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们熟悉的中美关系一去不复返

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些年来维持得很是辛苦。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就发动了中美贸易战。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已经给世界经济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经过艰苦的谈判，两国好不容易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却出现了。这个时候最需要两个大国的合作，但它们却走向了深刻的冲突。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和合作，进行了友好的电话交谈，特朗普也答应会亲自监督落实两国元首所达成的共识，但现实地说，即使两国的医疗合作可以进行，人们曾经所见的中美关系，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两国的合作是主流，冲突是非主流，并且是可以解决的。在贸易战之前，这几乎是中美精英圈的共识，所以才会有“中美国”（美方）和“婚姻关系”（中方）这样的概念出现。这些概念无非是想说明两国经济上互相依赖，冲突变得不可能，因为冲突的成本实在太高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谁都知道冲突成本高，两国的贸易战对任何一方都会是巨大的伤害，但贸易战的确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使得两国的合作更为紧迫。两国的合作既是客观需要，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因为疫情在武汉暴发，在早期，中国更需要美国的合作。美国也是答应合作的，但美国的很多承诺并没有落实。等到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得到控制，而在美国大规模流行开来时，人们觉得美国更需要中国的帮助。

的确，美国需要中国供应医疗物资。不仅如此，中国拥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关键信息（包括对病毒本身的研究、病毒传播方式、病毒大数据等）和抗疫的经验。在经验层面，两国的科学家也的确在进行各个方面的合作，但这些客观需要并没有把两国的合作彰显出来。人们没有感觉到两国合作的气氛，倒是闻到了浓浓的“硝烟味”。

1.中美合作为何变得不可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无论是围绕着贸易还是新型冠状病毒，两国间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已经使得本来可以发生的合作烟消云散。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以来，中美两国一直在两个领域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较量，一是病毒的冠名，二是媒体战。

首先是病毒冠名之争。早期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没有统一的名称，但在世界卫生组织（WHO）有了统一的名称之后，各国理应根据WHO的标准叫法，美国的政治人物却没有这样做。202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通话中，指责“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

杨洁篪说：“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通报情况、分享信息，开展国际合作，并向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和支持。”蓬佩奥在电话中表示，对“把冠状病毒责任推到美国身上”感到不满。他强调，“现在不是散布假信息和怪谣言的时候”，并表示所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面对共同威胁。

此前的3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问：“美国的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多少人感染？”紧接着，发言人提出大胆的假设“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他要求：“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次日，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谴责“阴谋论”。

在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毫无道理地把新型冠状病毒“种族主义化”之后，中美两国就展开了病毒的冠名权之争。蓬佩奥一直把病毒称为“武汉病毒”，为此中国的抗议声不断。特朗普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国电视讲话中，扭扭捏捏地称病毒为开始于中国的“外国病毒”；但就在杨洁篪和蓬佩奥通话当晚，特朗普在其推特上直呼病毒为“中国病毒”。

美国政客的种族主义很快激起了中国社会的愤怒，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空间，都充满了声讨文字。中下层官员也无一例外地加入了愤怒的队伍。特朗普对此似乎早有准备，接下来，他在各个场合直呼“中国病毒”。特朗普的行为更激起了中国的愤怒，外交系统官员连续反应。就这样，冲突螺旋式上升。直到习近平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有关病毒冠名权的言论战才有所缓和。

另一战场是媒体。《华尔街日报》发表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污蔑中国人的文章，导致中国驱逐该报在华的三名记者。美国跟进限制中国五家媒体在美国的记者数量，并且要把这些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政府代理人。中国自然进行反制，作出驱逐美国几家主要媒体在华记者，同时限制为美国媒体工作的中方人员的决定。美国也照本宣科地作同样的反应。冲突的升级也是螺旋式的。

不过，无论是病毒的冠名权还是媒体战，这些可能仅仅是中美间冲突的表象。实际上，双方都以为自己知道这些冲突背后，对方所具有的真实议程。在美国看来，中国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取代美国，从而称霸全球。在中国看来，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崛起。很显然，双方的这种担忧并不新鲜，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只不过是借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机会再次表露出来，并且得到了升级。

一些评论员说美国把病毒“种族主义化”，是为了推卸政府抗疫不力的责任。尽管疫情在武汉暴发，但早期美国政府把此视为普通的流感，没有加以重视，延误了控制病毒传播的时机。正如特朗普所言，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发达、最大的经济体，也有发达的公共卫生体系，对病毒并不担心，更无须恐惧。

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有效阻挡病毒的快速扩散。这对美国政治人物的信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难理解，没有自信心的人更会找机会把错误推给别人，国家也是如此。实际上，直到今天，美国的很多政客都还热衷于推卸责任，没有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抗疫上。

不过，把病毒种族主义化在美国政界并没有共识。国会民主党人普遍批评特朗普和行政当局对于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Jim McGovern）表示，他担心共和党人对中国采取调查的做法将引起种族歧视，甚至种族仇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也公开叫板特朗普。很多民主党人也认为，行政当局这样做是为了推卸责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并不是推卸责任那么简单。新型冠状病毒考验着美国的内政外交，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而深刻的忧虑，这种真实性和深刻性，是正常时期所不能感受到的。

2.美国担忧经济高度依赖中国

首先是对经济高度依赖中国的忧虑。谁都知道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但谁都没有对这种高度依赖的后果有过如此深切的感受。正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麦考尔（Michael McCaul）所说：“我确实认为我们要审视我们的供应链，我们80%的医疗物资供应来自中国。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还必须依赖中国，当他们威胁我们，说要把我们置身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地狱，拒绝提供医疗物资给我们，美国就必须重新审视，思考我们能否在美国制造这些产品。”

的确，自20世纪80年代始的全球化，使得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异化，政府完全失去了经济主权。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美国资本主义为了逐利，把大部分经济活动迁往海外，包括和人民生命密切相关的医疗物资。当特朗普大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时候，老百姓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等；而正是这些能够给人民带来安全的物资，美国已经不再生产或者产能不足了。

这个现实无论是美国的精英还是民众都是难以接受的。正是这个现实，今天的美国出现了“去全球化”就是“去中国化”的论调。但很显然，这并非因为中国，而是因为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使得经济利益完全同社会的需要脱离开来。经济本来是社会的一部分，但经济脱离社会时，危机便是必然的。

3.美国忧虑中国体制

其次是对中国体制的忧虑。中美之争归根结底就是体制之争。中国的“举国体制”在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有效性，更加强化了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担忧。就美国体制而言，如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所说，美国这次抗疫不力并非美国体制之故，美国总统要负更大的责任。如果说美国精英对美国体制没有有效的反思，对中国体制的恐惧感则是显然的。

中国媒体对中国体制的弘扬和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攻击，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两者是互相激化的，即中国越是高调张扬，美国越是恐惧。

不难发现，在今天美国的内政外交话语中，无论在国会议员当中还是在国务院官员当中，“中国”的概念越来越少见，大有被“中共”的概念所取代的趋势。强调“中共”而非“中国”，这一变化的背后是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深刻恐惧。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和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斯坦弗尼克（Elise Stefanik）在参众两院分别提出议案，呼吁对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初期“中共”“隐瞒疫情”扩散的情况启动国际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作出赔偿。

同时，还有一组跨党派联邦众议员提出另一项议案，把新型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归因于中国，并呼吁中国公开承认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如果意识到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恐惧，类似的举动就不难理解，而且这种举动今后也会越来越甚。

4.美国忧虑被中国取代

最后是对美国全球地位被中国取代的忧虑。疫情在美国快速扩散，美国自顾不暇。新型冠状病毒把特朗普的“美国中心论”推向一个极端，显示出美国的自私性，单边主义盛行。美国不仅单边对中国断航，也对欧洲盟友断航。新型冠状病毒几乎断了美国世界领导力之臂。相反，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开始展现其疫情外交，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美国的欧洲盟友，甚至对美国提供援助。更使美国担忧的是，这些国家为了应对危机而纷纷投向中国的“怀抱”，无条件地接受中国的援助。

这种情形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深刻地弱化甚至消除美国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而使得中国得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来主导世界地缘政治。蓬佩奥的用词一再指向“中共”，他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上，号召各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抗击他所说的“中共的恶意影响”。还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欧洲国家需要中国的援助，但各国对中国援助所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也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中美两国关系上，更加糟糕也更加重要的是，今天冲突双方越来越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两国内部日益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自美国的各种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到了中美建交之后的最低点。中国尽管没有类似的民调，但从数以亿计的网民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来看，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之低也是史无前例的。

不可否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促成中美冷战的升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随着疫情在美国的继续扩散和美国政治人物把责任推给中国，随着以“反共”为核心的反华浪潮在美国的快速崛起，加之被疫情恶化的经济危机、社会恐惧和美国内部治理危机，中美之间的冷战是否会转化成为热战？如果是这样，那将是全世界的灾难。在历史上，战争和瘟疫的确是一对孪生兄弟。对这一点，谁也没有理由加以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