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塔尼人

布列塔尼人的民族自觉性一直在不断增强，它的民族分离主义甚至都到了这样的地步：1939年，部分布列塔尼人拒绝为法国与德国作战。他们的民族自觉性还催生了唯一诉诸暴力的自治主义运动。这种独立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旧制度下，布列塔尼比大多数省份更加有效地抵制了中央集权与现代化，19世纪复辟的中央集权对它的打击尤为明显。布列塔尼是法国宗教信仰最为坚定的省份，这一点十分引人注目，现代主义者对其尤为担忧，他们将布列塔尼人对宗教的虔诚归因于其落后的经济。布列塔尼人的宗教很少为外人所理解，举例来说，它与西班牙宗教的区别就很大。布列塔尼人的宗教是通过一些比天主教更古老的异教信仰与活动对天主教进行的改造，其宗教基础实际上是迷信和魔法。天主教神职人员最初曾与布列塔尼的宗教力量进行激烈的斗争，但不得不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因此，古老的魔法泉变成了天主教朝圣的对象，魔法针对的是低级恶魔，于是精灵幸存了下来：“布列塔尼人说起它们时总是温顺有加，好像它们是美味的禁果。”教会极力谴责布列塔尼人的这一态度，认为精灵是邪恶的幽灵，但农民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尽管他们表面上对天主教恭敬有礼，但对圣徒的崇拜（大多数布列塔尼人村庄以圣徒的名字命名）仍以纯基督教的形式进行。大多数圣徒是本地的，罗马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每个教区至少都有几座为这些圣徒建造的小教堂，有的教区多达6座：普卢阿雷（人口数量3 300）有24座小教堂。每个圣徒都有独特而明确的用途。这里的宗教力量之所以强大是因其实用，且从布列塔尼人的自身利益出发。每个圣徒会施予信徒特定的恩惠，并要求不同的回报。圣奥纳内治疗浮肿，圣特雷米尔治疗神经痛，圣布朗东治疗溃疡，每个圣徒也都有自己的癖好，圣阿沃伊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求来祈福的人供奉一只白色的母鸡，圣马让（治疗头痛）接受头发作为回报。假如圣徒不肯施恩，那布列塔尼人就会强迫他显灵。勒南讲述了他父亲如何去一位圣徒那里治疗发烧的故事：他带着村里的铁匠，拿上他的工具，铁匠把一块烧红的烙铁举到圣徒面前说：“要是你治不好这孩子的发烧，我就让你穿马掌。”这个圣徒服软了。布列塔尼人只通过圣徒与上帝交流，事实上，他们并不会与上帝打交道，他们只与圣徒交流，不停地与他们做生意，交换服务。基督教的上帝变成了立宪君主，凌驾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上。这些在别处不被承认的圣徒却在布列塔尼留下了乡下人忠诚的形象。因为哪里都有布列塔尼人，所以布列塔尼人的独特气质也受人尊重，也因为他们为许多社会活动提供了机会，给人们带来了乐趣与慰藉，所以他们颇受重视。早在假日出游之前，布列塔尼人大规模的“赦免”和朝圣活动就已开始，但这种宗教总是把布列塔尼人引领到过去：每个仪式都与对祖先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甚至婚礼的一部分就是祭祖。布列塔尼人的虔诚也惹来质疑之声。19世纪布列塔尼的3位伟大的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拉梅内（Lamennais）和勒南都质疑这种宗教及其正统性。由于人们是用情感而不是理智来反击这种质疑，所以更加令人不安。布列塔尼宗教骨子里有一种神秘的元素，使布列塔尼人以一种独有的方式信仰它。

布列塔尼语是一种凯尔特语，法国人完全无法理解这一语言，它与威尔士语和盖尔语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这让这个民族变得更加独特。据估计，1806年约有100万人日常说布列塔尼语，1886年约有130万人，1970年还有六七十万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种语言。在整个19世纪，和法国的其他省份一样，忘记布列塔尼语（这个在城镇中消失得最快的语种）成为布列塔尼教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标志。1920年以来，知识分子又开始自豪地使用布列塔尼语，它因而不再只是农民的语言。其重要性可以从192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窥见一斑：在被调查的635个市镇中，有474个市镇完全使用布列塔尼语布道，397个市镇使用布列塔尼语教授教义，70个市镇主要用布列塔尼语布道，21个市镇用两种语言布道，21个市镇主要用法语布道，49个市镇完全用法语布道。宗教和语言相结合，产生了另一种独特的个性化传统——一种极具活力的大众戏剧。1929年，布列塔尼仍有100多个剧团，这些剧团会表演一些既传统又需要想象力的剧目。这不是有闲中产阶级的爱好，而是所有阶层、所有年龄段的人的消遣（女性只被允许在城镇里表演）。中世纪时，凯尔特文学和普罗旺斯文学同样辉煌，同样独具特色。到了19世纪，许多作家又通过各自的作品重现了凯尔特文学的辉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法国的教科书上。1879年，布列塔尼藏书者协会出版了一份19世纪布列塔尼诗人的名单，名单列有200多人。1914年，布列塔尼大约有50个协会致力于将其艺术与文学发扬光大，在巴黎还有大约30个这样的协会。1891年，阿蒂尔·勒穆瓦纳·德拉博尔德里（Arthur Le Moyne de La Borderie）就任布列塔尼历史学界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所有这些活动证明了布列塔尼具有民族独创性的一切基础——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民族性格、自己的历史与自己的诗歌。

这种观点可能会受到质疑。布列塔尼有四五种不同的方言。尽管布列塔尼分离主义运动在这里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该省的一部分（下布列塔尼）被法语化了，或者至少会在口语会话中使用法语。这两种文化的并行不悖可与比利时盛行的文化相媲美。但该省在地理和经济上的划分非常明显，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前者的人口密度是后者的两倍。布列塔尼人的政治与宗教行为绝不像乍看之下那么一致，因此对他们的任何一种概括几乎都不全面。村庄之间存在强烈的不信任与对抗，经常爆发流血冲突，这使一致行动变得十分困难。尽管布列塔尼人的出生率非常高，但他们似乎正在消失，因为其移出人口数量格外庞大，比如，布列塔尼会为巴黎提供妓女，为军队提供列兵，因而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布列塔尼是损失男性劳动力最多的省份。埃米尔·苏维斯特（Emile Souvestre）1836年写了一本关于布列塔尼人的书——《最后的布列塔尼人》，书中记述他们仿佛如美洲印第安人一样正在消失，而那时人们对布列塔尼知之甚少。苏维斯特称，有关布列塔尼的旅游图书其实只是在互相抄袭，这些书的风格给人一种哥伦布发现一个未知种族的野蛮人的感觉。布列塔尼人的自我意识一定是由知识分子创造的，甚至当布列塔尼省一直向法国其他地区大量输出儿童，以致省内任何一座城市的布列塔尼人的人数都比不上巴黎的布列塔尼人多时。布列塔尼省以外的布列塔尼人，尽管在背井离乡后的初期表现出怀旧情绪，但他们很快就会融入新环境：他们在保持和保存对家乡的记忆方面远不如奥弗涅人那样突出。这一时期的布列塔尼复兴被比作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这两个运动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对“所受粗暴对待”的回应，因为布列塔尼人憎恨自身的贫穷和政府对他们的忽视。这两个运动都是由有决心且有能力的个人发起的。

1870年，布列塔尼军队在布列塔尼领地一位总督的曾孙凯拉特里（Kératry）的指挥下，组成了一支旨在击退普鲁士人的军队。这支军队曾使共和党领导人感到恐惧，他们认为这是一支被疏远的、有潜在威胁的军队，因而实际上没给它发放武器。“我求你，”弗雷西内（Freycinet）发电报给凯拉特里，“忘记你是布列塔尼人，只记着你是法国人。”很多布列塔尼人拒绝忘记自己的出身，拒绝被同化。

泰奥多尔·埃萨尔·德拉维拉马克（Theodore Hersart de La Villemarque, 1815-1895）是使布列塔尼闻名于世的人，他让布列塔尼作为一个民族出现在地图上，而此前人们认为它只是一片落后而顽固的沼泽地。1839年，他收集出版了布列塔尼民歌集Barzaz-Breiz，事实上，他为民歌集的创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从而造就了这部极具创造性的作品，而不是一部民俗主义作品（“民俗”这个词在1846年被英国人首次使用）。这本书是写给巴黎人的，德拉维拉马克本人就是移居到巴黎的布列塔尼人，他在那里定居后才对布列塔尼产生了兴趣。1838年，教育部部长给了他一笔600法郎的资助，让他去阿伯加文尼的埃斯特福德学院学习，并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图书馆里查找历史资料。这些地方，以及他曾去过的巴黎文献学院，都是获得重建布列塔尼民族理念所需资料最便利之所。德拉维拉马克的书出版时看起来很像福瑞尔在1824年出版的《现代希腊流行歌曲》，当时只印刷了500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年均销量不足25本。但是乔治·桑在读完这本书后宣布，从此以后，任何人在街上碰到布列塔尼人都必须脱帽致意。这一评价给颇有影响力的几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拉维拉马克于是入选法兰西学院，成为流亡布列塔尼人兄弟会的中心人物，致力于复兴这种古老语言的使用。早在1841年，《百科全书》（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就提到了“布列塔尼民族”。1847年，勒戈尼代克（Le Gonidec）的《布列塔尼——法语词典》在他去世后出版，这也是一个布列塔尼漂泊者的杰作。从1804年开始到1838年去世，勒戈尼代克在没有踏足布列塔尼的情况下，成功编纂了835页的双栏4开本的布列塔尼语词典。约瑟夫·洛特是另一位研究古代布列塔尼文学的先驱。他前往威尔士学习了盖尔语，并迎娶了一位威尔士姑娘，直到1884年，他才开始在雷恩学院讲授凯尔特文学。一大批杰出的学生将在此继续他的工作。

布列塔尼语复兴运动中有三股不同的力量。第一股力量来自凯尔特人，他们十分博学且对历史研究很感兴趣（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布列塔尼协会成立于1834年，受到拿破仑三世的压制，但是他并不干涉、阻碍“吟游诗人学院”（成立于1855），该学院纯粹致力于研究文化。德鲁伊神学院成立于19世纪末，它仿效威尔士的同行建立了自己的章程，并以同样的方式举行年度竞赛。后来，它在布列塔尼省为儿童组织考试，甚至为布列塔尼的广告语提供奖品。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其活动受到年轻一代的鄙视，后者批评德鲁伊教徒为了取悦游客而矫揉造作，批评他们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缺乏思考，甚至批评他们虚伪，因其发现写有著名的反酗酒小册子的作者大德鲁伊·塔尔迪尔（the Grand Druid Taldir）实际上是个苹果酒酒商。然而，凯尔特运动在学术层面确实有些令人敬畏的人物，他们在1898年建立了布列塔尼地区主义联盟，其中包括当时布列塔尼的一流作家——阿纳图瓦·勒布拉兹（Anatole Le Braz）、夏尔·勒戈菲克（Charles Le Goffic）、卡米耶·瓦莱（Camille Vallee），联盟主席是德莱斯托比隆（de L’Estourbeillon）侯爵。联盟的主要工作是在学校里教授布列塔尼语，并使学生的布列塔尼语水平达到高中毕业会考的标准。联盟认为布列塔尼语同阿拉伯语、安南语和马拉加什语一样，有权得到官方承认，而这些语言在教学大纲中不是必选科目。联盟的口号是“孩子们，和父母说布列塔尼语”。联盟还极力推动布列塔尼的经济发展，但它没有参与任何严肃的政治活动，因此影响相对较小。

Gwalarm出版社在布列塔尼语复兴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该社始于1915年，终于1940年。Gwalarm出版社由布雷斯特的英语教师罗帕兹·埃蒙（Roparz Hemon）负责，其成就是把布列塔尼语变成了一种现代语言——就像希伯来语后来在以色列复兴一样。Gwalarm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图书，涵盖小说、诗歌、戏剧和科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的作品，尤其重要的是，其出版的作品全部使用布列塔尼语，从埃斯库罗斯到亚历山大·勃洛克，它把欧洲大量的经典著作翻译成布列塔尼语，还委托出版了一本新的布列塔尼语世界史，以及物理和几何教科书。它出版的布列塔尼语儿童读物尤其成功，其故事通常取材于爱尔兰、丹麦或者芬兰等国家的古老传说，绝对不会取材于法国。除了出版读物，它还开设了语言课程、函授课程和一所暑期大学。它无须支付版税，所有工作（使布列塔尼语成为一种权威而现代的表达自我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民俗传说）都由业余爱好者完成。普卢里沃村的共产主义者扬·索耶（Yann Sohier）于1928年开始使用布列塔尼语教授小学生课程，他会在课上认真而严格地纠正学生使用布列塔尼语时出现的错误，如同纠正其法语错误一样。他使用布列塔尼语与学生讨论时事，试图消除他们因使用布列塔尼语而产生的羞耻感——因为这种语言通常让人联想到未受过教育的人和穷人。学校的督察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学生们的法语在本区是最好的，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支持索耶。1933年，他和部分小学教师一起创办了《镰刀》，这既是一本评论性刊物也是一种倡议，通过《镰刀》，索耶的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在该省的学校中得到广泛推广。

布列塔尼语复兴的第二股力量来自保守贵族。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贵族的影响力值得研究，但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很少。贵族的处境的矛盾之处在于，虽然他们赞成给予布列塔尼人更大的自治权，但他们也想改变布列塔尼人，使其接受自己的统治。德郎蒂维-特雷迪翁伯爵（comte de Lantivy-Trédion）是拉图尔·杜平（La Tour du Pin）的信徒，1909年，拉图尔·杜平撰写了一本关于布列塔尼问题的书，书中他严厉批评了布列塔尼省的农民，他痛斥他们自私自利、无政府主义、缺乏理性，他认为他们只是表面上信仰宗教，参加赦免只是为了喝醉。他害怕德鲁伊教徒，因为他们是异教，而且与英格兰新教有联系。他谴责布列塔尼人身上那种任性不羁的想象力，认为正是这种想象力使拉梅内这样的人走上了异端邪说之路。拉图尔·杜平建立“多菲内自由领地”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他缺乏民众的支持，其教训是要把群众组织成专业的团体，这些团体才有望接受贵族的宪法。在维希政府的统治下，类似的事情再次被提出，但这一直没有成为大趋势。

第三股力量能够吸引更多公众的注意，这也是布列塔尼运动中最暴力、最艰难的部分。1911年，卡米耶·勒梅西耶·德厄姆创立了布列塔尼民族主义党，主张民族独立，宣称布列塔尼是一个像爱尔兰和波兰一样被奴役的地方，只有独立才能解放它。布列塔尼民族主义党由一群年轻人组成，他们时刻准备着为其信仰而入狱。1912年，在雷恩一座纪念布列塔尼和法国联合的新雕像揭幕仪式上，勒梅西耶·德厄姆组织了第一次公开的、反对法国的分裂主义抗议游行，他本人也是首位因民族主义而被捕的布列塔尼人。布列塔尼民族主义党及其报纸《布列塔尼自由报》在1914年的战争中消失，紧接着《永远的布列塔尼》创刊，这一评论性刊物的创办演变成了一场运动，其计划是打击布列塔尼的三大祸害——肺结核、酗酒和法国的统治。1927年，布列塔尼自治党成立；1929年，《永远的布列塔尼》改为周刊；1930年，它提名了一位议会候选人，但没有成功。该刊物通常销量约5 000份，不过偶尔发行量也会达到25 000份。它试图在社会和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其口号是“既不红也不蓝”。它采用凯尔特十字架作为其标志，其寓意为和平与联盟（直到希特勒的示威游行致使它放弃这一标志，改为9个黑白条纹的旗帜，分别代表布列塔尼的9个地区）。它以非常激烈的言辞表达了法国帝国主义在布列塔尼的罪恶行径，这一做法使其部分支持者感到忧虑。它通过写满了布列塔尼人遭受了何种歧视、他们缴纳的税款如何被用于发展其他地区等标语的宣传单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它的忠实读者。然而，在采取何种战术这一问题上，它一度摇摆不定：有一段时间，它避开了分裂主义，只谈自治；多年来，关于要建立什么样的联邦，它一直含糊其词，它偶尔也会暗示欧洲应当重组，布列塔尼在重组后的欧洲应该可以与法国平起平坐。

尽管《永远的布列塔尼》的侧重点不时调整，但其1929年的宣言最能体现总体进攻路线。一开始，宣言坚称这不是倒退，旧的布列塔尼已永远消失，它向旧布列塔尼致敬，但它不愿将其复兴。它否认自己反对法国，但宣称法国的统治是非法的，违背了布列塔尼人的意愿，也违反了1532年的条约——该条约将布列塔尼归入法国，条件是尊重其习俗。它反对法国中央集权制与法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使我们为了别人的利益而陷入新的战争，我们奋起反抗法国对我们经济需求的漠不关心，反抗它无法理解我们的文化与道德愿望，反抗它对我们的语言怀有敌意。我们注意到，法国无法跟上世界总体发展的节奏。我们认为，通常所说的法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联邦，它包含一定数量的民族。我们的要求遭到‘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国家的反对，这一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今天，这个国家已被全世界的开明人士远远抛在了身后。”“永远的布列塔尼”是第一个在法国本土谴责法国“帝国主义”行为的运动，它创造的“帝国主义”这一口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广泛采用。它宣称“布列塔尼一直是受剥削的殖民地”，布列塔尼是一个英国移民组建的国家，它的诞生与法国历史毫无关系。它是一个国家，“每个不善于自我管理的国家都会迅速衰落”，布列塔尼经历过这样的事，因此它现在主张拥有自己的议会，控制自己的行政部门，尤其重视教育管理与艺术复兴，其管理与复兴的方式要“与我们西方和北欧的天才们相一致，要消除拉丁文的淫秽表达，这些拉丁文充斥在巴黎的小说、歌曲、戏剧和报纸中毒害着我们”。它希望宗教和解“符合我们人民的意愿”，社会立法适应布列塔尼人的需求，废除法国的地区行政及省级体制，因其在通信日益发达的时代已经过时，由不受行政干预的市镇取而代之。如果法国同意这一切，它不会有任何损失，因其中央集权制已使其陷入瘫痪：法国在社会立法、经济、教育、戏剧和建筑领域、卫生以及城市化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许多国家，尤其落后于德国、英国、瑞士、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这个计划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把目光投向了法国以外的欧洲（而不是美国）。它有时会以瑞士作为联邦制的典范，它还把目光投向许多北欧国家以获得文化上的灵感。它宣布“我们相信迟早有一天，欧洲会形成经济统一体”，这是阻止欧洲相互攻击的唯一方法。“但这个统一体不会由现有国家组成的联邦构成，因为这些国家是随机的聚合，是偶然、暴力和狡诈的产物，它们绝不像政客们强调的那样是永恒的。”

对于应该如何看待联邦制这一问题出现了分歧。联邦主义者想让布列塔尼成为一个普遍的国际问题，而民族主义者则想把注意力集中在布列塔尼自身的内部问题上。1936年，后者成立了“布列塔尼阵线”，以支持那些倾向于接受布列塔尼人要求的议会候选人：41人接受，其中15人当选，他们组成了布列塔尼利益捍卫委员会。但政府十分担心这种煽动行为，于是在1938年逮捕了“永远的布列塔尼”的领导人米歇尔·德博韦（Michel Debauvais）和奥列尔·莫德雷尔（Olier Mordrel），他们在雷恩受审，其所属的党（现在称为“布列塔尼国家党”）也于1939年被取缔。因此，法国人事实上完全拒绝了“永远的布列塔尼”运动的要求。当布列塔尼的一个年轻人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质问达拉第此事时，达拉第轻蔑地回应：“你想让我们回到高卢人时代吗？”布列塔尼计划对法国宣称取得的成就和体现的进步的自豪感进行极为野蛮的攻击。因此，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德博韦和莫德雷尔就前往柏林，发表了一份宣言，宣称布列塔尼人在这场与其毫无关系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相信通过这种大胆的举动，他们可以把布列塔尼变成第二个爱尔兰，而这只需要几百个意志坚定的人就可以实现。实际上，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首先，参加运动的成员在对法国的态度这一问题上的见解过于分裂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会对这样极端的做法给予广泛支持的。其次，有地方主义倾向的亨利·菲利浦·贝当以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明显可行的办法，起初他没有回应布列塔尼人请求自主权之事，但在1942年，洛林人让·克内特（Jean Quenette）成为布列塔尼地方行政长官，他创建了布列塔尼协商委员会——布列塔尼人首次获得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布列塔尼人，布列塔尼协商委员会将布列塔尼语列入教学科目，并要求该成绩合格后才能取得小学毕业证书。最后，尽管德国人允许德博韦和莫德雷尔在被隔离到特殊集中营的布列塔尼战俘中组建布列塔尼军团，但他们在处理与法国的关系问题上有自己的计划。法国和德国的“和解”对德国来说更加有利，所以他们不能通过解体法国的方式激怒它。娶了法国女人的奥托·阿贝兹（Otto Abetz）实际上扼杀了莫德雷尔的希望——他觉得能争取来的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能让他在图宾根大学担任凯尔特语教授。

莫德雷尔分别于1940年和1946年两次因叛国罪被判死刑。在阿根廷流亡了22年后，1973年，他出版了回忆录。协助创建“永远的布列塔尼”时，他只有18岁，他还回忆了他们几个年轻人是如何煽动民众的情绪并使他们保有这种情绪。1927年，该运动只有约100名活跃成员。他们做梦都没想到，在20世纪30年代，潜在的支持者居然超过2万人，毕竟只有1 500人参加1938年在吉恩营召开的代表大会。他们不是亲德派，更不是纳粹分子：他们与德国人联系的过程中从未触及过纳粹的核心人物，事实证明他们也无力获得官方援助。如果说他们有外国援军，那一定是爱尔兰共和军，因为其从爱尔兰共和军那里获得了一些武器。他们有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小派系，这个派系组成了微型“军队”，决心使用暴力，并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活跃。莫德雷尔冒险去了柏林，当时他很清楚，如果失败，他将被称为叛徒，但是他相信布列塔尼人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抓住法国卷入战争所带来的机会。他的回忆录以非凡的平静与谦逊写就，这与他不可战胜的乐观性格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在这场战争中，布列塔尼人受到的摧残格外严重——许多布列塔尼人加入了抵抗运动，与此同时又有一小拨布列塔尼反对派向参与抵抗运动的布列塔尼人开战，紧接着的则是一系列激烈的报复行动。1944-1945年，许多布列塔尼自治主义者被捕，这加深了他们对法国的敌意，温和派也因此变成分离主义者。沉寂了几年之后，布列塔尼运动复活了，并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毫无疑问，它的曝光度也越来越高。但是，要到许多年后才有大批历史学家大规模投入研究相关资料。1898年出版的“布列塔尼期刊出版物目录”显示，仅在南特一地，1848年以前出版的期刊就多达60种，1848-1896年约有130种。大西洋卢瓦尔省一个省的清单就有583个名目。法国人从来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文字行为，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出版物实质上是地方性的，尤其是那些比较独立的评论性刊物，它们并没有在火车站公开发售，而是直接卖给订阅者，真正的布列塔尼书店则隐匿在小巷中。在适当的时候，看看布列塔尼人的性格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非常有趣：忧郁和沉默——甚至在爱情中——固执、懒惰、禁欲，严肃与醉酒狂欢之间的剧烈变化，宗教虔诚与无政府主义，仍然被视为其民族的基本特征，或者仅仅被视作贫穷和孤立文明的产物。1905年，拉乌尔·德拉格拉塞里说，布列塔尼人的性格与其周围的环境密不可分，但这一性格在其迁出过程中已土崩瓦解。在一项全国性民意测验中，当人们被问及“对家乡省份感到依恋的是什么”时，布列塔尼人比其他人更少提及“民族性格”，但其对“民俗传统”的重视程度是其他省份的人的两倍，这个结果背后的原因令人感到好奇。在调查中，布列塔尼人最强调的一点是：他们出生在布列塔尼或在那里有许多亲戚——这一点与所有法国人一样。劳动力的流动不再取决于洋葱商贩季节性地往返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行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一幅绘制于1753年的画证明了这一点），也不再是海外冒险（纽约有9万布列塔尼移民）。布列塔尼已有数代人在法国各地寻找工作，在那里他们已经被同化。今天约有60万出生于布列塔尼的人居住在法国其他地方，20万出生于其他地区的法国人住在布列塔尼。而在欧洲这片更广阔的天空下，新一代自治主义者必须重新对自己进行定位，而这一定位也必然比之前更具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