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孙飘流记

一六三二年，我出生在约克城的一户殷实人家。我称不上是当地人，因为我父亲是外来户，来自德国的不来梅。他先前住在赫尔城，靠经商发了一笔大财，歇了买卖，来到约克城定居，娶了我母亲。母亲家姓鲁滨孙，在当地是一个很体面的家族，于是我也跟着母亲的姓叫鲁滨孙·克鲁兹纳耶。由于外来词在英国常被讹用，人家称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也称自己或把自己的姓写成克鲁索。我的同伴们就这么叫我了。

我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是英国陆军步兵团的中校，曾经驻扎在弗朗得，效力于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麾下，在反西班牙人的敦刻尔克战役中殉难。第二个哥哥的下落，我一直无从得知，就像我父母后来弄不清我的下落一样。

我是家中的小儿子，学无专长，脑子里很早就装满了远游的幻想。年迈的父亲把我安排在公费学校读书，家教不辍，尽其可能地让我得到充分的教育，并为我设计好了学法律的前程，但我除了航海，其余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和父亲的意愿，或者不如说是命令拗着干，对母亲的恳求和朋友的规劝充耳不闻，这股子钻牛角尖的脾气注定把我引向等待着我的悲惨命运。

我那睿智而严肃的父亲充分预料到我的梦想将会给我带来的不幸，对我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一天早上，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备受痛风折磨而不能出门的父亲和蔼地对我说，他想知道，除了天性好游荡之外，我究竟为什么非要离开自己的家和家乡。在这里，我不愁没人引荐，靠实干和勤奋，能得到一个美好的前程，过上快乐而舒适的日子。他告诉我，只有那些穷困潦倒之徒或上流阶层不安分之辈或是财大气粗之人，才会去海外游历，靠铤而走险发迹，指望另辟蹊径成名。这几种人对我来说，不是高不可攀就是低不能就。我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或者说是低级生活方式的最高一层，这个阶层，据他以往的经验，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阶层，最符合人类幸福的标准。既不像一般老百姓那样在生活的重荷之下苟延残喘，饱经不幸，又不像达官贵人那样囿于傲慢、奢侈、野心和妒忌而无法自拔。中产阶层的人幸福不幸福，仅就这一点就能作出判断，所有的人都对这种生活方式无不羡慕。国王经常抱怨出生于帝王之家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不幸，他们希望自己处于两极之中，既不渺小又不伟大。智者就声称既不贫穷也不富有是他们追求的真正幸福的标准。

他要我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上等人和下等人的生活祸患不断，而中产阶级却少有灾难，也不像前两个等级那样沉浮不定。中层人身心平静，而前两类人呢，一类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堕落生活，另一类则辛苦劳作、衣食不周，这两种生活方式必然导致身心动荡不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囊括了所有的美德和快乐。平和、富足伴随着中产阶级，中庸、宁静、健康、友谊，所有这一切美好的消遣和乐趣都对中产阶级情有独钟。在这种状态中的人们可以怡然自得地度过一生，不必劳心费力，为糊口而挣扎，也不会因陷入复杂的环境而被剥夺身心平静，更不会在嫉妒、野心的阴暗欲火中备受煎熬。相反，这类人在悠然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地活着，有节制地吸吮生活的甜蜜而不是苦汁，品味着自己的幸福，这种幸福感随着每天的过去，会有愈来愈深的体会。

言毕，他极为动情地要求我不要耍小孩子脾气，把自己抛入与自己出身背道而驰的悲惨世界中，我无须自己挣面包，他会为我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努力让我过上他刚才所说的那种生活。如果我仍旧郁郁寡欢，那只能说我是因为自身的缺陷和命运注定了我无福消受，那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硬要自讨苦吃，他也无可奈何。总之，如果我照他的吩咐留在家乡安居乐业，就能从他那儿得到不少好处。他绝不会鼓励我闯荡江湖，也不会为我将要得到的不幸推波助澜，他要我看看我的哥哥，他也曾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参加低地战役，可他不听，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从军出征，谁知战死沙场。他说他虽然会不停地为我祈祷，但他敢断言如果我采取这种愚蠢的行动，上帝也不会保佑我的，今后我有的是时间为自己的冲动蛮干而后悔，但真到了那时，就没人帮我跳出苦海了。

他的话预示着我的未来，虽然我敢说他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注意到，他的谆谆教诲临近尾声时，已是热泪盈眶了，尤其是提到死去的哥哥，提到我将在懊悔中孑然一身地度过余生时，言语哽咽，最后他告诉我他心里堵得慌，不能再谈了。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在这样的氛围中，谁能无动于衷呢？我暗下决心，绝不再谈出国的事，按照父亲的意愿留在家中。真是见鬼，还没几天工夫，我的决心就慢慢消融了。几个星期后，为了躲避父亲喋喋不休的纠缠，我打算偷偷溜走，不过我没有凭一时冲动悄然离去。趁着母亲心绪不错，告诉她我满脑子都是想周游世界的念头，硬要我留下来，什么都做不好，父亲最好同意我出去一趟，不然的话，我不等他点头就走。我已年满十八岁了，学做生意或到律师事务所实习都晚了一点，非要我去的话，我相信自己等不到实习期满，就会独自去远航。如果母亲能说服父亲给我一次机会，回来后，我再也不会外出了，会以双倍的勤奋挽回我损失的时间。

母亲听完后情绪非常激动，她告诉我，和父亲再谈此事已毫无意义，他太知道什么对我有利，绝不会同意我去做于己不利的事。她不懂为何父亲和我长谈之后我依旧执迷不悟。父亲当时是多么和蔼可亲、语重心长啊。当然，如果我要毁了自己，没人能救得了我。有一点她要我记住，我永远不可能得到他们的首肯。她是绝不会将人推入恐怖的深渊，也不会留下什么母亲愿意而父亲不愿意的口实。

虽然母亲拒绝传话给父亲，但我后来得知她把我俩的谈话内容全部告诉了父亲。父亲忧心忡忡，对她叹息道：“这孩子如果待在家里，日子不知有多好过。但如果去海外，恐怕是个最不幸的倒霉蛋，我决不同意他去。”

我固执地拒绝听任何要我学做生意的建议。不管父亲怎样不理睬我要航海的心愿，我还是坚持不懈，死缠硬磨。这种状况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挣脱他们的羁绊。这天我闲荡到赫尔，压根儿没想到要擅自出走。我的一个伙伴准备坐父母的船去伦敦，他怂恿我一起走。挡不住航海的诱惑，又无须买船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我终于登上去伦敦的船。天知道这是个多么糟糕的时间！我没有请示父母，甚至都没托人传个话，由他们猜我上哪儿去了。我没有祈求上帝的福音和父亲的祝福，不计一切后果，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冒险家像我这般快、这般持久地遭到报应。船还未离港，风已经起来，海面上涌起层层大浪，叫人胆战心惊。我过去从未出过海，晕得昏天黑地，心里不知有多害怕。我开始郑重其事地反思自己的行为，上帝对我离开父亲、放弃责任的劣迹的惩罚是多么公正。双亲的谆谆教诲，父亲的眼泪，母亲的哀求，历历在目。当时我的心肠还不像后来那么硬，为逃避对上帝和父亲的责任、蔑视忠告的行为而深深自责。

风声呼啸，波涛汹涌，虽然风浪还未大到后来我司空见惯的那种，但也比我几天后看到的要小得多。不过，这已足以叫我这个初涉海上的年轻水手吓破苦胆。我默默地等待着每一层涌浪将我们吞噬，当船跌入浪谷，我总以为再也不会漂出水面。陷入极度恐惧之中的我指天发誓，如果这回上帝垂怜让我偷生，如果我能再次踏上干燥的陆地，我保证回家，决不回头，在我有生之年再也不登船出海。我一定听从父亲的忠告，再也不走这条自取灭亡的道路。现在我才清楚地看到他对中产阶级的一番见解是何等精辟，他一生过得何等舒适，既未遭到海上风暴的蹂躏，又未受到陆上艰难困苦的折磨。总之，我决心做个幡然悔悟的浪子，回家投入父亲的怀抱。

这些明智而清醒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第二天，风渐渐小了，海面趋于平缓，我慢慢开始有点适应这种动荡颠簸，但我还未完全摆脱晕船的困扰，整天恹恹不振。临近傍晚，天空放晴，风停了，一个美丽动人的黄昏呈现在我眼前，夕阳西坠，玉兔东升，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跳跃着层层金光，那景致是我平生见到的最赏心悦目的一幕。

夜晚我睡得很香，晕船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心情欢畅，惊讶地注视着大海，搞不懂为什么前一天还那么狂暴的大海，一眨眼就能变得如此温顺、如此宁静，好像唯恐我的誓言会继续影响我。那个诱我出走的伙伴出现在我面前。

“喂，鲍尔，”他拍拍我的肩膀，“还好吗？昨晚起了点小风，我敢说你吓坏了吧。”

“一点小风，这可是你说的，”我说，“那可是大风暴啊。”

“风暴？你这笨蛋！”他回答道，“你叫那是风暴？根本不是那回事儿，给我们一条好船和畅通无阻的海面，我们根本不会把这点风放在眼里。也不怪你，你是第一次出海。我们弄点酒来，把这一切都忘掉吧，你看现在天气有多好呀！”

于是，我们做好甜酒，像所有的水手那样借酒浇愁。我被灌得醉醺醺的，就在这个邪恶的夜晚，我把自己的悔悟、对这种行为的反思和对将来所下的决心全都化成了杯中物。不用说，随着大海的安宁，我的脑子里不再思绪万千、汹涌澎湃。那种害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感消失得无影无踪，要去冒险的念头又上来了，曾在痛苦中发出的誓言和作出的郑重许诺早就抛到了脑后。偶尔我会有一阵迷惘，一阵悚然，那些严肃的人生思考竭力想钻进我的脑海，但我努力去摆脱它们，喝酒，聊天，一切都不复存在。五六天之后，恐怕已没有哪个年轻人像我这样洒洒脱脱，不受一丝良心的牵挂。但我又将面临另一次严峻考验，上帝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不让我有任何侥幸心理。如果我不悬崖勒马，那么等待我的将会是使最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的恶棍都心胆俱裂、跪地求饶的厄运。

在海上走了六天后，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暴风雨过后，天气晴朗，我们一直处于逆风，行进缓慢，不得不在雅茅斯锚地停泊。西南风，也就是逆风持续了七八天，许多从纽加塞耳来的船也在此停下来，这是一个通向泰晤士河的港口，船都在此等待顺风进入河道。

我们打算不停多久就顺流入河，但风很大，四五天后，风势更加强劲。不过，锚地素称良港，是理想的抛锚之地，我们的锚泊装置又很结实，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丝毫没意识到危险在悄悄地来临，仍旧像在海上那样，饮酒作乐。第八天早晨，风势增强，所有人都忙着出来降下中桅，东西捆扎结实，以便船能快速移动。到中午时分，排山倒海般的巨浪蜂拥而来，一下吞没了船头，海水倒灌进船舱，不止一次，我们以为要脱锚了。船长命令启用备用锚，这样靠两只锚拉住，船仍停在原地，锚绳被拉得吱吱作响，快要崩断了。

可怕的风暴终于来了，我开始注意到水手脸上的惊骇之色。船长虽然一直机警地布置护船工作，但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听到他好几次悄声自言自语道：“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要完了，要完蛋了！”

在一开始的忙乱中，我傻乎乎地躺在统舱室内，心里满不是个滋味，我不再忏悔，那是我不屑一顾的事情，我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一次跟上次一样没什么了不起。但当船长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从我身边经过说我们完蛋了时，我真的吓坏了。我起来走出船舱往外一看，多么可怕的一幕啊。山一般高的海浪扑面而来，每隔三四分钟就会砸在我们头上。我环顾四周，满目凄凉。我们旁边的两条船因超载已经砍掉桅杆，我们船上一个水手突然惊叫起来，在我们前面一英里的一条船已经沉没。两条脱锚的船滑离锚地，冲向茫茫大海，船上一根桅杆也没剩下，凶险万分。轻型船的境况最好，不像其他船那样苦苦挣扎，可也有两三艘轻船与我们擦肩而过，漂向大海，船上只剩斜杠帆吃风。

临近黄昏，大副和水手长求船长允许他们砍掉前桅杆，船长犹豫不决，水手长争辩道，如果船长不这么干，船很快会沉没。船长只好同意。砍掉前桅杆之后，主桅杆摇摇欲坠，船也随之颠簸不止，他们不得不把主桅杆也砍掉，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甲板。

我第一次坐海船，上次那点风浪已经把我吓了个半死，可想而知，这次我有多糟。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自己服罪之后又出尔反尔的恐惧比对死亡本身还要厉害十倍。这种心情与风暴的恐怖交织在一起，将我抛入难以描绘的境地。最坏的局面还未出现，狂风怒吼，连水手们也意识到情况到了极端危急的时刻。我们的船性能优良，但载货过重，摇晃的幅度愈来愈大，不时有水手尖声怪叫船要沉了。幸运的是，我不问还真不知道“founder”（沉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暴风雨无情地肆虐着，我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船长、水手长和其他一些还有点理智的人一边祈祷，一边战战兢兢地坐等船沉入海底。犹如雪上加霜，半夜时分，一个下底舱查看的水手喊道：“有裂缝！”另一个在叫舱内已进了四英尺深的水。所有人都被集中起来去抽水。一听到喊叫声，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一下子从床上仰面摔下来。这时候有人摇摇我，告诉我，我这吃白食的家伙抽水还是干得了的。我爬起来，跑到底舱，卖力地干起来。此刻，船长已经发现一些小型煤船抗不住风浪，直向大海深处冲去。在它们经过我们身边时，船长下令开枪求救。我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以为船体开裂，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惊骇至极，晕倒在地。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河，根本没人理我。另一个人马上过来接替我的工作，一脚把我踹到一边，任我躺在那儿，大概他以为我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不停地抽水。舱内的水依然毫不留情地往上升高。沉船已是不可避免的了。风浪渐渐减小了，但我们已无法让船浮起来驶回港口。船长只得继续鸣枪求救，在我们前方行驶的一艘船冒险放下一条小艇来营救我们。小艇在浪谷波峰中艰难穿行，可是小艇没法靠上我们的船，我们自然也到不了小艇上。最后，还是小艇上的人冒着危险，拼命向我们划过来，我们向他们抛去一个带救生圈的绳索，尽可能将绳索放长，几经周折，他们总算抓住了绳索。我们把小艇拉到船尾，大家都上了小艇。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回到他们的船，大家一致同意干脆让小艇任意漂流，只是尽量使小艇向岸边靠拢。我们的船长向他们保证，如果小艇有所损坏，我们一定赔偿。就这样，我们半是朝北划着，半是漂着，几乎一直到温特顿·赖斯才得以靠岸。

我们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大船就沉没了。我第一次理解了“founder”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得承认水手们告诉我船在下沉时，整个人已经糊涂了。与其说是我自己登上小艇的，还不如说是他们把我拖上小艇的。从那一刻起，我就感到像上次一样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感觉，半是因为受了惊吓，半是因为前途未卜而产生的恐惧。

我们向岸边费力划去的时候，看到（小艇被送上浪尖时能瞧见海岸）许多人沿沙滩跑着，准备在我们靠岸时帮一把。我们缓慢艰难地向岸边靠，直到过了温特顿灯塔才成功。这一带海岸突然朝西拐向克罗马，低陷的陆地稍稍阻挡了一点强劲的风势。我们花了吃奶的劲才靠上岸，大家终于丝毫未损地登上了陆地，步行去雅茅斯。在雅茅斯，我们这些天涯沦落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地方长官为我们安排了住处，一些商人和船主慷慨解囊，赠给我们足够去伦敦或赫尔的钱。

假如我此时明智地回到赫尔，然后回家的话，我会很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寓言中的那个父亲一样，宰一头肥羊欢迎我回家。自从听说我乘的船在雅茅斯锚地失事后，过了许久他才确定我捡回了一条命。

然而厄运不可阻挡地驱策着我，虽然好几次理智和冷静的头脑呼唤我回去，但我无能为力。我不知道把这称作什么，这种君临天下般的神秘力量促使我一手制造了自我的毁灭，明知前面是火坑，还眼睁睁地往里跳。显然劫数难逃，我不顾理智和冷静头脑的规劝，对前两次遭遇视而不见，一味地踏上毁灭之路。

我的朋友，以前怂恿我出海的那个船长的儿子反而不如我那么勇往直前。到雅茅斯两三天后，我们才联系上，因为我们分住在不同的营地。再一次见到我，他的声调都变了，神情忧郁，不住地摇头。他问我情况怎样，把我介绍给他父亲，说明我参加此次航行只是为了实习实习，以便以后远游海外。他父亲用一种严肃而关切的语调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出海，这次经历显然提醒你，你不是靠海吃饭的人。”

“为什么？”我问道，“难道先生您就不再出海了？”

“那是另一回事，”他说，“这是我的使命，我的义务。而你只是把这次航行当作尝试，你也看到上天借此给了你一点教训，如果你执迷不悟，以后不会有好结果。说不定我们因你的缘故跟着倒霉，你就像去他施船上的约拿一样。[1]”请问，他继续道，“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出海？”

我把自己的情况如实相告，听完后他大发雷霆，无法自制，简直叫我莫名其妙。

“我做错了什么？”他说，“让这个倒霉蛋出现在我的船上。给我一千镑我也不跟你踏上同一条船。”

他可没有权利对我如此发作，显然因为损失惨重，迁怒于我罢了。不过，他随后还是很郑重地规劝我回到父亲身边去，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取灭亡。他告诉我，我应清楚地看到天意难违。“年轻人，”他说，“相信这点，如果你不回家，无论你走到哪儿，你都会遇到灾难和绝望，正如你父亲预言的那样。”

我们很快就分道扬镳了，我懒得搭理他，以后就再未见到他，也不知道他的下落。至于我呢，揣上钱由陆路去伦敦，一路上苦苦思索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回家还是出海。

羞愧打消了我想回家的良好意愿。我不由得想到邻居们会怎样笑话我，我会怎样羞于见到父母亲及其他人。由此我常发现人之常性与指引他们走正道的理智总是背道而驰的。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不耻于作孽，却羞于悔罪；不耻于采取被认为是愚蠢的行动，却羞于作出浪子回头的明智之举。

我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日子，不知道干什么好，也不知道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仍旧不愿意回家，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滞留时间一久，我渐渐淡忘了那段痛苦经历。随着忘却，一丝想回家的残念也烟消云散，最后我干脆把这个想法抛至脑后，一心寻找新的出海机会。

这股让我背井离乡的邪恶势力把我抛入疯狂的、不切实际的发横财的欲念中，我被这些念头深深吸引着，以至于对所有的忠告，对父亲的命令甚至哀求充耳不闻。同时，难以言说的这股势力又把我诱入最不幸的冒险行动中——我登上了一艘去非洲的船，也就是水手们通常说的，去了几内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