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植根于自己的文化

现代管理理论起源于西方，当下的管理学大厦基本是构筑于西方理论体系基座之上，目前为止很多更为精深的研究也来自于此，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相关。

在回朔管理理论历程时，笔者翻了翻我国同一时期的情况以资对照。

人类历史上的科学管理理论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起始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美国为例，1860年时，美国的工业产值还不到英国的一半，在主要工业国中排名第四。而到了1890年时，美国工业产值已经世界第一，约为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弱。1884年美国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开始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6]（杨会军，《一口气读完美国史》）

钱乘旦主编的《世界现代化历程》在“现代社会的形成”一节写到：^[7]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完成，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1880—1914年，英国的钢产量由200万吨增加到700万吨，德国从100万吨增加到1500万吨，美国从16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

这是彼时的西方世界。如果把镜头转到中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遭受摧残即谓百年屈辱史的肇端，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疲弱的彼时中国成为了工业革命中的被掠食者。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的这首《己亥杂诗》以往的中学课本中学过，作于哪年呢？1840年。1840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间。时年已48岁的龚自珍，对其时已陷于沉疴的国家发出呼唤。

“机器缫丝创于简村堡陈启沅，名曰“丝偈”，以其用机器也；又名“鬼”，以其交洋人也——每间丝偈大者女工六七百位，小者亦二三百位。每日每工得丝三两、四两不等。”出于《南海县志》记载的这段文字，说的是1872年侨商在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缫丝厂。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1863年上海洪盛米号利用机器碾米，1891年中国最早的私营机器造纸企业伦章造纸局于上海成立，到1904年1月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公司法），这些仅可算作在一片沉疴中的工业发展的萌芽。但这与处于世界工业革命主战场的热闹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近代科技及工业发展萌芽的滞后，其内在的原因，凤凰卫视主讲人石齐平有一段经济社会机制角度的解读，很是透彻，笔者也深为认同。他说：^[8]

自汉以下的“独尊儒术”，加上隋唐以下的“科举取士”，两者一结合，就使得中国几乎所有读书人一辈子皓首穷经，再也无暇钻研天下其他学问了。所幸，这两套约束先后在20世纪初获得解除，清末1905年废科举，民初1919年五四运动重新认识科学。

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这无需讳言。作为置身中国文化的管理者，学习、实践这些管理理论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自己是置身于中国文化这个环境中，是需与自己管理的人、事、物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

德鲁克说：

因为管理涉及人们在共同事业中的整合问题，所以它是被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9]

并说：

“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他们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中。”^[10]“管理者所做的工作内容在联邦德国、英国、美国、日本或巴西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却是千差万别。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管理者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如何发现和确定本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中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构建管理，确定管理的方式。”^[11]

管理理论实践起来，必须与本地的文化实际相结合。中国的管理者，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修己”，此亦当为出发的重要起点。钱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一文中这样说：^[12]

西方文化是外倾的，中国文化是内倾的。外倾文化，只是中国《易经》上所谓“开物成务”的文化。在我们东方人看来，这种文化，偏重在物质功利，不脱自然性。中国文化之内倾，主要在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有道。这样的人则必然要具有一“人格”。中国人谓之“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着重这些有理想与德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