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看过了书稿

这本书的诞生也是有故事的。记得那是2012年1月6日，我应邀去广西大学一位从英国来的外教伯纳德·古德曼教授家里，与一位从事出版工作的霍丽女士会面，商讨出版有关袁隆平书籍的事宜。霍丽从古德曼教授的夫人李志那里知道我与袁隆平有很密切的关系。古德曼教授是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资深会员，在广西获得过“金绣球友谊奖”，至今还在广西大学执教。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版书的打算，但是保存了很多与袁隆平一起工作时的资料、原始记录等。袁隆平在中国的名望是家喻户晓的。在别人眼里，袁隆平是神秘的“高大上”人士。我倒是没有觉得他神秘。我和霍丽交谈之后，萌生了写写袁隆平故事的想法，但还是没有出版书的奢望。不过，从那时开始，我就慢慢写写有关的小故事，比如我和袁隆平在国外的事。

我写这些故事，不是单凭记忆。我从1975年参加工作的那年起，就几十年如一日地每天撰写“大事记”。2006年以前，我都是记在本子上。2006年以后一直到如今，我都是记在电脑里。时间、地点、人物，故事梗概，百十来字，每天的事都清清楚楚。我与袁隆平在一起时经历的主要事件都记录在案。我在写袁隆平有关的书方面还有一个优势——我收集了截至目前几乎全部关于他的出版物。这些都摆在我的书架上，查阅非常方便。其中不少书是作者或者袁隆平本人签了名送给我的，很珍贵。

我于2010年退休，2012年被霍丽提醒，想到了写写袁隆平的故事。但是因为后来几次到美国照看孙子，又被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广西袁氏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聘请，坐下来写书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断断续续地慢慢写，直到2016年才基本上完成了本书的“初稿”。实际上，这还只是一个个与袁隆平有关的故事的汇集。我加了个封面，到文印社印了两本，两本“初稿”用的是不同的封面，底图其实就是我和袁隆平在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时间段的合影。

2016年4月29日，我带着这两本“初稿”到袁老师办公室给他看。他看后除了高兴就是爱不释手。过了几天，也就是5月10日，大概是中午12点，袁老师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说：“小毛，你的书写得好，真实，图文并茂。我要给邓则看。”到了下午大约6点半，袁老师又从家里打电话给我，要我再多印几本书稿，他要送给“重要”的人看，我立即答应了。我请他写序言，他也马上答应了。在选择封面照片时，袁隆平更加喜欢我和他在刘少奇故居前的合影。他说：“那时我们俩都很精干、handsome （英俊）。”

印制这样一本有210页A4纸（只能印一面）的“初稿”，也是要花一点钱的，为省钱，里面的照片只能印成黑白的。我又加印了十本，给了袁老师五本，其余的给了亲朋好友，请他们修改指正。我特意留了一本给我们下放湖南靖州时的知青聚集地——“知青小屋”。

2016年5月15日，那天是星期天，我知道袁老师有午睡的习惯，便在下午拿着加印的几本厚厚的“初稿”到了他家里。他夫人邓老师也在家。他们说：“看了几遍了，写得好！但是也有几个地方要修改一下。”他们将其中一本修改了的交给我，里面有他们修改的“笔迹”，我至今保存着这一稿。那一天，我也请袁老师在他为此书写的序言上签上了他的名字。

为了得到更多人——特别是我在书稿里写到的人，对所写内容的看法、评价或修改意见，我在“初稿”印制出来前，将电子版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发给了相关人士，陆陆续续收到了不少反馈，赞赏的居多，持不同意见的也不少，也有个别人认为现在不宜发表。修改意见有数百条，大到内容小到标点符号，我都一一作了改正。

我在“初稿”的“前言”部分，最后落款日期写的是“2017年5月8日”，那是我想在我70岁生日那天之前，这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那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版这本书呢？主要原因是我自己不满意。因为：第一，这是我的“处女作”，我的文字功底差，放一段时间后再来读，自己都觉得文笔不优美；第二，有的故事还在发展中，也许有些读者希望看到结局；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此书的主人公袁隆平，虽说当时已经80多岁高龄，但他还不肯“消停”，还在书写辉煌的人生和精彩的故事。我也希望还能发现一些新的故事——我还没有掌握的故事，让此书更加完善、完美。

于是，我就把出版的事搁下来了，一搁就是几年。渐渐地，我又收集、掌握了袁隆平在最近几年取得的一些新成就和发生的新故事。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契机，我要争取今年出版这本书，作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