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胃炎

1952年的九月初六日上午，我正在地里种豌豆，忽然口发恶心，呕吐数次，身体困倦，全身无力，挣扎着往回走。回去一口吞了十几粒“大圣丹”，才止住了恶心。下午休息了一晌，第二天清早便去地里，下午出圈。然后拉土、拔花秆、碾秋、晒秋粮，再没停过活。但到11日晚上原病复发，恶心呕吐，把一大包“大圣丹”喝完了。十二日休息，但傍晚大风，还去拾棉花。十三日去行门户。十四日大风，拾棉花，傍晚还开团员大会。十五日赶着盘了一天炕，身体不支竟“跑起了后”，半夜后拉肚子六七次。十六日走着去南街、赤城、南庄去求医。身体十分乏困。十七日还去街上卖棉花。十八日还担水。以后又挣扎着担豆蔓、拉迷秆、出圈、拔花秆。直到二十六日病又重了，只好卧床不起了。又是拔火罐、又是请先生。十月初二身体内外发烧，头昏眼花，夜不能眠。等鸡叫时托恒和请来李桃甫，扎针处方。一直到初八才能提起笔写字了。十四日被群众选为查田定产工作中调解纠纷的代表。参加了清丈院子的工作。

前后四十多天的病，弄得人身弱体衰，未能去南蔡参加查田定产的训练。由于解放初医药卫生尚不十分发达。医生技术水平不高，小病也急忙看不强。请来先芝，说是“流行性感冒”。请来子勤，说是“神经衰弱”。请来桃甫，说是“伤寒引起奔豚”。我也弄不清是什么病。

总之这年劳累过度，抵抗力弱，不等病情好转便又急着干活，弄得旧病不愈新病又加。起初是饮食不慎，生冷不忌，消化不良，恶心呕吐，带起后跑拉痢。抓紧医治也不至于重病，直到卧床十日就不单是肠胃炎了。伤寒病多很难治疗，多亏了老中医李桃甫治好了我的病。

这年的劳动强度也太大，秋锄了三遍，花锄了五遍。正地耩了二次，犁了二次，耧了一次，耙了五次，耱了六次，还不说打墙修地打泥基等许多重活。加上开会经常熬到半夜，所以病不来也不行。病后编首顺口溜：

九月十月病染身，各样工作不前进。

查田定产工作紧，自己一字未过问。

思前想后错何处，防疫卫生没认真。

从今要把决心下，健康第一记在心。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提倡推崇的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就要用在革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