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
1892年，郭沫若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的一个商人兼中等地主家庭，学名郭开贞。乐山是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的交汇处。大渡河古称沫水，青衣江古称若水。后来郭沫若发表第一首新诗时，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用了“沫若”的笔名。
郭沫若少年时代接受了严格的教育，他很早就会写格律工整的律诗绝句，在今文经学上有一定的造诣。他也喜欢梁启超的文章和林纾的翻译小说。在成都上中学时，他经历了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对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他先后就读于冈山六高和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会了英语、日语、德语三种外语。他阅读了泰戈尔、歌德等人的作品，深受他们的影响，开始写作新诗。1921年，郭沫若将他的新诗结集为《女神》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郭沫若还同成仿吾、郁达夫等留日学生一起，办起了文学社团创造社，编辑出版《创造》《创造周报》等刊物，提倡自由抒发情感，在文坛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4年，郭沫若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并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著作，在思想上逐步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6年，郭沫若南下广东，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四·一二”事变前夕，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受到通缉。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在撤退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
在日本流亡期间，郭沫若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郭沫若后来在史学上继续耕耘，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郭沫若开始系统研究甲骨文、金文，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古代铭刻汇考》《殷契粹编》等十余部著作，成就卓著，被公认为甲骨文研究的四大权威之一。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他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领导抗战宣传、民众动员和学术研究工作。在重庆期间，郭沫若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这些剧作演出后引起了陪都的轰动；郭沫若还完成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两部学术著作，在先秦思想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就。抗战胜利后，郭沫若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成为文化界追求进步的一面旗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多个重要职务，为科学文化教育工作和民间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外，郭沫若还写作了《蔡文姬》《武则天》等戏剧作品，完成了《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等学术专著，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著作。
郭沫若一生创作了《卓文君》（1923年）、《王昭君》（1923年）、《棠棣之花》（1941年）、《屈原》（1942年）、《虎符》（1942年）、《高渐离》（1942年）、《孔雀胆》（1942年）、《南冠草》（1943年）、《蔡文姬》（1959年）、《武则天》（1962年）等十多个历史剧。这些剧作强烈地奏响了时代的高音，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历史剧创作的高峰。在郭沫若的戏剧作品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和《蔡文姬》。
郭沫若对屈原一直十分崇敬，早在1920年，他就以屈原为主人翁创作了诗剧《湘累》，在流亡日本期间，他给中学生写了《屈原》这本小册子，还用白话诗翻译了《离骚》等作品。抗战时期，屈原被文化界推崇为民族诗人。在长期积累和抗战文化氛围的推动下，1942年1月2日至11日，郭沫若用十天时间完成了五幕剧《屈原》。
《屈原》以秦并六国前夕为时代背景。楚国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是最有可能跟秦国抗衡的国家。屈原和张仪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张仪诱骗楚王跟齐国断绝交往，跟秦国结成联盟。屈原在政治上一直主张联齐抗秦。楚国一些大臣，如靳尚等人，收受了张仪的好处，跟屈原也处于对立状态。楚王宠爱的南后郑袖为了阻止张仪为楚王去魏国选美女，帮助张仪陷害屈原。她请屈原来看她组织人员排演《九歌》，中途假装头晕倒在了屈原怀里，故意让楚王撞见。南后大叫屈原非礼。楚王大怒，疏远屈原，满足张仪的要求。屈原被关在牢里。《九歌》中钓者的扮演者向人们讲出了真相，人们同情屈原，卫士决定引导屈原去汉北。在剧中，郭沫若还写了宋玉和婵娟这两位屈原的学生。宋玉趋炎附势，婵娟为了屈原饮下毒酒，替屈原而死。屈原把本来写给宋玉的《橘颂》用来祭祀婵娟。
剧本将如此错综复杂而重大的事件浓缩在屈原四十岁左右的某一天来写，情节集中，矛盾突出，符合西方戏剧的三一律。《屈原》的情节在奸臣迫害忠良的传统戏曲模式中展开；同时，战国之争也符合部分文化人对抗战的想象；加上《屈原》中回旋着楚辞的诗句，尤其是《橘颂》，在开始和结束两次出现，成为一种基调。这些都使《屈原》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屈原》的创作和演出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全力支持。创作期间，周恩来到郭沫若家与他探讨写作上的问题。同时，周恩来指示阳翰笙“帮助配置强有力的演出阵容，保证剧本的演出效果”。[1]经过充分的准备，1942年4月3日，《屈原》开始在重庆国泰大剧院上演。音乐家刘雪庵为《屈原》谱写了插曲，导演陈鲤庭用了一个庞大的管弦乐队伴奏。周恩来非常欣赏剧中的《雷电颂》：“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他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2]
1957年11月，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3]1958年11月，周恩来对郭沫若说：“不妨写一个剧本替曹操翻案。”[4]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曹操的关注，引起了郭沫若的高度重视。1958年12月，他开始酝酿话剧《蔡文姬》的创作。
1959年2月3日到9日，郭沫若花了七天工夫，在广州完成了《蔡文姬》剧本初稿。剧本以曹操派人从南匈奴将蔡文姬迎接回汉朝撰述《续汉书》为情节线索。第一、二幕场景设置在南匈奴，围绕蔡文姬的去留问题展开矛盾冲突。蔡文姬是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多才多艺，尤其擅长赋诗弹琴，她因为汉朝战乱被左贤王带到南匈奴，为左贤王生下了一儿一女。如今曹操派遣使臣来接她归汉，单于和右贤王都同意了。蔡文姬希望带回儿女，但左贤王执意不肯。曹操使臣董祀向蔡文姬说明了曹操和好匈奴、广罗人才、力修文治的政策，躲在屏围后面的左贤王听后，才明白董祀并不是来宣扬武力的，于是和董祀结成生死之交，并答应蔡文姬归汉。第三幕在长安郊外，蔡文姬在蔡邕墓畔悲伤过度，董祀劝她要以天下人的哀乐为哀乐。第四幕在邺下，副使周近向曹操状告董祀，说董蔡二人在归汉途中深夜相会，行为不检点，且董祀将朝廷命服及曹操所持佩剑赠给左贤王，这层关系不明不白。蔡文姬向曹操说出了实情，曹操追回杀董祀的命令，给董祀加官进爵。第五幕距离第四幕已有八年了。左贤王战死，两个孩子终于回到汉朝与蔡文姬团聚，曹操将蔡文姬许配给董祀。剧本随着情节的发展穿插进《胡笳十八拍》的诗句，充满了浓郁的诗意。
《蔡文姬》的主题是替曹操翻案。郭沫若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曹操对当时的人民是有过贡献的，对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过贡献的。”“人民是最公正的。凡是有功于人民的人，人民是会纪念他的。”[5]在这个剧本中，曹操以重金将蔡文姬从匈奴赎回来，让她继承父亲的志业，帮助撰述《续汉书》，体现了雄才大略的君主气魄。剧本对于曹操的文韬武略多从董祀等人的口中进行侧面刻画。该剧的主要人物并非曹操，而是蔡文姬。
1959年5月21日，《蔡文姬》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节目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首都剧场公演，六十七岁的郭沫若在观看演出时，一边流泪一边说：“蔡文姬就是我啊。”郭沫若在《蔡文姬》单行本的序中也曾说：“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6]郭沫若在写这个剧本时，想起了他二十多年前“别妇抛雏”的往事。为了抗战建国，他悄悄离开妻子安娜和五个孩子，乔装从日本回到国内。后来婚姻发生变故，他跟安娜和五个孩子再也不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他内心深处对他们充满了愧欠，这种愧欠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减淡。但另一方面，祖国建设事业蓬蓬勃勃，作为在科学文化战线上担当重任的郭沫若，又岂能陷入儿女情长不能自拔呢？蔡文姬听从董祀的劝告，从个人悲情中醒悟过来，这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郭沫若对个人情感的压抑和升华。
李斌
[1] 阳翰笙：《战斗在雾重庆——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斗争》，《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2] 章文晋、张颖：《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4] 郭沫若致周恩来信（1959年2月16日），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转引自蔡震《四时佳气永如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16日。
[5] 郭沫若：《〈蔡文姬〉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8卷）。
[6] 郭沫若：《〈蔡文姬〉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