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山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有了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可供世界借鉴的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形成了实践论、矛盾论、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毛泽东提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等思想。尽管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复杂的国内形势,在这一时期一些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定的曲折,但是形成了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形成和邓小平理论。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并形成“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路线、方针、政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城市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形成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逐步推进的格局。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形成和不断完善。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一时期,中国克服了国内外经济风险和自然灾害等影响,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基本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强了党的建设,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扩大了对外开放,推进了现代化建设。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和拓展完善。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和部署,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战胜了各种困难和风险,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不断深化和拓展完善。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实现新飞跃,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方略有重大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有重大转变,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有重大变化,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变得更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发展观,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实际,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实践和探索。尽管囿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每个阶段形成的生态思想不尽相同,但都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理论体系。
(1)生态文明建设的早期探索时期。人民政权初立伊始,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内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现状,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认识,中国开始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初步探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的客观性和优先性,在造林绿化、兴修水利和计划生育等方面提出了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宝贵思想。例如,毛泽东对森林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提出“森林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并且提出要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做好绿化工作,还要在发展林业中注意多样化;面对薄弱的水利基础条件,发出了“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等号召,并要求把水力资源作为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大力发展水电;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他提出,社会生产都计划了,人口生产也应该有个计划。
(2)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同时,深化了对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认识,提出了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原则,正式踏上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征程。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计划生育、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和工作开始逐步完善和日益强化,提出了“人口多、底子薄”“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坚持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观,逐渐形成了计划生育、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国策,初步构建起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制度体系和机构体系,确定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明确了党政一把手对环境污染防治负总责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面开展了资源可持续利用探索、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并强化了环境污染防治。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建设,进一步深化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使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强化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人口素质得以大幅提升、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明显增强、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系统开始得到有效恢复,为全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基础。
(3)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后,快速城镇化、工业化与有限的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为此,在这一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促进各领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在实践中,系统开展以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为重点的大规模生态建设工程,加大力度完善环境污染治理基础设施,修改和完善与发展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工作规范和技术标准体系,加快构建符合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全球生态治理国际合作。理论上,深化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正确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社会和谐之间的科学关系,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思想,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要求的战略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两大重要成果。其中,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包括,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提出生态文明的本质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第一次把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自然生态相结合,形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实践路径,标志着中国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建设的认识更加科学和深化。
(4)生态文明建设走向全面成熟的新时代。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着力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切实履行《巴黎协定》有关责任,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的趋势。在实践探索中,围绕“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理念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着眼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全球生态危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原则”“六大任务”和组织保障。六大原则,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六大任务,即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提高环境治理水平;组织保障,即加强党对生态环境文明建设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党和政府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负总责,落实各部门“一岗双责”,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总原则、总体部署,体现了党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科学的政治观、发展观、群众观、历史观和世界观,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全方位、各领域,生态文明建设从全面发展走向全面成熟的新时代。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在“两山论”形成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寻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科学实践;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关实践和理论分别成为“两山论”最直接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源泉;与此同时,经过不断完善和提升,“两山论”也因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性和思想性,作为今后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是“两山论”最直接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两山论”直接的思想源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形成了深邃的思想体系和丰富的方法论工具,成为“两山论”最直接的思想源泉。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富有时代感、继承了传统文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例如,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实践认知方法、群众路线思想等,以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理论、江泽民关于党的建设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都在“两山论”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还坚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不断充实和丰富,形成了尽管差异明显但是一脉相承的生态思想。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断汲取前人成果、着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并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领导实践中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国内国际问题,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指向明确的“两山论”,作为指导我国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