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试图以恢宏风格松弓”

如果耶稣会主义是第一次放松现代紧张之弓的企图，那么，我们现在的紧张就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尼采如何理解耶稣会运动？1883年秋的一则未刊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尼采认为，耶稣会运动“自觉地坚持幻觉并强行把那种幻相合成文化的基础”。耶稣会是一个代表自由而宽容的主流天主教而残酷镇压异教徒的宗教组织，因而是一种自觉的大众柏拉图主义：它以基督教的方式实践着柏拉图式的高贵谎言；它试图通过强行吸纳基督教原则（尽管它明知道这些原则是虚幻的）而放松紧张的现代欧洲精神之弓。

耶稣会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见于《善恶的彼岸》第206条：那里实实在在地提到了耶稣会，并且援引了序言的说法。在致力于对比科学家或学者与哲人并重新界定哲人的第六章，耶稣会被描绘可能被科学或学术勾引者接受的最糟糕且最危险的形式、一种中毒的忌妒形式：它“本能地为了消灭非凡之人而工作，并且试图折断一切紧张的弓，或——非常要紧！——松弓。放松，当然就是用体谅、用关怀的手——，用值得信赖的同情去放松：［15］这就是耶稣会的真正艺术，它早已经精通如何巧妙地暗示自己就是一种同情宗教”。那种与耶稣会士形成鲜明对照的非凡之人正是耶稣会的伟大敌人：帕斯卡尔。尼采在序言中提及耶稣会时，心里想的就是帕斯卡尔：在当时为序言而准备的笔记材料中，尼采把帕斯卡尔称为“［弓的］可怕紧张的一个卓越标志”，并断言帕斯卡尔与耶稣会士冲突的结果就是：帕斯卡尔“把耶稣会士们笑死了”（《全集》II.34［163］，1885年4-6月）。^[10]尼采指出，《致外省人信札》（Provincial Letters）这部孤独天才之作有助于确定现代欧洲的命运。正当欧洲变得越来越世俗和放纵的时候，正当绝对君主及其朝廷官僚主宰下的诸王国不断扩张并逐步主导欧洲政治的时候，强大的耶稣会运动也试图将上述现代力量与天主教会结合起来，并把这些力量和各个有教养的统治阶层统统带到基督教的统治之下。为了实现这种结合，耶稣会不得不简化基督教关于世俗实践的传统戒律，并放松严格的基督教罪感良心。^[11]而帕斯卡尔揭露了耶稣会的纵容和松懈，并公开了诸如虔诚欺骗之类的耶稣会诡计（认为这些都是有所保留的可能意见），从而使整个试图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放松基督教与现代运动之间的紧张的耶稣会事业名誉扫地。尼采关于耶稣会和帕斯卡尔的未刊评论阐明了序言中的警告：不要放松我们文明的紧张；反耶稣会运动的战斗虽然已经结束，但反现代启蒙运动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尼采没有发表上述关于耶稣会和帕斯卡尔的评论；这个决定表明了《善恶的彼岸》的风格：鉴于该书的沉默艺术，读者必须根据许多零碎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推出结论。基于《善恶的彼岸》的推论，施特劳斯把帕斯卡尔称为尼采的“卓越先驱”。^[12]尼采在紧张的用途问题上如何坚持这位先驱的立场？《善恶的彼岸》中论述宗教的篇章既以帕斯卡尔开头，也以帕斯卡尔结尾：［16］开头的反思要求，思想者应该从上向下俯瞰最高的宗教经验，以便在沉思中衡量其价值；结尾的反思则要求，超越任何基督教或神意的命运观的哲人应该为了欧洲精神而采取某些创造历史的行动。作为一位孤独的天才作家，帕斯卡尔反对安抚欧洲心灵的强大趋势，因而是尼采的先驱；但尼采超越了帕斯卡尔，完全走出柏拉图主义，并将用笔反对一个更全面的敌人。

如果尼采之于民主启蒙运动正如帕斯卡尔之于耶稣会运动，那么，尼采此书的抱负就是非凡而明确的：击败强大的民众柏拉图主义——它也是通过击败柏拉图主义而取得如今的统治地位的。本书的核心章节“论道德的自然史”证明，民主启蒙就是一种民众柏拉图主义，早晚也会成功地放松现代精神的紧张之弓。序言指出，民主启蒙在一项德国发明中找到了主要武器：印刷术或现代传媒；这项发明在娱乐和诱拐民众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信仰，使民众相信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自由的、见识多广的人群。这位民主启蒙的反对者也在一项德国发明中找到了主要武器：火药——当然是带引号的火药，因为这是一场“没有火药和硝烟的战争”（《瞧》“人性”）。本书的中心章节表明，只有一类能够实现“对一切价值的重估”的“新哲人”才能取得反民主启蒙之战的胜利（条203）。这是一场以言辞为炸药的战争（就像启蒙这个词本身就是炸药一样）：“新的启蒙”是尼采准备使用的标题；他其实也已经在许多笔记中使用过这个标题，其中有些材料最终也出现在“善恶的彼岸”这个标题下（如《全集》II. 26［293, 298］; 27［79］; 29［40］）。尼采的使命本身也是一场启蒙，即推进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启蒙：柏拉图曾经用民众偏见巧妙地化解了那场启蒙。尼采的启蒙是反柏拉图式的；它拒绝把“致命的”真理隐藏在“高贵的”谎言背后，而是要把启蒙的影响带入公共领域。^[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