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之二十西汉之四 西汉的全盛时期之“告缗”之风遍及全国
“算缗”、“告缗”之法公布后时，
自然又遭到许多人非议。
不过当时汉王朝正处于财政危机，
“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
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
急需钱财，所以，
汉武帝不顾任何反对，
坚持推行此法实施。
尤其是强调“告缗”人们告发受鼓励。
元狩六年(前117年)令杨可专掌“告缗”之事，
为政府收刮，向富商大贾攻击。
杨可初掌“告缗”事，
曾受到有名的“酷吏右内史的义纵支持，
“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可使者。
对此，汉武帝毫不留情，以“废格混事”罪，
处义纵以“弃市”。从此，
朝廷内外无人敢表异议。
于是“告倚”之风便在全国大兴各地。
至元鼎二年(前115年)已经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了。
结果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害”而死。
朝廷“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
即治郡国缗钱。
得民财物以亿计，
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于是商贾中家以上抵破”之。
由“告缗”而使西汉政府从富商—
—“中家以上”——的手中夺过一部分财产收益。
这些财产对于缓和当时的西汉政府的财政危机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
上述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及币制改革是汉武帝时代实行的财政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这些改革使濒于崩溃的西汉政府的经济得以恢复，
使对匈奴的战争能取得胜利，
其进步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这些政策基本上是由桑弘羊提出和推行的。
桑弘羊不愧是我国古代的理财家之士。
四、“昭宣中兴”
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时，
71岁的汉武帝在囗囗五柞宫离开人世，
由少子弗陵继位登级，是为昭帝。
由于汉武帝统治后期，社会呈现动荡
不安的形势，为缓和矛盾、稳定统治，
在汉昭帝(前86~前74年在位)、宣帝(前73~前49年在位)统治时期又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与措施。
使社会生产又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形势，
汉王朝的兴盛局面又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因此，
史称昭、宣为“中兴”时期。
武帝末年的社会矛盾
百姓对贵族的仇恨
武帝时期连年的战争以及种种好大喜功的举动实施。
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之。
虽然政府在财政方面施行了一些措施，
部分地解除了危机。
但是暂时渡过“赋税即竭，不足以奉战士”的难关。
而整个社会形势，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对立。
武帝时期的贵族官僚地主对人民的掠夺措施，
是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封建政府在统治上的苛暴专治，
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日子，
严刑峻法，沉重的赋税压力、
徭役以及贪官聚敛在武帝统治时期成为政治上突出问题：
“乃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
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
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之。
据记载：武帝初年时，
“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
这种悲惨现象愈到后来愈普遍各地，
武帝初年有数年灾荒“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
以后凡遇水旱灾荒就有大批饥民被饿死、冰死。
甚至出现人与人相食。到武帝末年时，
人民大规模的流徒、逃亡以至聚众起义。
使得统治者心惊胆战已，
不得不设计寻找对策措施。
武帝派绣衣使到各地督战，
将镇压农民起义不力的地方官吏处以重刑处治，
“杀二千石，诛千石以下，
及通饮食坐连及者，大部至斩万余人”计，
但也并未能扑灭农民起义的火焰升起。
最后，逼得武帝不得不罢兵战息，
下罪己诏，对人民施行一点仁义，
以缓和阶级矛盾升级，
“既而觉悟，乃息兵罢役”，
“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
而下哀痛之诏”示。
然而，汉武帝的“与民休息”政策尚未及实行，
就已离开人世。于是，
汉昭帝就“承孝武奢侈余敞，师旅之后，
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局势，
登上了帝位位置。
皇室内部的残杀
汉武帝统治时期，
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基本上得解决问题。但是，
中央集权的加强并不意味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解决彻底，
只不过是矛盾的范围缩小而已。汉武帝统治时期，
统治者内部矛盾集中地表现在皇室内部的残杀。
而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是“巫蛊之祸”事。
历史上称为“巫蛊之祸”的事件，
发生在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时。
这次统治阶级内部残杀，
直接影响到汉武帝死后的继位人的确立，
武帝前后有6个儿子：
卫皇后生太子据：赵婕好生弗陵王子：
王夫人生齐怀王生闳王子：
李姬生燕刺王旦，广陵王胥：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囗。
元狩元年(前112年)卫皇后所生之子刘据被立为太子。
太子据的性格、作凤虽与武帝完全不相同一
，但武帝最初对他特别欢喜。
如果没有意外，武帝死后由刘据继位是毫无问题的。
征和年间发生了“巫蛊之祸”事，
皇室内部一场大屠杀开始。
卫皇后之咀君孺，
嫁与丞相公孙贺为妻，
生子公孙敬声。公孙敬声倚恃与武帝的特殊关系，
横行不法，曾盗用北军钱1900万币，
事发被捕下狱。
当时汉政府正在缉拿一名逃犯朱安世，
公孙贺请求捕拿朱安世赎子敬声之罪。
后来时，果然逮捕朱安世。
朱安世被捕后在狱中上书奏事，
揭发公孙敬声与武帝女阳石公主私通奸事，
并在武帝经过之甘泉宫驰道下埋偶人“祝诅有恶意”，
武帝得知后时，令人搜查其地。
征和二年(前91年)正月时
武帝将公孙贺父子及其家族处死。
卫皇后弟子长侯伉及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被牵连被诛而死。
事过之后时期，
汉武帝对“巫蛊”的疑心更大，当时，
各地方及巫师也多聚于京师，
不少女巫往来宫室，
有些嫔妃在宫内埋偶人诅咒嫉妒的仇人，
有的则向武帝告发此事。
于是武帝将后宫及有牵连之大臣数百名以“巫蛊祝诅”之罪处死。
“巫蛊之祸”的范围逐渐扩大趋势。
这时又有一个“善迎人意”的江充为武帝所信任。
江充本名江齐，
字次倩，为赵邯郸人士。
有妹嫁与赵太子丹，因而江齐得幸于赵敬肃王。
后因得罪赵子丹被追捕之，
西入关改名江充。
并向武帝告发赵子丹“奸乱”等罪事，
得到武帝赏式。
江充还自愿出使匈奴，归来后拜为直
指绣衣使，
“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
江充的举动，甚得武帝欢喜。
有一次江充遇到太子据家人在只准皇帝行走的甘泉宫驰道行走时，
太子据请求江充勿告武帝，
充不听，向武帝报知。
武帝大为赞赏，“大加信用，
威霆震京师”。江充敢于开罪太子据，
并非此人真正维护法纪，
而是见到“武帝末，
卫后宠衰”才敢这样做的。
当时，武帝正命江充负责搜察巫蛊，
江充即大肆收捕”时。
“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计。
由于得罪了太子，
江充俱怕以后太子继位对自己不利，
就利用搜察巫蛊之机诬陷太子，
先向武帝报告说宫中有蛊气，
然后从不得宠的妃子夫人宫中搜察开始，
再至卫后宫池，
据说果然在太子宫中找到桐木人。
于是江充呈报武帝。太子据得知此消息，
十分紧张恐惧，
恐无法辩白，与太后商议，
矫诏发兵捕杀江充，并攻入丞相府地。
当时武帝在甘泉宫里，
丞相刘屈囗逃至甘肃报告武帝，
武帝派刘屈囗领兵围捕太子。
结果太子兵败绩，卫后自杀而死。
太子的家人多被杀死。
太子据本人东逃到湖(今河南阌乡县境)藏在贫民家里，
不久也被发觉，自刭而死。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巫蛊之祸”事。
因武帝迷信多疑，
而由江充推波助澜的“巫蛊之祸”前后被杀者数万人计，
最后集中到对武帝继承人的争权问题。
太子据及江充的死并未彻底解决问题。
斗争仍在进行继续。
(二)“与民休息”
昭弟继位后的政策措施
当公元前86年汉昭帝继位之时，
年仅8岁，还是个孩子，
朝政实际上操在受遗诏辅助幼主的霍光、金日囗、上官桀和桑弘羊等4人的手里。
昭帝在位12年的政策措施，
与上述四人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有密切关系。
这4个铺政大臣中，“大将军光秉政，
领尚书事，
车骑将军金日囗、左将军上官桀副焉”。
桑弘羊虽也受遗诏辅政朝事，
但比前3人则地位稍低。因此，
朝政皆操于霍光手里。
在昭帝即位初期，
实际上是霍光秉政朝事。
事实证明，霍光专权是忠实地执行了武帝死前规定的政策的。
史称其“因循守职，
无所改作”。
具体地就是执行“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汉昭帝时期西汉政府提倡农耕，
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措施，
以发展生产。
终昭帝一代，政府不断地提倡发展农业生产能力，
并减免各种赋税徭役。
除减免田租以外，昭帝时对其它各种
赋税也不断宣布废除或减免徭役。
如对于口赋，曾减免多次。
口赋乃是普遍人民的沉重负担压力，
但是按人口征税“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时，
不依土地和财产的多寡计取，
所以囗赋实为劳动人民主要负担之一。
元凤四年(前77年)时，
昭帝宣布“毋收四年、五年囗赋”、
元平元年(前74年)时又诏示：
“日者省用、要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益众，
而百姓未能家给……其减口赋钱”费、
“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
其它杂税也不断减免，如元凤四年下诏“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
皆勿收”取。元凤二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囗钱”费。
所谓“马囗钱”即“有马”者按牲畜头数出税费，
所谓“租及六畜”汉武帝时规定的一些苛捐杂税收取，
昭帝时宣布免之，
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有利的。
除此之外，为减少“谷贱伤农”给农民带来的损失，
曾宣布过可以用粟当赋上缴代替，
不必成钱币，
如元凤二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取之。
六年又下诏“令三辅、太常谷减贱，
其令以菽粟当今年赋”缴之。
这样做减少了农民所受的一层剥削。
当然对农民是有利的。
一些不利于生产的禁令及徭役，
也被废除，如始元四年(前83年)下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
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
即减少或免除人民给政府马匹的徭役。
同时解除景帝时禁止马匹出关的规定。
这一切措施，
为发展农民生产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便利。
宣帝时期的政治
昭帝在位仅14年时，
元平元年(前73年)四月时，
22岁即病死。接替他登上皇位的是刘询汉宣帝。
宣帝统治共25年(前73~前49年)时，
这期间的政治基本上是昭帝时的延续。
宣帝即位初期，
霍光依旧专权朝事。
宣帝对霍光“内严惮之，
若有芒刺在背”。但在为政方针上二人并无分歧。
因此，终宣帝之世，
其统治政策基本上是昭帝时代的继续，
保持着为政以宽的精神到底，
使“民安其业”、社会进一步稳定，
生产有一定的发展趋势。
首先，继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措施。
比起昭帝统治时期，
宣帝时的统治政策尤以吏治最为突出，。
宣帝与不同西汉许多皇帝，
因其“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
所以注重吏治。
特别是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死后时，
皇权进一步加强，宣帝时期的吏治，
突出地表现了“信赏必罚，
综核名实”，“足以知吏称其职”
史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
宣帝时期的法令、刑狱也较武帝时为清平，
据《汉书.刑法志》载记：“
(宣帝时)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之。
因此宣帝特下诏置：“延平”以防止“决狱不当”、“不辜蒙戳”。
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职，
举“明察宽恕”著称之黄霸为延平职。
不仅如此，
宣帝还常常临未央宫之官室殿，
亲自审理重大刑狱，
后来，涿郡太守郑昌义上疏示，
请删定刑律。
不过，未及实施。总之，
在宣帝统治时期，
西汉政权的统治政策同昭帝时期一样是较为宽简的，
其基本精神仍是“与民休息”。因此，
在昭帝统治的基础上，“综核名实，
政事文学理之士咸精其能”、“用史多选贤良，
百姓安士，岁数丰穰”，
出现了自武帝以来未有的升平景致。
如上所述，自武帝死后时，
西汉历史上确实又出现了几十年的兴盛景致。
历史上都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昭帝中兴”时期。
第五节、西汉王朝同周边各族的关系
西汉时期，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
文化交往，也发生过一些战事。
有的属于防御性质，
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目的：
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的侵犯，
造成了破坏等问题。
但是总的看来，
汉武帝以后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许多民族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
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围各民族系，
有些民族还走上了封建社会化的路子。
西汉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
正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进步的结果表示。
越
东瓯、闽越的君主，多次率部参加过
中原的政治斗争事宜。
留居本地的东瓯、闽越人受冲原文化
影响不大关系，他们没有城郭邑里，
居溪谷墨竹之间，与外界很少关系。
汉初以来，他们的社会发展了经济。
武帝初年时，
淮南王刘安上书说，越人准备进攻郡县时，
往往先离开深山，耕种于余干(今江西余干)界中以积军粮事。
刘安所说情况，
正是东瓯、闽越人农业生产能力有所提高的证实。
南越出产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
吸引了许多北方的商贾前去。
除了吕后统治时期，
中原和南越一直维持正常的关市贸易，
铁农具和耕畜通过关市，
源源输入南越地区，
促进了南越的农业生产。
南越和西南地区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广西费县出土的据认为是西汉初年西瓯高级武将的墓葬地，
随葬品颇丰富，但有人殉之。
武帝建元三年(前136)时，
闽越发兵围东瓯时，东瓯求援于汉帝。
汉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东瓯，
援兵未达地，闽越已退去。
东瓯人为了避免闽越的威胁压力，
请求内徙，汉朝把他们的一部分徙至江、淮之间地区，
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
建元六年时，闽越又攻南越边地，
南越向汉廷告急，
武帝派兵由会稽、豫章两路攻闽越地。
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汉退兵而去。
汉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
以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
封越人贵族多人为侯级。元鼎六年(前111)时，
东越攻入豫章。元封元年(前110)冬季，
汉军数路攻入东越。越繇王和东越贵族杀余善死，
汉封越繇王和其他贵族为列侯级，
把越人徙处江、淮之间。
江、淮之间的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同汉人融合一体、
留在原地的越人则分散在山岭中，
与汉人来往较少关系，
社会经济仍停留在比较落后的时期。
汉朝和南越的关系，
较为复杂。建元三年时，
严助率汉军解除了闽越对南越边邑的威胁：
六年时，严助又受命出使南越之地，
南越王赵胡派太子赵婴齐一度宿卫长安。
后来婴齐之子赵兴继婴齐为越王称之，
按其生母太后邯郸人囗氏的意思，上书武帝，
请求同内地诸侯王一样三年一朝，
并请汉朝撤除边境关塞设施。
南越丞相吕嘉代表越人贵族势力，
反对赵兴和摎太后，并杀赵兴、
摎太后以及汉朝来使，
立婴齐长子的越妻所生子建德为王。
元鼎五年(前112)时，
路博德、杨仆等率汉军入南越地，
招纳越人，夺得番禺，
俘吕嘉和赵建德，
越人贵族很多受封为列侯级。
南越的桂林监居翁，
也谕告西瓯四十余万口计，
归汉一起。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等九郡级。
广州象岗山发现南越王墓、墓主着玉衣，
有“文帝行玺”金印、“赵昧”玉印等印章同出面世。
由此可推断墓主当是史籍所见赵胡，
赵胡可能就是赵昧。
随出物有铜铁器、漆木器，青铜器有中原汉式，
南方楚式，亦有南越式，
有的可断为所造本地。
还出有药石、平坂玻璃的官制基本上同于西汉诸侯王制。
从这些情况表示，
南越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有相当的水平能力，
与中原维持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很可能有海外贸易。
但是墓内殉多至十余，
这又反映南越社会落后的历史。
匈奴
汉初以来，匈奴族的领袖冒顿单于以其三十余万精锐骑兵之势，
东败东胡、北服丁零势力，
西逐大月氏(即月氏)。
匈奴的统治区域起自朝鲜边界，
横跨蒙古高原地区，与氏、羌相接一体，
向南则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
陕北一带地区。
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
中部由冒顿自辖管理，
与汉的外郡(今河北蔚县境)、云中部(今内蒙古托克托境)相对。
左部居东方、与汉的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境)相对之：
右部居西，与汉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境)相对，
由左右屠耆王(左右贤王)分领管治。
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职，
各领一定的战骑和分地。
单于的氏族孪囗氏，
以及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
是匈奴中最显贵的几个氏族系。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计，逐水草迁徙，
但在某些地点也建有城堡，
并有少量的农业生产种植。
匈奴各部经济发展不平衡，
有些部落已开始使用铁器，
在一些西汉匈奴墓葬里，
有铁马具、铁武器和铁工具。
匈奴的法律规定，坐盗者没入其家。
匈奴人作战时，得人以为奴婢。
匈奴贵族死时，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余。
这种情况，说明匈奴社会已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时期。
白登之围以后时，
西汉与匈奴结和亲关系，通关市，
厚馈赠，但仍无法遏止匈奴跌骑的侵犯和虏掠之势。
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刘彻命马邑人聂翁壹出塞地，
引诱匈奴进占马邑，而以汉军三十余万埋伏近旁之地，
企图一举歼灭匈奴主力。
单于引骑十万入塞，
发觉汉的诱兵计划布局，中途退归而去。
从此以后，
匈奴屡次大规模向边郡进击，
汉军也屡次发动进攻和反击。
在这长期的战争中，
影响较大的有汉攻匈奴的三次战役。
无朔二年(前127)时，
匈奴入侵，汉遣卫青领兵从云中出击，
北抵高阙(阳山缺口，在今内蒙古杭锦后镇东北)，
迂回至于豫西，
夺回河套－带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压力。
汉在那里设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地区，
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
同年复季，
汉王朝募十万口徙于朝方之地。
汉得朔方后，匈奴连年入侵上谷、代都、雁门、定襄、云中、上郡等地，汉军在
卫青指挥下数度出击。
元狩二年(前121)时，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出击。
霍去病自出兵陇西，
过焉支出(今甘肃山丹东南)千余里缴茯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
同年夏季，
霍去病由北地出击，
逾居延诲，南下祁连山地，
围歼匈奴兵力。这次战役，
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势力，
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死，
率部四万余人归汉。
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地区，
因其故俗归五属国地。
后来迁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余囗，
以其绝大部分充实陇西、北地、上郡、西河之地。
西汉王朝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管理。
汉得河西四郡地，
不但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
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
这时西汉和匈奴势力，
发生了显著作用。
匈奴失水草肥美的河西地，
经济受到很大损失。
所以匈奴人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之。
由于汉军的多次打击，
匈奴单于庭向迁徙。元狩四年卫青、
霍去病带领十万骑，
“私负从”军者十四万骑，
步兵及转运者数十万人计，
两路穷追匈奴势力。
西路卫青军从定襄邯出发，
在漠北击败单于，
单于率残部向西北溃去，
汉兵北至真颜山赵信域(约在今蒙古杭爱山以南)而还。
东路霍去病军从代郡出发，出塞两千余里，
与匈奴左部左屠耆王接战胜利，
至狼居胥山，临瀚而还之。
这次战役以后时，匈奴主力西北远徙，
漠南不再有单于的王庭之地。
汉军占领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
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
汉在上郡、朔方、西河以及河西诸地设立田官职，
用六十万人屯田戍守，
逐渐开发这一地域。
经过这几次重大战役，
匈奴力量大为削弱，除了对西域诸国还有一定的控制，
不能向东发展势力。
百余年里，
北方农业区域所受匈奴的威胁压力，
到此基本解除问题。
汉军在这几次战役中，也有很大损失。
元封、太初以后至武帝之末时，
汉同匈奴虽然还发生过不少战事，
但是这些战事的规模和影响都大不如过去。
西汉王朝战胜匈奴以后时期，
北方边地出现了新的局面形势。
边郡和内地之间，邮亭驿置相望于道，
大为增加联系。
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
种植谷、麦、糜、秫等作物。
中原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水利，
通过屯田的农民，在边郡传播各地。
从今居(今甘肃水登境)西北至酒泉，
再向西至于玉门关、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工事。
敦煌以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地区。
一作盐水，当今孔雀诃)地区，
也修建了亭燧。
北方旧有的长城进行了大规模修缮。
在今包头、呼和浩特附近的长城沿线之地，
还设置了建有内城、外城的城堡。
自敦煌至辽东、乘塞列燧，众多卒吏。
逐步完善起来边塞的烽燧系统。
城堡和烽燧、屯田区，
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
也是先进经济、先进文化的传播之地，
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它的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
有很大的影响力。
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时，
路博德为强弩都尉职，
出屯张掖居延，于其他修障塞、开屯田地。
居延屯兵戌守，持续至东汉时，
至今仍存烽燧遗址。
近数十年来，居延附近多次发现驻军遗存简牍，
达三万余枚累计，
被称为居延汉简。
这些都是汉代历史包括汉代边疆历史的珍贵资料载记。
匈奴人向西远徙，
部落贵族发生分裂，出现五单于争立。
宣帝甘露元年(前53)时，
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地区。
竟宁元年(前33)时，
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
恢复了和亲事，
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时期。
今包头等地有“单于和亲”等互当出土的文字，
正是这一时期汉、匈关系和洽的证实。
西域诸国及张骞通西域
西汉以来，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
疆乃至更远的地方，被称为西域。
今新疆境内的西域以天山为界地，
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
北部为准噶尔盆地。西汉初年时，
西域共有三十六国，
绝大部分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之地。
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
有且末、扜弥、于阗、莎车等国(南道诸国)地：
在盆地的北缘有，尉犁、焉耆、龟兹、姑墨、疏勒等国(北道诸国)地。
盆地东端有搂兰国，
其已于今罗布泊西北发现遗址。
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枚，
有的还能自铸兵器，
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
仰赖邻国供给粮食。西域诸国语言不一，
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关系，
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计：
人口最多的龟兹，
才八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计。
在盆地西南地区，
小国还有依耐、蒲犁，有的城居，
有的游牧，发展水平不一。
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
是一个游牧区域。
盆地以南的天山缺口，
由车师(姑师)控制。
西部的伊犁河流域，
本是塞种人居住之地，
汉文帝时，
原来游牧于敦煌、祁连一带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
向西迁徙到这里。
后来，乌孙人摆脱匈奴控制，
又向西迁徙，
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
乌孙人有十二万户籍，
人囗六十三万余，不田作，随畜逐水草，
与匈奴同俗。西汉初年时，
匈奴的势力伸展到西域，
征服了这些国家，
置“僮仆都尉”于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区域，
榨取西域的财富。
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非常暴虐，西域东北的蒲类，
本来是一个大国之地，其王得罪匈奴单于，
单于徙其民六千余口，
置于匈奴右部阿恶地，
因号曰“阿恶国”，贫赢的蒲类人逃亡出谷间时，
才保存了蒲类的国号。
自玉门关出西域，
有两条主要的路径，
一条经塔里木盆
地东端的楼兰，折向西南，
沿昆仑山北鹿西行至莎车地区，
称为南道。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月氏、安息。
另一条经车师王庭，
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为北道称之。
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宛、奄蔡、康居。
与今新礓相邻的中亚诸国，
当时也被称为西域。
其中大宛在麓呤西北，三十万人计、
产稻、麦、葡萄和良马匹。
大宛西南，是大月氏。
大月氏由敦煌、祁连迁于伊犁流域，
又由伊犁河琉域迁于妫水(今阿姆河)北、营游牧生活方式。
原住妫水以南的大夏人，
被大月氏所臣服，
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地，
商贾车船周行旁国。
在北面的安息、大宛以西，
今咸海以东的草原，则由游牧的康居人所控制。
汉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
所以募使使大月氏，
想联系他们夹击匈奴势力。
汉中人张骞以部应募而去，
建元二年(前139)率众百余，
出陇西进发西域。
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取、
他保留汉节，居匈奴十年余，
张骞乃经康居到达大月氏。
大月氏自以为新居之处肥绕安全舒适。
又与汉遥远距离，所以不愿东还故地，
张骞不得要领，居岁余还之。
他在归途经过羌中，又被匈奴获取，
扣留了一年余。元朔三年(前126)时，
张骞回到长安故地，
元朝六年受封为博望侯级。
张骞出使西域，前后达十年余，
历尽各种艰险折曲。
他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声威实力，
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
所以司马迁把此行为“凿空”称之。
张骞东归后，元狩元年(前112)时，
武帝遣使探求通过身毒国(今印度)开僻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
但是没有成功。第二年时，
汉军击破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带。
从此，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势力，
汉与西域之间的道路终于打通无疑。
元狩四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
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
并与西域各国联系。
张骞此行率三百余将士，
每人备马两匹、并带牛羊以万数、巨万丝帛金币。
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
于元鼎二年(前115)借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
随后时，被张骞派到大宛、康居、
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一起，回到长安陆续。
从此以后时，
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
汉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职吏，
每年多的十几批，少的五六批：
每批大的几百人计，小的人百余。
使者中有许多人以所携官物为私产，
到西域牟利，
所以使者队伍实际上也就是商队。
那时，西域诸国仍未完全脱离匈奴的控制，
西域东端的楼兰和车师，
受匈奴控制严密。汉使往返时，
沿途需素饮水食物，
使搂兰、车师等国应接不暇。
所以楼兰、车师人在匈奴的策动时，
常常遮断道路，劫掠汉使。
为了确保通道西域，
元封三年(前108)时，
王恢率轻骑击破楼兰，
赵破奴率军数万击破车师。
元封六年时，
西汉以宗室女细君与乌孙和亲，
企图联合东西。
迫胁匈奴。细君死，
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
和亲巩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
使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重要力量之一。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马匹，
武帝于太初元年(前104)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数万击大宛地，
无功而返。太初三年时，
李广利笫二次西击，
攻破了大宛国都外城、迫使大宛与大汉言和，
汉军获得良马几十匹，
中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
汉声威大振西域。
昭帝时汉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
进驻数百兵士，进行屯垦土地，
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保护往来的使臣和商旅。
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军政机构的开始。
车师是匈奴进入天山南麓诸国的主要门户之地。
汉在车师一带仍屡次与匈奴发生战事。
宣帝时匈奴分裂，
西部的日逐王于神爵二年(前60)归汉时，
匈奴设在西域的童仆都尉撤销从此，
并护南道和北道各国，
督察乌孙、康居诸国动静消息。
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
至此完全确立。
元帝初元元年(前48)汉在车师地区设立戊已校尉(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职，
管理屯田和防务事宜。
元帝建昭三年(前36)时，
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发西域各国兵远征康居，
击杀了挟持西域各国与归汉的呼韩邪单于为敌的郅支单于，
匈奴的势力在西域消失，
汉和西域的通道大为安全从此。
西域道畅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
次与内地联为一体，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除此之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密切日益。
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
陆续向东土移植；
西域的良马、囊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
也都源源东去。
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
并把铸铁技术，
可能还有凿井技术传到西域，这仲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之履，
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式。
羌
羌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
分布在西海(青海)附近地区，
南坻蜀汉以西，
西北接西域诸国。
羌人有火葬习俗、人死，焚尸而扬其灰之。
羌人人囗增殖，分为很多部落群体，
但是不立君长，没有统属关系。
部落中的强者可以分种为酋豪，
弱者则为人附落组。战国初年时，
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人拘执为奴，
后来逃回本族去，被推为豪职，
爰剑和他的子孙，从此就成为羌人世袭的酋长职。
羌人营田畜牧，兴盛日益。
西汉初年时，
羌人臣服于匈奴，
汉武帝击走匈奴后时，
从令居(在今甘肃水登境)向西筑令居塞，
并在河西列置四郡陆续，
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交通联系。
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十余万攻令居塞地，
围抱罕(今甘肃临夏)地。
汉遣李息等率兵十万征服了羌人，
并设护羌校尉统领管理。
宣帝时，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的牧地，
汉将义渠安国斩羌豪死，
镇压羌人，羌人遂围攻金城郡(今甘肃水靖西北)地。
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六万计，
屯田湟中，相机攻击，取得了胜利，
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
今青海西宁以北孙家寨汉墓里，
发现木简约四百牧支，
记载了西汉军功爵级、军队编制、操作法规、作战阵法等重要内容，
还有《孙子兵法》的片断佚文面世。
据时地考查，墓主人马良，
当是赵充国属下将校职。昭帝以后，
部分羌人逐渐内徙，
在金城、陇西一带与汉人杂居。
王莽时在羌人地区设西海郡职，
徙汉人其中入居。
西南各族
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系，
汉朝时统称为西南夷。
大体说来，贵州附近有夜郎、且兰，
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嶲、
昆明、四川西昌有邛都，
雅安附近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駹等族系。
甘肃南郡的白马氏，
当时也列在西南夷。
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结发为椎髫、
从事农耕，有君长，从邑聚。
嶲、昆明等族人民编发为辫子，
过着游牧生活方式，
没有君长，氏和冉駹有火葬习俗。
战国时期，楚将庄蹻领兵溯沅水西上(一说自巴蜀南下)略地。
庄蹻经夜郎至滇，适值黔中地为秦国
所夺取，庄蹻归路被截断，
乃留滇为王级，全军变服从滇俗。
以后秦朝的势力达到西南夷，
在今宜宾至昭通一带开通“五尺道”，
并在附近各地设官统治。
西汉初年，西南各族地区与巴蜀等地维持着交换关系。
汉人商贾从南夷中运出筰马、髦牛和僰僮(奴隶)。
巴蜀的铁器和其他于商品也运入西南夷、有的还经由夜郎浮赟柯江转顺到南越。
建元末年时，
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了蜀地产的枸酱，
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之地，
因此他向武帝提出发夜郎兵浮江抄袭南越的建议。
武帝哌唐蒙领千人，撞带缯帛物食，
到夜郎进行活动。稍后时，
汉在巴蜀之南置犍为郡(今四川宜宾)，
并发巴蜀卒修筑自囗道(在今四川宜宾)通向囗柯江的山路。
武帝又命司马相如深入邛、筰、冉駹等地，
在那里设置都尉和十县余，
但不久就罢省了之。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
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
据说来自身毒(印度)，
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路子。
武帝根据这一情况，
于元狩元年(前122)哌使者自巴蜀四出而去，
企图找到通身毒的道路，
以便从那里通向西域。
由于这些活动，汉和滇的道路打通从此，
汉对夜郎及其附近各族加强了控制。
但由于囗、昆明等族的阻止，
寻求从巴蜀通身毒道路始终没有达到目的。
元鼎五年(前122)时，
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
且兰君反汉从此，
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职。第二年时，
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地，
设置赟柯郡(今贵州黄平西)。汉又以邛都
为越巂为武都郡(今甘肃成县西)设置。
元封二年(前109)时，
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赐印，
以其地方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设置。
云南晋宁石寨山陆续发掘出的几十座滇人贵族墓葬里，
除出土滇王金印以外，
有战国至东汉初的大量古滇国遗物出土于世。
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滇国青铜制器，
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器物年代越晚时，
受中原影响也越深。出土的大量滇国青铜农具，
说明农业在滇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同时，滇国器物上的图像，
表明滇人牧养牛、马、猪、羊、犬等证实，
猎取鹿、虎、野猎等物，
畜牧和狩猎经济相当发达呈势。
青铜铸造是滇人最主要的手工业之一，
铜器相当精美。铁器数量不多计，
有些铁器实际上是铜铁合体。
《后汉书.西南夷传》说示，
滇人之地有盐池田渔之饶，
金银畜产之富裕，
这与滇国遗物所表现的滇人社会经济情况相符大致。
滇人社会处在奴隶社会阶段时期，
滇国铜器上有许多反映奴隶和俘虏生活的铸像标于识，
如奴隶在主人的监督下织布，
以牺牲奴隶，捕捉俘虏，
俘虏被裸体悬挂等图示。
奴隶多编发或披发式，
同滇人奴隶主的椎髻不同式，
他们可能是从囗、昆明或其他外族俘虏来的奴隶。
滇人墓中殉葬物丰富精美，
可以印证《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载记：
滇人奴隶主性豪忲，
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乌桓鲜卑
乌桓是东胡的一支，汉初以来时期，
活动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
乌桓人俗善射骑，弋猎禽兽为事，
随水草放牧为计，居无常地。
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
种植耐寒耐旱的穄和东墙。
乌桓男子能作鞍勒弓矢，锻金铁为兵器，
妇女能刺绣，善于毛织品编织。
乌桓部落分散而居，
邑落各有小帅，但还未出现世袭的酋长制。
他们推举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称之。
血族复仇的风习，
在乌桓社会中还很盛行。
乌桓部落中自大人以下畜牧营产各自，不相徭役，
还未出现明显的分化为阶级。
西汉初年时，
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力量弧弱，
臣服于匈奴统治，
每年向匈奴输牛马羊和毛皮，
过时不纳，要受到匈奴统治者的惩治。
武帝时霍去病率军击破匈奴左地，
把一部分乌桓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管理，
设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
让他们替汉侦察匈奴消息。
昭帝以后乌桓渐强，常常骚扰幽州边
郡地，也常常向匈奴发起攻击。
鲜卑
也是东胡的一支，
言语习俗与乌桓相同大致，
但比乌桓落后。
鲜卑自从被冒顿单于击破后，远徙辽东塞外地区，
南与乌桓相邻，
没有同西汉发生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