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外省人

这一时期（1848-1945年），外省人的自卑情结是法国民族形象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欺骗性的因素之一。正是因其复杂性，历史学家才得以把法国描绘成单一的统一体，并臆断巴黎发生的一切对整个国家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政府的自吹自擂已被民众认作真理，政府乐于相信自己代表着整个国家，其制定的法律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历史学家一直关注着政府的所作所为，并夸大了政府的宣传作用。政府撰写的历史往往以大篇幅讲述国家事务，并更多地着墨政客心态，但是事实上下列问题更加重要：他们的法律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得以实施？国家统一的范围究竟有多大？

本章将深入探讨民族主义以往的表现，以评判地方个性化特征存在的原因。巴黎人对“乡野习俗”这个概念会表现出蔑视，与此同时他们又会无意识地谴责这种蔑视的态度，这种矛盾心理与以下事实密不可分：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巴黎人在一两代之前还是外省人，正如下文会详述的那样，只有不到一半的巴黎人出生在巴黎。因此，对巴黎人来说，“乡野习俗”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词。

这里可以用巴尔扎克来举例说明这种大大伤害了乡下人自信心的对外省人的排斥。巴尔扎克把乡下人描述成循规蹈矩、单调乏味的人，他们的小城镇“除了些许用处，都是一模一样的”。乡下人就像在小块土地上挖洞的鼹鼠、在水坑底部的青蛙，进行肮脏的、琐碎的争斗，会被点滴的嫉妒、贪婪以及物质利益所触动。由于他们不去想任何严肃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因琐事而感到兴奋，他们的热情就在这个过程中减退了，乡下人的生活因而充斥着贪婪和闲言碎语”。巴黎也有闲言碎语，但乡下人的生活太过狭隘，所以闲言碎语在那里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他们的生活不得不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不可能有秘密。“在乡下，你不可以别出心裁，因为别出心裁意味着你有别人无法理解的想法，那里的人们想要相似的思想和相似的举止。”所以你日常的主要活动必须跟你父亲的一模一样——每天吃4顿饭并守着你的财产。那里所谓的道德准则极为无聊，人们的言行不是受美德支配，而是被他人对其言行的评价左右。因此，这种单调的生活只能通过帮派与怨恨来缓解。

一个多世纪后的1951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这种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盛行。46%受访的巴黎人仍然这样指责外省人：狭隘、吝啬、虚伪、偏见、贪婪、落后、对别人的私生活太感兴趣、缺乏风度。事实上，也有45%的巴黎人不认同这些指责。只有24%的外省人批评巴黎人（自命不凡、肤浅、自私自利、大声嚷嚷、玩世不恭、道德败坏、浪费金钱），64%的外省人称赞巴黎人。多数外省人都承认自己自卑：64%的人说他们愿意住在巴黎，50%的人认为如果他们住在巴黎，他们就能够进一步完善自我，能够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拓宽视野。的确，外省人对巴黎的了解有限，因此，他们中只有42%（巴黎人则是79%）的人知道让-保罗·萨特是谁，其他人听到这一名字后反应各不相同：街道名称、议员、画家、服装设计师。但法国现代史一个不变的特点是，外省人一直在努力把自己变成巴黎人。

法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乡下移居到巴黎的人远远多于从乡下迁到地方首府的人，这一点立刻打破了外省人留守出生地的形象。外省人口一直在不断变化。以孔福朗（夏朗德省）的村庄为例，1900-1967年，出生在孔福朗的3 233个死亡者中，只有797人死于其出生的市镇，585人死于本行政区的其他市镇，360人死于与该行政区接壤的市镇，530人死于邻省的农村地区，359人死于邻省的城镇，227人死于巴黎，372人死于法国其他地区。这些村庄中约有30%的儿童离开本省迁往他乡，其中98人去了利摩日、84人去了昂古莱姆、57人去了波尔多、47人去了普瓦捷，而去往巴黎的人数最多，尽管它远在375千米外。出生在小城镇的人移居到巴黎的人数甚至更多：1901-1967年，出生于沙泰勒罗（维埃纳省）的3 078个死亡者中，只有31%死于本地，12%死于维埃纳省，12%死于邻省，25%死于巴黎，18%死于法国其他地区。尽管该地去普瓦捷的路程只有去巴黎的十分之一，但在那里去世的沙泰勒罗人只有128人，而在巴黎去世的则有788人。在卡斯特里（埃罗省），尽管去马赛的路程只有去巴黎的五分之一，去巴黎的人数却是去马赛的两倍。

由于这种两极分化，人们总是对外省一概而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过一本书，该书于1964年再版。莫里亚克在这本书中仍持这种观点，这说明与巴黎相比，外省当时仍然不被看好，就算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结论也是如此。首先，莫里亚克认为，外省的生活无法满足有学识者的心理需求。“外省的可怕之处在于，”他写到，“我们肯定找不到和我们有共同语言的人，而且我们时时刻刻被人监视着。”聪明的外省人被孤独困扰，他们“既没有智慧，也不聪明，也没有做任何事的才华……外省人理解不了交谈的乐趣。人们聚在一起吃饭、打牌，但从不交谈”。外省的女主人不知道怎样把不常见面的人聚在一起，其原因归结为一条令人生厌的规则：他们只接受对等的礼貌，其结果是扼杀了社交生活和交谈。人们被其职业吞噬，经常被迫扮演职业赋予他们的角色，其活动范围因此明确而有限，他们几乎从不邀请圈子以外的人。在巴黎，艺术家或作家去哪里都会受到欢迎，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也可以随时从孤独中走出来；他们很少受到监视，也不必被迫虚伪地顺从，他们不像外省人那样受家人的摆布，因为在外省，家人无所不能，个人价值完全等同于家庭价值。家族之间因通婚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也可对家庭成员实施令人窒息的控制，但这种方式扼杀了真正的社会生活。“所谓的家庭生活，往往可以归结为每个家庭成员都受到他人的监督，也表现为他们在相互怨恨中密切监视对方。”他们内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看看谁能最快把女儿嫁出去，谁能找到最富有的配偶，谁能让仆人服务的期限最长……这就是他们整天关心的事。一日三餐是他们一天的大事，厨房是整栋房子里最重要的地方，其重要性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富人有两个厨房，一个归厨师用，一个归女主人用，后者可以在那儿制作陶罐食物和油封食物，还可以用来接待佃农。其次，莫里亚克视外省人的生活方式为压抑其激情的巨大障碍，外省生活的基调就是嫉妒、压迫和虚伪。贪婪、骄傲、爱、恨，越积越多，宗教和社会等级制度压抑了这些情感的表达，因而外省人最清楚如何憎恨别人，并将这种憎恨传递给下一代。“法国巴黎以外的省份都以年轻人居多，他们的欲望永无止境。所有这些被压抑的野心以10倍的强度增长，确保这些年轻人在未来的政治、文学和商业舞台上出人头地……外省是雄心勃勃者的摇篮，这些人极度渴望名与利，因而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永不满足。”福楼拜的小说人物爱玛·包法利活在许多人的心里。其结果就是，外省人对美德和宗教产生了深深的敌意，因为这两者把他们描绘得如此可笑。巴黎居民自外省而来，巴黎也将最糟糕的特征给予了这些居民，比如流行时尚，同时，巴黎保留了一切值得保留的东西，如绘画和音乐。

1934年，地方报纸《约纳的未来》对外省的知识分子生活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对象为法国各地的作家、教师和知名人士。虽然其中许多人自愿选择住在乡下，但他们常常缺乏满足感。他们深受国家晋升制度的影响，这种制度把初级公务员派到人口最稀少、最偏远的地方任职，然后逐渐晋升到较大的城镇，最后他们才被派到至高无上的巴黎工作。这就意味着任何终身在外省工作的人都是不称职的，甚至那些致力于讴歌所在地区的作家也承认“首都过度专制，自以为是国家独一无二的大脑”。也有些富有智慧的人甘愿献身于当地的事业与研究，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许多人说，通过阅读和评论，他们可以很好地跟上巴黎等地方的新发展。还有一些全法国知名作家能够在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休养所随性写作，但是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够独立于巴黎之外观察世界。许多人在享受乡村生活的同时，指责地方主义荒谬或不合时宜。例如，蒙彼利埃的语音学教授莫里斯·格拉蒙（Maurice Grammont，一个非常有望成为地域方言的自觉倡导者的人）说，他接受这份工作是因为他喜欢这里的气候，而且他从不关心什么地方主义运动。他说，像蒙彼利埃这样的城市有个缺点，那就是像他这样的专家找不到可以一起谈论专业的人。那些想以理性的方式打发闲暇时间的中产阶级通常会学习历史，“这个领域最容易让人产生能够写出名著的幻觉”，但他们是业余爱好者，没受过训练，“他们的作品通常没有什么价值”，大多数乡土文学“一文不值”。上加龙省的一名治安法官让·阿扎伊斯（Jean Azais）说，地域自豪感从理论上讲很好，但事实上它只出现在无聊而可笑的小团体、个别图书馆、音乐制作水平极低的交响乐协会，以及只有不到100名读者的期刊评论中。让·戴马（Jean Dayma）虽然致力于拯救加斯科涅人的方言和传统，但也为其遭遇的冷漠感到悲哀。丹尼尔·布尔什宁（Daniel Bourchenin）是蒙托班学院院长、流行传统学会创始人之一，以及西南女权主义联盟、法国民俗学协会、作家协会、尼奥尔（他的出生地）历史学会成员，他提倡限制各省的要求，他反对各省培养“对其独创性及其优点过于骄傲的意识”，反对地方逞强或自治。住在欧坦的保罗·卡赞（Paul Cazin）从事波兰文学的翻译工作，他不断地批评外省“缺乏利他主义精神”，“宗族和部落仍然生活在小城镇和农村……人们固守在自己那点儿财产里，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他们不相信年轻人有才华……根本不关心世界上的重大问题”。难怪年轻人都逃到巴黎去了。

这些陈腐的观念并非都是事实。对外省生活的攻击源于这样一类人：他们在政治层面或文化层面攀附巴黎，或后悔自己没有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然而，首都的影响力并没有辐射到所有地方，仍有多种多样、极其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可供人们独立研究。首都忽略这一点的原因之一是，从最简单的地理意义上讲，人们对法国的了解仍然处于出乎意料的原始阶段，甚至在19世纪末依旧如此。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大多数人非常了解除了自己家乡以外的其他地方。法国第一张完整而准确的地图是由卡西尼（Cassini）在1750-1789年绘制的，其中一部分直到1815年才出版（因为拿破仑认为这是军事机密）。这是一张相当原始的地形绘图——小山谷与大峡谷和深渊的标记一样，地图比例尺只有1:86 400。1818-1866年绘制的一幅新地图力求更清晰易辨，并能供所有公共服务机构使用，但其比例尺仍为1:80 000（1英寸地形实测图比例尺为1:63 360）。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需要更详细的地图，但即使是一幅1:20 000的地图在当时也昂贵得难以想象。直到1914年，才只有几幅彩色的、有波状外形的新地图面世，比例尺为1:50 000。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地理学的研究仍主要属于历史学范畴，主要集中在古代波斯、罗马或拜占庭的边界和行政区划上。在学校里，地理课教学基本上就是记地名，对地理学阐述得最好的是儒勒·凡尔纳，这也是他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直到1872年，埃米尔·勒瓦瑟尔（Émile Levasseur）被任命为法兰西公学院的地理学、历史学和经济统计学教授（他的研究范围之广，表明学界当时对地理学的研究是多么有限）时，现代法国学界才获得了学术主体地位。地理学科最初侧重于统计学，主要负责理解与领会政府在人口统计与工业、农业和社会方面的调查报告。那时，爱丽舍·勒克吕（Élysée Reclus，1830-1905）还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因而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1876-1894年）几乎是独立完成了19卷的《地理全志》（Universal Geography）。事实上，出于政治原因，勒克吕于1851年被拿破仑三世驱逐出法国被迫流亡国外，1871年他因在巴黎公社中的重要作用而再次被驱逐出法国。他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勒克吕还试图进行概括性的总结。继勒克吕之后，维达尔·白兰士（1845-1918）也致力于对地理学的归纳总结。他原为古代历史学家，1875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地理学，并于1899-1909年任索邦大学教授。他的《历史和地理地图集》（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Atlas，1894年）是第一本不注重地名的地图集。正是他提出了要以实地考察的方式研究地理学，他的方法是探寻事实，将它们分类，借以研究各种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产生最终结果的，这种方法使地理学成为一门寻求概括与解释的学科。但是白兰士遭到其他学科学生的攻击，他们称地理学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例如，杜尔凯姆曾与其论战，称“社会形态学”可以取代地理学。白兰士主张构建“普通地理学”（基于所有土地都属于一种“类型”的观点），与此同时，他敦促自己的学生研究“区域地理学”。白兰士有意将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研究排除在地理学之外，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他所主张的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而他之所以选择将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排除在外，是因为这些因素是有争议的，因而很难做到不偏不倚。白兰士认为政治是决定地区范围的最重要因素。

《法国地理概况》（Portrait of the Geography of France, 1903年）是为了介绍拉维斯的多卷本法国历史书而出版的，白兰士在书中用了180页的篇幅描写巴黎地区，因为那里是“法国历史的真正发生地”，只有27页描写中部山区，15页描写地中海南部地区。因此，法国的区域地理研究还有待深入。著名的阿道夫·乔安妮（Adolphe Joanne）的系列省份地图（1868-1869年）也主要是火车站及河流的列表。在此之前，地理学论文仍然建立在史学基础上。这种历史与地理的联姻至今仍然是法国地理学研究方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直到20世纪初，地理学才实现了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决定性结合。朱尔·西翁（Jules Sion）有关诺曼底以及阿尔伯特·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有关皮卡第的优秀论文展示了社会的全貌，把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特征相关联，第一次展现了法国不同地区的独特性。他们不是简单地试图将每个区域分成普通地理学框架内的一种类型实例，而是研究每个区域本身，调查其呈现的各种特殊问题。这些区域地理论文展现了一些关于法国的最原创的思想，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揭示了这个国家，在之前从未有人关注过的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分析了政治与地理之间的联系，阿尔伯特·德芒戎展现了地理对经济和区域规划的贡献。地理学学者因此超越了国家的人为行政区划，寻求以统一的生活模式界定实体。随后，对于如何划分法国才是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以及创造法国的具体因素有哪些，学界提出了大量理论。1912年，法兰西公学院为该院最活跃的普及者之一让·布吕纳（Jean Brunhes，1869-1930）开设了人文地理学讲座教授席位。1928年，一群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首次出版了评述杂志《年鉴》（Annales），极大地拓展了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

在这次探索法国的过程中，肯定存在一些空白领域。对于1945年以来尚未得以研究的地区，相关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扑面而来，表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城市地理学的发展较为缓慢：德芒戎有关皮卡第的论文中对于亚眠的论述只有一页；1929年，皮埃尔·丹尼斯（Pierre Denis）在有关南美地理的论文中也没有太多提及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里约热内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拉乌尔·布兰查德（Raoul Blanchard）有关格勒诺布尔的开拓研究（1912年）的支持者也寥寥无几。乡村问题往往是地理学学者所关心的，也许是因为相对于现代历史而言，他们更了解中世纪。由于形态学看起来更具科学性，许多地理学学者倾向于从形态学入手研究地理学，远离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因素。埃马纽埃尔·德马东（Emmanuel de Martonne，1873-1955）是白兰士的女婿，他所写的《自然地理学》（Treatise of Physical Geography, 1908-1909年）开启了这一研究方向。其结果是，在《地理学年鉴》（创刊于1891年）这本重要的评述中，形态学文章在1902-1911年占44%，在1912-1921年占57%，在1922-1931年更是高达80%。1928年，参加国际地理学大会的547位专家学者中，有42位法国代表；10年之后，1 217位参会者中，法国代表有147位。法国地理学学者改变了其国民自我意识及其对复杂的传统概念的意识，这种方式值得进一步研究。这些人中不乏能人精英。地理学上的“法国学派”，以其广度和活跃性赢得国际赞誉，其本身就包含各种各样的观点，因而不应该是整齐划一的——正如他们所呈现的多姿多彩的法国。

巴黎人动辄就鄙夷外省人的精神生活，认为那里没有什么新奇有趣的事情发生，一部分外省人尽管不情愿但也持此观点。外省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各省的学术机构与学会，在旧体制下，其重要性广为人知，虽然在大革命期间曾被短暂废黜，但很快又得以重生，到19世纪末，其规模反而是巴黎的3倍之多——约1 100家，巴黎仅有375家。几乎每个叫得上名字的城镇都有某种形式的知识学术活动。比如马孔（人口数量为18 000），1903年有一所学院，也称为卢瓦尔省艺术、科学、文学与农业学会，有347名成员，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05年。它还有农业学会（成立于1880年），有450名会员；自然史学会（成立于1893年），有140名会员；园艺学会（成立于1841年），有450名会员。所有这些机构都发行其专属出版物和期刊。阿让（人口数量也是18 000）的阿让农业、科学和艺术协会发行了三种不同的期刊。1903年，像里昂这样的城市大约有30个学术协会（见表2-1），从中可见活动种类之丰富。

显然，园艺学会人数众多、最受欢迎，而一些学会不足百人。不管人数多少，他们都忙着每年、每月甚至每两周发表一次会议记录、通报和评论。

没有人系统地阅览过这些出版物并评估它们的价值，部分原因可能是那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要求超出了现代专业学者的能力。18世纪，省级学院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在未经审查许可的情况下就享有出版发行权。到了19世纪，它们的出版物比18世纪时的数量更多、内容更多、发行的时间更固定。它们还给追求奖励的年轻人颁发奖项：利昂·福彻（Léon Faucher）、梯也尔、基佐、米涅和路易·勃朗（Louis Blanc）都是因此走上成名之路的获奖者。虽然这些学术组织在大革命中损失了大笔财产，但也从新的捐款和地方补贴中积累了更多的财富，因而成为大规模学习活动的捐助者。里昂、波尔多、鲁昂、卡昂和马赛的学院财大气粗，能够提供数额不菲的奖励。它们为竞赛设定的科目不仅表达了其兴趣所在，而且为这些研究领域指明了方向。比如，里昂学院管理着一笔1 500法郎的奖金，是由阿尔勒-迪福尔（Arlès-Dufour）出资，为有助于改善妇女命运的文章而设；科学家安培还遗赠给里昂学院1 800法郎，以帮助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顺利完成学业；贝桑松市也有类似案例，创立者是叙阿尔（Suard），受益者是蒲鲁东；卡昂学院曾为一篇植物学论文颁发了高达4 000法郎的奖金。有学者认为，应该把这些地方性活动都组织起来，形成与巴黎抗衡的力量。阿尔西斯·德科蒙（Arcisse de Caumont）是一位富有的贵族，他倾其所有为这项事业奉献40余载，他参加的学术会议比任何人都多。1833年，他举办了第一届地方团体大会，随后于1839年创办了省际研究协会。这似乎是对国家级的法兰西学会的直接挑战——科蒙还不断抨击后者支持国家中央集权，并拒绝承认其在省级学术圈的核心地位。18世纪，巴黎与各省学术机构之间曾保持密切联系：一些法兰西学会或者［比如蒙特彼埃省（医学见长）和波尔多省（物理学见长）的］科学院成员自封为省级学术界的保护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得以以议员的身份代表省级学界前往巴黎，去那里做学术报告，并得到肯定与赞美。各省在19世纪感受到的孤立部分源于这一传统的终结。为了弥补这一点，科蒙在1850年发起的“学术团体大会”（当时参会者有120人，到1875年增至200人）再次召开，但受到了大型学术机构的联合抵制，因为这次大会对所有学术机构开放，不像以往那样只有大型学术机构参加。他们声称，只有二流学者才会参加这样的大会，既然世界上任何主题的文章都可以提交到大会，那么学者们就不可能在大会上进行有价值的讨论。

政府也嫉妒这个独立机构，因此成立了一个与之名称相同的机构，并由教育部出面，在索邦大学的年度颁奖礼上以它的名义颁发官方奖项，使它荣耀倍增。这个官方的“学术团体大会”，衍生于“历史委员会”，该委员会是1833年由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基佐创建，意在出版历史文献。“学术团体大会”曾为当地学者发放少量津贴，这些学者终其一生都在以蜗牛般的速度编撰中世纪手稿，40年后才出版了258卷，而每年政府会向这一项目投入13万法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政府对这种补贴形式进行了调整，力图将利益摊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受惠：因为当时除了历史学，政府也鼓励研究其他学科。为了争得这些补助金，很多地方政府忙得不可开交，还引发了激烈的对抗，因为赠款与奖品往往按地域分配。政府会特别照顾那些新成立的、尚不突出的学术团体，杰出的学者和历史悠久的学术机构对此颇有微词，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因此，这种以荣誉与奖品为诱饵，将地方知识分子拉近政府的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真正活跃的地方学者因此更加强调他们的独立性。1857年，里昂的一位学者因批评政府对待各省的政策而受到教育部部长的斥责。对此，这位学者回应道，他不需要部长的许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话，因为他们的研究所是“自治的小共和国，他们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一旦被国家授予某个职位，他们就身不由己了”。

各省有许多书店、期刊和报纸，完全可以自负盈亏。1860年，巴黎有622家书店（含出版社和销售商），还有大概1 180家各类印刷厂。与150万人口的巴黎相比，有23.3万人口的马赛至少有33家书店和65家印刷厂。按比例计算，巴黎的书店和出版社是马赛的3倍，但毫不客气地说，马赛所拥有的也足以彰显自身特色。此外，罗讷省周边的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书店。艾克斯（只有2.6万居民）有5家书店，阿尔勒（人口数量24 000）有4家，塔拉斯孔（人口数量13 000）有3家，萨隆（人口数量7 000）有2家，加丹（人口数量2 700）有1家，等等。另外，这些城镇还有15家印刷厂。里昂（人口数量292 000）至少有80家书店、出版社和80家印刷厂。博姆莱达梅区（人口数量2 615）有3家书店和1家印刷厂。然而，它们分布不均。例如，莫尔比昂省的书店满足不了当地居民的需求；瓦纳（人口数量14 000）有4家书店和3家印刷厂，同样人口数量的博韦的书店和印刷厂的数量则是其两倍之多。有些作家称，除非自己的书在巴黎出版，否则不算成功，不过那也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对“成功”的定义比较特别。1934年，有相当数量的省级（地方）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巴黎那时已有大约800家出版社，各省合计有近400家；巴黎约有3 700家印刷厂，各省合计约有3 800家；巴黎有820家书店，各省合计有3 250家。1935年出版的《诗人年鉴》列出了800名自诩为诗人的作者，其中大多数人在各省生活并创作。大量的当地书目佐证了这些既不受巴黎也不受后代认可的作者的文学创作能力。例如，1850-1900年，仅勒阿弗尔这一个行政区就出版了2 038位作家的作品，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有法兰西银行勒阿弗尔分行的主任，有医院里的牧师，有管弦乐队的指挥，还有医生、教师、律师、地质学家、海军职员，等等。1918-1936年，阿尔萨斯的出版物堆积如山，仅列出它们就需要6本大部头的参考书目。1886年出版的一份布列塔尼作家名单中，字母A之下竟有915位作家的名字，但这份名单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编出一整本目录的任务量太大，于是字母B都没编完。1870-1960年，米卢斯市诞生了3 000多本本地作品，除此之外，当地的新闻媒体也异常活跃，相关内容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参照拉乌尔·德拉格拉塞里（Raoul de la Grasserie, 1839-1914）的职业生涯，人们可以了解省级知识分子的经历。格拉塞里出生在雷恩，一生都在布列塔尼生活，主要在雷恩和南特当法官。他出版并发表了360多本书和文章。他兴趣广泛，能力超群，研究过心理学（社会、种族和宗教方面）、社会学（理论、政治和犯罪方面）、语言学（比较、语义和北美语言方面）、法律、文学、政治、“反对女权主义偏见”及“语言中的性别”。几乎所有当代社会或理论问题，他都有话可说，而且他的谈论往往非常吸引人。他参加了许多学术协会，并与一些外国的协会通信。他对欧洲学术最新趋势的了解远远超过许多巴黎的教授。例如，在弗雷泽的《金枝》出版后的几年间，他便通过这本书分析了布列塔尼人的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