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新式教育与民族实业的祖辈

戴立信出生于耕读世家，而他的父辈们之所以能够走出句容小城，来到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开创事业，为戴立信及其弟妹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就要归功于曾祖父戴光培的高瞻远瞩。戴光培生于1845年（道光廿四年），卒于1891年（光绪十六年）。他在句容良好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自幼饱读诗书，文化素养高，视野开阔，一直格外敬重读书人，也时常为自己偏安于小县城而心存遗憾。戴光培生活在晚清时期，长年目睹国家备受欺凌、官府腐败无能和民众苦难生活，他深受刺激，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则来要求自己。戴光培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深知国家的苦难和个人的发展休戚相关，逐渐萌生了学习西方科学，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之路的爱国思想。戴光培的这种理念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人，可以说给这个家族日后的发展趋向定下了基调。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戴光培下定决心要把后代培养成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于是把辛苦积攒打拼的家产悉数变卖，趁太平天国变乱之际，送两个儿子戴儒彬（字质甫）和戴儒珍（字明甫）前往上海读书。儒彬学习英文，儒珍学习法文。这样的安排，即使在今日，同样彰显出戴光培思想之开放和选择之开明。走出小城的兄弟俩，深知父亲的良苦用心，所以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均奋发图强，刻苦研读，最终学有所成，在各自的领域中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些都为戴立信的日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典范作用。

图1-1 祖父戴儒彬（右）、叔祖戴儒珍（左）和父亲戴臣水（中）

戴立信的叔祖—戴儒珍生于1876年（光绪二年），自幼聪颖过人，而且勤奋好学，尤其在语言方面展现出过人天赋，来到上海后就专门学习法文。据史料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年初，扬州仪董学堂筹备就绪，招生开学，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公立学校。仪董学堂设有外国文课程，主要是教授英文和法文，在当时实属罕见。戴儒珍作为难得的法语人才，就曾在扬州仪董学堂担任过教习之职，专门教授法文[3]。在父辈的影响下，有着远大抱负的戴儒珍并未把教授法文视为一种谋生手段，而是以此为契机，竭力支持国家的新式教育事业，力争改变当时愚昧闭塞、教育落后的状况。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戴儒珍曾追随过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双方志同道合，共同为教育救国的理念而拼搏。据史料记载，1897年，在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的冲击下，绍兴城内出现一批热心讲究西学的有识之士，尤以县绅徐树兰为代表。他创办了绍兴中西学堂，自任督办，聘请蔡元培为校长，主持日常校务。蔡元培在出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有才称职教师，并且声称将会“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他的感召下，大批新式人才慕名而来，力图为教育事业奉献己力。蔡元培在接办学校后的第6天，就拟定出准备聘请的教员名单，并报知府熊起磻批示，其中戴儒珍赫然在列，被聘为法文教员。在当时，这些教员都是绍兴“极一时之选”的人物，戴儒珍作为法语人才，本身就比较稀缺，再加上怀有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自然为蔡元培所慧眼相识。值得一提的是，为提高中西学堂的教学质量，蔡元培还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员，在当时也算是开风气之先河。例如，中西学堂就曾经聘请过日本人中川外雄，作为日文教员。戴儒珍虽然精通英文和法文，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依然渴求掌握新语种，于是在教学之余，坚持还和蔡元培一起去听日文老师的课，补习日语[4]。

戴儒珍不仅热心于新式教育事业，还是一位外交家。在结束了仪董学堂和绍兴中西学堂的教育生涯后，他后来还曾担任过中国驻法国公使、中法银行中方代表、兼任中法实业银行中国代表兼董事等职务，得到政府部门的赏识和重用。戴儒珍曾被清政府授予五品衔，在民国六年时又被授予三等嘉禾章。抗战时期因时局动乱举家迁往海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和全家一起回国，居住于上海淮海路襄阳路口的一所公寓内。后病逝于上海。接着，叔祖母（法国籍）率全家又返回法国，遂和国内亲属慢慢失去了联系。戴儒珍育有四子二女。四子的名字分别为臣英，臣美，臣法，臣欧，由此也可看出他的国际化视野。可以说，戴儒珍的一生都在运用自己的所学专长，谋求改变国家的面貌和命运。

戴立信的祖父—戴儒彬生于1873年（同治十年），卒于1938年。戴儒彬来到上海后主修英文，和弟弟戴儒珍在教育界开拓事业有所不同的是，他自小深受父亲戴光培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所以一直想要在商界做出一番事业。因为他个性随和，人缘很好，商业头脑也很超前，就在上海慢慢结交了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在一起兴办实业，并逐步涉及民族工业投资领域，他曾经投资过沙市纺织公司，上海家庭工业社等多家企业。戴儒彬秉承家教儒风，守信重义，是一位坚持原则，讲究诚信和道德的儒商，他很快在业内赢得一些声望，也使得自己在商界进展顺利。戴儒彬在生意有成、家境较宽裕后，乐善好施，扶贫济困，不仅经常救济身边生活困顿之人，而且在家乡做了不少慈善之举，影响最大的一次是，他出资修建家谱，最后成文36卷，成为全族最珍贵的族史资源[5]，为此深受家乡人的爱戴。后来颇为不幸的是，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经常遭受日军飞机轰炸，戴儒彬参与的企业多被日军炮火毁坏，本人也因住所离战地较近，受到过度惊吓而去世。不久戴儒彬的妻子也去世。不过，戴儒彬乐善好施的性格却得以继承，慢慢成为家族中的传统，他的后人都能够秉承这一良好家风，从不吝啬钱财，在他人遭遇窘迫之时都能慷慨解囊。祖父专门面向民族企业投资的做法，让戴立信感叹颇多：

我祖父的一生跟他所学的英文倒没有太多关系，但是通过求学，至少开了一些眼界，他出身农村，进入当时的上海，开始投资企业，这和现在投资股票有些不同。我看到他投资的企业，一个是沙市纺织公司，一个是上海的家庭工业社，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从这两个企业来看，他投资的方向都是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业。我觉得祖父的思想很超前也很爱国，面向民族企业，这是不容易的选择[6]。

图1-2 祖母和二位姑母

戴立信和祖父的相处时间很短，他自小在北京生活，在1937年因躲避战乱来到上海后，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聪明伶俐的小立信深得老人喜爱，但在祖父母家待了不到半年，祖父祖母就相继去世了。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有些场景依然给戴立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戴立信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亲戚，名字叫作王守迅。祖父就问他能不能说出“迅”这个字的含义，戴立信当即回答是“迅速”的意思，祖父非常高兴，当着亲戚的面，把小立信好好夸了一番。戴立信小时候爱看一些童话故事，对所谓的鬼神颇感敬畏。在他去上海后，晚上住在祖父母的房间里，因为很少和老年人接触，当他看到祖父晚上刷牙时能把牙齿从嘴巴里拿出来，祖母还能把头发从头上拿下来，这让很少与老年人有接触的他心里颇感害怕。除了这些残缺的记忆片段，戴立信颇为感激的是，祖父在去世后为后辈留下了一些家产和股票，这给戴立信的母亲在丧夫后独自抚育四个子女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祖父戴儒彬一共有两个儿子，分别叫戴臣水和戴臣清。戴儒彬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非常重视对于子女的文化教育，再加上家里经济基础相当不错，就花大力气供两个儿子读书，寄希望于他们成人成才。戴臣水和戴臣清在学业上也都非常努力，最后双双读到硕士毕业并在各自学科领域里成就了一番事业。戴立信的叔叔—戴臣清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颇具盛名的一所学校，兴建于公元1901年，可以说是开现代教育之先河，是我国最早的公立学校。戴臣清的一生比较坎坷，据史料记载，“昔南洋公学学生戴臣清双目失明十年，沪上医院治遍而无效，在鄙处（宗教哲学会）三月痊愈。”[7]也就是说，他还在读中学时，眼睛就因病疾几近失明，好在最后因各种机缘巧合而痊愈。戴臣清在身体恢复健康后，更加努力读书，高中毕业就远涉重洋，留学比利时，最终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熟练掌握英、法两种语言。戴臣清在学成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还只身远赴南洋，从事教学和抗日救亡运动。戴臣清曾任职于马六甲培风学校[8]，为马六甲华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可惜的是，自幼体弱的他后来病逝于南洋，永久地与国内的亲人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