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生态危机的幽灵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一个幽灵在地球上四处游荡，人们采取了很多方法试图赶走它，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幽灵不仅没有被赶走，反而变本加厉地吞噬着人类的文明成果，越来越难对付了，这个幽灵就是生态危机。对于生态危机，罗马俱乐部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过异常清醒而又充满无比忧虑的描述：“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旧的危机已波及全球尚未度过，新的危机又接踵而至。这些都是难以克服的，人们企图孤立地克服其中任何一个的各种尝试都只能取得暂时的收效，并且往往顾此失彼”。[1]一言以蔽之，工业文明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带领人类正在走向美好的反面，给人类不断带来灾难。例如，震惊全世界的“六大污染”：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墨西哥液化气爆炸事件、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德国莱茵河污染事故。“八大公害”：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日本爱知县米糠油事件、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十大事件”：北美死湖事件、卡迪兹号油轮事件、墨西哥湾井喷事件、库巴唐“死亡谷”事件、西德森林枯死病事件、印度博帕尔公害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莱茵河污染事件、雅典“紧急状态事件”、海湾战争油污染事件。[2]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建设驶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生态代价。首先，人工化学物质的滥用带来的环境污染就“首屈一指”。“中国单位GDP废水产生量、单位GDP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GDP氮氧化合物排放量是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8倍左右，二氧化硫年排放量达2500万吨，空气质量达标城市仅占1/3。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机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资源过度开采与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3]《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进一步显示：“2013年，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2352.7万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043.9万吨，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27701.9万吨，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73亿吨”。[4]

其次，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带来的生态破坏也“居功至伟”。水资源方面，“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10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世界排名100位开外。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16，低于发达国家0.7～0.8的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69立方米，是国际先进水平的2到3倍；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约为15%，个别城市甚至高达50%，远超发达国家5%的水平。用水无度造成中国年人均综合用水量达454立方米，比水资源丰富的德国要足足高出60立方米”。矿产资源方面，“中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铝土矿、铜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17%、11%、17%，即使是最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占有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如此有限的矿产资源却没能做到物尽其用，粗放式开发造成的浪费严重。根据国家发改委测算，2010年我国资源产出率初步核算约4056元/吨，仅是日本的1/8，英国的1/5，德国的1/3，韩国的1/2。土地方面，地少人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在近年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高于人口城镇化，……摊大饼式扩张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一度达到130多平方米的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的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83.3平方米”。[5]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的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6]7年后的2013年，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发布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10（公众版）》显示，“2010年，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5389.5亿元，占当年GDP的3.5%。其中，环境退化成本11032.8亿元，占GDP比重2.51%，比上年增加1322.6亿元，增长了13.7%；生态破坏损失（森林、湿地、草地和矿产开发）4417亿元，占GDP比重1.01%。具体而言，7年间的环境退化成本从2004年的5118.2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11032.8亿元，增长了115%；虚拟治理成本（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从2004年的2874.4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5589.3亿元，增长了94.5%。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的环境问题在不断恶化”。[7]2013年底，全中国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集中出现了严重雾霾天气，这次空气污染事件一直持续到现在，可能将长时间持续下去。“2013年一季度中国共出现11次大范围雾霾天气，20个省份出现持续性雾霾，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影响人口约6亿。2013年上半年，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54.8%，超标天数比例为45.2%，其中轻度污染占25.4%，中度污染占9.5%，重度污染占7.5%，严重污染占2.8%。三季度京津冀平均超标天数比例高达62.5%，但比二季度降低了3.7个百分点，中国空气质量最差城市前10位分别是邢台、石家庄、唐山、邯郸、济南、衡水、天津、保定、郑州和廊坊”。[8]

2015年2月2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前记者、知名主持人柴静推出的雾霾深度调查影片——《穹顶之下》，再次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在生态危机面前，无人能够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也可以这样说，生态危机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已经超越饥饿、瘟疫和战争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梦魇。毋庸置疑，生态危机作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灾难，已经不只是个人的危机，也不只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危机。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这种结果并非不可避免。人类是一种会自我反思的智能性存在，正是因为人的这一特性，人类历史往往能够在危机的时刻出现转机。正如勒内·迪博曾指出的，“就人类而言，趋势并不等于命运”。托夫勒夫妇也说：“危机不是来自它的失败，而正是来自它早期的成功，我们并不是处在历史的终结，而是处在史前阶段的终结”。[9]人类正处于一个“史前阶段的终结”而重大进步即将到来的时刻，而对生态危机的新的反思将为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