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情绪调节：依恋、心智化和自我

人类并非生来就有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婴儿通过大脑的自然成熟过程，在主要照料者的帮助下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事实上，依恋系统的功能是促进婴儿对其照料者的依赖，进而情绪共同调节可以促进情绪自我调节。情绪调节的能力表现为一种生物学功能，受到婴儿自身气质以及照料者与婴儿之间依恋关系的影响。安全依恋催生一种健康而灵活的情绪调节方式，不安全依恋催生不理想的情绪调节方式（回避/疏离型不安全依恋会导致情绪的过度调节，焦虑/痴迷型不安全依恋会导致情绪调节不足），而混乱型依恋会催生一种不可预测的、效果最差的情绪调节方式。因此，情绪调节的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的效能感和能动性，这对精神障碍（尤其是抑郁症）有间接的影响（MacLeod & Bucks，2011；Williams et al.，2007）。

卡尔金斯和希尔（Calkins and Hill，2007）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即情绪调节是“童年早期的关键成就”（p. 231）。他们强调，婴儿在1～2岁时经历从被动到主动的演变，在这一阶段，婴儿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唤醒水平。卡尔金斯和希尔认为，能够利用社会规则并表达社会干预需求的安全型婴儿正走在有效调节情绪的路上，而回避型婴儿依赖自我安慰和独自探索，从长远来看，这被证明是无效的策略。他们还指出，依恋类型可以预测婴儿在特定的依恋激活之外的情境中如何调节负面情绪。所以，从依恋关系中产生的情绪调节具有更普适的含义，并不局限于依恋关系本身。

根据卡尔金斯和希尔（2007）的研究，依恋过程可以在如下方面影响情绪调节：（1）影响生理过程的发展和运转；（2）预测在关系二元体（the relationship dyad）中的具体情绪反应，这可以从照料者和婴儿的交互中观察到；（3）促进在依恋关系之外的特定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和使用，这需要对情绪进行更独立的调节（p. 243）。卡尔金斯和希尔强调，情绪调节最好依据更大的自我调节概念来解释，但他们没有关注依恋、情绪调节和自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情绪调节是如何促进自我意识发展的，我们求助于盖尔盖伊（Gergely）的生物社会反馈理论（Fonagy et al.，2002；Gergely，2007；Gergely & Unoka，2008；Gergely & Watson，1996）。盖尔盖伊描述了与情绪调节有关的自我出现的复杂过程。他断言，婴儿的自我意识通过“情感镜映”（affective mirroring），从“看不见”转变为“看得见”。他认为，情感镜映来自婴儿学习中的偶联（contingency）和“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的习得，9～12个月大的婴儿可以将他人理解为目标导向的，并且可以预测他人在新情况下为达成目标可能采取的行动，这是6个月大的婴儿无法做到的。

盖尔盖伊（2007）认为，情绪是人类最早的精神状态，它由面部表情和相应的生理状态之间的双向联结（bidirectional connection）构成，这种双向联结从出生起就是活跃的。虽然先天的生物社会准备性很快开始显现，但是婴儿在刚出生时对指向基本情绪的内部状态线索还不敏感。盖尔盖伊说，婴儿在快到一岁时，达到了更高的情绪觉知和控制水平，同时对他人的情绪状态也有了更好的理解和推理。只有当婴儿发展出次级控制结构以对基本情绪的意义进行编码时，情绪调节才会发生。通过一个加强内部控制的反馈过程，镜映在因果意义上催生了这些次级表征（secondary representation）。通过偶联探测和最大化机制，婴儿体验到因果效能和积极情感。

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展开。镜映不同于抚慰之类的活动，在这类活动中，婴儿的状态发生了变化，但并不一定会促进感知到的能动性。在情感镜映中，照料者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将婴儿的状态反馈给婴儿。这种“显著”的特点明确表示这种情感归属于婴儿，而不归属于照料者。在这里，照料者对情感的表达是对婴儿状态不完美的夸大。正如盖尔盖伊（2007）所提出的，婴儿将这种情感从照料者那里“分离”（decouple），然后将其“锚定”（anchor）给自己。在最近的研究中，盖尔盖伊和同事（Gergely & Unoka，2008）补充说，婴儿习得了“教学立场”（pedagogical stance），这使他们能够接受父母传递的信息。教学立场意味着婴儿发展出一种超越安全动机的质疑模式，这种动机定义了依恋关系；父母传递的信息为婴儿发展自我意识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帮助婴儿习得信任以继续学习，并习得用一种在文化中合适的方式调节自己的情绪。

情感镜映帮助婴儿获得至关重要的发展性功能，这些功能包括状态调控、与初级情感状态相连的次级表征（增强对情感和自我的认知能力），以及以对现实后果的分离、锚定和悬置为特征的通用沟通编码。最后一种功能与教学立场的展开有关，也是参与想象游戏的能力涌现的基础。通过情感镜映，自我意识不断发展，婴儿开始关注和利用主观经验。

与教学立场相关，盖尔盖伊和同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婴儿发展“认识层面的信任”（epistemic trust）是有价值的（Gergely，2013；Gergely，Egyed，& Király，2007；也见Koenig & Harris，2005）。认识层面的信任是指婴儿依赖照料者来学习和成为适应文化的个体。认识层面的信任通过明确显示的线索而产生，比如眼神交流、轮流说话和一种特殊的语调。在没有认识层面的信任的情况下，婴儿被迫过早地依赖自己，并且正如我在本书后面部分讨论的，缺乏认识层面的信任可能导致精神障碍和心理治疗中的不良反应。认识层面的警觉（epistemic vigilance）在3～5岁时显现出来，其重要之处在于帮助年幼的孩子意识到，并非每个人都值得信任，因此他们需要能够评估他们所接受信息的可靠性。认识层面的信任和认识层面的警觉都有助于增强调整情绪的能力：认识层面的信任保证共同调节，认识层面的警觉则促进自我调节。

神经生物学的解释与盖尔盖伊的解释相吻合，特别是关于自我意识出现的细节部分。在霍弗（Hofer，1990）研究的基础上，肖尔（Schore，1994，2003）的研究支持了依恋生物学的概念，即照料者的外部调节决定了婴儿大脑的神经化学系统（neurochemistry），从而决定了婴儿的调节。肖尔（1994）认为，婴儿与照料者的互动“直接引发心理内分泌的（psychoendocrinological）变化，从而影响基因作用系统的生物化学激活，这一系统控制着负责自我调节的皮质边缘结构（corticolimbic structure）在关键成长期的生长和分化”（p. 18）。在生命的开始阶段，婴儿发展的重点在于实现生物调节，特别是调节唤醒水平，强调限制负性情感的强度。据肖尔说，婴儿快到1岁时，前额皮质成熟了，这使得母亲的角色从“辅助皮质”（auxiliary cortex）转变为社交主体，因为婴儿可以开始调节自己的情绪。

在1岁时，前额皮质开始在调整情感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前额皮质的激活与体验积极情感能力的增强同时发生，因此，情绪调节能同时调整消极和积极的情感。同样在1岁左右，婴儿发展出更强的延迟反应能力，这增加了反应的可能范围。在1～2岁，婴儿变得更加社会化，新的情感出现了。肖尔特别关注羞耻感的表现，羞耻感在14～16个月形成，羞耻感表明了自我意识的开端——一个人从客观而不仅仅是主观的立场来看待自己（这一点也见Leary，2007）。在18个月大时，出现其他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当婴儿被引入新的社会化形式时，照料者不再仅仅代表一种积极情感的声音，也代表一种教导和指导的声音。人们鼓励婴儿忍受挫折，选择延迟满足，希望他了解“好事会发生在那些愿意等待的人身上”。在这段时间里，照料者对婴儿遭遇的挫折的反应将会决定它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情绪，还是一种需要被推翻或消除的“非我”体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之后再次感到挫折时，羞耻感会伴随而来。

因此，在18个月大时，婴儿的自我意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肖尔认为一个人的表征世界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从编码对依恋对象面部表情的生理-情感反应的前符号表征（presymbolic representation）到符号表征，即儿童情感和照料者情感反应的内化，可以被运用于调整与痛苦相关的情感。他认为，自我的核心在于情感调节模式，这种模式整合了各种情绪状态下的自我意识，创造了内在体验的连续体。情绪调节是自我的基础，但自我的发展会对情绪调节的意义产生影响，使我们能够做出更微妙、更精确的反应。肖尔的研究与路易斯（Lewis，2011）的研究一致，表明自我觉察可以通过视觉上的自我识别、人称代词的使用（如“我”和“我的”），以及角色扮演游戏来实现，并且自我觉察是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出现的必要条件。

豪和卡里奇（Howe and Courage，1997）也描述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的出现，他们称之为18～24个月大时的“认知自我”（cognitive self），认为这与自传体记忆的能力同时出现。其他研究者，如尼尔森和菲伍什（Nelson and Fivush，2004），不接受豪和卡里奇关于儿童使用自传体记忆的观点，坚持认为自传体记忆出现得更晚。不过，有一种共识是，孩子们只有根据对自己和自己过去的了解，才能逐渐理解自身的情绪反应。

儿童将自己的情绪视为心理构成的一部分的能力是通过多种互动发展起来的，在这些互动中，其他人解读他们的内心状态，他们也试图解读其他人的内心状态。福纳吉（Fonagy）和同事（2002）将这个过程描述为“心智化”。这个概念有多种起源，第4章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我们可以将心智化定义为读取和解释精神状态的能力。福纳吉和同事利用依恋理论和精神分析的观点，将情绪加入主要关注认知的认知科学研究领域中。心智化是从发展中展开的，在发展过程中被他人心智化会激发自我心智化的发展。它以内在情绪体验为基础，因为它发生在依恋关系的情景下，并且它适用于人与自己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与他人的关系。

对心智化在个体发展过程中何时出现，以及它的轨迹是否与依恋和情绪调节分离等问题，研究者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没有人否认，人类有一种逐渐增强的能力来将他人的心理状态理解为心理状态，个体在3～4岁时发展出这种能力，它是发展出更为复杂的情绪调节形式所必要的。盖尔盖伊和雅各布（Gergely and Jacob，2012）指出，到3～4岁时，儿童有更强的使用和理解语言的能力以及抑制冲动的能力。施佩贝尔（Sperber）和同事（2010）提出，认识层面的警觉大约在同一时期出现，作为对认识层面的信任的补充。事实上，正如海斯和弗里斯（Heyes and Frith，2014）所指出的，与“读心”（mind reading）有关的神经系统是最后一个达到成熟的，并从青春期持续发展到成年阶段。所以，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心智化以及心智化和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有一段很长的故事，而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