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公元1400年之前的历史

一种对英国历史有效的认知，认为这个国家的基本要素在公元1400年之前便已经完成确立。如果从长期的地缘政治、政治和宪政角度来看，这些基本要素存在于独立的英格兰（包括威尔士），与独立的苏格兰并立同行。在这两个国家中，王权和威权都受到了有效限制。在英格兰，以议会为形式的代议制十分发达，各种自由主张为普通法奠定了基础。这种对起源和早期发展予以关注的路径，可以同美国史将早期共和制历史，特别是开国元勋视为重点的方法相对应。然而，美国史的这种路径在近来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另一种路径，即聚焦于后来的移民、民权运动，以及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

虽然时间尺度和背景迥异，但在英国，传统的国家历史讲述方式同样遇到了类似的挑战。这种挑战同样选择把关注焦点放在后面的一个时期，从17世纪末期国家认同和体制建立开始，尤其是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以及1707年英格兰（包括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议会合并。扩张、工业转型以及随后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都在这一叙述中显得至关重要。还有一种挑战选择了更晚的时期，即起始于19世纪末的大众民主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发展。

尽管这些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侧重于1688年后的历史，或1884年后历史的叙述，其实都低估了之前几个世纪的重要性。此外，作为历史，这类叙述对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苏格兰或英格兰，都无甚意义。事实上，19世纪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把早期历史看成英国诸种自由之缘起，是这桩伟大事业的背景，因此自然与它密切相关。这里的“英国”很大程度上会被理解成英格兰，但同时也存在一套独立的苏格兰叙事。

韦塞克斯王国国王阿尔弗雷德（871—899年在位）与可能面目更加模糊的6世纪早期军阀亚瑟王一道，成为代表英国自由的伟大祖先，扮演了令英国人引以为荣的角色。不过随着“诺曼桎梏”（Norman yoke）这一概念的出现，人们认为昔日的光荣被1066年的诺曼征服蒙上了阴影，必须重新磨洗。1215年的《大宪章》，为这一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些画作，例如丹尼尔·麦克利斯（Daniel Maclise）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在丹麦营》（Alfred the Great in the Camp of the Danes，1852）反映了人们在画布上重塑国家历史的诉求。这种诉求在麦克利斯的另外两幅宏伟壁画《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滑铁卢》（Wellington and Blücher at Waterloo，1861）和《纳尔逊之死》（The Death of Nelson，1864）中亦有表现。这两幅作品是为1834年议会被意外烧毁后重建的威斯敏斯特宫而作的。1873年，在韦斯特伯里附近的一个山坡上，一座白马雕塑被修复，被视为对阿尔弗雷德在爱丁顿对丹麦人赫赫战功的纪念。直到最近，乘坐在伦敦和英国西部之间往返的大西部铁路线的乘客仍能够看到它。在苏格兰，作为中世纪反英格兰独立运动的领袖，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卒于1305年）和布鲁斯的罗伯特（Robert the Bruce，1274—1329）仍以英雄身份被人们铭记。他们的功绩，被描述为令英格兰和苏格兰以两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合并成为可能。

类似的纪念活动由来已久。15世纪中叶，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1421—1461年及1470—1471年在位）就曾支持将阿尔弗雷德封为圣徒，以便为英格兰王权永固的观点提供佐证。另外，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30年代末，阿尔弗雷德被乔治二世的批评者们奉为英格兰人国王的典范——乔治二世是来自德国的汉诺威王朝成员。

无论我们随后的重点是从公元5世纪至17世纪围绕独立和自由展开的政治活动和战争，还是近三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在讲述英国历史时，都有必要考虑到为适应环境的可能性和种种阻碍而展开的长期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整个英国都取得了广泛的发展，而这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