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与改革与中国的贡献

“顶层设计”原本是一个工程学概念，本意是指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而将“顶层设计”用于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进程当中，则意味着面对全球性的问题时，需要各个国家和组织通力合作，共同搭建对话、交流和协商的平台，为汇聚顶层智慧、聚集全球资源、以更宏大的视野和更全面的角度解决和处理问题提供可能。因为全球治理需要解决的是世界性的问题，是人类共同发展所遇到的难题，因此需要各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通力合作，多元的加入者更需要一个统筹的机制，才能把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各个国家之间也需要一个平台来充分交换意见、达成共识、出谋划策。因而，以G20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平台应运而生，为全球治理体系开辟了新的发展思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更坚固的保障。可以说，顶层设计不仅仅是全球治理体系蓝图的构建，更是为解决人类发展中的问题而做出具有前瞻性、全面性、共赢性、可行性的计划和安排。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主动塑造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与改革。2016年由中国主办G20峰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组织、国际经济合作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G20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沟通交流的最重要平台，需要为全球治理做出顶层设计，并拿出推进方案。而中国作为此届G20峰会的主席国，则需要在承继既有成果、推进体制发展的前提下，带头应对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从更高层面上讲，中国不仅已经意识到自身应该在全球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中贡献应对具体问题的方案和经验，更应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已经有所行动，在全球治理机制以及理念方面都贡献了中国智慧。

首先，中国积极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安全与和平治理体系、以IMF和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以及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主导权长期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使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经济发展水平与话语权不相适应的矛盾局面，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已成为众多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共识。

中国积极承担起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任。第一，坚持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改革。2010年11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宣布，IMF执行董事会批准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IMF的份额将增加一倍，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约6%的份额。2015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IMF 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标志着这项改革即将正式生效。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3.72%上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上升至6.07%，并且成为IMF第三大成员国。与此同时，中国将继续支持基金组织完善份额和治理结构，确保IMF成为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国际金融机构。

第二，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中国为推动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实施了多种改革措施，包括汇率市场化定价、放开利率管制、向IMF公开外汇储备数据、放开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在中国的多重努力下，2015年12月，IMF正式批准人民币进入SDR，这对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人民币成为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的第五种SDR篮子货币，为SDR注入了新动力，使得国际储备货币越来越多样化。这也是中国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其次，中国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框架基础之上推动“增量”改革，积极提出促进全球政治经济平衡发展的中国方案。

第一，中国参与成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并主导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丰富了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2009年6月，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并发表《“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2010年4月，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在巴西召开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就世界经济形势等问题阐述了看法和立场，并商定推动金砖四国合作与协调的具体措施，这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初步形成。南非于2010年11月申请加入。此后，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发展，有效地维护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

2014年7月，第六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巴西福塔莱萨召开，会议决定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标志着金砖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正式成为现实。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启动资金为500亿美元，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总部落户中国上海。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规模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提供41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分别提供180亿美元，南非提供50亿美元。金砖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是对传统全球治理的一种有效补充，不仅有利于深化成员国的协作和发展，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增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经济体，积极承担起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重任，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承诺。

第二，中国积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新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模式。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联结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地区，充分发挥沿线国家的禀赋优势，加强各国的互补性经济合作。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国家间经济合作，为全球经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国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可以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实现沿线各国互利共赢、携手发展。

此外，为配合“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于2014年宣布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涉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具有较大需求，而设立丝路基金正是从金融上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尝试。丝路基金通过中长期的股权投资，满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同时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运作，投资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项目，确保投资有质量、有回报。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丝路基金对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是一次创新，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背景下，中国以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理念，通过互联互通，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也为世界经济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再次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第三，中国主导成立亚投行，对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当前，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2020年间，亚洲地区需要8万亿美元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支撑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亚洲之外的地区也具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然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较大，难以满足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不愿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资金，其投资附加条件也往往令发展中国家望而却步。这也凸显出现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改革可以说迫在眉睫。

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很好地补充了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担负着诸如社会发展、减贫、融资等多种责任，而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可以有效地弥补现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在减轻现有金融体系负担的同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各国的金融需求。

除此之外，中国还将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与中华文化中的治理理念相结合，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

第一，中国提出并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应该由任何一国主导或掌控话语权，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必须由所有国家共同协商和建设，而治理的成果则由所有参与者公正地共享。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中仍存在很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中国会积极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努力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

第二，中国还丰富发展了全球安全与和平治理理念，提出“新安全观”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2009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阐述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各国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解决冲突和争端，在平等互利、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扩大交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和全球性问题，以实现共同安全。^[2]这是中国对于全球安全与和平治理提出的重要理念之一。对于亚洲安全，虽然当前亚洲整体局势稳定，但是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始终存在，中国充分考虑了当前亚洲安全与区域合作和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推动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