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最后,庭长结束他的发言,用潇洒的手势拿起那张问题表来,交给向他这边走过来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们就纷纷站起来,知道现在可以走出去,都暗暗高兴,可是不晓得该把自己的两只手放到哪儿去才好,仿佛在为一件什么事害臊似的。他们陆续走进议事室。他们刚刚关上房门,就有一个宪兵走到这个房门口来,在房门外面站住,从刀鞘里拔出军刀,握着它,让刀尖靠在他的肩头上。法官们站起来,走出去。被告们也给押出去了。
那些陪审员走进议事室里以后,像先前一样,头一件事就是拿出纸烟来,开始吸烟。原先他们坐在法庭里各自座位上的时候,本来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他们的地位反常而虚伪,可是如今他们一走进议事室,开始吸烟,那种感觉就消散了。他们带着轻松的心情在议事室里分头坐下,顿时活跃地谈起来。
“那个小妞儿没有罪,她受了牵连,”好心肠的商人说,“应当从宽发落才对。”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了,”首席陪审员说,“我们不应当顺从我们个人的印象。”
“庭长的总结发言讲得很好。”那个上校说。
“哼,好得很!我差点睡着了。”
“关键在这儿:要是马斯洛娃没有串通那些茶房,他们是不会知道有那么一笔钱的。”生着犹太人脸型的店员说。
“那么依您的看法怎么样呢,钱是她偷的?”有一个陪审员问。
“我说什么也不相信,”好心肠的商人叫起来,“这都是那个红眼睛的妖婆干出来的。”
“他们全是宝货。”上校说。
“可是要知道,她说她没进过那个房间。”
“您倒真听信了她的话。我可是一辈子也不会相信那个贱婆娘的。”
“可话说回来,您光是不相信,也还是不解决问题嘛。”店员说。
“钥匙在她手里。”
“钥匙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说。
“还有那个戒指呢?”
“可是,她不是说过了吗,”商人又叫起来,“那个大个子商人本来就脾气暴,又多喝了几盅,就把她揍了一顿。嗯,后来,当然了,他觉着不过意了。‘喏,你拿去吧,’他说,‘别哭了。’这个人可是壮得出奇:刚才我听到他的身量有两俄尺十二俄寸高,有八普特[49]重呢!”
“这些都不关紧要,”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插嘴说,“问题在这儿:这件事究竟是由她教唆和出谋划策的呢,还是那两个茶房?”
“单是那两个茶房办不成这件事。钥匙在她的手里嘛。”
这种七嘴八舌的议论进行了相当久。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坐到桌子这边来讨论吧。请。”他说,在主席的位子上坐下。
“那班窑姐儿简直是坏蛋。”店员说。他为了肯定他认为马斯洛娃是主犯的看法,就讲起一个这样的姑娘怎样在林荫路上偷去他朋友的怀表。
那个上校趁此机会讲起一个越发惊人的关于盗窃银茶炊的案子。
“诸位先生,请你们讨论问题吧。”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着桌子说。
大家静下来。提出的问题如下: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京金,克拉皮文县博尔基村农民,年三十三岁。他是否犯了这样的罪:在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某某城,抱着劫夺商人斯梅利科夫的钱财的目的,蓄谋杀害他的性命,于是串通别人,将毒药放入白兰地酒内,交他喝下,因而使斯梅利科夫丧命,并且盗窃他的钱财约二千五百卢布和钻石戒指一枚?
(二)叶夫菲米娅·伊万诺娃·博奇科娃,小市民,年四十三岁。她是否犯了第一个问题内所开列的罪?
(三)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马斯洛娃,小市民,年二十七岁。她是否犯了第一个问题内所开列的罪?
(四)如果被告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未犯第一个问题内所开列的罪,则她是否犯了这样的罪:在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某某城,她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工作的时候,在旅馆客人,即商人斯梅利科夫所住的房间里,从一个锁着的皮箱里秘密偷窃现款二千五百卢布,并且为此目的,随身带去事先配好的钥匙一把,用以开启那个皮箱?
首席陪审员把第一个问题念了一遍。
“怎么样,诸位先生?”
这个问题很快得到答复。大家一致同意做出答复说:“是的,他犯了这样的罪。”认定他既犯了毒死人命罪,也犯了盗窃罪。只有一个年老的劳动组合[50]成员不同意裁定卡尔京金有罪,他对所有的问题都主张以宣告无罪释放作为答复。
首席陪审员以为他不了解,就对他解释说,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卡尔京金和博奇科娃有罪,可是那个劳动组合成员回答说,他了解这一点,不过最好还是怜恤他们。“我们自己也不是圣徒啊。”他说,还是坚持他的意见不变。
对于第二个有关博奇科娃的问题,经过长久的讨论和解释以后,大家做出了答复:“她没有犯这样的罪。”因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足以证明她参与毒死人命罪,在这方面她的律师曾经特别强调过。
商人有意开脱马斯洛娃,就坚持主张博奇科娃是一切罪行的主谋犯。有许多陪审员同意他的意见,然而首席陪审员要严格地按法律办事,就说没有根据裁定她是毒死人命罪的同谋犯。经过长久的辩论以后,首席陪审员的意见得胜了。
对于第四个有关博奇科娃的问题,大家做出答复说:“是的,她犯了这样的罪。”后来,经劳动组合成员的坚持而加上一句:“但是应该从宽发落。”
可是,第三个有关马斯洛娃的问题却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首席陪审员坚决主张她既犯了毒死人命罪,也犯了盗窃罪,可是商人不同意,跟商人站在一边的有上校、店员、劳动组合成员。其余的人似乎摇摆不定,然而首席陪审员的意见渐渐得势,特别是因为所有的陪审员都已经疲乏,情愿附和那种能够快一点得出结论,因而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意见。
涅赫柳多夫根据审讯的经过情形,根据他对马斯洛娃的了解,相信她不论是在毒死人命还是偷盗钱财方面都没有罪。起初,他相信大家都会承认这一点,可是后来却看出大家倾向于判她有罪,因为那个商人的辩护很笨拙,他出头辩护分明是由于马斯洛娃在姿色上中了他的意,这是就连他自己也不掩饰的,并且因为首席陪审员正是针对这一点进行了反击,主要的却是因为大家都已经疲倦了。涅赫柳多夫原想反驳他们,然而他不敢替马斯洛娃讲话,觉得好像大家就会立刻知道他同她的关系似的。不过他又感到他不能让事情就照这样发展下去,非反驳不可。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刚要开口讲话,正巧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虽然到这时候为止一直沉默着,现在却显然被首席陪审员的权威口吻惹恼了,忽然开口反驳他,恰好说出了涅赫柳多夫所想说的话。
“请容我说几句,”他说,“您说钱是她偷的,因为钥匙在她的手里。可是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能在她走后另配一把钥匙来开那个皮箱吗?”
“嗯,是啊,嗯,是啊。”商人附和道。
“再者,她也不可能拿那笔钱,因为处在她的地位,她没法处置那笔钱。”
“我也正要这么说。”商人肯定道。
“恐怕是她到旅馆里去了一趟,才引得那些茶房起了歹心。他们就利用了这个机会,事后把一切罪责都推在她的身上。”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讲得很冒火。他的火气勾起了首席陪审员的火气,结果首席陪审员特别固执地坚持他的相反意见。可是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讲得那么有道理,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话,认定马斯洛娃没有参与过偷钱的事,也没有偷过戒指,认为戒指是人家送给她的。等到大家讲起她是否参与过毒死人命罪,那个热心为她辩护的商人就说,必须裁定她没犯这样的罪,因为她根本没有必要把他毒死。然而首席陪审员说不能裁定她没犯这样的罪,因为她自己都招认她放过药粉。
“她放是放了,不过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她就是用鸦片也能害死人。”上校说。他喜欢把话岔到题外去,就趁这个机会讲起他内弟的妻子怎样服鸦片自尽,要不是附近有医生,连忙采取急救措施,她就死了。上校讲得那么动听,那么从容,气派又那么尊严,弄得他们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打断他的话。只有店员受到这个例子的感染,决心打断他的话,好讲一讲他的故事。
“另外有些人却服惯了鸦片,”他开口说,“一回就能喝四十滴。我有一个亲戚……”
可是上校不容许别人打岔,继续讲鸦片对他内弟的妻子所发生的后果。
“可是,诸位先生,要知道现在已经四点多钟了。”有一个陪审员说。
“那么该怎么办呢,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发话了,“我们就裁定她犯了这种罪,可是没有劫夺钱财的意思,她没有盗窃他的钱财。就这样好不好?”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对他自己的胜利很满意,就同意了。
“不过应该从宽发落。”商人补充一句。
大家都同意。只有那个劳动组合成员坚持己见,认为应该说:“不,她没有犯罪。”
“反正结果就是这样,”首席陪审员解释说,“没有劫夺钱财的意思,她没有盗窃钱财。这样一来,她也就没罪了。”
“就照这么办好了。再要求从宽发落,这就把什么漏洞都堵上了。”商人快活地说。
大家都已经那么疲劳,又给这场争论闹得头昏脑涨,因而谁也没有想起来在答案里添上一句:是的,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
涅赫柳多夫当时极其激动,连他也没注意到这一点。答案就照这样写下来,送到庭上去。
拉伯雷[51]写过一个律师,办案的时候引证各式各样的法律条款,念了二十页无法理解的拉丁语法律条文,然后向法官提议掷骰子,看掷出来的点子是单数还是双数。如果是双数,那就是原告有理;如果是单数,那就是被告有理。
目前也是这样。大家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而不是另一样的决定,倒不是因为大家都同意这样做,却是因为第一,庭长的总结发言虽然讲得很久,这一回却偏偏漏掉了他平素总要交代的话,也就是陪审员们答复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是的,她犯了这样的罪,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第二,上校把他内弟的妻子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涅赫柳多夫当时过于激动,竟没有注意到漏掉了一句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之类的保留意见,以为有了“没有劫夺钱财的意思”这样一个保留条件就消除了判罪的可能;第四,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当时不在房间里,首席陪审员重读那些问题和答案的时候,他正好出去了;不过主要的却是因为大家都已经疲乏,都巴望着快一点散会,所以才同意了这个可以把事情快一点了结的决定。
陪审员们摇了摇铃。宪兵本来立在门外,手里握着拔出鞘来的军刀,这时候就把军刀收回鞘里,闪到旁边去。法官们纷纷就位。陪审员们一个跟着一个走出来。
首席陪审员神情庄严地拿着那张表。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交给他。庭长把表看一遍,分明感到惊讶,摊开了两只手,就转过身去跟他的同事们商量。庭长感到惊讶的是陪审员们提出了第一个保留条件:“没有劫夺钱财的意思”,却没有提出第二个保留条件:“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从陪审员们的决定看来,事情竟成为这样:马斯洛娃没有偷窃,也没有劫夺钱财,同时又没有任何明显的目的而毒死了一个人。
“您瞧,他们送来多么荒唐的答案,”他对左边的法官说,“要知道这等于判她去做苦工而她又没有罪。”
“不过,她怎么能没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简直没有罪。依我看来,这种情形应该引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法庭倘若发现裁决不公正,就可以取消陪审员们的决定。)
“您觉得怎么样?”庭长转过身去,对那个和善的法官说。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他瞧了瞧面前放着的一份公文上的号码,把那些数目字加在一起,不料得出来的和数不能用三除尽。他本来在占算:要是用三除得尽,他就同意。现在尽管除不尽,不过他心肠太软,还是同意了。
“我也认为应该这么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转过身去,对气愤的法官说。
“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坚决地回答说,“报纸本来就已经在纷纷议论,说陪审员们总是开脱罪犯;如果法官也开脱罪犯,那它们会怎么说呢?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他的怀表。
“真是可惜。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完,就把那张问题表交给首席陪审员,请他宣读一遍。
大家就站起来。首席陪审员清了清喉咙,左右脚替换地站着,把问题和答案念了一遍。所有法庭工作人员,包括书记官、律师们以至副检察官在内,都露出惊讶的神情。
被告们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显然没有了解答案的意义。大家又坐下来,庭长就问副检察官说,他认为应该对被告们处以什么样的惩罚。
副检察官原来就要定马斯洛娃的罪,现在出人意外地成功了,不由得暗暗高兴,就把这种成功归因于他自己的口才。他查了查书,略微欠身站起来,说:
“我认为应该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处分西蒙·卡尔京金,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处分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处分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
所有这些惩罚都是依法所能判处的最重的惩罚。
“审理暂停,由法官们去议定判决。”庭长站起来说。
大家随着他站起来,带着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愉快的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走动。
“我们,老兄,闹出丢脸的错处来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说,当时首席陪审员正在跟涅赫柳多夫谈一件什么事,“要知道,我们打发她去做苦工了。”
“您说什么?”涅赫柳多夫叫起来,这一回他完全没有留意到教师的惹人不愉快的随便态度。
“可不是,”他说,“我们在答案里没有注一句:‘她犯了这样的罪,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刚才书记官对我说,副检察官判她做十五年苦工。”
“可是我们本来就是这样裁定的。”首席陪审员说。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开始争论,他说既然她没有拿那笔钱,她也就不可能有杀人害命的意图,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要知道,我走出议事室以前,是把答案念过一遍的,”首席陪审员辩白说,“谁也没有反对。”
“那时候我正走出房外去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可是,您怎么就放过去不管呢?”
“我根本没想到。”涅赫柳多夫说。
“您没想到不要紧,可就出了事了。”
“不过这是可以纠正的。”涅赫柳多夫说。
“哎,不行,现在全完了。”
涅赫柳多夫瞧着那些被告。他们,这些已经决定了命运的人,仍旧在栏杆和士兵之间坐着,一动也不动。马斯洛娃不知为了什么事在微笑。涅赫柳多夫的灵魂里有一种恶劣的感情在活动。这以前他原以为她会无罪开释,在这个城里住下,他自己正在踌躇,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因为跟她保持任何关系都是困难的。可是现在,苦工和西伯利亚,干脆消除了他跟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那只没有打死的鸟不再在猎物袋里扑腾,也就不再使人想起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