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0—800年

罗马统治在公元406—410年画上了句号。终止的原因并不是戏剧性的“野蛮人大入侵”，而是帝国内部的分歧，切断了这里与罗马的政治联系。罗马不列颠人推翻了僭主君士坦丁三世（Constantine III）在这里的管辖，呼吁正统皇帝霍诺里乌斯（Honorius）恢复合法统治。但迫于匈人入侵的压力，皇帝自顾不暇，只能嘱托罗马不列颠人自己巩固边疆。欧塞尔主教圣日耳曼努斯（St.Germanus）于429年造访英国，打击否认原罪学说的异端伯拉纠派（Pelagian）。他指出，城市仍保持和平，但具体的防务已经掌握在地方势力而非罗马军队手中。然而在这个世纪中叶，由于“野蛮人”的侵袭，情况似乎有所恶化。事实上，公元446年，曾有人向罗马发出过求援请求，但并未得到回应，显然是因为罗马方面无力驰援。

罗马统治崩溃后，英国又回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社会中可能充斥着暴力行为，这一时期的考古记录中，陶器和钱币都鲜少出现。但陶器和钱币资料的缺乏却也可能是材质本身，尤其建筑方面对木材的依赖造成的。这并非是原始社会的标志，但它确实让这一时期的建筑遗迹很少能够保存下来。在20世纪30年代新技术得到发展之前，古代木制建筑的发掘工作一直很受限。此外，分布在城市中的遗迹还受到后来建筑工程的影响，以及深埋地下数百年的自然破坏。

然而，通过对埃克塞特（Exeter）及伦敦考古记录横断面的分析，我们却不难看到定居时断时续的明显证据。其中的原因，可能来自英国内部冲突的冲击，而非外族入侵的影响。5世纪社会动荡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更多在开化程度上不及罗马化城市的高地居民的冲击。他们在战斗意愿上更加强烈，仍在以传统方式使用武器。因此当皇权崩溃后，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罗马化的低地人当成了攻击对象。

至于低地人，他们可能已经在晚期罗马城区和教区的基础上，获得了市民身份以及对城市政治组织的认同；但这种身份和政治组织可能缺乏延续性。有关英国社会受罗马影响的具体程度，目前尚未可知。

对于入侵者来说，更大的抵抗力量自然来自那些并未被罗马化的英国人。来自丹麦的盎格鲁人和来自德国的撒克逊人不断对英国发难：盎格鲁人入侵了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麦西亚（Mercia）以及东盎格利亚；撒克逊人则在南部登陆。朱特人在肯特（Kent）定居。基督徒一蹶不振，尽管他们已经占据了一片开化程度较高的土地，确保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虽然在大约公元500年，英国人的抵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个叫阿托利斯（Artorius，即亚瑟王）的勇士，在巴当山（Mons Badonicus）取得大捷，但他们还是被逐步赶回了威尔士、坎布里亚（Cumbria）和康沃尔（Cornwall）。至于留在原地的英国人，则大多作为奴隶或农民生存了下来，适应了军事实力占优的入侵者的统治。

英国有人定居的部分最终回到了罗马统治前几个世纪的状态，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大大减少，贸易对这里的重要性远不如前。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们专注于农业，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而统治者们也无意造墙围城。

DNA证据显示，苏格兰人来自爱尔兰。他们可能长期生活在北海峡（North Channel）两岸。这些人在苏格兰的地位越发重要。到8世纪末，他们已经和曾经成功抵抗罗马人，在福斯湾（Firth of Forth）以北定居的皮克特人融合。

然而，英国的入侵者们，无论是罗马人还是非罗马人，都是经过争战才获得成功的，他们也从未所向披靡。康沃尔直到838年才被撒克逊人征服，威尔士诸王国始终屹立不倒，尽管后来来自麦西亚的压力影响了威尔士的领土范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下罗马不列颠”或“后罗马不列颠”与罗马之间的联系逐步恢复。事实上，由于现代考古技术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资金支持的大规模考古活动兴起，填补了记录上的空白。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证明在伦敦等城市，当时的人类活动要比原本估计得更多。

此外，在来自罗马和爱尔兰的传教士努力下，很多人改宗基督教，这一趋势主要发生在7世纪，对英国在文化上与欧洲大陆接轨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这一阶段，传教活动主要依靠肯特王国和诺森布里亚王国在意愿和财富上的支持。与欧洲大陆的文化联系则主要依靠肯特王国和东盎格利亚王国来实现。

基督教的传播，同时也意味着教育和识字的普及，以及成文法的出现，后者主要在土地转让方面发挥作用。与5世纪和6世纪相比，英国社会正局部趋于制度化，城镇生活也有所恢复，或者说更加活跃。地名和其他证据表明，人们定居和耕作的范围不断扩大。除城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集市或商贸中心。

基督教化是自公元590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具有分水岭式的意义。其他可见的变化包括非常奢华的王室墓地，最突出的是萨顿胡 (Sutton Hoo)，以及以伊沃灵(Yeavering)为代表的王室宫殿的出现。这二者可以概括为财富集中化和社会阶层化的表现。考古记录表明，财富和生产资料突然开始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贫富差距迅速拉开。这可能与经济模式的变化有关，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进口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定居点的出现。羊毛织物、铅和奴隶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出口物。这一时期的出口贸易与拜占庭于6世纪末在法兰克王国获取的黄金供应有关，这些黄金大量被用于购买英国货物。黄金也就由此传入了英国，出现在萨顿胡的墓葬品当中。

华丽的王室陵寝和王宫大殿，呈现的是既富足又充满竞争性的社会缩影。大多数公元600年之后的墓穴都没有墓葬品，但王室墓穴就不同了。对罗马文明的模仿成为统治者之间竞争性展示的另一方面，这种模仿使得基督教文明落地生根。盎格鲁–撒克逊统治者们对传教活动的积极反应，与5世纪和6世纪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社会处于混乱且高度分散的状态，自然对来自罗马的传教活动提不起兴趣。

当然，英国羊毛出口的规模和重要性都在不断增加，显然也带来了可观的社会财富。通过20世纪90年代和进入21世纪后广泛进行的金属探测活动，我们获知8世纪初分布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钱币非常多。大约在公元720年，英格兰流通的钱币数量约为3000万枚，这些钱币在乡村地区的分布十分广泛。钱币在当时已经不再是被贵族垄断，或是受官方控制的交易筹码，许多人都开始利用它在当地进行交易，并参与到海外贸易当中。

大约在7世纪和8世纪左右，伦敦、伊普斯维奇（Ipswich）、肯特郡的桑威奇（Sandwich）和南安普顿（Southampton）陆续成为港口。21世纪在考文特花园的考古活动，发掘出早期撒克逊时期，即最早可追溯至6世纪末或7世纪初的遗址，但大多数发现为公元650年之后，以8世纪初的“全盛时期”遗迹居多。8世纪30年代左右的诺森布里亚僧侣比德（Bede）曾将伦敦描述成一个“人头攒动的集市”，而早在7世纪70年代，伦敦就已经在一份文件中被描述成“船只停靠之地”。这种扩大仍与金银供应和贸易联系的变化有关。由于欧洲大陆政治势力和贸易路线的变化，到7世纪末，黄金供应已经枯竭。取而代之得到发展的是白银经济，白银的供应来自德国的哈茨山脉（Harz mountains）。由此，低地国家和莱茵地区的贸易得到发展，在英国，则带动了商贸港口的出现。

7世纪末，北海南部成为一个统一的地区，这导致英国内部的进一步分裂。东部地区与北海对岸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而西部地区虽由盎格鲁–撒克逊君主统治，但在许多方面却仍沿袭了不列颠式的做法，其社会显示出诸多“后罗马不列颠”的延续性。

在8世纪，贸易的主要发展带来了定居点和农业实践方面的变化。后者包括一些重要的创新技术的传播，特别是更先进的除草、施肥技术，玉米烘干机，以及水磨的使用。

交通问题不断形塑当时那个与今天完全不同的国家。山谷地区很容易招致水灾，其土壤黏重，排水性差，行人难以穿越，因而大多数道路都沿着干燥的山脊修建。架桥点（如伦敦）和渡船在当时的交通系统中起着核心作用，从8世纪40年代起，桥梁建造和维修的劳务服务成为契约文书中的重要内容，说明了桥梁变得更加重要。陆路运输的困难，尤其是运输大宗货物需要大量畜力，使得人们对水力运输更加重视；主要陆路与水路交通的交汇地区变得越发重要。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羊毛的运输主要是通过泰晤士河水系，由科茨沃尔德运往东南部。

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最初获胜幸存的战争部落联合成为小型王国，这些小王国最终形成了较大的王国。这一过程同时也与社会制度发展，以及等级较高的定居点出现有关。特别是大约公元700年以后，诸如以汉普郡（Hampshire）和西南各郡（the West Country）为中心的西撒克逊王国“韦塞克斯”（Wessex）^[2]的统治者，其区别与一般地主越来越大。王室司法开始区别于亲族、世仇和担保人的司法。司法也需要与强权划清界限。

分化出来的王国中，一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肯特王国和东盎格利亚王国。肯特王国的影响，确保了其首都坎特伯雷成为人们早期改宗基督教的重要场所，同时也使得后来坎特伯雷——而非伦敦——成为英格兰大主教教区。然而，盎格鲁–撒克逊各政体之间对于等级次序、统治地位的竞争，导致了战争和政治变革。经过一系列冲突和变革，肯特王国不复当年之盛。

诺森布里亚国王统治着英国东部的亨伯河和福斯河之间以及西部的默西河和艾尔河之间的土地。它在整个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占据主导地位，有时被英格兰及苏格兰的其他统治者视作霸主。然而，685年，皮克特人在奈克坦斯米尔^[3]击败并杀死了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克弗里思（Ecgfrith），这成为确立未来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关系的关键事件。

诺森布里亚王国的霸权，被米德兰兹地区的王国麦西亚取代，尤其是在奥法国王(King Offa，757—796年、784—796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一时期，英格兰的边境随着以他名字命名的奥法堤的建成而确立。这个土方工程网络既巩固了当时已有的防御工事，又继续延伸。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显示，这些土方工程最初建设年代在公元432—652年之间，换言之即奥法统治之前。“威尔士”（Wales）一词来自古英语中对罗马人的称呼“wealas”，后来更多用于指代麦西亚以西的不列颠土地，这片土地构成了当时英国诸王国中最大的势力集团。

奥法将他的势力扩展到英格兰东南部。伦敦的语言/方言，亦如牛津和南米德兰兹地区，都源自于麦西亚英语。伦敦当时的角色可能也对麦西亚王国造成了影响，其位于西北米德兰兹的大本营并没有广泛使用货币，但进入伦敦就意味着控制了一个货币广泛应用的富裕地区。奥法的霸权在其继任者岑武夫（Cenwulf，796—821年在位）治下得以维持，后者在798年严厉镇压了肯特王国的叛乱，在伦敦降下几道诏书，并暂停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夫雷德（Wulfred）的职务。然而随后，麦西亚王国受到韦塞克斯王国崛起的挑战。825年，在埃兰敦（Ellandun）击败麦西亚人后，韦塞克斯国王埃格伯特（Egbert）征服了英格兰东南部。

同时，教会进一步促进英格兰人身份意识的形成。赫特福德主教会议（672年）确立了教规，并适用于整个英格兰教会。诺森布里亚的僧侣比德在731年撰写了《英格兰人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提出英格兰人乃基督之民。随后教会作家们还对这一主题做进一步发挥，使之随着维京人的异教攻击进一步深化，而这种异教攻击引发的感受，在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心的修道院中尤为强烈。

在这一时期，英格兰性也开始被用作一种身份认同的形式，将一个以现代眼光看来由不列颠人、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组成的多元文化社会，转变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民族血统远不如在英格兰共同生活的经历重要。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内部，不列颠人不再拥有独立的特殊身份：他们大多成了农民，但也有一部分与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婚。尽管这样的比较可能有悖历史，但在第一个千禧年之前的民族融合，与今日之情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有趣的平行关系，尽管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当基督教化成为常态之时，宗教问题显然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种族融合造成极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