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草原是欧亚大陆草原的一部分，处于中国东南部森林区与西北荒漠区之间，呈带状从东北往西南延伸。北部从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高原起，经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直达青藏高原的南缘，绵延4500多公里。
——李博：中国温带草原及其开发
1998年5月21日，匈牙利德布勒森。正在这里举行的第17届欧洲草地管理学术会议已进入会期的最后一天。
对于生态学家李博来说，这依然是一个忙碌的日子。在他的记事本上写着这一天的工作安排：“上午：继续开会，Poster，Workshop。下午：闭幕式，3点后闭幕。开始会后考察。”[1]李博曾在临行前说过，去过东欧匈牙利这一片草原后，世界的草原他就走遍了[2]。然而没有人会想到，这天下午，就在位于匈牙利和捷克交界的一个小镇上进行野外考察时，专注工作的李博没有留意到疾驰而来的列车，最终倒在这片他为之魂牵梦系了一生的草原上。在匈牙利，在他一直潜心研究的温带草原的另一端，他以这种方式永远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事业。几天后，新华社播发了李博因公殉职的消息：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内蒙古大学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内蒙古科协名誉主席李博同志于5月21日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不幸逝世，享年70岁。
李博是著名生态学家，山东夏津县人，中共党员。50年代他从北京大学支边来内蒙古大学工作，为我国草原生态学科的创建和内蒙古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3]
主要经历与学术贡献
李博（1929—1998），草原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华北大学农学院（后合并改名为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后转农学系，1953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学教研室。1954年起任李继侗教授的研究助教。
1959年3月，李博随李继侗教授赴内蒙古支边，而他与草原的不解之缘则开始得更早。1955年，李博跟随李继侗先生率领的考察队一同赴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考察，第一次踏上草原的经历让他开始对草原着迷，而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他所有的事业也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他的同事评价说：“他几乎到过内蒙古的每一个地方，走过许多没有人烟的地带，他是用双脚丈量过内蒙古土地的人。”[4]他的妻子说他“从不管家务，但却亲自熬奶茶泡炒米让我们品尝，见我们吃得很香，他开怀地笑了。他言谈举止表明他的心灵深处早已对草原一见钟情。”[5]而在儿女们眼中，他永远都是一个忙碌的人。
少年时代记忆最深的是，每年夏季父亲总是在野外考察，一到秋季母亲和奶奶总是想尽办法贮存夏末购买的西瓜，那是父亲最爱吃的水果，盼望着他早日回家”“从我们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总是很忙，母亲和奶奶总是尽量节省他的时间。只要父亲在家中，我们临睡前看见的都是他在伏案工作，醒来后看见他又已坐在写字台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6]
20世纪50—60年代，李博先后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等主持的水土保持、草原、土地资源、治沙等多种考察，研究了我国温带草原区与沙漠地区的植被类型和分布规律，进行了植被与草地资源评价，并且对草原植被生产力与蒸腾、降水的关系做了充分阐述。同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了内蒙古草原的大面积调查及植被图绘制，填补了内蒙古草原研究的空白。
20世纪70年代，在参加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土地资源综合考察期间，李博主持植被组工作，以植被为指标评价土地资源与环境，并进行了生态分区。70年代后期，以植被作指标，通过对植被在不同草原典型区受外界环境、人为干扰的分析、研究，评价环境质量，成功地把植被研究成果引入环境科学，为环境评价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在这一时期，李博作为编写组副组长及主要执笔人之一，参与编写由吴征镒教授主持的《中国植被》一书，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植被分类系统，并首次概括了中国草原植被类型与分布规律，这些研究成果已为教学、科研、生产广泛引用。
20世纪80年代，李博将卫星遥感技术手段率先引入草原植被生态学领域，率先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干旱、半干旱区大范围草原调查、制图与资源评价等研究，从而完成了内蒙古118万平方千米区域内的草场资源系列地图的编制，建立了内蒙古草场资源空间数据库，使中国草地资源调查、评价与制图方法、精度及学术水平迈入了一个新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李博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科学技术，成功地进行了草地估产、草畜平衡预报、草地灾害评估及草地资源动态监测研究，建立了我国北方草地资源动态信息系统，使中国草地资源信息管理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不仅推动了草原生态科学研究的进步，也为国土资源科学评价、服务于草原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李博为中国的草地生态事业奋斗了45年。在这几十年的征程中，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马不停蹄地工作，为中国草原生态学乃至中国生态学的发展进步不懈地努力着。他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生态系统管理思想，即尽可能地利用开发草原资源，以利于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建设，而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护草原生态。因此，对李博学术成长轨迹与学术思想加以追溯与研究，在学术与实际应用上具有双重意义。
从学术史意义而言，李博学术成长与学术思想之形成与发展发生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李博学术成长轨迹也成为草原生态研究这一领域本身发展历史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生态学研究的亲历者，李博学术生涯中每一次重要的转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生态学乃至生态学思想史的演变：从早期的基础科学研究（如植物区分、生理生态、草地生产力等）转向综合的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并与草原资源管理、利用相结合，以达到草场资源持续利用的最终目的；与此相对应的是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即从传统的生态学研究方法（如植物区系、植被制图）扩展到数量分析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如卫星遥感、GIS的引入）。对于资源、环境领域的青年学者来说，无论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的学术思想转变还是科学方法的扩充，都将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从社会史意义而言，无论是作为1949年以后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还是20世纪50年代赴边远地区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李博的学术成长经历尽管有其个人特色，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使得李博学术成长研究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形成的追溯，而更成为观察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角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李博学术成长经历也是特殊年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之关系的写照。正如李博之子李炜民在追忆父亲时所说：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只是这一代人中的优秀代表之一，无论是抱病赴边创建内蒙古大学的李继侗先生，还是响应号召跟随李继侗先生一同支边来到内蒙古的李博及其同事们，恰恰是这一批知识分子，对整个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的或者说边远地区的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他们把很多领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张白纸，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学术地位和水平……这比国家资助多少经费，或者是援建一些这样那样的项目，贡献都要重要的多得多。[7]
从更为实用的角度而言，生态问题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实际问题之一。从领导者到普通市民，都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如何在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是决策者与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博便已开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仅是作为学者出于学术角度的思考，更是对现实的极大关注。正如李博的学生兼助手王利民所说：
老百姓要吃饭，社会也要发展。作为政府管理来讲，需要从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来了解生态承载力到底有多大，到底对草原生态系统利用到什么程度而不至于使草原生态退化，也不至于让这个地区的发展停滞，同时又能让老百姓吃上饭，政府又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8]
这种生态系统管理的思路对于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已有研究成果与本研究资料基础
尽管李博学术成长与学术思想研究具有如此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相关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章或传记类资料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生平事迹类。《李博教授》[9]一文由李博所在的内蒙古大学生物系整理撰写，是较早对李博的科学工作与学术成就做出概述的学术性文章。《李博教授素描》[10]《李博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1]《李博》[12]《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李博院士生平》[13]《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博》[14]《李博院士生平》[15]等文是在李博当选院士或去世后，由业内人士撰写并刊发在相关学术刊物上的人物介绍性文字。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期间编辑出版的《百年人物》中收入的《李博》[16]一文是关于李博院士的生平简介。
在此类传记资料中，杨持撰写的回忆文章《在李博先生的关怀下成长》[17]、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编辑的纪念文集《精神永存——纪念李博院士》[18]《李博文集》中刊印的《李博教授生平》[19]以及收入《内蒙古通史》第八卷中的《李博》[20]等文尤其具有参考价值。前两者是在李博去世后由业内人士或同事、学生、亲属等撰写的纪念文章，除对李博科学工作与学术成就做出概述外，还包括李博一些工作、生活方面的细节，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为全面细致的人物生平。
这些传记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基本参考，通过这些文章可以对人物的学术成长脉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此类资料的共同问题在于，因篇幅所限而未能对李博学术思想演变做出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第二类为报告文学。其中以作家乔雪竹的《匈牙利狂想》[21]最具代表性，该文以文学笔触记述了李博的经历及其对草原的情感，文字感人至深。
第三类为自传性文字。此类文献包括李博本人写于1949年、1950年的三篇自传，主要记录其大学之前的经历，对个人早期经历以及家庭背景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现均保存于内蒙古大学档案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文献资料在这方面的缺失。另外，《我在草地植被生态领域的工作》[22]一文是李博在当选院士后撰写并发表的正式文章，是李博对自己在草地植被生态领域的工作的总结，对于本文把握李博学术成长与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012年年末，李博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被纳入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而我们对李博相关资料的摸底工作则开始于这一年的9月。采集小组成员中有两位老师（任玉凤教授、李笑春教授）来自内蒙古大学，通过他们，我们很快与内蒙古大学档案馆取得了联系，并获准查阅李博的人事档案以及获奖证书。
内蒙古大学档案馆现保存有李博档案两盒，计540余页，内容包括简历、自传、鉴定、考核、政审、参加党团、奖励、处分、呈报表等十类档案，时间跨度为1949—1998年。此外，还保存有李博1978—1998年所获得的各种证书、聘书等共110件，其中包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政府特殊津贴时的证书等。
对李博档案的查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媒体之外的李博，也益发认识到对李博学术成长经历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研究正式立项后，我们立即着手同时从资料采集与访谈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在资料采集方面，李博的子女李燕青女士、李炜民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李博的多册工作日记以及若干论文手稿，其中包括李博在1959年参加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库布齐沙漠考察时的笔记、1961年和1963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莫达木吉草原改良试验站进行草原定位研究时的工作日志等，为我们了解李博在这些科学考察工作中的活动以及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文献；另外，内蒙古大学校内的“1957年建成的教授住宅旧址”中也保存了李博的大量手稿、书信、胶片、幻灯片等资料和物品。在本书尽力还原李博学术成长轨迹以及研究思想脉络的工作中，正是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构成了重要基础。
由于李博已去世多年，而且在生前也并未留下访谈口述资料，为了尽可能了解李博的野外考察与研究工作的细节，我们也对李博的亲属、同事以及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
李博的长子在访谈中为我们讲述了李博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也对本书写作的角度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其对李博同时代的支边知识分子的学术情怀与社会责任感的理解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李博的妹妹李兰英则讲述了其兄长在家中的若干细节。
刘钟龄教授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即与李博共同受教于生态学家李继侗先生，20世纪50年代也随李继侗先生赴内蒙古工作；陈山教授是李博于1959年参加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巴丹吉林沙漠考察队时的队友，与李博同为考察队队委并且同在植物组；杨持教授则是在生态学专业成立后成为李博的同事，在草原生物多样性研究以及生态学学科建设等方面二人都曾共事。这些访谈为我们了解李博学术生涯不同时期的经历提供了见证。
李博在不同时期的学生朴顺姬（1977级生态学专业首届本科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李晓军（1977级生态学专业首届本科生）、杨劼（李博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生）、王利民（曾任李博学术助手）等以各自经历为我们讲述了跟随李博学习以及工作的经历。
上述文献资料以及访谈口述资料的采集构成了本书研究与写作的基础。
本传记思路及结构
根据前期调研与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李博学术生涯大致依循两条线索：一是从社会历史背景下来看，李博是1949年以来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同时也是20世纪50年代支边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一员；二是在学术史背景下分析，李博学术成长轨迹与学术思想演变的基本脉络为：从19世纪50—60年代以资源的发现与利用为目标的资源调查，到后来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草原生态研究乃至其后向生态系统管理的转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手段或方法。
基于上述对李博学术成长轨迹与学术思想脉络的理解，本书写作主要以时间为序，并参照李博学术思想演变的节点作为依据划分章节。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史学的文献考证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充分利用已掌握的各类文献资料，力求以史实为支撑追溯李博的学术成长脉络，分析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及其个人因素与外部原因，并对其所处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与学术氛围做出讨论。对于学术成长的关键节点或阶段，本书选取体现李博学术成长和不同时期学术思想脉络与演变的论著进行文本分析，在对李博学术思想脉络做出细致梳理的同时，也希望从其学术思想特别是生态系统管理思想中为当前中国所面对的生态问题找到可能的对策。
本书共分为十二章，另有“导言”和“结语”两部分。第一章讲述李博的家庭背景及青少年成长经历；第二章讲述他在华北大学农学院的学习经历，这一早期的农学背景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最初的基础；第三章讲述李博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作为李继侗先生的助手的工作经历，在李继侗先生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李博在专业功底与研究方法上均为其生态学研究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第四章讲述李博跟随李继侗先生参加“北京植被考察”以及“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这是李博早期参加的最重要的两次生态学考察；第五章讲述李博第一次赴呼伦贝尔草原考察以及跟随李继侗先生放弃北京大学优越的工作条件而赴内蒙古工作的经历，在李继侗先生带领下，北京大学地植物学组整体迁移到新创建的内蒙古大学，李博以及原地植物学组的多位教师、研究生成为最早的骨干力量；第六章讲述李博赴内蒙古大学工作之初的几次重要的荒漠考察，这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治沙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李博学术生涯早期最重要的考察活动；第七章讲述李博在60年代开展的草原定位研究以及政治运动对其科研工作的影响；第八章讲述李博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工作，重新开始草原研究并赴美访学的经历；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讲述李博自80年代开始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科学技术引入到生态学研究，从而实现生态学在国民经济与实际生产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其中第九章侧重讲述李博在空间制图与动态监测方面的工作，第十章侧重讨论李博的生态系统管理思想；第十一章讲述李博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内蒙古大学创建中国首个生态学专业乃至此后建立生态学硕士点、博士点，从而领跑中国生态学教育的工作；第十二章讲述李博的家庭生活。结语部分在前面几章的基础上讨论了李博学术成长的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以及体现在学术思想中的研究方法，并以李博的学术成长经历为样本，对学术与政治、学术研究与社会背景之关系做出思考。全书附录部分包括李博年表、李博主要论著目录以及参考文献，这些将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相关资料线索。
1961年，与李继侗先生——李博学术生涯的重要引路人——去世时，《人民日报》曾以《今日昭君》为题评价这位赴边工作的第一代生态学者“留得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当我们重新追溯了李博的学术经历之后，这句话不止一次被我们想起。在我们看来，它也同样概括了包括李博在内的一代支边学者的精神与风骨。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放弃大城市良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来到塞外青城，以自己所学工作在不同的领域，从而将现代教育及其理念引入到几近一张白纸的边远地区。因此，本书以“草原之子：李博传”为题，希望可以呈现这位献身草原生态研究的赤子一生的学术与精神。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樊洪业研究员、张藜研究员都曾提出过具体的建议。李博的子女李燕青女士、李燕红女士、李炜民先生都对本书写作提出了修改建议。在此谨表诚挚谢意。此外，还要感谢内蒙古大学档案馆、内蒙古大学党委宣传部、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以及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等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以及前述提到的李博院士的各位亲朋好友、学生、同事，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就不可能完成。希望本书可以为更为深入的李博学术思想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史研究提供一份基础研究文献。
[1] 李博1998年工作日志，1998年5月21日。李炜民收藏，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2] 朴顺姬访谈，2014年9月4日，呼和浩特。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3] 李博同志逝世。《人民日报》，1998年7月17日。
[4] 可伟，甘峰岭，樊文礼：李博：走遍内蒙古的中科院院士。《北方新报》，2007年1月19日。
[5] 蒋佩华：往事历历在目。见：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编，《精神永存——纪念李博院士》。1999年，第5页，内部资料。
[6] 李燕青，李燕红，李炜民：怀念我们的父亲。见：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编，《精神永存——纪念李博院士》，1999年，第13页，内部资料。
[7] 李炜民访谈，2013年1月30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8] 王利民访谈，2013年4月23日，北京。存地同①。
[9] 内蒙古大学生物系：李博教授。《中国草原》，1987年第5期，第74-76页。
[10] 杨长斌，司洁：李博教授素描。《人才管理》，1994年第5期，第18-19页。
[11] 刘天明，张明华：李博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草地》，1994年第2期，封三转第80页。
[12] 李博。见：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编，《内蒙古科学技术年鉴（1996）》。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
[13] 杨持，杨劼：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李博院士生平。百度网站。
[14] 贺雪枫：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博。《党建与人才》，1996年第5期，第38页。
[15] 李博院士生平。《生态学报》，1998年第18卷第5期，第564页。
[16] 李博。见：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丛书编委会编，《百年人物》（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丛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0页。
[17] 杨持：在李博先生的关怀下成长。《党建与人才》，1998年第9期，第31页。
[18]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编：精神永存——纪念李博院士。1999年，内部资料。
[19] 《李博文集》编委会：李博教授生平。见：《李博文集》编委会编，《李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20] 李博。见：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史》（第8卷·生态环境与生态文明）。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5-532页。
[21] 乔雪竹：匈牙利狂想曲。《作品》，2008年第7期，第61-65页。
[22] 李博：我在草地植被生态领域的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刊》，1996年第1期，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