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位业余作家，仅凭两部剧作便在文学史上享有不朽的声名，这样的天才为数是不多的，博马舍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1775）、《费加罗的婚礼》（1778）和《有罪的母亲》（1797）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戏剧领域的最佳成果，特别是他所塑造的第三等级代表人物费加罗的形象，已作为世界文学中的著名典型而遐迩闻名。
博马舍原名奥古斯特·卡隆（1732—1799），出身于巴黎的一个钟表匠家庭。他精力充沛、聪明过人，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自幼酷爱读书，博闻强记，知识相当丰富。他十三岁辍学，随父亲学钟表制造手艺，二十岁时发明了一种重要的钟表零件，获得法国科学院的认可和表彰，随即被聘为王室钟表师。不久，他演奏竖琴和横笛的才能受到公主们的赏识，又被聘为公主们的音乐教师。与此同时，他利用和宫廷的往来关系，与著名金融家帕里斯·杜维尔奈合伙经商，很快在金融界、企业界崭露头角，成为富翁。一七六一年，他花巨款购得王室书记官职位，并改用贵族姓氏博马舍。
虽说无论在宫廷还是在资产阶级圈内，精明能干、多才多艺的博马舍都显得颇为春风得意，但封建社会无情的等级观念，仍然时刻提醒他：自己在贵人们眼中只不过是个出身微贱的仆人。一次，一位廷臣当众耻笑他的钟表匠出身；又一次，肖纳公爵为情妇向他寻衅，并用“空白拘票”将他关进监狱；……凡此种种，使博马舍对贵族社会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感日益加深。一七七〇年，他的合伙人杜维尔奈去世，其继承人拉布拉什伯爵拒不承认死者对博马舍的债务，反制造谣言，控告他伪造证件。这场官司弄得博马舍几乎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但他不肯服输，决心诉诸舆论。一七七三和一七七四年，他连续发表四篇《备忘录》，公布了诉讼的全过程，对司法当局的黑暗腐败作了彻底揭露。这四篇《备忘录》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他刻画性格，描写场景，写得辛辣幽默，生动有趣，博得伏尔泰的激赏。伏尔泰称赞他的《备忘录》“比任何一部喜剧都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剧更动人”。《备忘录》不仅在巴黎而且在外省乃至欧洲引起了轰动，博马舍终于在舆论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博马舍的思想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一脉相承，他热爱拉伯雷的著作，深深敬仰拉伯雷挑战中世纪传统观念及经院哲学的勇气和战斗精神。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天赋人权的观念，同样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毕生都在以行动来捍卫人格的尊严与独立，且以自己的成就证明第三等级的平民在聪明才智上大大优越于贵族阶级的大人先生。博马舍自称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学生，盛赞《百科全书》是一部大无畏的不朽巨著。在文学上，他是最先对狄德罗的市民剧理论表示响应的人。一七六七年，他依据狄德罗的理论创作了正剧《欧也妮》，并在该剧序文《论正剧》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狄德罗所创立的这一介乎英雄悲剧和愉快喜剧之间的新剧种。一七七〇年，他写了第二部正剧《两朋友》。这两部正剧均以批判贵族阶级的腐化堕落、歌颂市民阶级的美德为主旨，但因剧情和人物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础，台词充斥过多的说教，艺术上未获得成功。不过，一七七〇至一七七四年间博马舍和司法当局的较量大大磨砺了他的思想，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同时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其直接成果便是《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的面世。
《塞维勒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最初是歌剧，于一七七二年改写成五幕喜剧，剧情显然脱胎于莫里哀的《太太学堂》，而贯穿全剧的则是启蒙时代的平等意识和人权思想。女主人公罗丝娜已不同于《太太学堂》中幼稚无知的阿涅丝，而是一个向往自由、不甘心受奴役、自觉地为婚姻自主权而斗争的女性。尤其是剧中的主导人物费加罗，完全是一个已开始觉醒的、充满活力的法国第三等级的代表。他聪明机智、乐观自信，是巴汝奇、司卡潘一类平民形象的丰富和发展。为了生存，他从事过不知多少行业：贵族老爷的跟班、养马场的兽医、写喜剧办刊物的文人、赌场老板、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和理发师……在为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他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增长了知识和才干，也洞察了世态人情，从而对社会有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博马舍将自己的生活感受融入费加罗的感受之中，凝成了无数犀利俏皮、精妙绝伦的台词与对白，诸如“我忙于欢笑，怕的是有时逼得我不得不哭”；“我相信只要大人物不来伤害我们，就等于对我们施恩了”；当阿勒玛维华伯爵说他懒惰、荒唐时，他针锋相对地回答：“照你们对仆人要求的品德，大人，您见过多少主人配当仆役的？”剧中巴齐勒关于造谣的一段著名台词，总结了饱受造谣中伤之苦的博马舍的痛苦经历，已成为后人经常引用的文学典故。《塞维勒的理发师》原定于一七七三年二月上演，因博马舍得罪肖纳公爵，被捕入狱，演出搁浅。一七七四年，剧团重新开始排练，适逢博马舍的第四篇《备忘录》发表，当局视他若洪水猛兽，其剧作当然也被宣布禁演。直到一七七五年路易十五去世后，《塞》剧才在法兰西喜剧院演出，且大获成功。博马舍明白，《塞》剧的胜利，首先是费加罗的胜利。于是他决心创作费加罗系列，让费加罗在舞台上继续亮相。
一七七八年，他写出了直接抨击封建主特权的五幕喜剧《费加罗的婚礼》。在这部喜剧里，阿勒玛维华伯爵成为荒淫腐朽的大封建主的代表，试图恢复他原已声明放弃的领主初夜权。为了抵制这种侮辱人的特权，捍卫人的尊严，费加罗和他的未婚妻苏珊娜表现出卓越的智慧和大无畏的勇气。伯爵夫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原来和他们作对的霸尔多洛、马尔斯琳、安东尼奥、巴齐勒等人，最后也被争取到他们一边。全剧以费加罗的胜利和伯爵的惨败告终。《费加罗的婚礼》又名《狂欢的一日》，突出了平民战胜贵族、老爷输给仆人的主题。
比起《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显然具有更加鲜明的革命色彩，颇能反映法国大革命前夕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第五幕中费加罗的一段独白，正是平民阶层的不平之鸣，也是对封建社会的全面指控。在他眼里，贵族根本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只不过“在走出娘胎时使过些力气”，凭什么生下来便拥有一切，凭什么配有这么多享受？而他自己“单为生活而不得不施展的学问和手腕，就比一百年来用以统治全西班牙的还要多”。他学化学、学制药、学外科，结果只当上兽医；他写喜剧，因批评了土耳其王爷，剧本便被焚毁；他写了一篇论货币的文章，便被关进巴士底狱；他办刊物，不久就在同行的倾轧中被取缔……他形容所谓的出版自由：“只要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不谈有声望的团体，不谈歌剧院，不谈任何一个有点小小地位的人，经过两三位检查员的检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他点评政治：指出政治和阴谋“像孪生姐妹”，“收钱、拿钱、要钱”，就是“当政客的秘诀”；他指责司法“对大人物宽容，对小人物严厉”，他描写执掌印绶的大法官昏庸无能、贪赃枉法，只能充当费加罗们嘲笑的对象。
不言而喻，这样一部长人民志气、灭贵族威风的剧作，当时要搬上舞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博马舍在障碍面前从不退缩，为冲破禁令、取得上演的权利，他整整斗争了六年。他去各个沙龙朗读剧本，在街头巷尾传播剧中的歌曲，动员起各种舆论手段，引起人们对《费加罗的婚礼》的强烈兴趣，乃至此剧的被禁，被公众视为当局钳制言论自由的一大罪证。一七八四年四月，专制王朝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允许该剧在法兰西喜剧院演出。此剧的首演盛况空前，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博马舍的两部喜剧不仅征服了法国，也迅速地征服了欧洲，转眼之间就被译成好几国文字，在欧洲各大城市上演。一七八六年，奥地利音乐大师莫扎特将《费加罗的婚礼》改编为歌剧，一八一六年，意大利著名音乐家罗西尼又将《塞维勒的理发师》改编成歌剧，成功的音乐更使两部喜剧广为流传，变得家喻户晓。博马舍于是成为继莫里哀之后声望最高的法国喜剧家。
《费加罗的婚礼》改编为歌剧之后，博马舍也写过一部歌剧：《达拉尔》（1787），但影响不大。应当说，《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的成功，首先是由于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同时也在于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以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形象表达了人民的心声。费加罗是法国平民的代表，作者在他身上集中了法兰西民族最典型的性格特征。这个天性快活、时刻不忘寻欢作乐的民族，表面上玩世不恭、嘲笑一切，其实具有健全的理智，遇事都有清醒的思考与分析；他们貌似轻浮，可他们深刻的睿智使人惊讶，敏锐的眼光令人叫绝，而且往往能在灾难面前保持潇洒的风度，以轻松的笑谈来冲淡痛苦。这种荒唐面具下的严肃，浮夸外表下的深刻，玩世态度掩盖下的顽强意志及非凡的勇气，正是自拉伯雷以降的法国文学大师们对高卢民族特性的共同概括。博马舍将这些特性熔铸为费加罗这样一个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当然立时获得人民的认同和热爱。何况博马舍自己就是一位现实生活中的费加罗，他出身于第三等级，受过苦，坐过监，也发过财，生活中好几次大起大落；但他从不气馁，从不服输，从不屈服于社会安排给他的命运，如同他本人所说，他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因而他和法国大革命前迫切要求变革的人民群众声气相通，他笔下的费加罗于是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费加罗在舞台上讲的，正是台下观众心中所想的。博马舍极善于运用戏剧语言，犀利明快的精彩对话在剧中比比皆是，加之情节紧凑，高潮迭起，使观众在全剧过程中一直保持高昂的情绪。然而法国大革命以后，博马舍的经历十分坎坷：住宅几度被查抄，本人及家人被捕入狱，财产被没收，……他越来越跟不上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别的激进主张，逐渐对革命产生了距离感，他的费加罗也随之失去了锐气。一七九二年，费加罗三部曲的第三部《有罪的母亲》出台，阿勒玛维华伯爵成了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宽容地对待他不贞的妻子，而费加罗成为伯爵的忠仆。至此，费加罗已完全丧失往日的魅力，博马舍的创作生命也告终结了。但是，《费加罗的婚礼》《塞维勒的理发师》和《有罪的母亲》的生命永远不会终结。这三部喜剧，特别是根据它们改编的歌剧，永远常演常新，并给它们的作者带来不朽的声名。
艾珉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