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王大珩（1915—2011）是我国著名的应用光学专家。他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拘束于实验室和书斋，也是国家科技发展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这是王大珩不同于一般科学家的独特之处。

王大珩的一生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5—1948年，他出生和接受教育；清华大学和留学英国期间的学习和训练，奠定了他一生从事科学事业的基础。第二阶段，1948—1983年，他回国后，先组建了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再筹建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他领导该馆发展为长春光机所，投身于国防光学，在中国光学事业发展中大展身手。第三阶段是从1983年他调入北京到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以后，自此，他的工作范围不再限于光学，而是立足于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整体发展，发挥了一个战略科学家的作用。

在清华大学的学习经历影响了王大珩的一生。清华培养了他对物理、光学专业的兴趣。清华不仅教授了他知识，更教授了他做学问的方法。他重视实验的科学观念、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在这一阶段初步形成。

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当时师资力量雄厚，聚集了当时国内顶尖的物理学家，如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萨本栋、赵忠尧等。物理系有较为完备的图书和仪器，设有制造精密仪器的工场。王大珩在这里接受的是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

清华物理系培养人才的方式是“重质不重量”。课程设置上既要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基础知识，还要学习必修或选修如微积分、化学、外国文（两种）、社会科学等许多辅助课程。物理系教师总结西方教育的经验，提倡实验课与理论课并重。王大珩在叶企孙的指导下，学习安装高分辨率的光谱学设备，并用它做了光谱线精细结构研究。吴有训在实验课上教会他掌握烧制玻璃的火候和吹玻璃的关键技术。清华大学有重视实验操作的传统，他形成了重视实验教育的观念。王大珩在科学研究中重视实验，在培养人才时，始终注重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他非常欣赏能得出高质量实验结果的人才。在重视实验的理念下，他体会到，物理要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也是他在大连大学提出应在物理系前面冠以“应用”二字的初衷。王大珩在清华大学深受大师们的熏陶，于己做人、做学问等方面谨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此外在清华物理系的学习经历，也为他留学归国后的事业发展积累了人脉。

王大珩是一位应用光学家，他的专业训练是在英国完成的。

光学是物理学的分支，应用光学要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应用光学最显著的特点便是用它来制造光学仪器，尤其是制造国防用光学仪器。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没有自己的光学玻璃，没有制造照相机、显微镜的技术，从事光学研究的人寥寥无几，更谈不上发展国防光学事业了。王大珩知道在当时国弱敌强的情况下加强国防的重要意义，更是明了学习应用光学的深刻意义。

1938年，王大珩考上了“中英庚款”留学生，来到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学习应用光学。在英国，他进一步体会到做研究的方法。1941年他发表学术论文——《在有球差存在下的最佳焦点》，这是他在光学世界中发出的第一次有力声响。1941年春天，他在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技术系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但是，为了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学习光学玻璃制造的“要害”技术，将来为祖国服务，1942年，王大珩放弃即将拿到的博士学位，在昌司玻璃公司当了一名物理实验师。他在这里连续工作了5年多，成为英国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人之一。他还取得英国的专利，并发展了V-棱镜装置，获得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

1948年，王大珩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他先是参与创办了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后又投身于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的建设。他把在英国所学用在了祖国的建设中。当年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仪器馆，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即长春光机所），作为中国重要的光学基地，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春光机所还分建或援建了一批重要的光学科研机构，推动了中国光学事业的扩大和发展。

王大珩是1999年国家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尽管光学是发展“两弹一星”不可缺少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大珩和长春光机所，从“两弹”需要的“高速摄影机”“150-1经纬仪”到发展卫星技术需要的“卫星相机”“太阳模拟器”，充分发挥了光学在探测、测量、观察、记录和通讯等方面的作用。王大珩或是提纲挈领，对科研任务策划、布局；或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指点科研工作的方向，提出合理建议；或是亲率科技力量，投入到具体的研究任务中。他将光学发展和国家需要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接受和完成一系列科研任务的同时，长春光机所的科研力量得以发展和壮大。

1983年王大珩来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技术学部副主任、主任。这是中科院任用高级专家加强学术领导的重要举措。就在他来到北京任职的那一年，党中央正酝酿着对中科院进行体制调整。1984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取消了学部委员大会的决策权，随后学部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学术评议和咨询，且以后者为主，学部的学术领导权被剥离。王大珩适应了这一前一后的巨大转变，以国家科技事业的大局为重，积极为国家建言献策。无论是“863计划”，还是中国工程院的成立，以及呼吁发展“大飞机”，在这几件大事上都能看到他的努力。他的行动诠释了一名战略科学家在为国家科学技术提供咨询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2014年8月，在王大珩逝世三年后，中国科协开展了“王大珩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该项目围绕王大珩的学术成长经历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料搜集，在此基础上，对他的学术成长、学术特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在早期调研中，笔者根据采集到的部分王大珩已发表的论文、著作，整理出本传记附录中的“王大珩主要论著目录”。

在文献调研阶段，笔者注意到，目前已经出版的为人熟知的王大珩的传记有马晓丽著《光魂》，这部出版于1998年的传记，以报告文学的体裁，描绘了王大珩的生平经历。该著作内容丰富，撰述详细，笔者在仔细阅读后，了解到他一生的脉络。相似文献还有杨小武著《王大珩》，以及署名为王大珩的《七彩的分光》，进一步阅读令笔者对王大珩的科学人生体会更加深刻。

除此之外，200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大珩》一书，收录了王大珩《我的自述》与部分代表性论文，整理了王大珩的编年大事记，并登载了同事、学生对他的回忆文章。这部专著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王大珩的科学工作，既有具体的事例，也有同行评述，对于王大珩的经历有很高的研究参考价值。2011年出版的《光耀人生——王大珩学术思想与创新贡献》，是为庆贺王大珩从事科学事业七十三年暨九十五华诞而出版的一本文集。该书按照光学、“863”计划、中国工程院建立、空间科学、仪器仪表领域、计量领域、科技咨询、高技术产业化、教育和交流等方面分类，选编了王大珩有代表性的论文。笔者由此厘清了思路。

在采集工作中，笔者查询了中国科学院相关文书档案，以及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相关档案，并调阅了王大珩存于中国科学院人事局的个人档案。档案材料清晰而完整地勾勒了王大珩的学术活动、科研管理工作的轨迹。在长春光机所的档案资料室里，笔者看到了他遗留下来的大量历史资料，手稿、书信、著作、照片、题词和录像等资料存满了两个大立柜。堆积如山的材料令笔者感到：关于王大珩，可供研究的资料很多，但想要读懂、参透真是任重而道远！

随着采集工作的展开，笔者深深感受到，从王大珩把自己在英国学到的科学技术带回到祖国的那一刻，他个人的发展便和中国现代光学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到了晚年，王大珩的目光不局限于光学学科，他通过建言献策，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研究他的学术成长史对于研究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中国现代光学发展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采集资料过程中，笔者看到了王大珩与龚祖同、钱学森、严东生、顾功叙等学界名人往来的书信，其内容多为工作往来。信件反映出王大珩的学术交往、学术思考以及开展工作的情况。例如，1951年，龚祖同在写给王大珩的信中，提到了他在上海考察光学玻璃制造一事，他二人在仪器馆筹建时，便已考虑未来要在中国制造光学玻璃了；1973年，王大珩在写给钱学森的信件中，呼吁要投入更多的力量，从事国防光学工作。此外，还有王大珩的部分工作笔记、手稿以及不同时期的历史照片，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料，对人物研究有辅助作用。

为了还原历史真相，笔者对与王大珩相关的人物做了访谈，了解到与王大珩相关的历史事件。在王大珩的家人那里，笔者知道了他的家庭谱系，获知了他的生活趣事；王大珩在长春光机所的同事为笔者讲述了他开展工作的情况，以及长春光机所的建设和发展历程；通过王大珩的学生，笔者了解到他的学术传承和学术风格。这些互动和交流，弥补了文献的不足，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线索。

在一系列的口述访谈中，笔者已采集到超过20小时的音、视频资料，另有出版物10余件，电子照片400余件，旧有音、视频10余件。不仅如此，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信息中心综合档案室的部分人员也参加了本采集项目，他们对保存于该单位的王大珩院士遗留资料展开了数字化采集工作，采集小组共获得各类资料1000余件。本项目工作还将继续进行，拟继续采集与王大珩学术成长相关的各类资料，并做深入研究。

在前期调研和采集工作的基础上，笔者撰写了本传记。

本传记以时间为轴线，兼顾事件的发展。全书共有十七章，包括王大珩的家世（“膺东报国”），受教育经历（“灵气少年”“自强不息清华人”），光学事业初起步（“考庚款、赴英伦”“祖国在心中”），回国办学的历程（“投奔解放区”），在长春光机所工作（“光学摇篮安家长春”“光学基地已具规模”“国防光学创新篇”“布局光学新发展”），经历“文化大革命”（“挫折与转折”），关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成长为战略科学家（“沉甸甸的责任”、“战略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为‘863’计划‘点火’再点拨”、“又一历史性的功勋”、“要搞大飞机”和“岁月峥嵘”）。

本传记第一章、第五章、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由葛能全撰写，其余章节由胡晓菁撰写。需要说明的是，葛能全先生爱护年轻人，多次坚拒署名，但他在本采集工作以及传记撰写中所做的贡献巨大，如果没有他的极力推动和帮助，本传记也不能够顺利完成。

王大珩院士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科学精神依然鼓励着中国光学界乃至整个科技界的英豪们奋发图强、开拓进取、不断为国奉献。谨以此书献给已离开我们的王大珩先生，纪念他在中国光学事业上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