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英国的历史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除此之外，对这段历程不断进行重新审视也有其重要性，这一重要性既来自于当下世界之变幻莫测，也是由于昨日之日虽已不可追，但关于历史的新观点却还在不断涌现。本书写于2013至2014年之间，我一度面临着英国解体的可能性，因为苏格兰可能会在2014年9月通过独立公投，正式脱离英国。无论这种情况是否发生，这都反映了当下世界较之仅仅20年前便已有了很大不同。实际上，使得这次公投成为正式议题的苏格兰议会，是在1997年英国大选工党获胜后得以成立的，1999年这个议会才进行了第一次选举。不过最终，独立公投被选民否决了。

另一方面，我很清楚围绕历史的观点总是在不断变化，不只是因为这种变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重新审视历史，它也使得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需要不断重新评估自己的观点，时时更新、跟进自己的工作。而这种认知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尤其重要：若是不了解过去，我们自然无法理解现在，更无从考虑未来。历史提供并解释了身份认同，而它既是个体性的重要组成，也是社会的黏合剂；与此同时，集体记忆也是公共教育的重要焦点。这是因为，历史既是事件，也是进程：不仅仅只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还包含当下我们如何将这一切联系起来，以及如何理解历史发生变化的原因、方式和结果。这样一来，通过理解过去，我们便可以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在时间层面上连绵不断的变化，从而将自己放入其中。

此外，以史为鉴无疑也是为当下提供指导和确证的重要方式。正因如此，英国贵族们才会在1215年起草对约翰王（King John）的要求时，将亨利一世（Henry I）的加冕宪章（1100年）——承诺放弃其前任威廉二世（William II），即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1087—1100年在位）时的所谓滥用权力行为——作为基础。反过来，1215年约翰王（1199—1216年在位）最终接受的《大宪章》（Magna Carta），在17世纪初又成了宪法反对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和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之王室特权的主张及行动基础。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坚定的辉格党人士、第十一任诺福克公爵查尔斯（1746—1815），一度打算在自己的封地阿伦德尔城堡建造一个八角形的大礼堂，以纪念《大宪章》颁布600年，纪念“约翰统治时期贵族们所捍卫的自由”。

由此，历史关乎时间，而时间则关乎与之相伴，并随之变化的空间。这种关系通常被简化为结构与结点，或者换个说法，环境与事件。这个二元对立的表述总是无法正确地反映动态变化的复杂性，但作为我们既通过语言表述自己，又受到语言制约这一宿命的产物，它只能勉力而为。

在英国历史中，关键的结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地理性和连贯性。前者显而易见，英国是一个岛国，处于大陆之外，大部分国土都靠近海洋和港口；后者则表现为在英国整个有人类登陆以来的历史中，气候总体上是良性的：雨量充沛，每年的气温只在有限的一段时间才会降到冰点之下。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可以不受灌溉条件的制约，还可以全年进行航运和捕鱼。此外，英国还拥有丰富的建筑与能源资源，包括方便加工的木材、石材、砖块和煤。

英国历史的结构要素还包括一系列特定社会和政治文化因素孕育出来的产物。这种孕育作用是复杂的，在一定程度上存有争议，尤其是涉及关于所谓气质、可行性，以及民族例外主义和独特性的问题。尽管如此，法律、产权、家庭组成以及政治自由等独特品质及其作用，都对英国社会及政治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对自由的追求也是如此，无论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局限性。

这一点在比较的背景下显而易见。许多弊端——姑且不称其为犯罪——都被归咎于英国，尤其是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但实际上，它们远非英国独有；许多批评是历史性的，体现了在辩论和问题意识上，现代人较过去之人强烈许多。但实际上，就拿这些特殊的问题来讲，英国本身对其政府权威和权力的限制，已经使得英国的帝国主义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尤其——但不仅仅——是在有大量英国人在殖民地定居的情况下。此外，帝国时期的大部分殖民地区，尤其是印度，先前就已经被其他国家统治。因此“帝国主义之毒”并非英国人引入，英国只是接替了其他帝国在某地的角色。此外，尽管英国可耻地成了18世纪可怕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但它在随后奴隶贸易的终结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此，英国皇家海军还于19世纪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扮演过“海上警察”的角色。

此外，英国还在反对暴政和反侵略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它既抗击了法国贪婪的扩张主义独裁者拿破仑（1799—1815年在位），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抵抗了德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期间，英国及其联邦成员为捍卫自由不受纳粹主义侵害而贡献的人力与物力，堪称大英帝国历史的一个高潮，同时也是对其的正名，甚至是一种宿命的体现。无论人们如何轻视过去，修正主义如何入侵，我们都应当记住那些个人与社会在重大挑战面前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时刻，团结在一起的人们不仅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更是为了扭转人类历史的重大走向。此外，这种集体信念在1945年后的英国公共文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到上世纪60年代，那些在上一代人心目中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因素，也在激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背景下受到了冲击。

考察英国社会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性，需要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相结合，尤其是在这种政治文化如何形成、如何确保自身发展，它为何会成为英国的政治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英国及世界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等方面。在这样一部小书的篇幅里，挑战性在于如何最好地呈现这些主题，同时避开辉格党人的“必胜主义”（triumphalism），将这一历程看成是命运使然，简单地为所谓光辉岁月唱起赞歌。不过，这种我们需要避开的倾向本身也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实际上，辉格党人的必胜主义，对18、19世纪许多同时代观察者的态度都起到了很大影响。

此外，任何一部英国史，都有必要解决其中一段历史与英国本身的复杂关系。在这段历史中，有一些人并非以民族或种族群体的身份存在，他们统统被看作“英国居民”（the inhabitants of Britain）。这些人包括到英国来的移民，也更间接地包括一些离开英国的移民，他们构成了澳大拉西亚和加拿大人口的主体，以及美国人口的大部分。移民和国家结构，以及之前提到的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本书需要解决的问题。

受邀前往伦敦博物馆、查尔克谷文学节，以及玛丽华盛顿大学进行的演讲，让我有机会思考一些将在这本书里呈现的主题。约翰·布莱尔、比尔·吉布森、鲍勃·海厄姆、默里·皮托克、奈杰尔·拉姆塞、奈杰尔·索尔、理查德·托伊和两位匿名读者对本书前期的草稿进行了全部或部分审读，并提出了意见，还有麦克·莫斯巴赫尔允许我使用社会事务单位所有已经出版的材料，都使我受益匪浅。我也很高兴能把本书献给珍妮·福布斯，一位总是充满想法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