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

老家的小院我去过。华宁县城扎兰巷内，与孔庙一墙之隔。现在的位置、周围环境还是和父亲在时差不多。

沿着那条小巷走上去，到坡顶，就见我家祠堂，里面大树成荫。现在是县城里最大的一所小学。

里面原来有一块匾，上书“齐滇世胄”。因我家是在明代从陕西分封过来的，祖居陕西的凤凰村，那里的青苔不青，是红的，红青苔，主“出贵人”。现在，有孩童的诵书声伴着我的列祖列宗，也应是一种香火吧。先祖曾有“七代尚书”。后来不再入仕，出过一些名医与书法家。

那年回乡，父亲指给我看了，他少年时代就在楼上那个小方窗下读书。

父亲的小窗并无修饰，就是土墙上的一个小方框，比人头大一点。父亲就在这窗下看书，读成华宁一中全班学问最好的学生。

小小的四合院，木楼、廊柱、矮梯、土墙。院里仍堆着柴火猪草，如今仍是幽暗宁静。我心中突地迸出这两个字：“陋室。”这就是陋室，青灯黄卷，多少代中国民间文化人就这么简单朴素地生活着。

很多年前的一天，父亲在读着书，突然从小窗扔进个纸团来。

这并非“投桃报李”的红颜勾当。它对我父亲一生的意义，不是任何红颜的邂逅可以相比的。

父亲把那个纸团展开，只见上面写着：“到昆明去上学。”他抬起头来，看见对面小楼的窗旁有一张年轻的脸庞，正对着他笑，一面用手指点那纸团，示意它的重要性。

对面小楼里，住的是父亲的远房堂兄，张新猷。两家大人有嫌隙，不来往，还不让孩子们来往。可是这位堂兄深知我父亲的资质，认为他不去昆明发展太可惜，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可见“爱才”的意识，在中国民间的根子是扎得很深的。又可见，年轻人要往前闯，绝不能被上一辈的沟坎绊住自己。

从父亲的道路中，我也汲取了这一点：绝不以上一代人的沟壑为界，画地为牢。每一代人，无论如何杰出，总有自己的局限与根深蒂固的毛病。

当时，这两个可爱的青年对笑了一下。隔着两家的墙，从各自的小窗口里。

那是两个多么美好和珍贵的窗口啊，和那道土墙一样地厚和深。它蕴含着青春的希望与友谊，蕴含着明天的前途。它甚至有那“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气势和内存。

因为从这里，父亲走了出来，从此走出了我们一家人。我，走到了北大。大侄去上海读书。小侄也即将远走高飞。父亲的后人会将求学的道路拉向广袤世界。

从四五岁起，我就背诵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我觉得这些话就跟儿歌似的。我也明白，父亲与我讲《陋室铭》的那种情感与自豪了。

父亲一生就乐在世人以为的“陋室”之中。以后，有条件也不喜欢铺张。

我家有一张非常美满幸福的全家照。父母风华出众，三个孩子饱含英锐。那是一张朴素的黑白照。二十年来在外，我一直将它放在一个小镜框中。

这个小镜框仿佛就是当年父亲华宁的那个小窗，只是被岁月填充过，将偏僻贫寒变作了春华秋实。

我感谢那个小窗，它生长与涵纳了这勤奋求学的一家人。

当我回到华宁时，可敬的堂伯张新猷已经去世了。同一条巷里，对面兴由家的房子也被拆除了。

父亲初到昆明，就是用张新猷的毕业证书去报考的。因为父亲其实还没有毕业。许多老乡至今还认为“新猷”是父亲的另一个名字。

我也就因此故，常常被那些华宁的老乡介绍为“张新猷的女儿”。这也无不可，我可以“是”他们两个的女儿。我对从未谋面的新猷伯伯充满敬意。

骑马走出华宁半山区的父亲，在昆明一气考上了五个学校。但我祖父已去世，只靠祖母替人做针线来供养他，所以父亲只能读公费学校，昆华师范。那是1936年。

父亲所在的华宁中学三班本应该是1937年秋毕业。三班在华宁是有名的，出了不少人才。父亲属高才生，提前一年考出去了。然而半个世纪后，就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对我说：“如果当年我的思路再开一点，我应该跑得更远一点，起码到北京这样的大地方去求学和锻造。”

当昆明的学校放假，父亲又沿着骑马与步行的路回华宁看望祖母。中途路过盘溪的大姐家，同父异母的这位大姐十分心疼上进的小弟，每次必做好一双鞋给他带上，家贫，以鸡蛋炒饭食之，并塞以零花钱。

而后，我父亲在银行立足，这位贤姑母的儿子，即我老表又以同样方式上昆明求学。每逢周末，又轮到我父亲厚待他。如此骨肉相济，真情相辅，真亲戚也。这份情缘也传给了我们。

父亲一度返回华宁老家教书，因此家乡人称他“张老师”。他还教过音乐。我识乐谱就是童年时父亲教的。之后父亲又来到昆明。

抗战时期，“云南王”龙云振兴经济。金融家缪云台办银行学校。父亲是银行学校首届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我父亲因品学兼优，被推为全体毕业生的代表登台讲话。校长缪云台亲自点名父亲到富滇银行工作。

父亲参与了云南经济那一段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留下了一批风华正茂的照片。有一张上面，父亲还披着斗篷。

父亲告诉我，在那个时代，昆明城正在发展，谁能留在昆明，是一种自然淘汰。你自己不行的，只能到下面去谋生。而能留下来上学与获得职业者，必是佼佼者。

父亲他们这一批华宁少年，就在这多水层的昆明落下了根。从此，父亲凡留名处，常用“古滇宁州张进德”或“昆水华山张进德”。

我父亲一生的本事与性格，就是适合于在这样的竞争规律中发展的。可叹后来的中国社会，“上来”与“下去”俱是莫名其妙，理由皆“莫须有”。父亲遂从蛟龙得水变成“无能”，一生压抑，走“背”字，而无人识得。识者唯慨叹，而慨叹也随风而散。骏马就是这样拉了一辈子的盐车。

我小时候，他有一天自饮酒，我跪在凳上用筷头蘸酒陪喝。父亲曾自言自语似地告诉我：“那时候，老滇币很值钱，比四大家族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信誉更好。龙云听了缪云台的建议，搞滇币，保护了云南利益。那时云南生活很好。但老蒋也看出龙云不会听他的，所以后来一定要把龙云搞下台。龙云了不起，能富乡保土，抗日出征，也是用滇币积累的财富。”

这些对云南历史的亲身回顾，就这样留在我脑海里，留下了童稚的新鲜印迹，也留下了一个带着“南北东西”方向的坐标。后来，很多的烟云从我的脑子里过去，这个坐标仍与血液俱存。而我要真正深入地理解它，却是在四十年后，返乡拍摄“西南联大”电视片时。

父亲对女儿说的话，女儿当时也就七八岁光景，这是最真实的话与回顾。父亲的神态依然，慨叹如见。这些内容在我这儿，是任何“运动”和任何精装巨著都不可能打倒和抹去的。

也是在这样“相对唯幼女”的情况下，父亲告诉我，1948年缪云台去美国，要他随去。父亲依恋乡土，不愿出国门。同时，共产党也有人来劝说父亲“到山那边去”。父亲亦不去。他说：“班上那些走了的人，成绩都很差。”

四十年后，父亲与老同学相聚，其中两个厅局级干部就是当年动员父亲的人。父亲归来，依然说人家“没有多少提高，就学会了说几句官话”。

一次，我说起一位高官提醒我“保重自己”，还说“自古英才多磨难”，父亲嘴角一咧，说：“他也知道这个？”那是在父亲去世前三天，他依然傲视于官场。

那一年是缪云台回国，周恩来宴请，报上登出。我父淡然，从来不说“如果当初如何，我现在会如何”的肤浅之言。

曾有一次，我与弟弟讨论起当年父亲如果做了某种抉择，我家的命运是什么？弟弟看透了父亲，说：“他这种人，无论谁上台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而父亲仍是以松竹般的岸然，笑谈所历的朝朝代代。

那年《三国演义》搬上电视，一家人祖孙三代都看得津津有味，附带一种“监督评审其是否符合原著”的责任心。父亲称赞编导用了那一首词：“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的确，“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他说，本来这首词和《三国演义》早年版本没直接关系（在毛宗岗父子整理修订之后才作为小说的开篇词），它泛指历史。但用在此处，极当。

父亲不以失去什么荣华的机会而懊恼过，也没有为自己的固执而自怨过。

相反，他一直以自己当年的“君子不党”而深感欣慰和骄傲：

50年代后，多少次审查，每次人家都不相信我不是国民党员。人家说，你们全班都是，你不是？这不可能。何况是集体加入的。可是查来查去，一无我的国民党员的档案，二则全班同学都说，他不是。我们加入的时候，全班只有张进德一个人不加入。

父亲当年就是这样的翘楚与佼佼者。

他对我说过，他所尊敬的一位老师对他讲过“君子不党”，他认为很符合自己的性格。待我长成，从对若干历史人事的接触中，我方明白父亲“独不入党”的难能可贵。原来在当时，国民党、三青团皆在拉人加入，尤其是核心部门的优秀人才。我周围的很多长辈都被动地落入圈套，以致后来一生不得清白，造成对自己和亲人的巨大伤害。这些长辈，有些与父亲也是熟人朋友，依我看都有不错的素质和地位，竟不能抵挡。而父亲却独当一面，分庭抗礼，背后又没有其他什么政治背景。这就是他自己的人格力量。

父亲去世后一年，我访问吴宓教授的女儿吴学昭。她对我讲了其父的一件事：1927年北伐节节胜利之时，吴宓与陈寅恪曾于京城中相约，如果国民党要“党化全国”，他二人宁可离开大学到街头卖字画度日，绝不加入。

这一对中国文史坛上的著名挚友，为这个约言终生相守相望。有人说这二位的学问极好，就是创新意识和思想少了些。然而我认为，在席卷中国的各次大潮中，他们的独立姿态已经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尽的思想。而所谓“创新”，难道不是只有在独立的人格中才会发生的吗？摇旗呐喊的角色能有什么真正的创新呢？

吴宓与陈寅恪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被同代人誉为“一代文化托命人”。二人同盟，更筑成精神的长城，影响穿透世纪。

可我的父亲却没有任何巨大的舞台，没有昂首仰望的观众，没有背景，没有名气，也不承担表演的使命。我感激与敬仰父亲的清醒与清白，能于风云变幻、乾坤颠倒之中，做一疾风中的劲草，虽纤细但坚韧。

他与吴宓、陈寅恪的差别，正是他的人格价值所在。我父亲是一个保持了自己常态的普通人。这个常态在当代中国竟保持了八十多年，贯穿他的一生。所以，他又是一个当今中国稀有的元素。

他连朋友式的同盟也没有。除了劲草和形似劲草的兰草，没有什么可以与父亲这样的人品相比拟。

父亲一生酷爱兰，他的枕上、被子都缀有素绣的兰草。《红楼梦》上说：“到头谁似一盆兰？”即其人也。我父亲最喜欢的词就是：“劲峭”“劲拔”。

我父亲临终时最大的痛事即是“不能以‘千里’称之”。其实他已是。对于一个穿透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乱云，仍具有这种独立的原创精神的人，难道还不能以“千里马”称谓？

细想去，像父亲这样在昆明无什么根基背景的苦学生，一旦得了像缪云台这样的财政要人的青睐，换了别人，不知会多么感激涕零和追随呢。可恩师缪云台是国民党财政部长，而我父亲却在班上“独一个人不入国民党”，试想当年是何景象？

一个乡下学生，对校长，对赏识自己的同时也是很需要自己的人，依然本性不改。这独立如梅的精神，又怎么能不“高处不胜寒”呢？

他并不是以“左”或“右”来选择政治的，他就是不愿意做浑水“里面”的人。

他对生命有自己的安排：求学，求生，求正义，求家庭幸福，祖国兴旺。他高兴收回香港澳门，曾作诗写字参加庆祝活动。也关心和探讨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除此之外，对于纯政治，他不感兴趣，亦不愿受其干扰。

后来我读《吴宓日记》，对吴宓的理解以及为他辩解，都源自父亲这种独立人格给我的感悟和启示。

父亲是一个从华宁山区走来的少年，他怎么会少年存此不凡志向，又如何将此志向保持一生的呢？

据中国的祖荫之说，我所受到的庇护是来自祖父这一辈的积德。而父亲之荫，则是对我侄子一代的。父亲过世后，一位在医界成就极高的华宁前辈来到我家。他告诉我，他见过我的祖父，是当时华宁县最聪明的人，字写得很好，我父亲的模样就像他。

早先听父亲说，我祖父重文轻财，潇洒倜傥，不谙世事，且极其爱好字画。为了收好字画，他不惜“败家”，将家中好田尽悉换成字卷条幅。

最后落到我父亲手中的是一幅马汝为的字。父亲告诉我，当时有“杨状元才高天下，马汝为字压两京”之说。这幅字曾有多少人来出高价，父亲都不出手。他要作为祖上的纪念，也好告诉后辈，先祖的家风是诗书。

这珍贵的字画就在“文革”的几次抄家中没有了。后来归还的都是一些没价值的东西。父亲不胜叹息。但字画丢了，却喜家风没有丢。

我返回华宁故乡时，也曾随父亲登上农家小楼，踏着那些不稳的木板，去向父亲当年最尊敬的教师豆祖涛老人行“徒孙”之礼。“君子不党”就是豆老的真传。

豆祖涛老人的小院里有哼哈的大黑猪、堆着葱绿的猪草，以及豆秕之类杂物。屋里都是幽暗的，楼梯由一些木板做成，是没有扶手的。这是滇中南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

而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遥远的北方燃起，就是这位豆老师，带着尚在青春的我的父辈们在每个清晨跑步喊着这样的口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吃得菜根，做得百事！”“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要做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煅来。”

这是一位中国边陲的山乡教师，在民族垂危之际，用中华的文化传统来鼓舞后生，鼓舞乡土。这些口号，至今仍令我振作。我在父亲上过的华宁一中做了一次讲座。那劈山而成的操场仍在，仿佛那震撼山城的年轻人的口号声还在回旋。

中国是讲“世泽”的——大泽龙蛇。古语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斩”可能是说盛极而衰，也可能是遭遇挫折。但不要紧，总有异军突起的。斩而不斩，只是一种转移，和被社会所吸收、消化了。总有一代人、一种人要将它传下去的。

任继愈先生曾对我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是蕴藏在民间的。”

当时听到这话，在我心里闪现出来的，就是我祖父家的小窗口、豆祖涛老师家的乡村小院和父亲与新猷伯伯们曾早起跑步的华宁一中操场，在那劈山而成的峭壁之间。

2002年5月6日至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