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是幻相,变化是常态
如果我们回看100年前,会发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后的头30年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和其他时期相比非常独特,是中国的一个超级上升周期,在人类历史上也很罕见。
就中国企业总体而言,过去增长的底层动力是改革开放、加入WTO所带来的几股力量的汇聚。一是发达国家的中高收入消费人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同时吸引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到中国来获得更高回报。二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的差距,可以让中国企业使用被证明过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来提高生产水平,从而大幅降低犯错成本。三是中国高意愿、低成本的劳动力人群,为中国制造提供了低成本竞争优势。
这段时期,我们习惯了持续上升的市场,也习惯了投资理财的刚性兑付,企业不需要对不确定性环境做太多的思考和准备,重要的是抓住一个个不断呈现出来的机会。然而,推动我们过去发展的这几股力量现在已经开始减弱,站在今天看未来,我们面对的环境不只是不确定,而且还会更加多变、复杂和模糊,即乌卡(VUCA)—多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
中国与美国乃至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同时面临共同的危机和挑战,比如流行病、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加大。技术的发展似乎快速趋向一个奇点,让人、社会与技术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过去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让代际差异更加复杂。而中国企业在快速发展中摸索出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也开始被其他国家的企业借鉴。
国际环境愈发复杂
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逐渐演变成贸易战,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为技术战,未来格局难以预判。全球秩序正在重构之中,政治、经济、商业、教育等各方面的体系都在发生改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一个观点:与国际地缘政治相对应,由于技术生态在发达经济体中的重要性,现在需要考虑“国际技术政治”。比如美国对华为及其他一些企业的技术禁运,涉及芯片、高端光刻机等。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多变,企业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企业很难置身事外。华为在西方市场面临的各种挑战,也许只是一个开始。在过去,全球冲突也为企业未来命运的演化提供了一些借鉴,以默克公司为例。美国默克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制药企业,而这家公司的起源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把德国一家制药企业默克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进行了国有化。从此世界上便有了两家独立的默克公司,一家是德国的默克集团(Merck Group),另一家是美国的默克公司(Merck & Co.),后者在美国和加拿大之外需要以MSD的名字出现。
自然环境愈发复杂多变
国家之间不只有竞争,还必须合作才能应对全人类面临的一些共同挑战。多年前学术界就开始担心,随着世界人口越来越多、药品使用越来越广泛,未来会出现人类难以控制的超级病毒,比尔·盖茨曾在公开场合提过类似观点,在西方电影中也有类似主题的影片。
气候变化对世界的影响正在进一步加剧。我在2008年就曾研究过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和投资机会,那时这还只是一个小众话题。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天气,比如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的高温和干旱,更多的森林火灾,更多的飓风和台风引起的洪涝,等等。最初只是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现在有的国家已经发布了全球气候变暖可能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对城市影响的等水位线图,那些有可能被淹的海景房的市场价格下降,就体现了人们对这种风险的定价。另外,人类对气候变化的理解也加速了诸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电动汽车等新能源和相关行业的发展,而水泥、化工等传统制造行业也必须进一步探索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和管理方式。针对中国政府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些金融机构和学者估算未来30年中国需要新增100万亿~500万亿元的绿色低碳投资,比如能源零碳化、交通运输零碳化、建筑和工业低碳或零碳化。
技术奇点预期临近
技术在过去20年里改变了我们很多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比如互联网、移动电话、移动互联。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场景线上化的进程加快,目前这种趋势并没有减缓的迹象。虽然互联网的早期理想是让信息唾手可得、信息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但是20年后人们发现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信息逐渐形成了垄断。人们在社交媒体和智能推送的影响下,更多地看到自己选择或喜欢看到的信息,形成更紧密的小圈层,但是圈层之间反而更加隔离甚至分裂,更难形成社会共识。
物联网、5G网络、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应用,会进一步把人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生物技术的发展,能让负担得起的人更长寿、更健康、更美丽,甚至实现机器和人的结合,比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研究的脑机接口,会让人进化成为不同的物种。美国未来学家、作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这些技术正在以指数级速度发展,性能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会在某个时间点达到爆发点(奇点),之后人类将产生不可逆的改变,超越生物学的限制,而这个时间点可能会在2045年出现。
《未来简史》一书的作者、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历史学教授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认为,在信息、生物技术的发展与融合趋势下,人类变得更像计算机系统一样容易被“黑客攻击”,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对不同事物的反应,可以设计出精巧的微操控方案,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主动”做某个选择,但这种“主动”实际上是被编程的结果。他认为技术演变最终会对人类的哲学能力提出挑战,需要重新思考“人类是什么”“我是谁”“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
代际偏好快速演化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由于中国过去40年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上的变化非常快,从代际认知和行为差异来看,以前20年一个代际,现在则变成了10年甚至5年一个代际。这些差异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比如,“95后”的年轻人成长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生活条件比之前好很多,没有强烈的物质匮乏感。相对工作薪酬而言,他们更看重工作环境和整体体验,希望工作能满足自己的兴趣和成就感,愿意尝试新东西,不愿意做不喜欢的事情。
根据不同年代消费者的不同偏好进行品牌更新,是企业的标准做法,但是复杂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对数字时代年轻的原住民来说,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隔与融合将创造出跟过往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2021年3月,英国拍卖行佳士得(Christie’s)拍卖的一件加密数字艺术品Everydays:The First 5000 Days,是由昵称为Beeple的艺术家耗费5000天,每天创作一幅数字艺术作品最后拼接而成的。这幅作品最终以超出想象的6935万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4.5亿元。
总体来讲,推动过去发展的动力正在减弱、转换,而未来的波动性、不确定性、模糊性、多变性都在增强,但是,这种VUCA环境带来的不仅是对原有做法的挑战,也带来了无尽的可能性,对企业的选择和应对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企业必须从抓住机会使劲干、不会出大错的模式,调整到通过创新和试错的方式找到新路径,只有从追随者变为探索者,才能找到自己的路。
[1] 库兹韦尔.奇点临近[M].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 赫拉利.未来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