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新中国70年转型发展逻辑的八大维度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大规模多层次的转型发展逻辑有8个纬度：一是从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型，这是由涉及经济发展路径理论创新的突破所推动的。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由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所推动的。三是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的转型，这是由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所推动的。四是从单一经济结构向多元经济结构的转型，这是由经济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所推动的。五是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向和谐共生的转型，进一步重视了自然生态财富，这是由经济发展财富理论的创新所推动的。六是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这是由经济发展目标理论的创新所推动的。七是从赶超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这是由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创新所推动的。八是从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的转型，这是由经济发展开放发展理论的创新所推动的。
（1）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4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1元(6)。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占到84.5%，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5%，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5%(7)。可见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门类不全，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低于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方式落后。当时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在整个产业构成中，农业居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达到八成以上，从事工业生产的不足一成，服务业也是不足一成。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就是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为了加快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化为路径推进经济由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型。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是我国工业化的全面发动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化的水平是很低的，“1952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4元人民币，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57.72%，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83.54%，同库兹涅茨的产值份额截面和劳动力份额截面相对比，明显处于人均收入50美元以下的阶段，属于不发达阶段的初期”。(8)而中国现代工业化是从新中国开始的，通过“一五”和“二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建设，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这一阶段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这一阶段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来推进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发展战略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优先发展轻工业，同时，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发挥，市场因素成为引导工业企业发展的重要机制，工业化水平迅速得到提高。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之上，民间工业化得到了发展，形成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并存的二元工业化。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使得农村工业化得到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同时推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七大把原来的“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扩展为“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强调了信息化。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四化”同步协调发展，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总体来看，经过新中国70年的转型发展，我国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大步迈进。
（2）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通过“三大改造”，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建立国营工业，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国民经济实行管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计划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的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我国法定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受苏联影响，总结了革命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反映了当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在当时的知识存量下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重点建设。在宏观上对国民经济重大结构进行调整，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弊端，资源配置权力过分集中，对企业统得过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分配方式上平均主义严重。这些弊端严重压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激励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致使国民经济在微观层面缺乏活力。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改革转型之路，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从而释放经济活力。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价格改革为切入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进入完善阶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实践上来说，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功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新中国70年来，我们用30多年时间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推动了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探索，我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通过逐渐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方式，中国避免了苏联式的崩溃”(10)，并且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实现。
（3）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是数量规模扩张、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重工业优先、重速度、轻效益。从投入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高于其他国家，“一五”计划时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4.3%，“二五”计划时期平均为30.2%，“三五”计划时期平均为28.3%，“四五”计划时期平均为34.1(11)。持续的高资本形成率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是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这一时期在不能引进外资的情况下，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只能依靠高投入。高投入必然是高消耗，高消耗必然带来高排放，高消耗和高排放则会引起高污染。与此同时，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伴随的必然是低效率。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落后农业大国，工业化基础薄弱，技术和管理都落后，劳动力素质也不高，不可能采用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只能采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重视科技和教育作用的发挥，开始趋向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科技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提高。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高级生产要素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胡祖六和莫辛汉认为，1979—1994年增长的42%可以由生产率的提高来解释，生产率在90年代早期就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12)。总体来看，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型，在追求数量增加的同时更加注意质量的改善。
（4）从单一经济结构向多元经济结构的转型。新中国经济结构演变具有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属性，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新中国70年来，我国经济结构沿着“单一结构—结构多元化—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路径在演进。
改革开放以前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实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导致了结构扭曲的单一产业结构，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产业结构经过近30年的曲折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工业化程度不高，但工业内部结构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领先的成果，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成功研制了原子弹、氢弹。但是从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来看，产业结构单一的特征非常明显。中国就业结构集中于农、林、渔业，工业和建筑业、交通行业就业比重比较低，大量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这表明我国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的工业技术综合水平不仅总体落后，而且产量很低。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结构开始逐渐从单一转向多元化。经济结构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产业结构而言的。经济结构多元化就是多样化、多种化、多态化，能满足不同变化的多样化需求。经济结构多元化在产业选择上，根据产业结构的现实问题和演进趋势，从单一产业结构转向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是主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重点发展最薄弱的农业和轻工业，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进一步调整改革开放以前形成的“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太落后、服务业太少”的扭曲产业结构。20世纪90年代，转向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以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增加就业和收入。进入21世纪，开始再次以重工业为主导，以完成经典工业化中期的主要任务。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特点，目前正在由多元化向高级化和现代化方向迈进。
（5）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向和谐共生的转型。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建设大规模地开展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出现。由于这一时期工业化才开始起步，环境问题只是在局部地区出现且程度较轻，政府并未明确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也没有制定相应的环保政策。“大跃进”时期我国生态环境遭到第一次集中污染与破坏，在工业领域，全民大炼钢铁，大办五小工业，建成了简陋的炼铁、炼钢炉，技术落后、污染密集的企业数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三废”造成的环境污染迅速加剧。这一时期在农业领域推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在“向自然界开战”的口号下，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毁林、弃牧、填湖开荒种粮的做法，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与自然冲突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迅速扩张，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环境保护理念开始确立，在经济发展中开始从人与自然的冲突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环境污染治理不断推进。1978年新中国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奠定了法制基础。1983年我国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国策。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十五”期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十一五”时期，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二五”时期，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十三五”至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推进绿色发展、加大生态保护和监管等重点任务。
（6）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改革开放以前以及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家贫穷落后的现状，我国经济发展采取了“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国富优先”的发展以GDP增长为目标，以做大经济总量为思路实现经济发展。“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在改革开放以前促进了工业化基础和国民经济基础的建立，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总量大幅度提升，国家财政能力不断增强。到2011年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GDP超过90万亿元，从一个经济小国变为经济大国。“国富优先”在满足全社会生存性需求和反贫困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也使得生产能力快速扩张，成为全球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但是“国富优先”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压抑了劳动报酬的提高，会使民生得不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进入新时代以后，在国家富裕的基础上，开始向“民富”转变，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民富优先”的发展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为发展目的，有利于提高消费总量和化解社会矛盾。在中国经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为了建立新的利益机制，经济增长的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朝国民收入导向转变。新中国70年来，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富优先”为导向的，“国富优先”的优点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展经济总量。但是“国富优先”使财富集中于国家，强化了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扭曲了市场，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中国经济要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与此相适应，要在经济增长目标上开始实现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的转型：第一，“民富优先”的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定位于人的全面发展，“民富优先”的经济增长不是简单地追求物质的增长，而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发展民生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第二，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民富优先”不是简单地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要把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民富优先”的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增长成果惠及所有社会成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推行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就体现了“民富优先”，使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为人类反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改革和发展都应当考虑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以富民为目标。谋求人民富裕不仅要加快经济增长，还要解决经济增长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富裕人民”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缩小收入差距，突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坚持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进入新时代，经济增长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与此相适应，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
（7）从赶超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新中国70年来，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实行的是数量型增长的赶超战略，这一战略是经济上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并最终要超越先进国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规模经济的路径形成传统的数量型增长模式和追赶型发展战略。追赶型发展战略是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以计划机制取代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使产业结构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赶超战略在中国的实践开始于新中国初期。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全面考虑，国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一战略建立了高度集中、按计划运行的物资管理体制，通过统收统支的金融管理体制把有限的资金优先安排到重点产业和项目中，实现资金配置与发展战略目标的衔接。赶超战略的成果是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经济体系，但是该战略使产业结构严重扭曲，扭曲的产业结构导致了经济的封闭性，造成了低下的微观经济效率。
赶超战略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数量型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经济迅猛兴起，知识与技术在促进增长经济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13)，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增长的最初阶段都是通过实施赶超战略试图在较短的时期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赶超战略下单纯追求“快”的发展方式是粗放型的。这种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初期阶段的环境相适应(14)。随着经济发展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粗放型发展方式就失去了优势，这样经济发展战略就需要由赶超战略转向质量效益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从赶超战略转向质量效益战略转型。
（8）从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的转型。新中国70年来，我们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封闭性发展。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还未建立外交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军事上发动朝鲜战争；政治上，美国要求一些国家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阻止所有国家的商船进入新中国的港口。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和独立意识决定了中国在当时只能主要采取内向型发展方式。内向型发展方式是一种封闭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内向型发展方式需要向外向型发展方式转变。我国经济开始从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转型，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基础，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大力发展经济。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再到加入世贸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积极“走出去”，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能力显著提高。“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不断趋于完善的对外开放政策，把这种全球化大发展转化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15)。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转折，形成了从东部沿海到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从对外贸易到国际投资，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的开放格局。“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我国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并一跃成为开放型经济大国。中国不断拓展国别区域合作，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机构和平台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为全球经贸治理发出中国声音。”(16)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中国经济不仅融入全球化，而且开始主导全球化，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引擎”。目前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发展高水平、高质量和高层次的外向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