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私生活

整体而言，私生活是历史学家不曾深入探索的领域，当然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系统化研究。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受到一种传统的影响。公众人物之间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默契，即在战争和政治的角力场之外，他们并不关注彼此的私生活。只有诗人和小说作家才喜欢展露与私生活相关的精神和情感的困惑，因而这种缄默才被打破。历史学家之所以对私生活保持缄默，也是因为他们对此缺乏真正的兴趣，或者说，他们对更宏大、更多样化的主题更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描述过与私生活相关的事件，他们只不过是把这一主题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在法国尤其如此。任何对私生活的探究都必须首先阐明对此问题的态度，并通过这种态度来窥视事实的真相。这一时期，法国并没有研究传记的书籍，但是研究传记在这一时期写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意义重大。另外，人们需要揭示传记与人物性格、个性描写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需要了解传记作家在写作时有着怎样的心理预设，科学和医学知识的发展又是怎样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动机的。要知道，在19世纪中叶，心理学基本上仍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哲学（或者至少“哲学的研究方法”）则是传记的大敌。

传记

19世纪的传记作品数量巨大。如果打开《法国的文献》（Bib liographie de la France）一书，以1856年为例，你会发现在已列举的长达64页的历史文献中，仅传记就占了10页，多于地方志（后者只占9页），而关于外国历史的文献只占4页，传记作品的数量大约是其两倍。当然，没有必要把这些粗略的数据统计得更为精确，因为标题可能名不副实。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出版物，特别是传记，不过是一些小册子而已。一位历史学家在研究了旧制度时期400本有关各主教的传记之后发现，只有十来本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不管这些传记的写作质量如何，只要浏览一下《法国历史文献目录》（Catalogue de l'histoire de France），人们就会对这些堆积如山的传记作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1865年，仅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人物的传记就多达21 027本。到了194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71 716。这还不包括由米乔德、霍夫、瓦佩罗、拉鲁斯等人撰写的集体人物传记，而且19世纪这种传记有很多。

有人对记录现代人物的传记辞典进行过粗略统计。19世纪出版了不少于200部，除此之外，还有81部未完成的作品。而20世纪前61年只出版了52部作品，与19世纪形成强烈对比。这一数字仅涉及一般性的人物传记辞典，并不包括记录特殊区域和职业的人物传记辞典及记录历史人物的传记辞典。这些人物传记辞典尽管数量庞大，然而在文风上却极为浮夸，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明显具有商业投机的色彩。抄袭为其主要编写方法之一。普罗斯珀·让·勒沃（Prosper Jean Levot，1801-1878）与其他40位合作者共同撰写了《布列塔尼志》（Biographie bretonne，1852），然而这部作品充其量不过是与历史“沾亲带故”。阿道夫·罗查斯（Adolphe Rochas，1816-1889）撰写了《王妃传》（Bio graphie du Dauphiné，1856），书中记录的不过是一些“为严肃的历史所鄙视”的琐事。这些编纂者无一例外都未能为其作品建立独特的创作理念。巴黎大法庭曾审理了一起由两名知名的人物传记辞典作者米乔德和霍夫引起的案件，前者指控后者抄袭。法院的判决认为米乔德的写作缺乏“统一的思想或原则”，其作品没有展示“统领全书的脉络或指导思想”。霍夫博士甚至认为个人生活没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他称自己主要的改革在于弥补了其他传记辞典记录太多琐事之不足。他声称自己尽力调整“记事的篇幅，以使其着重记录人物的性格，并尽量详尽”。他认为，这正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所遵从的标准。

传记作家之所以如此小心谨慎，是因为当他们对什么历史事件值得研究、什么不值得研究做出界定时，那些最负盛名的作家对他们的这些做法表示不屑。因此，维克多·库赞（人们似乎总容易忘记这个人，他直到1867年才去世）断言，民族并不是一群个体的偶然聚合，“它只有在具备了构成其精神内质的所有因素，并展现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历史的主题是要展现这一民族个性，而非某一个体；离开了历史，个体便一无是处。“个体是非常渺小而卑微的存在……人文历史无暇顾及，也不能顾及某些个体的存在，他们只是个体，仅此而已。”历史只对伟人感兴趣，因为伟人是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化身。然而，伟人只是取得成功并被同时代的人认可的人物。这严重限制了传记作品的写作范围。在任何情况下研究伟人时，都不应涉及他们的私生活，也就是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如回忆录中所展现的，伟人的私生活极为普通，和所有普通人的一样，不值得历史学家深究。“历史研究的原则是思考重大问题，它找寻伟人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其余的便留给回忆录和传记了。”

基佐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君士坦丁大帝相貌如何、生于何日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无须知道在什么条件下，是什么动机、何种性情影响了他的决定或行为，也无须知道他所参加的战争的具体细节、他是如何打败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的。这些信息只与当时的君王有关，而这个君王已经死了。”历史研究应该只关注大的、一般性的问题，例如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后政局如何，他的政体和施政方针如何。对基佐而言，历史只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已经消亡的、无须再次挖出的历史，其中包括所有与个人有关的事件；另一部分则是占主导地位的事件，因为它们对一个国家和整个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才是历史研究应关注的主要方面。另外，试图探究个人动机是无用的，因为这一过程太复杂、太模糊也太神秘了。“一个人很难了解自我，遑论他人猜测。如果一个人进行自我描述，那么即便是最单纯的人也可能有上千个秘密向我们透露。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也许能很好地说明为何历史学家不去深究传记作品：对于了解个人生活，他们没有可靠的理论依据。在1850年对罗伯特·皮尔勋爵进行研究时，基佐在354页的书中，只用了8页去描述皮尔21岁之前的生活。在基佐编纂的关于英国革命的史书中，他把重点放在史料搜集而非对参与者的性格描写上，最多只会把他们当作某种典型，比如勒德洛是不同派系斗争的典型，费尔菲克斯是易受骗者的典型，等等。然而，当他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他声称要写他的“个人的、私密的经历，我所想、所感、所欲”，并且写出“支配我们行为的内心活动”。但这也只是回忆录而非史书所应发挥的作用。

因此，杜庞卢主教在其历史教学手册中，将传记与编年史一起归为最适合孩子们学习的历史课基础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学习历史差不多等于熟记宗谱和编年史的目录，只不过内容略多一些。

尽管对传记作品的评价十分不利，但是人们对传记仍十分好奇，也很感兴趣，对库赞等人的观点并非没有质疑。库赞原来的学生、波尔多的一位哲学教授，曾著书就这一问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并非只能对伟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和成功的人士进行研究。若果真如此，就会失去对具有反叛性的或未被同时代的人认可的具有创新性的人物的关注。再者，私生活与其他事件一样，也是构成这些人物的生活的重要部分，同样值得研究，以确保历史的真实性，且不会将那些不值得推崇的人物推向万人崇敬的巅峰。圣伯夫也许可称为反对这一观点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反对这种他所称的“高尚而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将一个人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有关他事业发展的一切都显而易见，并成为一种必然。圣伯夫认为，对于那些不具时代代表性的艺术家和诗人，无须因为“太过强大的科学方法”而从一开始就将对他们生平的研究过度复杂化。“首先，应关注一个人的个性和家庭环境，紧随他命运的内在发展脉络，只有这样，当你很好地了解了一个人之后，你才能将他展现在读者面前，并将他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这就足够了。例如，在他撰写的蒲鲁东传记中，他声称，他的目的就是“把真实的蒲鲁东展现在读者面前，去发掘他的道德品质、诚挚品格、聪明才智，简而言之，就是他的性格”。

传记作家勒沃是另一个反对将历史“妄加扩展”的人。他坚持认为，不能把一个人物当作“人们所热衷的各类事情的化身。传记作家在对人物进行理想化处理、试图建立典型人物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将各种不相关的和不可调和的事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从而导致真实人物的消失，转而塑造了一个俗套的人物”。首先，存在一种“历史哲学家”的方法，这些历史哲学家关心的是展示大的历史潮流及影响整个人类的巨大力量。米涅是这种观点的主要提出者和支持者。其次，也有一些浪漫主义作家，他们有时对其他人的感情生活如同对自己的感情生活一样感兴趣。儒勒·米什莱十分关注传记问题。他同意卢梭的观点，认为普鲁塔克“出色地使用了那些我们不敢再涉及的细节”，但当他研究国家历史时，他对研究“一个民族的精神实质”确实比对探寻个人的精神世界更感兴趣。一个浪漫的英雄在化身为抽象的事物时确实显得无能为力。勒南用科学的外衣对这种方法重新进行了包装。但他的畅销书《耶稣传》基本上是一部耶稣的自画像，只披着一层薄薄的科学研究的外衣。泰纳认为，政治信条更多是一种特殊情感而非纯粹理性的产物，这意味着，他对关于情感的研究和关于理智的研究同样感兴趣。他写道：“政治或宗教的狂热，无论其遵循的神学或哲学的依据是什么，首先都要有一股热切的需求、隐藏的热情或者深层的强大欲望，并最终从这些理论中找到出口。”他将心理学应用到史学研究当中，无疑总结出了个性化人物所具有的共性——一种静止的共性，似乎这些人物终其一生都具备同样的心理状态。

传记作家的这种不确定性和犹疑态度也许可以用一些具体事例来加以说明。巴黎大学教授加斯东·布瓦西埃（Gaston Boissier）曾对西塞罗的事业和私生活进行研究，他甚至因此而小有名气。尽管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情感作为人性的基本构成部分是没有变化的，由情感产生的结果也大同小异”，但他却认为私生活是值得研究的。而与此同时，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院长埃内斯特·贝尔索（Ernest Bersot）却一本正经地说道：“在我们生活的幕后，确实有一些细节，但我以维护体面之名，请求把它们留在那里。”拿破仑三世撰写的《尤利乌斯·恺撒传》（Histoire de Jules César）最好地体现了传记写作的各种矛盾态度，尽管他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试图对此加以调和。一方面，他认为传记作者的首要目的是发现“个人行为背后的思想动机”；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用“卑劣的动机”、利己主义或阴险狡诈来解释这些“非凡之人”的行为是错误的。一方面，他希望历史可以起道德教化的作用，激起人们心中对正义和进步的渴望；另一方面，他又华而不实地鼓吹博学。难怪他笔下恺撒的“自画像”不过是浅显而流于表面的白描。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留下了大量具有纪念意义的传记，是用来纪念逝者并歌颂其美德的。大部分传记是纪念性传记颂词。这类传记未必就是与评传（带有评论的传记）对立的。安托万-伦纳德·托马斯（Antoine-Léonard Thomas，1732-1785）写的《颂词评述》（Essai sur les éloges）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至今仍被认为对写文章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如果人们能一直沿着这一路线继续研究，定会产生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但是这类纪念性传记是学者的专属领地，他们受到传统的影响，并不注重评述。纪念性传记的作用之一就是维护特定的学术团体在推选逝者成为团体成员时所做出的选择，正如法国国家医学院的维克·达济尔所说的那样，他们只选择那些“仁贤德厚、可以得到公众认可的人”。纪念性传记以树立道德典范、弘扬美德为宗旨，正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这也是历史应发挥的作用。纪念性传记应成为一种“历史的构成”，它是由朋友记录下来，只有在传记中才能很好地保留下来的事实。这些数量庞大的传记反过来也有助于对相关史实的研究，因为其意义已经超越了世俗的圣徒传。一些传记作者写出了有意思的传记，而对于逝者生平，围绕着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的争论也一直在持续。

关于牧师的传记很可能是数量最多的，其次是士兵传记。圣徒传，如同纪念性传记一样，其背后有一段漫长的历史。但这漫长的历史本身所强调的并非宣扬某个人的个性，而是宣扬其品德。这些人物自出生起就具备了未来其所具有的所有美德，这在圣徒传中已是老生常谈。因此，圣徒传与其说是传记，倒不如说是道德课本。里面并非没有细节描写，也有依循博兰德学派建立的传统而堆砌的大量文献，但其目的不是丰富圣徒传的细节，而是起道德教化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唯一与此潮流背道而驰的作家是拉维斯，他写了两本关于腓特烈大帝的书，特别生动有趣。拉维斯着重描写了腓特烈与其父亲之间的斗争，他认为这正是社会上两股势力斗争的代表，而且正是在这种斗争中诞生了普鲁士王国。他以微妙细腻的笔触，着重描写了腓特烈大帝母亲的影响力，称其母亲“在任何一件小事上”都与其父亲的想法不同。他也写道，腓特烈的老师们给他提出与其父完全相反的意见。但最后他总结道，腓特烈大帝的反叛仅仅是对极端父权的反叛。腓特烈与其父亲很相像，尽管腓特烈试图隐瞒这一点，但在他继承大统之后，这一点却愈加明显。事实上，这是一部充满思考也关乎政治斗争的传记，它的基本理念是：“我们的写作理念总是服从自己的直觉。”但是，无论是拉维斯还是他的学生，都没有继续发展这一理念。反而是安德烈·莫洛亚——一位小说家，后来成为法国最成功的传记作家之一——将这一理念推广发扬，使得这种肤浅的传记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品。此类传记的大量出现遭到另外一些人的反对和鄙视，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法国良好品位的捍卫者。1927年，《两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谴责新一代的读者只想阅读所谓的“纯传记”，即那些纯粹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记录名人的逸闻趣事、流于表面的人物传记，文章的作者认为这是全民堕落的标志。“旧时代和新时代的人们一样，都喜欢阅读寓言故事，而尝试新事物、树立标准、深沉的思考和对事物深刻的理解都发生在蓬勃发展的时期。”电影因影像的快速变换而被斥为庸俗品位的代表，受到嘲笑。在古希腊（对这些人来说，这一时期仍是他们心中的典范），每一位去戏院看戏的人都知道戏剧的故事情节，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剧情安排的技巧，以及剧中人物的性格、热情和观点怎样得到很好的塑造和传达。相比之下，当下读者不了解的信息才是价值所在，比如爆料一些丑闻，因此多数传记沦为激情故事。这对很多读者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在人生中只经历过激情，并未在自己生活之外的任何重要事情上有所成就。对这位古典作品评论家来说，喜剧和小说是可以接受的艺术形式，因为“它们有自身的法则”，但传记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种类”。他的结论是，传记的价值完全由其作者的品位来决定：最好的传记作家也应是诗人或者文学评论家，他们可以把传记写成富有诗意的作品，或者具有哲学或道德意义的文字。“画家比模特更重要。”历史学家会继续辛勤地搜集素材，但他们却很谦逊地把人物放在重心位置，因此，这就意味着，作为作者，他们自己反而会被忘记。

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对极具争议的传记的需求就不大。欧仁·德米尔古尔在《当代人物》（Les Contemporains）上发表了上百篇短篇专栏作品，为粗俗语言和不准确的说法建立了难以打破的标准，此类作家的成功也许和大众媒体所开启的新机遇不无关系。传记作为一种严肃的艺术，或许并不被那些喜欢轰动效果、到处搜集趣闻逸事的小报记者认同。因此，没有几个专业历史学家认为传记值得引起关注，写个人经历的博士论文也少之又少，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在当代，这一心照不宣的禁忌早已失效，写传记的历史学家也会为自己的古怪行为而致歉，并加以解释说明。并且，既然阶层和经济实力已成为更时髦的谈资，那么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就大不如前了，因而历史学家也就越发认为有必要这么做了。

心理学

传记作家面临着一系列心理学问题，因此他们在开始工作前必须进行选择。发现人类行为动机的最值得推崇的学术方法就是自省。在19世纪中叶，心理学首先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研究活动是对人类的才能和激情进行分类和定义。那时的一流专家是阿道夫·卡尼尔（托克维尔在法兰西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的继任者），他所撰写的《论心灵的官能》（Treatise on the Faculties of the Soul）获得了很高的赞誉，被认为是“对心灵活动的全面洞察和概括”。其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增加了人类官能的种类，但它仍旧只是一种很抽象的实践，因为依据这一著作，无法确定某个特定的人的何种官能占主导、以怎样的比例存在、为什么是这样的存在。因此，卡尼尔声称，对权力的冲动意味着对智力乐趣的渴望，然而不幸的是，上苍对这种渴望的分配很不均匀，因此，只有某些人有强烈的主宰的渴望，而大多数人则倾向于服从和顺从。唯有如此，一个社会才能成为社会。一个国家的首脑，因为拥有占有欲和足够发挥这种占有欲的智力水平，因此自然成为领袖。这一现象是无法用个人性格来解释的。卡尼尔由此得出结论：人性太过复杂，人对彼此的心理很难判断。他的研究只导致他相信“宽容和互惠的信条”。与他同属一个流派的保罗·让内（Paul Janet）教授认为：“心理学受到责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心理学只能是一门描述性科学。”那么，依循这种心理学逻辑所写出的传记，其人物多多少少会以一种随意的方式被归入某个预设的类型。关于人有多少种官能、其本质是什么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因此，按照巴黎上诉法院院长的说法，这种争论使得心理学成为一种“智力游戏或学究式的幻想”，很难被运用到现实中的人身上：无论有多少堂而皇之的理论，心理学的各种不确定性都使其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同时，它因为对普通人行为问题的理解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更是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然而，这就是当时学校里教授的心理学。

更为流行的理论是气质说。当然，“气质”一词同“官能”一样来自古希腊。人们很容易假定这种心理学分支在实证主义时代已经不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1855年修订了皮埃尔-休伯特·奈斯滕（Pierre-Hubert Nysten，1771-1818）的标准《医学词典》（Dictionary of Medicine）的实证主义者利特雷和罗宾曾写道：“既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的气质受到大脑中存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诸如爱好、情感、激情、才智、道德品质，那么气质说也就不再被接受了。”然而，真正被否定的理论是体液说，气质说只是被修正而非被抛弃。利特雷和罗宾仍然热衷于谈论由于粗大的血管而产生的乐观的气质，以及易紧张的气质，这都是易激性神经系统所引起的气质。拿破仑三世的医学顾问，曾担任法国国家医学院院长的米歇尔·莱维（Michel Lévy）在他所撰写的《卫生学》（Traité d'hygiène，1869）的第五版中，仍把气质说作为基础，来解释人类的性格和疾病形成的原因。他说，关于气质的构成确实各有所见，但“只有真理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与其用赞成气质说的论断来支撑它，不如用这个广为人知的标准来检验它”。这一理论的有力之处在于，它可以很轻松地适用于新学科中富有挑战性和几乎同样模糊的概念。因此，贝克勒尔教授在他的卫生学专著中，十分满意地将与血管、神经和肌肉关联的气质重新命名，实现了这一理论和现代科学发现的完美契合。《医院导报》（Moniteur des hôpitaux）在1857年以很保守的形式做了一系列关于人的气质的研究报道，用拿破仑的病史来阐释胆汁型气质，并用博须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的病例来阐释一些类似“固执型情绪”的次级分类。这些案例经常出现在教科书中。

克劳德·伯纳德（著名的生理学者，实验方法的倡导者）曾发表了一篇关于心脏生理学的文章，据信对气质说予以支持。他在这篇文章中坚称，“长期以来，人们把情感作用归结为心脏的作用”，这一点并未被现代科学推翻，也并非“随意编造的虚构文学作品”：科学并没有摧毁艺术和诗歌的创意。直至1895年，哲学家富耶（Alfred Fouillée）才在进化论的启示下修改了气质说，但他用“原生质”一词代替了“体液”一词。富耶认为，多血质说“早已被承认，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它是由高血氧量导致的，并引发了各种性格特征，他在阐释中援引了很多传统权威的例证。米歇尔·莱维博士关于气质的论述最早写于1851年，而巴黎医学院的营养专家布夏尔达教授在1881年编写的教科书中再次提及这一论述，并在原文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发现。富耶在书中巧妙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因而他的书受到好评，被认为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这些观点不仅限于专家的圈子。最成功的科普作家之一查尔斯·勒图诺（Charles Letourneau）于1878年撰文对四种气质说表示赞同，他说显微镜下已经显示多血质和胆汁质人群之间血液的差异。当气质说被应用到传记研究中时，虽然人们对其定义颇费思量，但确实由其产生了静态心理学。

也许，19世纪普通心理学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把情感的源头从胃转移到大脑。这一变化在带来确定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为那时对大脑的研究还十分基础。在大脑解剖学方面首次取得突破的是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德裔法国人）。他并没有随意地把大脑分为对称的两半，而是将它分为自然的组成部分，这样，找到每一部分所起的作用也就相对容易了。颅相学为人类行为提供了清晰而符合逻辑的解释。颅相学研究是以一位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因其解剖学研究而闻名）的研究为基础的，因而它更加可信。关于颅相学研究史的丰富文献表明，颅相学研究在七月王朝时期享有盛誉，到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衰微。然而，仍有许多杰出的学者支持此理论。1865年，法国国家医学院就颅相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此之前布罗卡医生首次真正对大脑进行了区域划分，他的发现也被颅相学家用来作为辩论的支撑材料。布罗卡的发现虽然与加尔的理论并不吻合，但至少说明大脑区块化的基本理念是站得住脚的、有发展潜力的。颅相学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易于理解，因为它是由布鲁塞等科学家开发研究的，以朴素的语言阐释了心理学常识。颅相学并没有晦涩难懂或抽象的概念，它提出了人所具有的27种性格（后来有所增加），只需通过简单的测试就可以在任何个体身上发现其主要特征。因此，心理学中那些难以解释和偶然的因素就被排除在外了。在普通人眼里，颅相学似乎是科学的，是基于观察而建立的：如果30个音乐家聚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的头颅隆起部位是一样的。这样，一个人的才能就与其外形联系在一起了。然而，加尔却并不想让他的那些头脑简单的追随者把他理解为决定论者。对他来说，颅部的隆起只代表着某种素质或者潜能，而个人仍可在这二者之间自由选择。他认为，罪犯不应被认为是没有责任感的。但不管怎样，他的理论仍为人所曲解，并遭到挞伐，他们称其对脑功能任意分类，并对神明不敬。

人们也许会认为，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然而，实证主义哲学家自己也承认，他们并没有。利特雷很难过地表示这是他们理论中的巨大缺陷。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也是基于加尔的研究的，孔德在其中一章对加尔大加赞扬，称其研究方法正确。关于人格的形而上学的统一性说法应被抛弃，而心理学必须成为颅脑解剖学的一个分支。但在《实证政治体系》（Système de politique positive）一书中，孔德全然忘记了这一切，发明了一种很主观的“大脑18种内在功能的实证分类”。这一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使得情感成为最重要、最多样的因素。但对利特雷来说，孔德的理论却十分可憎。首先，它保留了太多加尔的理论，而在利特雷看来，加尔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其次，孔德的理论是反智识的、主观的。但利特雷也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然而，孔德宗教流派的信徒之一——也是孔德与医学界的联系人——欧迪芬（Georges Audifrent）博士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末期写了一本书，补足了这一缺陷。这不仅仅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书，它将蒙特利埃学派、加尔、比沙、布鲁塞的理论与气质说加以融合，宣称世界即将崩溃，由于缺乏为大众所接受的信仰，“神经官能症”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身体上的疾病正是由于大脑缺乏抵抗力而出现的症候。这种理论尽管有许多有趣之处，但太像政治纲领，打击面太大，因而不可能被广泛接受。

与此同时，精神病学家正在对人类的行为和情感进行深入而大量的研究。1838年针对精神病院的种种缺陷而颁布的法律极大地刺激了这一领域的新发展，许多原创论文和研究结果得以发表，却遭到不公正的忽视。据估计，从皮内尔到埃斯基洛，再到沙尔科时期，这一领域的研究没有太多的进展。事实上，埃斯基洛的观点很快便遭到忠实于他的那些学生的挑战，他们尝试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努力探究产生精神障碍的原因。一些学生抛弃所谓的“道德的”研究方法，对人的大脑进行解剖，寻找脑部损伤与不正常行为之间的关联——这种研究在德国已经非常流行。其他人则研究人体的各个器官，认为任何一个器官的疾病都可能引起大脑的疾病。另有一些人像埃斯基洛一样，认为对上述研究方法很难分类，因此重新开始研究常规的心理。最后，还有一些与上述完全不同的人，提倡采用临床手段治愈疾病。其中最有名的人是让-皮埃尔·法雷特。他敦促医生超越病理现象去思考问题，因此他的方法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医生“不要根据精神病患者的自述来记录自己的观察，也不要简单地记录照顾患者的人所观察到的最明显的症状，从而使自己成为患者的记录员。医生应深入了解患者的智力和精神状态，应观察患者的性情、心理状态，应了解精神病患者的过去，了解其从最早的根源直至当前的情感变化”。他强调，要按时间顺序了解患者的精神与身体变化，指出他们不曾做的事情和他们做过的事情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可能同等重要。

在外行看来，那些令精神病专家特别感兴趣的研究发现应该是与精神障碍有关的发现，包括所有的“正常人”和精神病院的患者所犯的各种轻微的病症。因此，围绕抑郁症产生了新的观点，抑郁症是由黑胆汁引起的这一说法便站不住脚了。“抑郁质”的说法在传统学术圈存在了很多年。埃斯基洛试图把这个概念定义得更加准确，于是将其重新命名为“抑郁症”。他认为这种症状是精神因素带来的智力官能缺陷所导致的，尽管他也注意到遗传、气质、青春期、更年期的影响。最重要的发展出现在1854年，贝亚尔热和法雷特几乎同时发现了抑郁症和躁狂症之间的关联。贝亚尔热称这种病症为“双向精神病”，法雷特称其为“循环精神病”。这一发现带来了惊人的结果。抑郁症和躁狂症分别作为单一的病症是可以治愈的。然而，这种新的躁狂-抑郁症却被认为几乎永远无法治愈，甚至不能同时好转。尽管外伤和一些例如梅毒之类的疾病可能是致病因素，但遗传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素。治疗这种疾病的唯一希望就是把它转换成当时可以治愈的其中一种疾病。于是贝亚尔热尝试延长放血时间来去除躁狂症。米歇阿靠使用大剂量的镇静剂来治疗躁狂症。现在，人们对抑郁症是由其他疾病引起还是本身就是精神疾病还有争议。一些思想保守的医生在了解各种理论之后变得更为困惑，称抑郁症为“一个时代、一个家庭、一种气质的疾病”，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无助。这一新发现的最重要的研究结果就是，抑郁症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应在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1852年，夏尔·拉塞格（Charles Lasègue，1816-1883）教授把“被害妄想”单列出来，并将他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一本医学杂志上。新一代医学院学生也通过拉塞格教授和勒格兰·杜索尔（Legrand du Saulle，1830-1886）医生的讲座了解了这些研究成果。杜索尔在1871年出版了一本很不错的书，将两人共同的研究成果写进了书中。据统计，精神病院约有六分之一的患者有此症状。所有常见的因素都可以被用来解释发病的原因，但对精神病研究圈子之外的人来说十分有趣的一点是，勒格兰·杜索尔认为私生子的出身很可能是引发此症的最常见的因素。私生给本就不理想的亲子关系带来很大的压力，导致子女缺乏自信。书中也谈到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可能是精神病的致病因素。然而，他所列出的数据并不十分可信，特别是把混乱的生活（无论对精神病院而言还是对个人而言）作为比较数据的依据不足。但书中也有很多有趣的案例，一方面有普通妄想症患者的案例，另一方面也有非常极端的妄想症患者的案例，后者由于过度的思乡妄想或者过度的野心妄想而被锁起来；有少数案例中，德国的入侵和占领成为致病因素。

直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癔症才不再被认为是子宫疾患引起的症候或者女人的疯狂抱怨。沙尔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使得人们很快遗忘了他的前辈保罗·布里盖（Paul Briquet，1796-1881）博士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布里盖这本研究癔症的书出版于1859年，里面包含了对396个病例的细致观察和研究，并附有很详细的数据分析。作者认为，癔症是一种神经疾患，并非由女人特殊的“敏感情绪”引起的身体不适，男人也可能罹患此症。此病症的主要致病因素是遗传：在正常人群中，每66人就有1人发病，而在罹患癔症的家庭中，每4人就有1人罹患此症。他认为节欲与此症没有任何关联，是罹患癔症的母亲把此症遗传给了女儿。结婚不再是治愈此症的方法。勒格兰·杜索尔也写了一本关于癔症的书，据他估计，仅在巴黎就有5万人患有癔症。他强烈建议，不要把这些病例当作孤立的病例来研究，而应参考他们的社会背景。那些本应受人尊敬的妇女在商店中偷盗的行为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兴起，被解释为癔症的一种表现。

幻觉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因为医生大胆地认为在看上去正常的人群中有很多人罹患此症。在该领域的许多重要研究也包括路易-弗洛朗坦·卡尔梅伊（Louis-Florentin Calmeil，1798-1895）医生的研究，他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担任查林顿精神病院院长，对15-18世纪的集体幻觉和“严重的谵妄症”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既涉及精神病研究史，又涉及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时期的许多历史运动中的病理因素调查。当勒鲁博士提出心理学不仅可以研究穷人的精神问题（当然，精神病院的患者大部分是穷人），也可以研究历史上的伟人的精神问题，同时还完全可能应用到历史学研究当中时，他的言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认为苏格拉底、帕斯卡和马丁·路德都有过病理性幻觉。政治家欧仁·佩尔唐（Eugène Pelletan，1813-1884）对此的回答是普通人也许会罹患此症，但他拒绝接受对伟人用这种方式进行诊断。“我们愿意把帕斯卡的尸体丢给医生去解剖，但我们不能把他的精神也抛给医生……疾病，对普通人来说不过是一两个器官出了毛病，而对伟人来说却是探求新观点、达到顶点的自然过程。”法国医学心理学学会于1856年对幻觉问题进行了长期辩论，这表明学会中的医生对此看法不一。该领域的专家布里埃·德·卜阿蒙（Brierre de Boismont，1797-1881）态度坚决，不允许医学被用来毁损历史人物的名誉：“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让那些最杰出的天才从名誉的巅峰跌落，那将令人感到十分难过。”他因此专门为那些最富有创意的天才创立了一套特殊的理论，依照这一理论，他可以将他们的幻觉称为“直觉”。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谁是疯子，谁不是疯子？这是一个大家关心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已经有一种新的精神病类别“意识清醒型精神病”（或称“理智型精神病”）被报道，报道称患有这种精神病的人表面看起来非常正常，但实际上却是精神病患者。尤利斯·特里拉（Ulysse Trélat，1798-1879）医生——也许他作为一名政治家更为人们所熟知——是萨贝提耶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他对此十分感兴趣。他认为，这种精神障碍主要表现在个人生活中、和配偶在一起时，诊断这种病症的正确途径是和患者的家属而非与患者本人谈话。这招致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医生享有专权，可以把任何在外人看来行为正常的人称作疯子。而精神病院患者增加，也确实使他们的担心显得不无道理。人们对精神病的态度也许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对疼痛的新认识：19世纪初，止疼剂和麻醉剂的发现使得人们改变了对疼痛的认识。1847年，法兰西科学院曾讨论了这一问题，著名的生理学家弗朗索瓦·马让迪（François Magendie，1783-1855）问道：“科学院对人们遭受的痛苦应该给予怎样的关注？”不过今非昔比。1831年，美国、法国、德国的药剂师各自都发现了氯仿麻醉剂，然而，这一药剂的广泛使用经历了较长时间，在1855-1875年，这种药在巴黎各医院的用量仅增长了一倍。然而在同一时期，醚类药物的使用却增长了两倍；1869年，氯醛类药物开始使用，到了1875年，氯醛类药物的用量甚至超过了氯仿麻醉剂的用量。1855年，溴化物镇静剂的用量仅为3千克，而到了1875年，其用量增加到730千克；吗啡的用量从1855年的0.25千克增长到1875年的超过10千克。除此之外，传统的镇痛剂，特别是鸦片也一直在被使用（这一时期的年均用量为150千克）。尽管酒精中毒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酒精和红酒被医生用来治疗发烧或用作镇静剂的用量却在不断增长：1855-1875年，尽管患者的数量保持不变，但巴黎各医院酒精的消耗量从1 270升增长到了37 578升，红酒的用量从1.7万升增长到了16.3万升。拿破仑三世往自己的胃里塞各种药物来为自己的肾病止痛，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药物用量大幅增长，人们对精神病院的依赖也更强。

人们对精神病的新态度可以从1853年在马赛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中看出。凶手是一个没文化的农夫，23岁，患有癫痫。埃斯基洛曾说，癫痫迟早会导致精神病。因此，精神病医生对该农夫进行了检查，认定他是精神病患者，并且无法治愈。这个农夫之所以犯罪，似乎是因为他极端迷信，相信巫术，认为自己的癫痫是由于被施用了魔咒。距他家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位70岁的寡妇和她只受过小学教育的17岁孙子。孙子常常从宗教书上抄写教义，因此这个癫痫患者认为他拥有超能力。当被问到为什么他要杀这祖孙二人时，这个患者主动解释道：“那时我疯了。”法庭采纳了对他犯罪行为的医学因素解释，但对其社会因素却没有给予足够的考量。正是在这样的案例中（这种案例在罪犯档案中不计其数，且还未被深入研究过）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人们对人类行为的不同诠释是如何选择的。

在所有心理学著述中，最明显的一点是人们给予遗传很大的关注。普罗斯珀·卢卡斯（Prosper Lucas，1808-1885）医生因在这一专题上的著述而闻名，而左拉将他的书进行了大幅简化，使他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卢卡斯认为，无论是对人类的行为来说还是对疾病来说，遗传都不是决定性因素。相反，他认为人的本性通过两种方法得以呈现：模仿（也就意味着遗传）和创造（他很令人费解地称之为“先天性”，意思就是，某些品性是生而有之的，而非从家人那里遗传的）。但对于什么样的品性是可以遗传的、同一家庭中不同个体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却众说纷纭。一些研究者认为婴儿时期母亲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因为婴儿会受到母亲的营养因素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另一些研究者则强调父母在行房时的心理状态的重要性，并出版了很多书，来建议父母如何让孩子拥有他们所希望的品性。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教育和榜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必须与许多反对的声音对峙。这些看法从政治和社会的层面来看，当然十分重要。但是，莫罗·德杜赫（Moreau de Tours，1804-1884）医生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大脑的活力基本是天生的”。例如，人们对某种工作的喜好并非是由于一时冲动而产生的；天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精神病的变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造成的。他的理论实际上冲击了整个英才教育制度。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称，他的对手之所以过度夸大了教育的作用，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通过教育才走到现在的位置的。医生和教育者的冲突从来都不明显或者不公开，因为他们也从未被清晰地区分过，但是那些共和政体的拥护者的教育理念在这种背景下应该被清楚地看到。在甘必大政府任教育部部长的保罗·伯特（Paul Bert）曾说，掌握了教育的人可以改变世界。他这样说针对的是那些反对意见：人们面临着堕落的严重威胁。有数据显示，正是在那些教育程度最高的区域，犯罪率在上升。教育所划分的界限并不鲜明。

接下来的问题是，心理学给自由意志留下了多少发挥的空间，历史轨迹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的，人类在改变自己的性格方面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以及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这是一些传统的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决定论者的克制，他们尽可能地为自由意志留出足够的空间，让自由意志的坚定拥护者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辩护。这个问题由于“意志”的不确定性而变得十分复杂。人们可以回忆起巴尔扎克的观点，他认为“意志”是一种“神经液体”或“血液中的精神物质”，又或者——在他转向磁场理论后——认为“意志”是一种电流。据信，人类所拥有的这种液体是有限的，因此，如果为了培养某种才能或技能而在一个方面耗费了这种液体，那么性格的其他方面就会有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因过度用脑而常在其他方面有缺陷：过度用脑是很危险的。有些人认为，“意志”是一种你不能说你有，也不能说你没有的东西。但是，因为这种说法具有令人困惑的精神内涵，所以又有其他的解释：首先，“意志”是可以通过精神方面的影响而加以开发的，就如同体育锻炼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一样；其次，“意志”的明显局限性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而对这一点可以加以改变。因此，一位女权主义者认为，女人（潜在地）和男人一样具有强烈的“意志力”，但是社会习俗、个人习惯和外界的压制使得她们的意志力遭到遏制。某些反社会行为是压制本能所导致的，这种观点近期很流行。那些遗传论的反对者则认为，人具有无限的自我行为修正能力，教育可以消除人类的懒惰和酗酒行为。他们用人类学的观点来证明，不同的人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了这些目标。

传记艺术的发展相对静止，而在精神病医生相关研究的推动下（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精神病医生几乎和经济领域的金融家、企业家一样具有创新意识），人们对人类性格的认识却在快速变化，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显然，一些强大的力量制约了作为主要历史活动的传记写作的发展：首先，人们要考虑历史哲学的问题，且只愿意研究一般性的课题；其次，因袭已久的传统认为，传记就是为逝者歌功颂德的。诚然，有一些作家曾对此做出反应，认为应研究传记人物本人，应尽可能地注重细节，但他们忙于倡导其他更具综合性的观点，并不总能很好地践行自己的这一理念。因此，总的来说，传记仍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体裁。

也许因为传记是一个独立的体裁，传记人物的思想和感情没有成为心理学家十分热衷于研究的对象。传记作品有其自身的写作规则、创作目的和创作思想。因此，心理学家未曾探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归属为文学家的任务。需要强调的是，这样做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一种特殊的文体越是结构严密，就越不容易受到其他文体形式的影响。因此，传记作家与心理学家在两个互不干预的世界里并行。有时，这一界限也被打破，但无论何时被打破，都常常伴有诸多犹豫，都会招致一片反对之声。由于心理学家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很大分歧，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心理学对传记作品都很难产生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时期早些时候出现的最好的传记作家并不是明显从事传记写作的作家，而是精神病专家和法医专家。他们的病理报告写得非常棒，经常表现出超常的能力、清醒的头脑和非凡的阐释力。这些医生应被看作这个时代重要的见证者：他们留下了大批的传记材料，有待人们去进行深入研究。今天的历史学家因为不能让过去的穷人开口且许多阶层的资料少之又少而感到十分悲哀。他们也不得不常常利用警方报告，尽管其中有许多明显的缺陷和不完善之处。医学报告也有其错误，但至少还包含着一些生活信息（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家庭的），这些信息是历史学家越来越珍视的材料。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谈论这些问题之一——焦虑，并力图说明焦虑也有其历史，而且这历史不能说不重要，因为它始终悄无声息地伴随在我们左右。

愿意谈论自己私生活的人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那些对感情生活和对自己着迷的小说作家和其他作家，有关证据我会在随后的章节中详谈；第二类是那些怪异、病态和疯癫的人，我会在介绍完第一类人之后谈到。本章主要想说明他们的行为不能马上被划分到不正常的范围之内。埃斯基洛在其经典著作《精神疾患》（Mental Illnesses，1844）中写道：“如同在外面的世界一样，哲学家在精神病院里会发现那里的人有着同样的想法、错误、激情和不幸，但却是以更显著的形式、更鲜明的色彩表现出来的，因为那里的人会更加赤裸裸地表现自我，他们不掩饰自己的想法，不给自己的激情加以诱人的魅力，不给自己的恶行加以欺人的外表。”在这本书提及的时期内，法国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约15倍（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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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这一数字增长的速度最快。当1838年第一部有关精神病的重要法律颁布的时候，不到1万人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而到了1871年，这一数字约为5万。除此之外，还应算上“住在家里的精神病患者”，这部分人的数量很难精确统计。1861年，合并两部分人，则平均每1 000人里便有2人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7%的精神病院患者在医院住了不到1个月，26%的患者在精神病院住院的时间为1～6个月。所以，尽管只是粗略统计，但在这一代人中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的人数一定相当可观。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这一数字继续增长，精神病患者的数量是结核病患者的8倍。

当然，并非每一个住到精神病院的人都是疯子。在美国（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按人口比例来算，是法国的两倍），有人认为，不能把精神病患者人数的增加归咎于生活压力的增大，因为精神病院的住院患者大多超过了50岁：这是一个伴随年龄的增加而产生的问题。不清楚法国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而且在法国没有开展过类似的研究，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法国的精神病院同样有很多老人，因为进精神病院比进养老院容易。1955年，对精神病院机制提出批评的学者指出，大约60%的患者本不应住在那里。有关许多被错关在那里的人的传说很难调查清楚，而一些已曝光的、不公正拘押患者的案例也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但在法国，法律规定将人关起来的途径有两个：要么患者被医学权威认定后，送入精神病院，要么患者自愿住进精神病院。但自愿住院的患者不见得非得经过本人同意，任何人，不管是不是亲戚，都有权要求把另一个人关进精神病院，而如果院长和医生都同意，那么他就是“自愿的”患者，注定要无限期地待在那里。这就给了那些想除掉异己的人很大的操作空间。在这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皮卡尔上校的案例。皮卡尔是军队历史部的主管，而让·勒莫安是战争部的图书管理员，两人长期不和。勒莫安由于岳母的财产继承问题，与自己的妻子也长期不和。于是皮卡尔利用这一点让勒莫安的妻子申请勒莫安“自愿”住进精神病院，从而使勒莫安被关了11年。他在特罗许神父发起的一场新闻运动之后被放了出来。1925年，勒莫安（在此仍能看到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子）被恢复了他在战争部的职位，他的妻子被判赔偿他的精神损失。儒勒·瓦莱斯是另一起著名案件的当事人，他因信仰非正统教派而在其父鼓动下被关进精神病院。在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些广为人知的案例。例如，利摩日的一个法律顾问因用一些有损名声的信件来敲诈拿破仑三世的部长比罗特，而被后者关进精神病院。1920年，大巴扎酒店创始人的女儿沃芙·贝克在她女婿的鼓动下被强行送到一家精神病院，以阻止她再婚。患者在精神病院的支出取决于患者有多少钱。那些付费患者的房间由没有付费的患者打扫。20世纪30年代的精神病院还像兵营一样，一些患者仍睡在地板上。但也有一些私人精神病院，有根据舒适程度分为不同等级的病房，而那些非常有钱的患者所付费用是最低付费等级的六倍多，这样可以得到一间私人病房。

有人做过统计，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按比例来计算，士兵去精神病院的比例最高，其次是自由职业者。同一时期一位医生的研究表明，这两个群体中的人的自杀次数相当少；相比之下，工匠中自杀的人最多。19世纪50年代，住在精神病院的患者中，男女比例大致相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患者的人数在增多，特别是在1920年以后。然而，精神病院里患者人数的增加并没有使法国变得更安全。1932年，有94人被“精神病患者”杀死，有116人受重伤。这一切都提出了有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公共舆论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但精神病院对他们的患者之所以崩溃所给出的解释是“精神压力过大”、“家庭不幸”、“失去财产”、“失去亲近的人”、“前途渺茫”、“懊悔”、“名誉毁损”、“嫉妒”、“骄傲”、“怀旧”、“过于笃信宗教”、酗酒、更年期、穷困、疾病等——几乎所有普通生活当中的个人压力和不幸。对这些话题，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