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历坎坷的独行侠

现在再回过头来叙述一下戈革先生的生平。戈革先生的一生，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科学史，尤其是研究玻尔。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研究玻尔，逾三十年，但在国内受到封锁和排挤，可谓全无任何知名度。”与所有“全无任何知名度”的人一样，有关戈革的生平，可资参考的材料极少。他所任教的中国石油大学数理系曾有一段简介，提到他1922年1月22日出生于河北省献县农村（其他资料一般只提到他出生于1922年1月）。他一生著作等身，却极少述及自己的生平。晚年时曾有朋友劝他写一本自传，但他却想等玻尔的书翻译完了再写。可惜上苍并未给他那么多的时间。现在我所能找到的有关戈革生平最有价值的材料，是他2006年口述的自传体文章《正直者的困境》，其余信息则只能从散见于其他文章的只言片语中进行收集与推测。

戈革幼年丧父，童年岁月在颠沛流离中度过。15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戈革在乡下躲避了两三年，此后辗转于河南、甘肃等地，在甘肃酒泉念了中学。1945年，戈革考入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或许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令人景仰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一年后，西南联大迁回北大、清华及南开旧址复校。戈革选择进入了北大。

1949年，戈革从北大毕业，进入清华大学当研究生，但因当时教学秩序混乱，离校时并未获得学位。毕业后，虽经努力，志在理论物理的戈革仍未能进入综合性大学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及研究，而是被分配到了工科学院——先是进了山东工学院，后又于1953年进了当时刚刚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现已改名为中国石油大学），在那里工作了一辈子。我最早知道戈革的时候，对他的石油学院教师这一身份颇感意外，因为这个学院与他的专业、兴趣及著作等简直八杆子也打不着。他的这一身份后来还让人闹出过笑话。在戈革接受丹麦国旗骑士勋章时，曾有位中方领导到场发言，此人并不认识戈革，听说他是石油大学的教师，就在仪式上大谈了一通丹麦和中国的石油问题，并赞扬了戈革对中国石油业的贡献。

像戈革这样理论出身，在工科院校“不务正业”、“理论脱离实际”的教师，在政治运动中自然难逃革命学生、革命同事及革命领导们的“法眼”，先是众望所归地被划为右派，后又于1969年被定为反革命，在牛棚中度过了漫长岁月。在那些受尽屈辱，并且丧失行动自由的黑暗日子里，他的母亲离开了人世。

戈革的一生历经坎坷，但那样的经历并未将他打磨成一个胆小懦弱、圆滑世故的人，相反，他脾性顽强，性格火爆，言辞犀利，嫉恶如仇。他的文字火气十足，火力更是十足，但同时却又不乏幽默，富有机锋。他对学术界外行领导内行、不学无术、信口开河、向壁虚造等种种弊端及腐败深恶痛绝，在文章中常予以毫不留情的痛斥。他在1980年的“科学技术史学术会议”上发言提出：

多年来对我们学术风气污染最严重的，就是“江湖气”和“行帮气”。这两者都带有很浓烈的封建味道，而且往往形影不离，交相为用。学术界的一切以假乱真、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洋洋自得、投机取巧、妒贤嫉能、剽窃抄袭、结党营私、招兵买马、独霸一方、开山立柜……种种的恶习，几乎都不外是这“二气之‘良’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戈革是“文革”之后公开批评学术腐败的先驱者之一，这种批评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由于他这种火爆的脾气和嫉恶如仇的性格，戈革在周围很多人眼里成为了一位怪人，日益受到孤立和排挤。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很不好惹的老家伙……一辈子批评别人不看头势，常被人家恨得‘牙痒痒地’。”他在国内的知己寥寥无几，远少于他在海外的朋友。

除泛泛抨击学术界的腐败、肤浅、跟风、出丑等行为外，戈革也通过自己的科学史研究，具体指出并纠正了许多长期存在的以讹传讹、广为流传（或有意散布）的错误。比如他曾撰文驳斥所谓玻尔的互补原理与中国古代的阴阳符号或太极八卦存在关联的无稽之谈。他也曾驳斥过那些认为《易经》或《博物志》等中国古籍包含现代科学思想的“研究”。

当然，戈革关注得最多，并且研究得最透彻的，还是与玻尔有关的科学史。在这方面，他所指出并纠正的某些错误不仅普遍存在于中国史学界，也存在于国际学术界。比如有关玻尔当年面对的原子稳定性问题的真正含义，绝大多数中外文献都只给予了片面描述；比如许多中外教科书在提到玻尔原子模型时都有所谓玻尔的“三条假设”之说，这与玻尔原始论文的结构明显不符；又比如对玻尔对应原理的理解，绝大多数中外文献都存在着明显的曲解。

除此之外，戈革对物理学史（尤其是量子力学发展史）的其他方面（比如玻尔是否如一些史学家认为的那样反对过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以及一些疑案（比如发生在1941年的玻尔、海森伯密谈事件的真相），也都有所涉猎，并翻译过一些文献。值得一提的是，戈革为自己译作所写的译者序是他文字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很多译者序不仅是精彩的书评，更是自己的研究心得，读起来引人入胜，而且很有参考价值，是阅读戈革译作独有的一种额外乐趣（只可惜有些译者序因言辞过于激烈而惨遭出版社编辑的毒手）。

戈革在翻译及研究玻尔方面的成果，赢得了国外玻尔研究者们的尊敬，在彼此的交流中他与其中的很多人成为了好友。玻尔唯一从事物理研究的儿子，197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奥格·玻尔（Aage Bohr）甚至认为戈革也许能当互补原理的“亚圣”，即除玻尔本人外最深知互补原理含义的人。当然，戈革认为那是奥格·玻尔跟他开的“丹麦式的玩笑”，但即便是玩笑，能让奥格·玻尔开这样玩笑的人恐怕也不多。戈革的学术活动得到了海内外一些机构及个人的资助，他将这些资助都用于了学术活动及资料收集，他自己的生活则一直很清贫。他81岁时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老夫一生最向往的，便是一间比较宽敞适用的书房，但至今未得，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任何希望……多年以来……虽然也有自己的工作场地，但是那都称不得书房，最多只是一间斗室，兼作读、写、会客、储藏（衣服、被褥）和养猫之用而已。此种场地有其自己的变迁，地址、结构和大小各不相同，最小之时乃是床头约两平方米之地，只放得下一桌一椅而已（我所译《玻尔集》的头四卷便是在该处完成的）。

戈革先生的这种经历，是不少老一辈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不会趋炎附势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也是中国亏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明证。

除物理学史外，戈革先生在古体诗、篆刻、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出众的才能，限于本人的知识范围，本文对这些就只能一概从略了。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对戈革先生有关玻尔的历史地位、对应原理（correspondence principle）、互补原理（complementarity principle）及EPR争论等方面的若干观点进行评述，并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戈革先生若泉下有知，当不会介意我在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中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因为国内常见的那种如样板戏一般高、大、全的浮夸传记或自传也正是他本人所素来不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