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一丹奖去路演

路演的目的

2016年5月22日，一丹奖成立典礼在香港举行，200余位教育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出席了活动。当时的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松浦晃一郎（Koichiro Matsuura）博士、教育事务助理总干事唐虔博士都到场祝贺并致辞。多家国际媒体对一丹奖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但我明白，这样的活动每天在全球不断举办，一丹奖想要产生持续的影响力，让大家来踊跃参与，单靠一两场这样的活动是远远不够的。一丹奖的宗旨是透过教育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要开诚布公，从全球遴选合适的参评者，根据严格的评审规则评出获奖者。所以在成立典礼结束后，我就跟着团队开始一丹奖的全球路演，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年轻的教育领域奖项。

路演的主要目的很明确，就是找到合适的提名者。拜访的机构分三类。一是享誉全球的高校。每一所高校都是教育实践和研究的平台，很多著名高校设有专门的教育学院，是“学校的学校，老师的老师”。第二类是教育智库和知名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对教育的某个或某些领域有很深入的研究，是寻找领先案例和教育研究成果的好地方。第三类是与教育相关的社会组织，包括教育基金会和教师、学校协会。世界各地因为社会经济情况不同，教育体制机制也有较大差异，这些机构的实践经验丰富，能够深入了解一线的教育实践。

路演主题围绕着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两个线条，把一丹奖的目标、愿景和评审规则讲清楚，邀请全球教育家来做一丹奖的提名者。

参访发达国家和地区

2016年底我们做了欧洲路演，主要是访问英国和德国，向学术界及教育界领袖介绍一丹奖。

在英国，我们先后造访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萨顿信托（Sutton Trust），还参加了米尔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的2016年伦敦峰会，向近千位商界领袖、投资者、慈善家和政策制定者发表主旨演讲，讲教育、讲公益、讲一丹奖。在与英国前教育部长交流时，他向我们介绍英国如何应对教育政策制定上面临的困境，如何进行政策改革以及改革带来的益处。比如融入教育，让不同背景不同能力的学生在校一起学习，比如鼓励大批刚退休的教师这一宝贵资源再次投入教学。

在德国，我们拜会了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柏林科技大学、爱因斯坦基金会、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和其他一些基金会代表。德国的高等教育除了综合大学的学术教育之外，还有极具特色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学徒+在校”的企业与学校双培养模式，一直是这个工业制造出口大国的人才培养特色机制。

我和团队之后又去了北美，先后造访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彭博基金会等大学和组织。团队还陆续走访了亚洲地区的著名高校。学者和教育家也向我们推荐了一些小型组织，包括创业公司，还有公益性的、以探索未来教育方式为目标的工作坊。他们关注的领域很“黑科技”，比如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跟踪和管理学生在课堂的表现、作业完成的状态、学习的整体情况是否有波动等，再用孩子们感兴趣的方式引导他们学习，这些创新的做法对我们很有启发。

参访教育扶贫项目

后来我和团队路演走的国家越来越多，我们走过了一些欠发达地区，看到了这些地区如何利用教育来改变社会。我们去了柬埔寨、孟加拉，参观学习了德国开展的难民教育项目。

走访了这些地区后，一方面我们很感动，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没有教室的偏僻乡村，还是有人在坚持为没鞋穿的孩子提供教育，有书读就有希望和未来。但另一方面，如何在欠发达地区提升教育工作的效率，采取什么样的特殊方法和措施，是非常值得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公益机构合作去探索的领域。我们探讨在获得一定外部资源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资源、优化分配、提升教育工作的效果等问题。

我们看到很多很好的实践项目，令人钦佩的教育者在持续思考、帮助最需要帮助的孩子。我们也看到让人瞠目结舌的贫困问题、难民问题；在赞赏优秀成果的同时，也感叹需要改变的事物太多，有太多太多事情可以做、需要做。

在孟加拉的时候，贫富差距的悬殊就毫无掩饰地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眼前，非常有冲击力。街道这边是贫民窟，各种临时搭建的小窝棚层层叠叠，缺水少电，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街道对面就是高档的商业区，干净明亮的高楼大厦，看上去跟香港中环的高档社区一样。

17年前去南非我也受到过这样的冲击，以往在巴西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受，这个街区是干净的街道和洋房，感觉好像到了一座发达城市，转角到了另外一个街区，就是低矮的窝棚。但在南非和巴西，多多少少还是有个过渡的地带，从富人区还是要开车走一段才会到贫困街区，虽然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发生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起码没有挨得太近。眼睛看得到，但中间还是有距离的，隔开的，起码有一个过渡，那已经让我有很异样的感受了。但在孟加拉，感觉贫富就是交织在一起，打开门就是极端贫困，关上门就好像在发达国家的都市。这样的冲击让我适应了很久。

这些问题也绝不是简单投入资金和人力就可以解决的，还是要讲方法、需要多方协调和配合。我们在德国听过一个教育组织介绍他们怎么接收难民子弟，怎么在难民中间开展教育，以及长期看，这样的难民教育给难民的家庭带来怎样令人惊讶的进步和改变。其中有很多具体的案例和细节，携家带口的难民家庭，家长可能因为语言不通、知识水平不高而无法工作，只能依靠政府援助。而难民家庭的第二代通过接受系统教育，具备参与正常经济和社会生活、可以正常就业的能力，成为整个家庭的希望。

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如何有效地解决跨境难民问题这样的社会痼疾。虽然耗费的时间比较长，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但在绝望的境遇中，看到下一代的希望，是完成转变和提升的基础，这就值得了。

与获奖者一起做全球推广

我们从欧洲路演回来就开始着手一丹奖的提名和评选工作，之后顺利颁出第一届“一丹教育研究奖”和“一丹教育发展奖”。再之后我们带着首届获奖者一起“路演”与交流，召开一丹系列会议欧洲站、美洲站、亚太站。

第一届“一丹教育研究奖”的获得者斯坦福大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Carol S. Dweck）和“一丹教育发展奖”的获得者哥伦比亚新学校基金会创始人兼总监薇奇·科尔波特（Vicky Colbert）对推动教育事业不遗余力，跟着一丹奖团队到全球各地宣传教育理念，扩大一丹奖影响力。

她们都是70多岁的老人，跨过大洲大洋长途飞行，还要多次转机。旅途劳顿之外，她们还有繁重的演讲环节，有时候要连续参会，陪同她们的年轻同事都觉得好辛苦，她们却兴致勃勃，保持着非常高的专业水准。我很感动于她们的认真和富有激情，有时候也会想，这是不是在教育领域取得成就所必备的能力和品质。

卡罗尔·德韦克教授最著名的“成长型心态”（Growth Mindset）模型是她在哈佛大学做研究期间形成的，后来她转到斯坦福大学继续研究，但这一思想的种子已经在美国东海岸生根发芽。“成长型心态”原本是针对个人的发展，但现在哈佛已经将其用在了指导组织的成长和发展上，讨论在企业内部如何培养“成长型心态”文化，让这一重要模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付诸实践。通过在一个领域内取得突破，再延伸应用到其他的领域中，形成教育研究的连锁反应，能让扎实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出花朵结下果实。

这些好的教育理论，应用无处不在。理论的提出者，广受尊敬和瞩目。我们请卡罗尔·德韦克教授在香港汉基国际学校做宣讲和培训，海报贴出去后，各个学校的老师踊跃报名。开讲前，很多老师拿着德韦克教授的著作来求签名，好像摇滚巨星的“小粉丝”。而这些“小粉丝”其实很多都是在香港广受尊敬的名师，一大群人围着她，泰斗在这里，理论的源头在这里，于是这些名师又乖乖地成为学生。

还有一次遇到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也是从卡罗尔·德韦克教授的“成长型心态”得到灵感，把脑神经科学与教育的研究结合起来，看“成长型心态”如何影响脑神经的反应。多个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相互碰撞，产生新的灵感火花，是很有力量的。一丹奖中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的融会贯通，大有可为。

之后有了一丹奖第二届、第三届的获奖者。每年颁奖典礼紧接着举办一丹奖峰会，这里汇聚了教育界的众多专家、学者，并将教育界的交流推向高潮。大家还一起探讨教育发展的动向，比如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第二届一丹奖峰会上分享如何在爆发冲突的地区为儿童提供安全的教育空间。

一丹奖的路演、峰会和研讨活动不仅是对一丹奖的推广，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一丹奖也正在成为一个平台，初步实现了将好方法、好项目推向全球舞台的目的。

第二届“一丹教育发展奖”获奖者edX创办人兼CEO阿南特·阿格瓦尔（Anant Agarwal）教授，打算把一丹奖的颁奖峰会变成edX最新的“微学士”（micro bachelor）项目的筹办会。阿南特·阿格瓦尔教授很有创意，他的edX是希望通过互联网平台，向全球任何地方、任何学历的人提供免费的优质教育，早前是向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颁发“微硕士”（micro master）证书，让很多人通过再教育培训获得新的技能，实现职业生涯的转型。

阿南特·阿格瓦尔一直酝酿着推出“微学士”项目，面向蓝领工人，解决学习问题，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制造业自动化之后职业技能要求的转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一丹奖系列活动汇聚了教育家、商界领袖以及政策制定者，是展示新想法、吸引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动项目的很好场合，很适合推广他的“微学士”项目。我们也帮他联系到了公益机构和投资机构，一起来支持这个项目。即便是当时峰会的举办地香港出现了社会状况，机场也一度瘫痪，他也没有犹豫，赶赴香港。但当晚场地经理特地打电话来说抱歉，场地关闭，活动无法如期举行。

我们都很遗憾，但阿南特·阿格瓦尔教授说没关系，在整个过程中，他都表现出积极乐观的一面，把教育事业放在第一位，虽然经历了波折，但最后edX还是努力完成了筹款，顺利推出“微学士”课程项目，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

教育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扩大视野，为人生打开一扇门。一丹奖的获得者们都是教育体系的获益者。时间线上是教育先改变了他们，他们又贡献于教育。一丹奖因为有了这些获奖者，也变成展现教育魅力、教育成果的舞台。获奖者个人的故事，也是教育改变人生的励志故事。

第二届“一丹教育研究奖”的获奖者拉里·赫奇斯（Larry V. Hedges）教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关于荟萃分析（meta-analysis）的研究以及班级规模对教学效果的研究成果，对政策制定者和学校管理者很有启发；他的个人经历也彰显出了教育的力量。他出身贫寒，一路苦读终于考上大学。他的母亲非常自豪能够从洗衣房中走出大学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这也确实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是教育改变了他的人生，现在他也在领导一家研究机构专门从事先进教学方法的研究推广。对他的成就，我也很敬佩，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学习了一些数理统计的方法，特别是如何通过收集数据进行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评价，也接触到了荟萃分析。但直到他获奖后与他有了接触，我才知道他学术成就背后的励志故事。

路演的收获

路演对我来讲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教育理念的过程。哈佛教育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都专门为我们组织早餐会，邀请感兴趣的教授们来讲解研究成果。每一餐饭吃完，都收获颇丰。

与教育相关的学科有很多，心理学、神经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单从一个角度切进来，往往看不到教育的全貌。这样的早餐会集中各个学科的“最强大脑”，对我们跨学科重新认识教育很有帮助，他们的讲解使我们对一丹奖应该关注的领域和方向都更有把握。在交谈中，我们的视野也逐渐打开，看到很多创新点、政策的推进、教育的进步。我们很欣赏这些成就，完全被这些项目的教育魅力迷住了。

当然我们不仅带着耳朵听，还是要宣讲一丹奖的理念。在教育的理念上，中国传统文化为我提供了很多营养。在交流中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教育从业者如何看待教育、如何做教育，我们认为教育的核心、关键要素是什么。

我对教育的理解主要来自中国儒家思想，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对品德的重视、对待人接物的重视、对个人修行的重视、对实践中锻炼的重视。谈到最后，发现这些西方教育的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教育的论述，如育人、家教、一日三省、有教无类等都很推崇和认同。他们讲西方，我讲东方，这个碰撞就很有意思，是一个相互滋润、互相激发的过程。不论文化背景如何不同，在对教育根源的认识上，在教育的终极目标上，东西方文化的本质都一样，都是对人的培养。

一路走过来，一丹奖路演已经不再是我们孤独上路，变成了有众多教育界朋友、教育同仁共同参与的一次次聚会。不论是峰会、讲座、论坛，还是去一线参访，看实际进行中的研究和教育项目，我都真实感受到社会各界对教育的热情和关注。我非常享受在路演中考察项目，可以现场了解各种教育方法和效果，既有自己第一手的感性认识，也学习到高度凝练的知识。我这一两年比较少做路演，花了更多时间在建设机制上。但我还是会通过参加峰会和论坛来汲取新的知识，接触新的实践。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是想多去实地看，感受现场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