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者，虚怀若谷

“布衣”这一称谓，我并不是从大学课程里，从“学院派”的某本书中得到的。我是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在家乡和家庭里感受到的。

早有许多独执偏见、一意孤行的人物，他们衣袂翩翩，自幼就进入了我的感知世界。

家乡昆明，有大观楼长联作者孙髯翁，父亲的笔记上记着他的事：“自幼负奇气，应童试，功令必搜检乃放入，愤然曰：‘是以盗贼待士也，吾不能受辱。’掉头去，从此不复为考。”遂终身布衣。作闲章自云“万树梅花一布衣”。

这就是我对“布衣”最初的最实在的定位。

还有那位写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林逋，自谓有“梅妻鹤子”，这也是父亲讲的。使我明白人可以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梅的世界。

布衣者，仕宦之外的文化人，知识者的自我称谓。其中，自谦和自尊并重。

它确定了自己的等级是在绫罗绸缎之外。

它宽衣大袖，朴拙舒展。这一袭布衣是清洁的。或许上面有风尘仆仆，月色汗气，墨渍酒染，但它风流自在，“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它可以“采菊东篱下”，可以“散发弄扁舟”。可以憨眠卧龙岗，可以白眼看鸡虫。然而在种种旷达落拓的细节中，却又显示着他们对历史和文化的总体关怀与责任感。

那些混迹官场的长安途上客，当他们疲惫和失落之时，他们灵魂的归站是“布衣”。那些大有作为的人，当他们难以承受屈辱，或是战败时，退后一步，发现海阔天空之处，是做一名布衣。

无数被屈没的文化人，或者是甘愿埋没于民间的志者学者，他们是生来的布衣，一生的布衣，构造着一种最纯粹的属于自我信念的生活。但虽身着布衣，与穿绫着缎者有别，是无位无财无势者，却又不是一般的贩夫走卒辈。一般的纯体力劳动者，“穿布衣”是不用强调的。

中国历史上诸多布衣，俱是报国无门的不得志者。“贾谊屈于长沙，非无明主。”而不能被任用，或者从被重用的部门打下来，成为布衣者，又含有极重的被放逐者趋向。

从小到大，在我同辈人中，不乏以其父自矜者。我习以为常，心平如水。他们的父亲是一种外在的名位，一种可以凭仗的物质。而我的父亲不是，他是高山那一边的一股泉源。我独享他的甘饴。

我发现我早已领悟了布衣的一种内在：虚怀若谷。

从来没有将父亲与什么人比过。因为他是父亲，是我的来源，不必要去比，亦不必他人来识。

父亲辞世后，却突然会想到将他与一些我认识的那一辈人来比——那是一些名家巨儒。忽然感觉出，父亲比任何人都自然。他可以不必按照人们的期待来打造自我。

他可以率性而为，有时还会负气从家里出走。在他的朋友家住上十天半月，又由儿孙们迎接回家。当然，在这段时间内，家里人不会透露发生了什么事。父亲发完脾气回来，尊严依旧。他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生还是死。他知道家人是可靠的，一切会按照他的意思办。

也许，名家大儒们在他们的儿女眼中也是自然率性的，是我将他们太过圣化了吧？

但还是不同。

我父亲因为不在社会舞台上，下无观众，上无灯光，所以没有表演的责任与意识。

“有”好，还是“没有”好，也说不上。比如，我就一直是有“在台上”的感觉。虽然也知道，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摆脱不了。上了一下台，就再难摆脱。即使观众忘了你，也得提防着，担心有一天他们想起来呢？那时一声喊：某人，你在哪里？什么样子？自己岂不是拖衣落食的让人失望，属于不负责了。

父亲是一个始终对自己负责的人，与我们这些有点舞台化的人不一样，他活得自在、自然、真实，不跑题。

我发觉，自己要向那些名家靠拢容易，可要想学到父亲的真谛却难。

中国的“道”与“禅意”都说过，好的东西，一旦意识到和人为地要驾驭，那立即就会变成不好。这是很妙的。

对我的父亲，学皮毛易，比如早起、律己、公正、杂学。但要学其气，得其道，则难。

有时觉得，我父亲就像没有照过镜子的乡间少女，那么天然丽质。而我们就像是在化妆间长大的杂技团的孩子，每一个动作都被镜子照得分明。已经忘记了自己，只记得镜子，在为镜子里的影子而生活。

不由得羡慕起父亲的人生来，他虽不“得遇”，却能自己“得意”。而我们，也许得到了更多的机遇，却并不“得意”。

有时思索，父亲崇尚的是道还是儒呢？他是“静而虚”还是“静而虑”呢？

渐渐地我明白了。父亲是布衣的思路，是一种兼容的浑成的大谷。布衣，不在那座炫目的舞台上，所以，不需要标榜，不需要旗帜，故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没有任何主题先行的形而上。“主题”就是人生，就是个性，就是自我的意识与理想、情趣爱好。

他没有必要排斥什么，没有必要封闭自我，更没有什么祖传的门第之见或矜持之心，他只是虚怀若谷地行走着，在大地上，涵纳一切他所热爱的内容，融汇所有能进入生活的信念。

他具有“儒家”于国于家的自始至终的责任感，又得放达舒畅、洒脱的“道”之自我解放的真谛。

父亲醉心于苏轼的诗心，而赞叹关羽超脱于政治功利的义，欣赏周瑜的“曲有误，周郎顾”。他赞赏司马迁的浪漫情怀，而亦能接受班固的按部就班。他以为人生可以失遇却不可失意，人生重义气，家宽出少年。

身世悲欢逐浪花，淡如烟水是我家。

我发现，这正是我所理想和追求的那种非党非派非欺非卖的文化，一种属于民族属于人类的文化。这是一条浩浩茫茫的山谷，父亲正是虚怀若谷。

很多名人，因为他们太伟大了，反而使子女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中国“月盈则亏”的道理。

而我们家不会。我们家也不是那种“一穷二白”，一穷二白就没有什么“盈亏”可讲了。

我父亲是“虚怀若谷”，为子女做好了一种高屋建瓴的准备的。

比如说，名人家是住在府第里，因此有自满和门户之见等，而我们家则住在大山谷里，这是一条文化与历史的山谷，只觉得满目芳草青柏，不胜仰慕。

平时里，父亲讲我们张家的事很少，讲一个概况，也不为尊者讳。所以，我知道我的祖父像那时的乡间文人一样，也抽点鸦片，酷爱字画，不懂理家。还有，总是在楼上吃“小灶”，不与孩子们同吃。

我父亲曾叹道：“在我，是觉得看到孩子吃，比自己吃还要甜还要愉快的。”

其实，我父亲的左手在幼年落下残疾，也是长辈的不关心所致。父亲说，地偏僻，人不开化，这样的事情是习以为常的。亦无怨言，也不遮挡。祖父早逝后，我父亲的少年时代，是在孤儿寡母的清贫中奋进的。

父亲是讲古人、讲杰出者为最多，几乎时时刻刻，将他所感动的、所崇敬的人物、事迹，点点滴滴地传给我。

我们张家，“世泽”也有，但仅此，不足以造就父亲与我。父亲是不断地向上向外孜孜不倦地汲取着的，这一点我继承了他。我们没有什么作为留守的。我们的一切都在奋进的路上得来。世泽就是这样光大的。

父亲讲自己家事时的那种平和与平常心，是那些“名门望族”没有的。

我们家只是一个太小的园子，被山谷涵纳，而不可以囊括山谷。许多名人的后代却会有这种“要主宰什么”的天生意识。

不少名人后代会骄矜与“护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名人子女与名人不是一回事。仰其德馨的同时，也尝到些别的滋味。理想之光只闪射到那一代。

名人的后代还容易受到门户之见这样的局限。而我，没有什么门户，我家的门户挂不上号。我只有追求大气的浩荡心胸。所以，虚怀若谷，正是我这样的布衣子女所具备的。

我的父亲好像是生于天地间的一个直立的人。他总爱站成一个“人”字。在许多照片里都是这个姿势。

这使得我也染上了这种天地无私的精神与襟怀，常常将家中事诙谐一番，不以为忤逆。父亲还说过“逆子不败家”的话。家是要振兴的，但不是用一种保守的方法。

既非“名门”，又非“权门”，而在狂风中又不愿意偏倚。我将往何处去呢？微斯人，吾谁与归？结果是“唯文化精神而归”。

我怀疑自己能否完全地将父亲的“精、气、神”写出来，让活的不能白活着，死的不能白死去。

这是我作为女儿的一己私愿。这也是那些知道我父亲故事的人，包括季羡林先生叮嘱于我的。

父亲不是那种苟活者与健忘者，他和其他人的父亲区别实在是很大的。他不愿为了轻松而堕入肤浅的混同。他的人格魅力，曾经吸引了我身边很多找不到父性意识的人。

他的记忆在对历史负着责任，即使社会不在乎他“这一票”，他也绝不愿意苟合与遗忘。他是一个特立独行者。

父亲是一个品种，对于我，他比很多名人更珍稀，更真实深邃。

“民间文本”，不是一种文章样式，它根本就是一种性格，一种行为模本、人生方式。父亲就是“民间文本”的一种，或者说是重要的一篇。

我们家的家教是：“吃得菜根，百事可为。”

父亲早年出差到乡下，带回来一种香甜的土产，我们姊妹三人用手撕来吃，吃了还想吃。问父亲：“是什么？”他笑答：“草根树皮。”我们一直喊着要吃草根树皮。有一次令客人很奇怪。一问之下，原来，这是云南名产“鸡菌”，经山民炮制后，成此美食。

父亲说：“这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反面。表面很粗，有土味，是名副其实的草根树皮，其实是最好吃的山珍。”

“草根树皮”之典一直在我们家沿用。我想，这就是朴实无华的布衣之旨。

人们以为，我这个“名人”，在家中一定很得宠，其实我们家并不以虚名为重。我在家中属于略受歧视。曾有电视台记者问我的小外甥：“你一定很崇拜你的姨妈吧？她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料小学生的外甥说：“她？我姨妈，睡懒觉，买贵东西，乱花钱，水龙头开很大，浪费水，游山玩水，丢三落四，天天有人来请吃饭，回来生病。”

我家只兴过老人和小孩的生日，从来没有庆贺过升官发财获奖之类的事情。皆作淡化。在家中一律平等，而我总属于弱智一等，是习惯于被斥责的。因为我对家事太陌生了。

我回家爱睡懒觉。大侄洲洲来了，就跑到我的床前，喊：“姑妈大懒虫，爷爷和奶奶都起来了，你还不起来？”爷爷奶奶把他拉走，说我累了，让我再睡。他却不依，一定要把我叫起来。那时他五岁，是家里的公平裁判。

在追悼父亲的那天，外孙小白致悼词：我在医院做手术时，是您送米线去给我吃。当我做错了事，您总是维护着我。

这就是在他的童心里最亲的爷爷。

这是一个真正的家庭，亲情高于一切。

我的受宠是在小时候。我是家中唯一吃母乳长大的孩子，故父亲常说我“元气足”。幼时的相让，也难以忘怀。在吃“定量”的年代里，住校的我每次回家来，都在分吃母亲和弟妹们的那一份肉食。

初中那年，我因顽皮骨折，每天在学校里靠弟弟送了饭来吃。我记得，一次他冒雨送饭，站在一旁看我吃那“净饭”，然后带走饭盒，回家去吃杂粮饭。那段时期，全家人把极少的米饭省下给我吃，弟妹们因为我，吃了太多的杂粮。我那在医学院执教的母亲，想尽办法没有让我像幼年时的父亲一样，因伤而留下残疾。

最近，有人对我说：“怎么西南联大这么一个了不起的题材，会落到你的手里？”

我并不以为此话不敬。的确，来做这件事情的我，实乃一个布衣之女，本来应该在我之前，就有那些举世闻名的杰出者和杰出者的后代，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回答道：“是文化的敏感性，还有文化的胸怀、文化的正义感和热情，以及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那种感激之情、珍惜和渴望之情。”

这都是布衣的父亲传承与我的。“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我是从父亲那儿听到的。

童年时，我父亲那些热情的讲述，让我记住了这个魅力的花园，这些魅力无穷的人。我早就想寻找他们，与他们在一起，像他们那样来度过自己的一生，沉浸在他们的清芬空气中，过一种纯净的生活。

父亲告诉我，从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来到昆明，边城的人们起了很多变化。街上的行人常指点道：“这是闻一多，这是朱自清，这是……”名人们衣着随便、朴素甚至破旧而精神铄然。

他们在抗战时期成为民众的楷模，昆明的富户都不好意思穿丝绸了，太太小姐们都改穿布衣。每逢联大的先生们开门讲学，昆明的店铺都上了门板，老板和伙计们都去听演讲了。因为演讲内容都关系国家命运、抗战前途，还有每个人应负的责任。

父亲听过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

联大的学生们为谋生，到昆明和各地县去教中学。各地乡绅们甚为欢迎，都当作地方的福音。联大人在那里的话，都有很大影响力。许多关在家里的女孩子和不读书的男孩，由此而入学。

当年我的母亲在昆明市女中读书，她的老师就是西南联大学生。她们犹能记得，老师的皮鞋是鞋面与鞋底脱节的，用麻绳绑着来上课。

我为什么从边地到了北大读书？在北大我如鱼得水，北大是我的一道龙门。没有北大的知遇，就没有今天的我。这都是几代人的缘分。从西南联大的一条隐线，引导而来。

作为布衣文化人，我们深知：自己要划过生命的长河，不是只靠自己平凡的姓氏和平常的家族，而必须从中华文化的长河中汲取不尽的力量和养分。

我们没有出众的家世和家谱，没有让世人能记住的地方。我们是以“记住”世间的人杰为自豪的。民族的自豪感高于家庭和家族。我们这个布衣家庭没能拥有一座高山，却拥有了虚怀若谷的大海。

再者，我们没有门户之见，没有派系之争，没有高山下面的那种阴影，没有名人效应带来的负面，没有僵化，没有偏执，没有什么要掩饰要辩护的“示人以完美”的吃力心态，也没有什么要隐讳、要回避的巨大脆弱。

我们平平淡淡的人生，如青菜白菜，点点滴滴在自己和亲人的心头，可以坦率任性，可能不惧人言，我们更具有自由，具有自然，也具有那种不在高处，而却永远仰望着崇高的虔诚和纯朴。

我们也有足够的毅力，因为一个普通的人活在世上本来就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韧性的。做这么一件事情，实在是太需要虔敬下的坚韧了。

而且我们担心会失落了这宝贵的精神遗产，因为它对于我们不是一种家传，不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也不敢自负能够从血液里得到这种遗传。于是我们怀着极大的珍惜如获至宝地来发掘和搜寻这些历史。

这就是布衣。布衣所做和能够做的事情。

布衣与“西南联大”有着妙不可言的关系。西南联大的许多著名学者皆自称为平民、布衣，不归属当时中国任何学派。联大的学风是平民化和走向民间的结果。

布衣即是保存有独立人格和本色文化的人。

但是布衣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却不等于不关注国家与民族利益，即“天下忧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种关心因为出自一个平民的立场，更加透明与无私，也更倾注于感情、更纯粹与投入。

既为布衣，已经做惯难事苦事硬事，未想过幸事易事便宜事。

西南联大的事情，我在做着，有时是感到似有“攀缘”之嫌。

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学府之中亦有高山派与平地派之分。我非世家子弟，名门望族，虽亦入北大，属“平地派”。

但平地上更能真实地看到历史。布衣比名流更源远流长和广袤。

一切真正的文化与历史，真正的归宿在民间。

做一个布衣，“竹篱茅舍自甘心”，这对许多人是不易做到的。

幼年的我从父亲遥寄来的《一心小楷》中，读到范仲淹“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时，我忽然感觉到，这就是文山。

这就是父亲独饮孤宿二十年的地方。它雄浑苍凉，极尽人生。

被放逐者，这是中国的一种人，一种历史，一种个性，一面旗帜。

它远离中心，但往往却比中心更“中国”。

在那里，堆积着现实的沧桑与史实，深郁的文化、悠久的故事、永恒的动人、浪漫与亲情，被放逐者超越了抛弃他们的世界，在精神的历史中锐进，成为这个民族光辉的一翼。

对某些个人而言，历史就是冤枉，冤枉就是历史。但历史前进，也是需要有人去做“受冤枉”这种牺牲的。沉冤千古，这种事是永远都会有的。

父亲对我们从小的教导是：“别人虐待你，你还可以反抗。如果自己虐待自己，那连反抗的希望都没有了。”

父亲的自我意识如此强大和清醒。每当他受到不明白的对待，哪怕是在家人中，他也会百思其解：我如何得罪他了？困惑许久，直至澄清。在对自己与别人的裁判上，父亲从不轻下结论冤枉谁。如果是触犯了他的自尊，那他是不容易原谅的。

布衣者，视身边人为友为亲，视交往关系为情，而非为势为利。故父亲对所遇者皆谦敬欣悦，见其善，而我要点其陋处，父亲总不甚欢。这种赤子之心，在当世极易受伤害。“凡事皆为友情”的人生理想，古朴人生，也令我继承了一颗多感之心。

这颗心令自己痛苦，令人世温馨。

最近，中国社会暗中出现了一股对“布衣”吴宓、陈寅恪的“发烧”热，这是一次良性的文化复归。它意味着，在与人类大文化对接的态势下，中华民族那“万劫不灭”的人文理想，再获生命力。

2002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