开放后，二三十年的建设，变化太大了。心想，如果要写李白游踪考察记，非得再跑一遍不行，于是与宋女史商议，对李杜游踪进行二度考察，我写李白游踪考察记，宋写杜甫游踪考察记，共同考察全程，分别完成两部著作，对历史，也是对时代作个交代。

0.1 日文版《诗人李白》

首次考察，基本上靠各地党政文化宣传部门的支持和协助，安排住宿，借阅方志，开会座谈，指派向导。在闭关锁国开放之初，各地都希望自己的地方文化能走出区域，走出国门，所以对我们的考察摄影十分重视，也十分热心，而且对本地区的相关遗迹，也积极研讨，并为我们提供借鉴。二度考察则情况不同，商品经济使一切都变得市场化，随着文化旅游的兴起，古代文化名人的遗迹也都被纳入市场，行政管理也把文化遗迹归于旅游部门接管，而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李杜又很陌生，所以二度考察很少靠地方政府，只是偶尔靠事业机关，主要靠企业机构，或者靠商会组织，或者靠乡亲朋友，多方面得到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住宿饮食、交通向导，全仗他们的襄助，而业务探讨，则靠我们自己的积累和网络。持续将近十年的二度考察，能够跑下来，除了要感谢予以支持的单位和个人外，还要感谢新兴的网站和网民。二度考察，补充考察了淮河流域，又重新考察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实际是对初度考察的再度考察，时隔三四十年，正逢改革开放，我国进入大变革大建设时期，城市化的推进，使得许多县地级城市面貌一新，交通运输也变得通畅快捷，各地的地表和植被都发生很大变化，比此前一千年的变化还要大，所以有许多惊人的发现：由于燃煤与天然气取代烧柴火，各地草树改变了植被，缺水的陕西，前度考察，所见是一片黄土，二度考察则见处处是青绿色的草树，赏心悦目；高速公路取代了以前高低不平的土路，以前安排车辆十分困难，二度考察则是路平车多，交通十分便捷；以前的城市，比农村小镇要好一些，但类似小镇的扩大，依然带有浓厚的乡村色彩，城镇化后，城市都大力改造扩建，而且高楼林立，带有现代化的气息。城市扩展和交通建设，引发考古发掘，也提供了更多的文物资料。但是，由于建设过程中对于环境的保护不够重视，致使空气和水质严重恶化，不少景观和遗迹消失了，安徽贵池白笴陂的“太白读书处”不见了，是因为山体崩塌；四川三台长平山的唐代雕塑武士像不见了，是因为空气污染，风化了；湖北安陆太白棋石上的古怪文字磨灭了，是因为水质污染，腐蚀了。而今所能见到的是初度考察所留下来的照片。一切都在变，自然环境在变，人文意识也在变，我们只能在变化中探索文化传承的脉络。

宇宙的一切都处于运动之中，都在经历生住坏灭的一个接一个的流程，太阳系的主宰太阳也一天天走向消亡，其各大行星有的已变成白矮星，地球的板块曾经有过剧烈变动，直至今天，仍然在变动，山川湖海乃至大气层，都处于变化之中，所以考察太白游踪，无法看到太白当年生活的自然环境，太白游过的黄河、淮河、济水、长江古代所谓“四渎”以及其他大小河流，不断地发生泛滥、改道、干涸等自然变化，所以其中下游的太白游踪，大都深埋地下，真相无从观察。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也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演变。每一代人都要按照自己的观念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加以编造、附会，改变其生平、著作和思想。先秦的史料，经过汉人的加工编订，战国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成了尔后经学的指导思想。经学从汉学的“知人论世”，到宋学的“以意逆志”，再到清学的“乾嘉考据”，都是在书斋里做学问，从书本到书本；近代随着考古的发掘，从地下发现了不少文物资料，于是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即“纸上的材料”加上“地下新材料”，于是突破了书斋，从书本到文物（甲骨、吉金和竹简），对先秦历史重新作了考定，开创了新的学术风气。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水陆空交通的迅速发展，为走出书斋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学人可以利用“地面的活材料”，作为“第三重证据”，把学问从做在纸上，做到地下，再做到地面五彩缤纷的生活中，必定能获得许多新的感受。经过两度李杜游踪的实地考察，我取得了许多“地面的活材料”，既有纸上的，也有地下的，还有地面的山水人文，因而对于“历史”有了新的看法。考古发掘，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然而考古界开会，有位先生在发言中提出“历史真相是无法还原的”，我有了认同感。八十年代后期写了《李白到过皖公山吗》（1987年发表于三联书店《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原拟写一组类似的考证文章，诸如《李白上过大黄山吗》《李白登上九华山吗》《李白避地司空山吗》等等，结集出版。后来觉得文化传承之变异，所在多有，不胜考辨，也无从订正，一切都会在演变中传承，所以放弃了这个计划，也就没再多写了。有关李白的身世、事迹、游踪、朋交、诗文，历来被误传者，见诸各版序跋、各地方志、各种随笔、各代诗文，乃至各本《唐书》，自宋苏轼之后，时有学人加以辨证，然而一切照旧继续流传。关于太白身世，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所载，祖上曾“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白国朝以来，漏于属籍”，所以太白的身世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一切都成为传说。出生碎叶抑或广汉，是巴西人抑或山东人，其故乡是江油抑或安陆，也都在传说中纷争。太白的生平事迹，在流传中不断丰满，所谓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醉草番书、吴筠荐举、汾阳报恩、牛渚捉月，很多动人的事迹，恐怕李白自己也不知道，然而却或阑入于新旧《唐书》的李白传，或登载于说部传奇，或颂扬于揽胜诗作。太白的朋交如吴筠、郭子仪、许宣平、元参军等，有未曾交往者，有真交游者，有见其诗文者，有未见其诗文者，但都有传奇式的故事流传。顾颉刚先生《古史辨》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史”的理论，太白的传奇故事也是“层累造史”敷衍出来的，至今仍在叠加敷衍。太白的诗文，李阳冰《草堂集序》说“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从李阳冰编《草堂集》、魏颢编《李翰林集》，到乐史编《李翰林别集》、宋敏求编《李太白文集》，诗文由七百多篇，增加到近千篇，原编与新增，多“得之他人”，真伪混杂，考辨为难，一并流传。后之编注李集者，大都照旧存录，不便轻易删削，留待后学研究酌定。文化传承，总是在传承中演变，在演变中传承，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遗迹的传承都是如此，每一时代都以自己的观念回叙历史，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历史带有当代色彩，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自秦汉以来所提倡的“礼教风化”到而今的“古为今用”，都在不断地改造历史，事件被重新陈述，人物被重新塑造，遗迹被重新确认，所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也有不同的孔子，有不同的李白，也有不同的杜甫，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传承就是这样演变着历史。对于李白，自唐至今，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看法。太白于当世，即以诗名，与裴旻剑术、张旭草书，合称为“三绝”，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云“公之诗歌与将军剑舞洎张旭长史草书为三绝”。李阳冰《草堂集序》云：“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接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以为诗至太白，宫掖之风，扫地以尽。在三教并行的唐代，诗风大变，始于太白，乃所公认。韩愈《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以为李杜不可轩轾。元稹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自此开宋人扬杜抑李之风，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曰：“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闳肆俊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至宋理学渐兴，说诗多遵“以意逆志”，这里却离开“诗言志”，只论其诗法辞句。朱熹《朱子语类》亦谓其“从容于法度之中”。在扬杜抑李的氛围之中，明杨慎以极谏获罪，谪居云南，遭际不同，对李白别有会心，于《李诗选题辞》中云：“若夫公之诗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岂容喙哉！”一千多年来，李白的身世总是推而不定，李白的事迹总是不断创新，李白的诗文总是与时俱增，李白的品性总是褒贬不一，不同时代都在塑造不同的李白，作为这一时代的文化符号。时代背景不同，思想观念有别，对于李白诗歌的评论，自然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李白歌诗在传承过程中，真伪失考，评论不一，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考察，我终于明白，谁也无法定于一尊；经过李杜游踪的实地考察，我也终于明白，历史确实是无法复原的，李杜行踪的真迹是找不到的，所能看到的是李杜身后的纪念性遗迹，标志他们的诗歌在全国各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就是说对于李杜游踪的考察，实际成了对李杜文化影响的考察。

我们的两度考察活动，得到各地各行各业许多热心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尊姓大名，但凡记住的，一并在书中记录下来，这是对人文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社会风尚的实录，有的只记其姓而失其名，有的姓名全失，匆忙之中，未能记全，非常抱歉，请多海涵。初度考察，涉及人员均称“同志”，二度考察，涉及人员，则称“女史”“先生”，以便于区分，也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风尚。我们的考察，基本上把李白游踪和杜甫游踪结合在一起考察，以节省人力和经费。首度考察，杜甫的游踪，除甘肃省外，我也参与考察。在撰写考察文字时，凡纯属杜甫游踪的考察，一概从略，而与李白有关的杜甫游踪，则稍加介绍，并选图片。前后考察都即时即兴写下不少诗篇，这些诗也都表达了个人的观感和识见，是另一形式的考察记，限于篇幅，省略不录。考察摄影活动，前所未有，无可借鉴，撰写考察文字和选编有关图片，也很缺乏经验。因此，一切都带有试验性。我抱着极大的兴趣去进行考察，也抱着极大的兴趣编写“考察记”，希望读者也能抱着同样的兴趣，随着我们的考察经历，披图神游，看一看太白游踪在传承中的风貌。

太白一生履历行踪，以其随时漫游，四处漂泊，所游之地，或不止一次，而时间难以核实推定，所以无从按照其经历行迹来编写，只好依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首次考察的路线，并参照二度考察的行程，稍做调整，以游历空间作为本书的编写顺序，按今之省市分别编排；两次考察，隔着三十年的时间跨度，地名或有变更，地域的归属分合亦有变化，近几年更多有县改市的情况，文中均从旧称，以所到之时的实际职方名称出之，特此说明。两次考察的图片以新拍照片为主，酌情选录旧照片，尤其是失传遗迹的旧照片。长期在书斋里做学问，只知道从书本到书本，当我走出书斋，到书本里所写书斋外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社会中去，得到的是一种生鲜的感受，也对古代人文历史有了新的看法，一切都在演变，再不用去追求什么“真相”，有关遗迹“真假”的考证，自是不必写了。不管怎么演变，李白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将会长远流传于中华大地，乃至影响于世界各国，诚如杜甫《梦李白》诗之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也。

[1] 李白诗文均用仿体，以便醒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