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赋的原来意义是“铺陈其事”，为我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方法之一。《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制，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但从其渊源来说，它是诗歌的衍变。所以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又说：“大儒孙卿（即苟子）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因此，他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诗与赋列为一门，井分别举出屈原和苟子两家来作为辞赋之祖。
大家知道，从楚辞开始，以较长的篇幅和优美的同藻来发挥想象，倾诉感情，就成为战国后期人们所欢迎的文学形式。就苟子的《成相篇》和《赋篇》看来，作者也正是利用这种文体，以表达他对当时现实的态度，井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屈原和他稍后的宋玉、唐勒之辈都是楚人，苟子著书、终老于楚，可见赋又是楚国的一种新兴文体。但屈赋和苟赋（屈原本人井未称他的作品为赋，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苟子）又各有其特色，一般说来，屈赋重在抒情，苟赋重在说理。到了西汉，因五言诗尚未进入文人文学的领域，文士的创作主要在于辞赋，于是作赋之风大行。加上帝王的赏玩和鼓励，有些文士，便以作赋献赋当作求官的门径。同时，由于作赋者日多，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了发展。较诸楚辞，诗歌的成分已逐渐减少，而散文的成分有所增加；内容方面，于言志抒情之外，复多状物叙事之作。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汉赋的体制较接近于苟赋，而同藻则多取资于楚辞。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苟法；贾傅以下，湛思渺虑，具有屈心。抑苟正而屈变，马（司马相如）愉而贾（贾谊）戚。虽云一毂，略已殊涂。”这话不是没有见地的。
因为汉赋既是诗歌的衍变，所以汉代人就有读赋的习惯。根据记载，当时的人朗诵楚辞，是有特定的音律节奏的。一直到隋代，还有所谓楚声的专门家，以清切的音调博得人们的欣赏。（见《隋书·经籍志》）又如汉元帝的宫女能读王褒的《洞萧赋》，固然这是供帝王娱乐之用，但也说明赋在当时的影响。由于赋的文采与音节都能在视听上使人愉快，而赋的铺张手法又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因此它就很能适应当时统治者的兴趣和要求。
至于内容方面，汉大赋多少也反映出汉帝国繁荣上升时期的气象，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一些物质文化的盛况。如司马相如、扬雄那些描写宫苑游观的大赋，到了班固、张衡，就扩展到都城建置的叙述，生动地介绍了汉代名都大邑的规模，以及各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而更晚一些的西晋左思，又在他的《三都赋》里总括了中原、东南与西南三大地区的地理历史、物产文化，等于一部有韵的方志。这些赋中的同汇，对了解当时上层集团的辞令、仪节以及博物知识等，也都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左思有鉴于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的赋，对物产、建置的描写和记述，有虚夸失实之处，所以他作《三都赋》时，写到山川城邑、乌兽草木、风谣歌舞等等，都是依据地图、方志，以及各处风俗习惯而加以考订的。皇甫温曾称赞他：“其物士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
此外，还有一些以宫苑为题材的作品，如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何晏的《景福殿》等，虽然内容属于专门性的，而且作赋意图原在粉饰与歌颂，但对后世读者，也还具有一些文物资料上的参考价值。
东汉以后，赋家的另一倾向是：从原来对事物品汇的描摹刻画，逐渐向思想感情的发抒方面去发展，即“写志”渐多于“体物”。通过对事物的深微观察，进一步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为赋体增添了不少的新异色彩。也有的用赋来表达纯粹的抽象观念，如班固的《幽通赋》等，而陆机的《文赋》简直用赋来探讨文学理论，更是富有创造性的。
应当指出，流传到今天的汉赋，大部分是歌功颂德、踵事增华，供封建统治者赏玩的作品，即使其中有时含有一点讽喻的意味，实际上还是迎合统治者的爱好，起着“劝百而讽一”的反面作用，也正如刘勰所说：“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由于统治者的爱好，文士因献赋而达到干禄的目的，于是赋的文学价值遂大为削弱，赋家的流品与地位，就和“徘优”相差不多。无怪连善写大赋的扬雄也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井且认为在同藻方面的追求，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是“壮夫”所不为。后来晋代挚虞论赋，也批评辞人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即是重形式而轻内容，和扬雄所说有其共通的地方。
以上是自汉至晋有关赋体发展上的一些概况。到了南北朝，乃有所谓“文”“笔”之分，而赋实际上已代表了整个的“文”，如这时的诏令、奏议、书札等，除不用韵以外，其他形式上也都与赋的区别极其微细；至于用韵的颂赞、箴铭、哀诔，乃至七、连珠等，则区别更少。所以在骈文盛行的时代，赋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南朝末期的宫体赋，内容和形式都趋于艳冶和雕琢，可以说是赋的没落，但它对后来的七言诗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到了唐代，因作律赋为进士考试的科目，律赋就和宋以后的制举文一样，不再有什么价值了。我们看一看李白、杜甫所作的赋就可以知道。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篇》中说：“赋之亡盖先于诗，继隋而后，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可见某一种文学体制，都必须经过它的产生、发展、兴盛以至没落的过程。
关于赋选，萧统《文选》中所选的赋，是历代所一致称誉的，大体上确曾经过审慎的抉择，但也不能包括全面。其他的选本则缺点更多。为了适合今天的读者，需要一部繁简适中的选本，介绍不同时代、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使读者能一览而约略得其全貌。
因此，本书试图在《文选》的基础上分别去取，加上它所未能具备的，择定二十篇，为研读古赋者提供一些便利。以下就编辑体例略作说明：
（一）为精简起见，每一类型的赋，尽可能不重复入选。例如《恨赋》与《别赋》，《雪赋》与《月赋》都只收一篇。又如京都赋只选内容更丰富的《三都赋》，就中又只选较短的《蜀都》一篇。惟《西征赋》及《哀江南赋》，因有其独特的规模格局，虽较冗长，也予入选。至于同一作家，只选其作品略具有代表性的，以期尽量照顾全面。
（二）从文体来看，即使命名不同，属于赋体性质的仍应归入赋类，《七发》是其一例。至《酒箴》虽不宜径名为赋，而形式上亦与赋无异，故也收入。其他不以赋名而实为赋之支流者，如《答客难》、《典引》之类，则限于篇幅，未能遍收。
（三）古人注书，有释事、释意两种，李善注《文选》，是偏重释事的。在今天看来，由于赋中所用的同汇往往与现代汉语距离过远，不能不要求详尽的解释，但若专注重同藻的溯源，而忽略同意的阐发，对读者的帮助仍然不大，因此，本书的注释采取两者相结合的方针。除一般的字句加注外，兼顾到作者的作意。
（四）赋中的名物训诂有不少还没有确切解决，经过清代以至近人的考证，对日注也有不少的纠正或补充。本书则多采用传统上较为肯定的日说。
由于这一工作还是初步试探，编注方面的缺点必然不少，希望读者随时予以指教。
196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