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认识全球变局下的中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7月8日）

摘要：本文刊发在人民日报《学术前沿》2020年9月（下）上。文章对引发全局变局的十大变量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指出，要深度认识全球变局下的中国，就要认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变量是什么；就要认识中国从何处来，现在在何处，未来向何处去；就要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深层次问题，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愿景。这是坚定“四个自信”的重要思想修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我们深度认识变动中的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纲领。

关键词：全球变局；“四个自信”；中国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深度认识全球变局下的中国，就要认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变量是什么；就要认识中国从何处来，现在在何处，未来向何处去；就要在此基础上，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愿景。这是坚定“四个自信”的重要思想修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我们深度认识变动中的中国与世界的纲领。

概括地讲，世界在前100年历史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瓦解了两个阵营，瓦解和正在瓦解两个体系，改变了三个世界格局。所谓瓦解了两个阵营，即瓦解了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原来两大阵营边界非常明晰，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对垒和博弈持续了几十年。到1991年，这两大阵营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被瓦解，世界从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格局变成了“一超多极”格局，只剩美国一个超级大国。所谓瓦解和正在瓦解两个体系，即在20世纪下半叶瓦解了世界殖民体系。几百年形成的全球殖民体系，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比如英国控制了56个殖民地，法国控制了48个殖民地，西班牙、葡萄牙、美国等也都有自己的殖民地国家。这个殖民体系在“一战”“二战”之后，通过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已基本被瓦解，150多个国家先后成为独立的国家。未来最有可能瓦解的第二个体系，即以美国为首的盟友体系，当前美国盟友之间角斗很激烈，美国原来的68个铁杆盟友正在走向瓦解，作为盟友体系的代表组织G7的作用日益式微。所谓改变了三个世界格局，即毛泽东同志1974年对当时世界的一种划分。第一世界是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1991年之后，第一世界少了苏联一极，只剩下美国一极；第二世界出现很大分化，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走向衰落；而第三世界则出现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代表性国家是“金砖国家”，或一批闪耀登场的新兴经济体“E11国”。

一、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见仁见智。从历史发展的长周期和内在发展的规律来看，世界未来大变局中主要有十大变量。

变量之一：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格局的最大变量——中国的和平崛起。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中国GDP占到世界总量的26.2%，公元150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公元1820年中国GDP占到了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然后下降到1870年的17.2%，1913年的8.9%，从1950年到1980年一直在4.5%左右。1840年之后，是中国开始走向衰败的百年。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国已经和平崛起。到2019年，中国实现GDP 14.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7%，是美国的67%。15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大国的现代化竞争和霸权更迭主要是通过海外殖民即构建殖民体系、对外掠夺、领土扩张和发动侵略战争实现的。从15世纪末一直到现在，曾经出现葡萄牙、西班牙、哈布斯王朝、奥斯曼帝国、瑞典、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作为强势者崛起。这些国家成为挑战者的16次“超车”，在历史上都有标志性事件。其中14次起因于车祸引发了战争，只有2次是和平交替，比如美国替代英国，但也充满了竞争和激烈的斗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力拼搏，砥砺前行，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努力，同时敞开心胸，敞开改革开放的大门，实现了从经济弱国向经济大国的跨越，正在迈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征程。不靠殖民，不靠战争，不靠征服，不靠掠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一抹亮色，成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机会和取得发展成果的独特借鉴，成为当今世界难得的靠人民与政府同心同德创造国家奇迹的典范。因此，中国和平崛起决不仅使本国人民成为受益者，其带给世界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是深远的，并将是根本性的。

变量之二：第一帝国的落日辉煌，昔日“自由灯塔”失去往日光芒，美国将进入由盛转衰的长周期。

这是可以预见的情境，历史上昨天的选择决定了今天的命运，而今天的选择将决定明天的命运。近100年来，美国有六次全球战略大转移。第一次战略转移是从西半球转向两洋，肢解了西班牙，接近了太平洋；第二次战略转移是利用“一战”，从两洋转移，登陆欧洲，最终导致英国衰落；第三次战略转移是从欧洲扩大到日本和太平洋地区，同时在欧亚大陆获取“二战”胜利的大部分成果，彻底肢解了老欧洲；第四次战略转移是解体了苏联与华约，使欧亚大陆基本破碎；第五次战略转移则锁定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发动1991年海湾战争，然后是伊拉克战争、两伊战争，终结了十字军东征以来基督教地区和伊斯兰地区的千年博弈；第六次战略转移是捕猎式的战略东移，遏制并准备肢解中国。而在第六次战略推进过程中，暴发了美国由隔岸观火到自燃的疫情，导致了一场新的大变局，使美国第六次战略转移成为自残的过程和走向衰落的拐点。

一是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美国表现令人遗憾。到2020年8月16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1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了70万人。三个多月来，美国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一直排在世界第一。2月2日，美国从中国撤侨的时候，美国国内只有几例确诊病例；3月2日，美国只有103例；3月13日，WHO宣布新冠全球大流行时，美国超过1459例；而现在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5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17万例。一个医疗条件最好、战时动员能力最强的国家，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和人的生命危机时的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二是美国国家信用大幅度损耗。信用损失是一个国家的最大损失，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国家信用的损耗必将使其失去它在全球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美国国家信用的损耗当然是从美国政府政客开始的，近几年，美国领导人不仅在讲话、推特、行动上出尔反尔，而且闹出了很多国际政治笑话，做出了很多违背国际规则和国际常识的诡异行动和幼稚行为。

三是美国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多重危机叠加，进入自己挖掘的陷阱难以自救。比如与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国内的贫富矛盾、种族矛盾、两党矛盾、信仰矛盾。贫富矛盾、种族矛盾、两党矛盾一直存在，现在美国引以为豪的所谓普世价值遭到了最严峻的挑战，社会的信仰危机、信用危机、信任危机发展到极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解放黑人的总统林肯、“二战”后救助经济功劳最大的总统罗斯福，这些伟大的总统的政绩被质疑，铜像被涂抹，甚至被推到河里；在美墨战争、南北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罗伯特·李的雕塑也被推到河里。美国再次出现经济危机，包括股市熔断、债台高筑、油价下跌、美元零利率、国债负收益、货币大放水等。IMF原来预测美国2020年经济增速是-5.9%，实际上，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就已下降32.9%。现在疫情仍然严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全年将下降到20%以上。

四是美国民粹主义、麦卡锡主义、反智主义的幽灵弥漫。这特别令人痛惜。当政客的利益绑架了民意，使一个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高涨，乃至成为社会思潮或者自认为的先进思想的时候，这个国家往往就会出现反人类的行动或者举动。纳粹悍然发动“二战”，就是日耳曼民族自认为是人类最优民族的集体疯狂，使希特勒个人疯狂转化为国家疯狂。美国现在有些像当时的德国，民粹主义泛化，麦卡锡主义、反智主义达到了极致，人类常识性的错误在美国却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虽然英国原来提倡“群体免疫”，意大利也曾强调个人自由，但现在都逐渐放弃了原来的做法，而美国50个州中至今仍有11个州不允许戴口罩。

五是美国收购世界财富的经济武器逐渐失灵。全球去美元化、去美债化加剧，美国长臂管辖运作密码已大白于天下。原来很多国家和企业认为，受到美国长臂管辖制裁“天经地义”，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企业和人民认识到，美国实施的长臂管辖，就是把国内法律法规变成“域外的法权”，以此剥夺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利益。美国近十年内在欧洲因执行长臂管辖制裁别国企业获得了1900亿美元的罚款，这些钱都进了美国财政部的金库。截至2019年底，美国共对219家中国企业进行制裁，2020年又增加了44家。长臂管辖是美国控制全球的经济武器。美元是收割机，长臂管辖是收割机，美国大批量创造知识产权也是收割机。比如化学药品生产出来以后，要有15~20年的保护期，意味着在此期间就要收取由创新创造的垄断利润，如果其他国家的这项技术没有超越美国，这种巨额垄断利润将永远存在。美国收割世界财富的经济武器，从美元到长臂管辖、从知识产权收费到贸易讹诈等，其内在运作密码以及运行机理已经大白于天下，所以，经济武器也将渐次失灵。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前些年也制定了专门针对美国长臂管辖的《阻断法》等。

六是美国的民主政治也在变异，美国的总统大选变成了金钱的比赛，变成了财团代理人的竞争，现在则直接变成美国资本家亲自执政。美国现在制定的很多政策都带有明显的商人思维痕迹。2018年初我曾经撰文说，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成为“交易型的政府”，所有东西都变成了交易的筹码，连美国的盟友、驻军都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交易。现在美国政府要求，凡有美国驻军的盟友，除了必须承担美国驻军的费用之外，还要上缴50%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开始滑落，第一帝国将呈现“落日辉煌”。美国这一所谓“山巅上的国家”将从山巅上跌落下来，其所谓“自由的灯塔”也将渐渐熄灭。美国当前变局对世界整个格局演化非常重要。世界从“两超”变“一超”，而这“一超”也将随着时间推移不复存在，霸权国家的历史或将结束。

变量之三：世界上大国之间的角力日益加剧，更多情况下大国关系取决于自身利益关系的排列组合。

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异常激烈。现在世界主要国家都有着民族复兴再造历史辉煌的梦想。不仅中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曾经的“美国梦”也是美国和很多国家人民的向往。普京在任第一届俄罗斯总统时说：“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印度总理莫迪的梦想也是要使印度成为世界性大国，他推进了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创业印度、智慧城市和税制改革等。土耳其埃尔多安的梦想是在土耳其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即2023年实现土耳其的民族复兴，把土耳其变成连接亚欧的东西方大通道，谋求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试图恢复奥斯曼帝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仅要实现重振法国的“法国梦”，而且提出重塑欧盟。默克尔自2005年执政德国15年，使德国成为欧盟的轴心国家，她的梦想也是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推出“俯瞰地球仪外交”，即站在顶峰看世界，来寻找日本在世界的地位，所以，安倍晋三力争使日本全面恢复“正常国家”地位，并谋求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可以看到，大国之间竞争博弈异常激烈，且大国之间很难划分阵营，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组合主要基于国家利益，有交集、有竞争、有博弈、有汇合。世界从过去单极即“一超”发展为多极、多元、多样。与此同时，逆世界潮流而动的沉渣泛起，特别严重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利己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成为一种“潮水”，不仅一些国家领导人是民粹主义代表，比如美国的特朗普、巴西总统伯索纳罗等，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众也陷入民粹主义热浪中。大国之间激烈的竞争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和方向。世界向何处去？是坚持单边还是多边？是保持单极还是多极？是一个国家的利益至上，保持一个国家第一，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之上，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大国带领世界向何处去？这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变量。

过去十年，世界已经出现了“断线层”，未来则可能会现“大峡谷”。美国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指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严重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思想，对当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让哈佛大学学生去读20世纪中期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科书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1964），苏联是1991年解体的，27年后，接近30年时间，他们看到这本书时，都感到十分困惑。”保罗·萨缪尔森是美国得过诺贝尔奖的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他在这部经济学著作中预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GDP将超过美国。之后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书中论述了苏联瓦解的过程，他说：“经过了40年的斗争，柏林墙于1989年倒塌，华沙条约组织于1991年解体，在1991年的圣诞日，苏联帝国最终分崩离析。”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64年美国权威的教科书预测苏联经济总量将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美国，但经过美国的一系列全方位斗争，包括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在世界上构建盟友体系围堵苏联，实行联华抑苏大战略，最后使苏联解体，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现在世界三大机构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全球很多研究机构都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超过美国”。中国从过去对美国望尘莫及到现在望其项背，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拉开架势对中国进行全政府方式的遏制，如何避免重现苏联悲剧，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战略挑战，也是对中国智慧与战略耐力的考验。艾利森在书中指出：“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这样造成世界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如果是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年里，它占据了全球经济市场的50%，到1980年，这个数字下降了22%，而中国连续30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美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份额减少到16%。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发展，在未来30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到11%；同期中国从1980年的2%（其实1978年我们还不到2%）上升到2016年的18%（虽然按照2019年一般汇率算我们只上升到17%），并将在2040年达到30%。”

变量之四：南北关系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板块整体崛起。

OECD统计，从1991年到2017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总量从78.7%下降到57.8%，发达国家G7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七个工业化国家，“二战”结束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为80%，现在则下降到30%以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2018年的58.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特别是2008年以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在80%以上，2008年以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年均在30%。全球南北关系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大调整，原来是北强南弱，现在是南北势均力敌，未来将是南强北弱，世界经济格局将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将带来对世界治理体系的挑战，还将在东西方文化、文明交融的同时交错和交锋。虽然全球市场是开放的，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支撑西方发达经济体、代表“北”的势力、话语权和所谓价值观影响与日俱减，而代表具有勃勃生机的新发展力量的理论、理念和文化文明的影响力则与日俱增。这是近代西方统治世界500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类生产力的大解放和思想的大解放，以西方文化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虽然目前仍占统治地位，但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变量之五：科技革命加速极大解放了生产力，正在颠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方式。

16—17世纪世界开始了现代科学革命。18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蒸汽机革命推动了机械化，19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电的发明推动了电气化，20世纪美国发明了互联网推动了信息化。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扑面而来，世界科技发展处于快速进步之中，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变革加快，颠覆性技术、新兴技术不断突破。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数字技术爆发式发展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角。中国从2G跟随、3G追赶、4G并跑到5G领先，在一些领域成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部队。全球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云服务、云计算、计算机超算、3D打印等数字技术创新，实际上是颠覆性的，不仅颠覆了人们的生产方式，还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方式。5G技术本质上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和道路交通航线一样，没有意识形态属性，美国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用举国之力打压中国在数字革命中走在世界前沿的科学技术，这是非常愚昧的。

第二，科学理论和思想的革命使人类认知产生了飞跃。第一次科学革命的主导学科是力学突破，始于哥白尼创立太阳中心说，发展到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第二次科学革命以化学原子论、生物进化论和电磁理论等的认知变革为特征；第三次科学革命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为标志；当前的第四次科学革命包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对宇宙演化的认识、对生命起源的认识、对意识本质的认识，这些重大科学问题都有原创性的突破。

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事件，就是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发明几乎无一例外是靠长期的经验积累，有时候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如造纸术，公元1世纪中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直到8世纪才传到阿拉伯国家，通过阿拉伯传到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后来进入非洲的摩洛哥，在十一二世纪又经过西班牙和意大利进入欧洲。到1150年，距离蔡伦发明造纸术1000年后，在西班牙出现第一个造纸的作坊；又100年之后，意大利出现第一个造纸厂；再100年后法国出现第一个造纸厂。可见，工业革命之前，科学技术传播路径非常狭窄，传播周期极其漫长。工业革命之后，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实现了从线性发展到指数级、爆发式增长。

当前，世界处于四个“第四次”的历史交汇期，将演奏一场激昂的交响乐。这四个“第四次”是指第四次科学革命、第四次科技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发生以及即将迎来第四次经济全球化。从历史维度看，欧美工业革命两个世纪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前面的2000多年。而在中国，新中国开始工业化，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现代商业文明之后，目前正在赶超欧美在两个世纪的发展中创造的科学革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发达国家并肩进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国在少数领域，开始“领跑”世界；在一些领域，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并跑”；在更多领域，中国还处于“跟跑”地位。但是，中国已经办成了历史上2000多年办不成的事情，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迸发出巨大的创新能量。

变量之六：全球产业变革继续深化，新的产业形态、产业布局、产业组织方式、产业分工体系都将进入深度调整。

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将在四个“第四次”交汇期重构。特别是这次全球性疫情大流行，迫使产业链从原来美国推动的人为“脱钩”发展到病毒引发的自然“熔断”，全球产业布局加快调整。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与价值链，以制造业体系与配套体系最完备的平台为基础，形成更为经济、合理、快速、高效的传输与组织结构。全球产业链将因此东移，即全球产业链最主要部分——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会以亚太地区为主，亚太地区会以亚洲为主，亚洲会以东北亚地区为主。与此同时，欧洲、北美会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次大陆。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肆虐，WHO认为，新冠疫情将有可能长期化，甚至可持续数十年之久，疫情之后的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会颠覆前三次产业转移的规律。前三次全球产业转移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渐进式地从一个制造业基地转移到另一个制造业基地；二是在不同国度和地域之间的转移，如从欧洲向美国，从美国向日本、西德、“亚洲四小龙”，然后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转移；三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或者其他国家转移，从低端产业开始转移，逐步发展到高端产业的转移，全球产业链总体上处于垂直分工状态。

疫情之后，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重构会出现几个比较重要的选择方向。一是必然靠近规模最大的市场或者市场需求最旺盛的地方；二是必然靠近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地方；三是必然靠近人力资本和技术工人最充裕的地方；四是必然靠近制造业产业配套和服务体系最完备的地方；五是必然靠近资源最富集的地方；六是必然靠近国家或地区政治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最稳定和最优越的地方。从全球来看，包括从亚洲来看，同时满足这六个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

中国有巨大的规模市场优势，创新能力正在迅速提高，人力资本充裕，制造业产业配套体系完整，政治环境稳定，市场环境稳定，政策环境稳定。可以推断，不论是在前三轮经济全球化中，还是疫情之后，各国制造业独立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产业形态、产业布局、产业组织方式、产业分工体系都将是全球化的。唯一可以缩短的是分工简单的产业或者产业链，更加复杂、多维、相互依赖、国际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绝对不可能再回到“孤岛”时代和手工作坊时代。它只会更加数字化、智能化、供应链化和资本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将更加细密，产业链、供应链连接会更加紧密，而非脱钩或者解构。目前全球贸易品中，2/3是中间品，疫情之后中间品贸易仍将是国际贸易的主体，绝对不会因为哪个国家政客的意愿，而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违背科学技术发展作为产业变革的内在推动力，不会因人为力量向哪一个国家转移。

变量之七：全球能源供求关系、能源结构、能源贸易流向、能源价格、能源技术出现重大变化，能源格局将深度调整。

全球能源将发生历史性、根本性和颠覆性变化，对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地缘关系将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全球能源供给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总体上供大于求，石油作为战略性资源的使命行将结束。基辛格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石油曾经长期作为战略性资源，全球总体上供求失衡，供小于求，世界上各国都在争夺石油，美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入国，近几十年发动的战争几乎都是为了争夺能源。而现在页岩气革命使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输出国，加上世界能源结构性变化，新能源快速发展，全球能源供求关系发生着基础性变化，未来供大于求将成为总的发展态势。按照联合国能源组织的预测，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每年仅增长0.6%，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能源供给侧大战将是常态。2020年4月20日，美国能源出现负价格，一桶油价格为-37.63美元，后来恢复到20美元左右，之后到35美元，再到45美元，这就是供给侧大战的表现，是主要生产国利益纠葛博弈的结果。现在全球能源价格又在暴涨，有机构预测，每桶石油价格会涨到180美元。这种供给侧大战会引发价格跌宕起伏，价格大跌主要由一些能源生产国增产导致，价格大涨则由联合限产或者一方对另一方遏制打击导致。

第二，全球石油贸易中心、能源贸易中心将从大西洋盆地地区转向太平洋地区。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17—2040年全球能源增量主要发生在“一带一路”区域，中国、印度、中东、东南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2025年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排在第二位的是印度，2025年以后，印度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能源的第一需求大国。2040年，全球70%的石油出口到亚洲，60%的天然气出口到亚洲，亚洲将成为世界能源贸易中心。

第三，新能源在能源总量中的比重将持续提高。清洁能源、绿色能源、低碳经济、可循环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发展方式，将成为各个国家共同的追求。所以，193个国家签署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即使美国退出，其余所有的国家也都仍在跟进，只有美国在“光棍跳舞”。这说明清洁、绿色、低碳、可循环是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人类共同面临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挑战。

变量之八：国际金融体系可能走向重构，世界将渐次进入“去美元”“去美债”和“去美元结算体系”的“后美元时代”。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了美元作为原来锚定的准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也占绝对的优势。现在则进入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以美元为主的结算体系或将逐渐结束历史使命，欧盟的英国、法国、德国2018年底和伊朗建立结算体系，到2019年10月4日增加到8个欧洲国家，2020年又有11个国家加入了这个结算体系。中国建立的跨境支付体系，目前推进人民币主权数字加密货币；俄罗斯建立了金融信息传递系统。美国原来用美元结算体系作为实施长臂管辖收割世界财富的武器，而现在“去美元”则成为一种“潮流”，绕开美元结算体系重新构建金融结算体系也成为一种“潮流”。最近几年，利用本币和欧元或人民币结算的国家达到34个，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人民币纳入了国家货币储备体系。疫情之后，“去美元”速度会大大加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20年6月美国印了13.3万亿美元，其中用于抗击疫情的纾困款为2.2万亿美元。目前美国国债的25%由外国政府持有，44%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现在至少有22个国家的美债债主在抛售美债；2020年3月以来，全球多国又抛售了2.8万亿美元美债。

很多国家在加快增持黄金，13个国家已经运回存储在美国的黄金，全球还有80多个国家在美国纽约地库储藏着7000多吨黄金，其中中国有600吨。中国黄金储量到2020年4月达1948吨，排世界第七位；德国排在第二位，有3370吨；俄罗斯是储备黄金增长非常快的国家，有2242吨；美国是黄金储量最大的国家，有8313吨。但在“二战”结束时，美国黄金储量占全球的80%，储存了2.13万吨黄金。为什么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因为美国通过“一战”“二战”成为世界兵器工厂，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在金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下，赚取了以欧洲为主的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大量黄金。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美国倾斜，把美元作为基准货币，35美元相当于1盎司黄金，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

美元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到底会有多长？英镑作为主要货币称霸世界持续了125年，美元替代英镑是个漫长的过程。美国经济总量1874年超过英国，美元替代英镑用了70年。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2013年的100年间，发行的美元大约有10万亿，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增发货币超过10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前的国家信用损耗，超发货币急剧增加，疫情以来已经超发货币超过10万亿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8月15日解体，但美元沿袭了准国际货币职能和惯性，仍然是美国称霸世界的经济武器。但美国信用这种超级超速损耗，使各国对美国利用美元、美债和美元结算体系依赖的同时也表现出厌弃和鄙夷，这会大大缩短美元称霸的周期，导致出现更加多元的国际货币。一批新的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越来越活跃，亚投行在发出倡议时，第一批成员是57个，目前发展到102个，仅次于世界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经开始运行，总部设在上海，上合组织金融机构基本上已经成形。从全球看可以预期，一是国际性的几大金融机构会变革，以适应世界潮流；二是随着美国国家信用的下降，美元、美债信用也急剧下降，未来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之势；三是美元结算体系松动。

美元结算体系SWIFT是全球性金融结算体系，一个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另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纽约，涵盖了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大银行，近几十年成为美国长臂管辖的工具。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企业或者个人，只要违背了美国的意愿，美国就会利用这个庞大的结算体系对其进行制裁，如制裁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苏丹等。物极必反，各国正在建立独立于美元的结算体系，欧盟在建立，俄罗斯在建立，中国的人民币、石油和黄金挂钩，已建立起独立的能源结算体系。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步伐在加快，基于主权的数字加密货币正在推进，而且将比美元结算体系的结算技术更为先进。中国、欧洲、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在推动发展数字货币，将形成世界共识并大规模应用，基于主权的数字货币一旦联网，美元结算体系就会彻底瓦解。

变量之九：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更多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中寻求世界继续前行的规制。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复杂的调整与演化，与全球治理格局相互影响。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入深刻的调整期，将重构全球的治理主体、治理议题、治理理念、治理路径、治理规则和治理规范，调整各国的治理行为，提高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治理成效。除此之外，会出现一批新的多边或者国际机构，原来三大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IMF、WTO，实际是美国推动建立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现在世界银行、IMF、WTO越来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多年形成的国际规则和标准被认可，并根据世界发展做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调整。美国对这些原来由其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机构越来越不满意，认为它们正在走向“背叛”自己的道路。在全球疫情蔓延期间，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面临大挑战，除了疫情之外，美国特朗普主义化、去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也成为一些特朗普铁粉的执念和认知，美国社会思想认识空前混乱。美国背离了自己推动建立的世界秩序，之前大规模地“退群”，2020年7月6日又退出了WHO。

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进入加速变革期，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因素发生重大变化。逆全球化与全球化大潮逆流涌动，新旧经济形态、新旧发展动能、新旧发展方式交织错落，围绕新旧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新旧规则的竞争加剧，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主要大国难以就单一世界秩序达成一致，在地区和全球议题上追求各自的战略和利益，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所以，现在世界上的“失败国家”增加，难民如潮水涌动，英国脱欧导致欧盟遭到重创，民粹主义盛行，中美关系恶化，气候变暖继续恶化，这些都将加速世界秩序的调整甚至崩溃，如果不停止人类的愚昧与固执，很有可能退回到“丛林时代”。

变量之十：一场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和大封锁，成为当前影响世界变局的最大变量。

这是当前影响世界走势的最大变量。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百年不遇的全球大封锁，受疫情影响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连续数月处于停滞状态。全球性生命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交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政治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相互交织，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危机同时发生。在经济危机中，又包括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产业链断链的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危机、粮食危机、难民危机等交织在一起。所以，百年未遇的全球大封锁，会使世界经济在2020年出现1929—1930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2020年以来，IMF、世界银行、OECD都做出了预测，判断全球经济将进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经济体将出现负增长。IMF 2020年4月14日预测，印度经济增长1.9%，中国经济增长1.2%，6月24日IMF调整了预期，中国增长1%，印度增长-3.2%，除中国之外，基本上没有正增长的国家。

疫情导致了传统认知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的大分野。西方的价值观正在崩溃，1991年，36岁的弗朗西斯·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结论是社会主义已经终结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在疫情中他多次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死”，“美国重返法西斯主义”。这场疫情让世界看到，一些国家的不负责任导致了新冠病毒肆虐，政客利益绑架了国家利益，西方所谓价值观绑架了人的生命价值。在疫情最严重的美国，美国最权威的传染病专家的建议毫无作用，总统连选连任的竞选演说没有停止，由白人警察跪压黑人男子使其窒息而死引发了大规模骚乱。一些所谓发达国家反智主义空前严重，西方社会民众对于自由价值和生命价值产生的认识冲突，在疫情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的社会大撕裂，在疫情中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美国前国务卿坎贝尔2020年3月18日表示，“这场疫情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苏伊士运河时刻”发生在1956年，是结束英国霸权地位的标志性事件。现在美国46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美联储预测，更多人将长期失业；美国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4%，各地爆发针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抗议活动，已经从黑人平权发展到黑人特权，提出了将6月19日设立为“黑人节”，建立和白宫相对应的黑宫，建设华盛顿黑人自治区，反种族歧视走向异化。美国国务院前顾问的新书《涉事之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该书揭露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种种决策的内幕。这一切都说明，“老美国”实际上已经毁灭，曾经的“自由灯塔”“山巅上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

这次全球疫情的大流行引发了一系列变化，使人们再次反思“世界到底向何处去”。2020年4月3日，96岁的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他认为新冠疫情对人类健康的攻击可能是短暂的，但其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影响几代。疫情暴发之前，基辛格就反复强调，中美两国对抗的后果将比引发欧洲危机的“一战”“二战”更为严重。毫无疑问，这次疫情比中美贸易战对全球的影响及其产生的后果还要严重。基辛格最近表示：“如果美国失败了，谁都不会好过，尤其是中国！中国一定要救美国。”我个人认为，基辛格作为美国伟大的战略家，当然更多的是考虑美国战略利益，他深深担忧美国会由此走向衰落。

福山现在谈得最多的是“新自由主义已死”，“法西斯卷土重来，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当危机袭来时，美国由现代史上最不称职、最能分裂社会的领导人掌舵，这是何其不幸。大萧条刺激了孤立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造就了新政，以及最终的非殖民化”。福山指出：“中国实际上创造发明了现代国家政治，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早得多，中国制度是对全球现代国家政治的重大贡献，这场疾病大流行是一次全球政治的严厉测试，有些国家既有能力又有合法性，这样的国家将相对顺利地通过测试，还可能通过改革变得更加强大，更具韧性，为未来的卓越表现打好基础。”

二、中国从何处来，现在在何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

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有近代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170多年历史，有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的奋斗史，有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发展史，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历史都是人民书写和创造的。在中国历经坎坷的近代史中，鸦片战争导致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践踏，开放国门，割地赔款，开埠通商，丧权辱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志士仁人探求救中国的道路，经历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才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如今，新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大变局中的最大变量。

（一）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实现了从贫穷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变革

新中国是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1949年和全面抗战之前的1936年相比，工业总值下降了50%；粮食作物产量从1936年的1.5亿吨下降到1.1218亿吨。1949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才466亿元人民币，现在是5万多亿美元，那时候人均GDP是23美元，现在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一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平均每8年翻一番，现在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1985年超过了印度，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度人均GDP是中国人均GDP的2倍。中国GDP 1986年突破1万亿元，1991年突破2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2006年超过了法国、英国；2007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超过了日本，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GDP突破80万亿元，2019年达到99.1万亿元，占全球GDP的17%，是美国GDP的67%。

二是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贸易体。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几乎为零，香港是内地通向国际市场的唯一通道。1971年尼克松、基辛格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1979年卡特、布热津斯基时期中美建交。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才206亿美元，居全球第29位。2001年12月21日中国加入WTO，中国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到2013年，中国成为第一货物贸易进出口国家。2017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到4.1万美元。2019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31.5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4.6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54152.9亿元，相当于近8000亿美元。中国贸易已经占全球的12%，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三是中国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为第一制造业大国。1952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50.5%（现在占8.2%），当时的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83.5%以上，占就业人口的88%。而现在城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60%，这是非常大的变化。“二战”后，1947年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帮助西欧振兴经济，西欧总共接受美国各种形式的援助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是封锁和扼杀，只有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6.5亿美元的贷款，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提供的贷款，中国总共获得了24亿美元贷款。在艰难的国际环境中，在“一五”时期、“二五”时期，中国制定了包括156个工业项目的国家计划，20世纪60年代在三线建设布局工业，到1978年，中国全部工业固定资产总值才9000亿元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制造业承接了全球制造业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到电子信息产业，再到重化工和现代智能制造，抓住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机遇，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比重达到了19.68%，2019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比重达到了30.4%。

四是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大国。从1956年到1967年，中国制定了12年科技发展规划。1963—1972年，中国制定了10年科技发展规划。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1978—1985年，中国制定了8年科技规划纲要。1985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2006年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是2020年15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其中部署了16个重大专项、8个技术领域的27项前沿技术、18个基础科学、4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2010—2020年，国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除此之外，国家还制定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973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等；建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等。

中国迈向创新大国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或者制造业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工信部部长苗圩曾经在2015年“两会”上对记者说：“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处于第三梯队。”经过5年的努力，加上已经奠定的基础，中国目前有可能已经进入了第二梯队，有了局部的重大突破。比如说“两弹一星”，是在中国最困难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前最重要的科技创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了载人航天工程、天眼工程、“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深海探测工程、5G、超级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杂交水稻、青蒿素等。特别是当前集中国力与企业之力，正在攻克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并有了重要进展。在有些领域，中国开始进入“无人区”。

五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金融大国。新中国白手起家，建立了统一的法定货币制度。20世纪50—70年代，中央金融机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现代银行金融体系，共有金融机构4588家，金融总资产268万亿元，到2019年末，外汇储备3.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总共才1.67亿美元，还不如现在一个企业拥有的外汇多。所以，多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指导思想和口号一直都是出口创汇，因为当时中国确实没有外汇，难以走向国际市场。中国证券现在总资产是7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18万亿元。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超过40%，在城市银行超过50%，在农村合作医疗机构超过80%。目前中国债券市场规模为90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1984年发行了第一只股票，1990年中国上海、深圳两大交易所成立，目前上市公司有3700家，市值达54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中国还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2019年，我国保险行业保费收入为4.26万亿元，突破4万亿元大关，较2018年增长12.17%。中国建立了面向全球的金融开放体系，包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16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币加入IMF，成为SDR篮子里五种货币之一，占总额的10.92%。

六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大国。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清代以降的200多年，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中美建交之前，中国不是不开放，而是被西方实行了经济封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持续了30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渐进式改革到全方位开放，从加入WTO组织到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从4个经济特区到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6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有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级新区等。从2013年9月在上海设立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到经过4次扩围，目前发展到18个省份的55个片区的国家自贸区试点。近几年中国发展了105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奠定了发展下一代贸易方式——数字贸易的基础。中国已经签署了19个包括25个国家和地区的FTA，还有正在谈判的12个，进入研究的8个。近年来，中国又迈出了新的对外开放步伐，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上海新片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

（二）中国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这是中国迅速崛起并立于不败之地的制度性保障

深度认识中国，就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没有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道路，没有政治的进步，就不可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党，创建了中国稳定和完善的国家制度。

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经过长期探索，建立了完善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9000万人的大执政党，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制度，充分发挥各党派的作用，既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也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党的执政宗旨具有“人民性和先进性”，执政纲领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执政团队有连续性和稳定性，执政制度有长期性和全局性。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九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国家从苦难辉煌中一路走来，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

二是建立了稳定和完善的国家制度体系。人类历史上各种制度的产生、发展、兴盛、消亡，就是制度创造和选择的过程，就是不断选择和创造最优制度的进程。只有最优的制度，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智慧与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确立了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个方面重要的制度，既包括政党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也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治国理政的稳定制度框架。

三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14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肩负着艰巨的、复杂的历史使命，在把握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基础上，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调整变革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新型政党。

四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是党执政的核心价值理念，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争取经过几十年努力成为发达国家。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是主体力量，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人民观，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发展的主体，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当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让人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五是有不断进行自我扬弃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在巨大的、强烈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中，既保持先进性，又不断与时俱进。比如经济制度的扬弃，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制度实现巨大变革，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直到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成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比如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反腐行动等，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自我扬弃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六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等。

第二，从宏观管理制度方面看，中国拥有制度优势。

中国有很多方面的制度优势，仅从国家宏观的经济管理制度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制度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一是中国有长周期的国家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有“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三步走”战略，发展到现在的“两个阶段”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地描绘着宏伟的蓝图。

二是国家有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1957年，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等。从“一五”“二五”一直到“十五”计划，从“十一五”开始，国家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带来的政府市场与企业组织关系的调整，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

三是自1994年开始，党中央每年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行总结，对第二年经济社会工作作出部署。每年召开“两会”，部署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要工作。这是根据国家全局性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召开的年度会议。

四是制定长周期的专项规划。比如中国高铁发展既有长周期规划，也有五年规划和年度规划，如2016年制定了中国高铁发展中长期（2030）规划，到2030年修建3.6万千米高铁，实现“八纵八横”网络体系。疫情之后，国家制定了新的高铁发展规划，未来要实现“十纵十横”高铁网络体系。这些长周期的专项规划非常重要，是国家落实长周期战略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国家五年规划和长周期战略衔接落地的制度性安排。

我国日常的经济社会运行工作，既有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确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和重大方向；也有国务院常务会议，基本上是每周一次，讨论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出台一些重大政策措施。除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会议制度，国务院相关部委，如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部、外交部、农业部、环保部等，也都有相关的本领域、主管部门的部委文件和会议制度，以指导分管领域开展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体制内的决策咨询部门，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等，还有智库和各类为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2015年，中央确定了25家高端智库试点，包括一批高校研究机构、民间智库和大型企业的研究机构等。现在，各类智库正迅速发展。

从战略目标到长周期的专项规划，到五年计划、五年规划，再到每年度的工作安排，以及日常针对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进行重大问题的例行会议，各个部委的工作部署，各类智库，这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第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才开始修建高速公路，形成了发达的高速公路体系。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启动了4万亿元经济救助计划，其中很大一笔资金投入了“铁公基”，逐渐形成了中国高速铁路体系，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再到未来的“十纵十横”，中国迎来了高铁时代。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的制度优势非常突出。这次全球性新冠疫情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疫难度最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召开14次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4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其他会议。国务院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国务院常务会议每周研究重大事项，联防联控机制每天向全国通报抗击疫情重大情况。全国一盘棋，高度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动员，全员参战，人民解放军和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人民警察、商业物流、快递小哥、社区工作者昼夜兼程，中国14亿人都是抗击新冠疫情的参与者。中国几千年文化培养了一个厚德的民族，而且人民群众对于党中央、对于政府是高度信赖的。中央怎么指挥，政府怎么安排，全体人民就怎么做，不论男女老少。2018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对50个国家发起问卷调查，当问到“对自己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时，参与调查的中国人对中国有强烈信心的占比高达91.4%，高居榜首。2020年7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布了连续13年持续跟踪调研数据，显示中国人对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4.1%，还是高居榜首。

三、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深层次问题

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经济大国、开放大国、金融大国、创新大国、贸易大国、制造业大国，但中国自身还存在很多深层次矛盾，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很严峻。

（一）一些值得深刻思考的大问题

如何面对全球存在的“四大赤字”与日俱增的困局？我们面对的是怎样一个更加不确定和更具挑战性的世界？如何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输入性风险？如何推动世界从根本上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等问题？当前世界这些赤字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特别是信任赤字增加了，治理赤字也增加了，发展赤字始终就有。现在联合国190多个国家中，排在第1位到第10位的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0%，排在第11位到第20位的国家占10%，其余170个国家占10%。从中可以看出，全球发展赤字是非常大的。同时，由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伊核协议》，准备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等，陡然增加了战争的风险，使和平赤字也大幅增加。所以，现在全球“四大赤字”不是减少了，而是与日俱增。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推动世界解决这些问题？是听之任之，各扫门前雪，还是有所作为、大有作为、主动作为？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难题，也是摆在世界面前的难题。

如何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学者往往能解释清楚前一百年的变局和当前的变化，但对未来百年大变局则很迷茫，没有穿透历史看未来的眼光、眼界和眼力，缺乏透过现象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储备。对国家的信心忽高忽低，对打击遏制我们的对手判断忽强忽弱，如何看待和应对逆全球化的潮流？如何推动全球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如何构建可以得到全球认知和跨国界经济合作的长效机制？

如何真正形成中国的举国制度优势？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让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如何创造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效率和国家治理能力？如何既发挥好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又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企业在市场机制运行中的主体作用？

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跳出历史周期论，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如何突破西方现代化的危机，正确认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乃至终结，解决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的全盘西化问题？在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是否做好了作为世界性大国的思想准备？我们如何进行伟大斗争、从事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建设伟大工程？

如何实现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迈进？孙中山先生在《治国方略》中就提出，“中国应该而且能够超过美国”。毛泽东同志1958年提出了新中国的超越梦想：“15年超英，20年赶美”。当“大跃进”失败之后，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分为两个阶段，其中到2050年即21世纪中叶，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好和毛主席说的“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相吻合，届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100年。中国早就超过了英国，赶美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当然，我们不能犯战略性错误或者颠覆性错误，中国前进的步伐不能在中途被打断。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需要下更大力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国经过多年努力，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解决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到2020年按照中国标准将实现零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对世界脱贫事业的巨大贡献。但总的来看，目前的脱贫还是中国标准的脱贫，2020年脱贫的贫困线一年是4000元人民币，平均每天约1.25美元，这是联合国2009年的贫困线标准。2017年，世界银行重新设定了贫困线的标准，赤贫购买力水平为每人每天1.9美元，中低收入水平贫困线为每人每天3.2美元，中高收入水平贫困线为每人每天5.5美元。中国2010年上升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新的标准，2017年中国贫困人口为3.08亿人，贫困率为22.16%。中国GDP现在已是美国的67%，2019年，人均GDP却刚刚超1万美元，位于全球第65，而美国人均GDP为6.5万美元，中国仅是美国的1/6多一点。即使未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人均GDP也仍不到美国的1/4。从世界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新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相对贫困人口还有3亿人左右。

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2015年工信部苗圩部长指出，从全球制造业发展水平来看，中国总体上处于第三梯队，现在五年过去了，中国正在从第三梯队迈向第二梯队。2015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这也是美国遏制打压中国并在2018年3月22日出台“301调查”报告的直接“引线”。“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在已经实现了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距离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有30年时间，要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中国人只有继续奋力拼搏，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才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其实《中国制造2025》是奋斗目标和实现路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制造业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现在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所以才被美国一剑封喉，出现中兴通讯这样的事件；才被美国进行技术制裁，出现对华为等企业进行围堵的无理举措；才被进行技术切割，出现美国推动全球产业链断裂的危险局面。美国的长板正好是中国制造业的短板，2018年6月13日，中国有关部门对外公布，我们还有60个重大科学和重大工程技术难题、240多项被“卡脖子”的技术。

中国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人口危机。中国很快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和全球同步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末，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2.54亿，占总人口的18.1%；65岁以上人口为1.76亿，占12.6%。预计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14%，到2050年将占到35%，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10%、65岁以上人口占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占14%即深度老龄化社会，占20%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因此，中国2020年就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

我们还会进入深度少子化社会。据WHO统计，1950—2020年，中国女性生育率从6.11%下降到1.69%。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17日的统计数据，2019年新生儿为1465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值。未来十年，年轻劳动力将减少30%，0~1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16.2%，少年儿童人数将从1982年的3.4亿下降到3.2亿，2027年，中国将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2030—2050年，中国人口将减少7800万，到2065年，人口规模将降至12.48亿。少年儿童占比低于15%被判定为超级少子化社会。深度老龄化、深度少子化以及将来人口数量下降、劳动力短缺将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国家人均年龄为28~30岁，劳动力红利将持续释放10~20年，而中国平均年龄为38~40岁，人口红利特别是将体力劳动作为主要支付能力的劳动力会急剧下降。

中国贫富差距问题还在加重。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名誉家庭资产来看，根据央行2019年城镇家庭资产负债情况的调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其中住房拥有率为96%，总资产中房产占比相当大。从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富有的10%的家庭平均资产是1500万元，加起来占全社会总资产的47.5%，接近50%；其次10%的家庭加起来占23%，底层的20%仅占2.8%。按净资产分组，前10%的家庭拥有17.1%的财富，前20%的家庭拥有64.5%的财富，前40%的家庭拥有82.6%的财富，底层的20%的家庭仅拥有2.3%的财富。二是从基尼系数来看，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属于收入绝对平均，0.2~0.3属于比较平均，0.3~0.4属于相对合理，0.4~0.5属于差距较大，0.5以上属于收入悬殊。中国的基尼系数1978年是0.317，1994年是0.434，2016年是0.789，2017年是0.467，2018年、2019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相关数据。现在联合国150个有统计的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9的国家不到10%，我国位列其中。三是从收入差距来看，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总投资与总储蓄的差额、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也包括工资分配的地区差、单位差、行业差、官兵差，还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收入差、资产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的差别。

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中国存在四大差距，即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内地与沿边的差距。现在东西差距有所缩小，如在原来西部12个省份里，一些地方像重庆、四川、陕西等脱颖而出，使东西差距缩小。但南北差距却在加大，东北三省近40年GDP总量在全国占比下降了一半，全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向南转移。中国城乡从收入、教育、医疗、消费、就业、公共服务到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差距也非常大，虽然这些年有所缩小，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城乡差距仍然很大。还有内地与沿边的差距，沿边地区有2.2万千米，沿海地区有1.8万千米。沿边邻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中国沿边省份大部分也是欠发达省份。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使沿边地区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但沿边地区主体省份的带动力、经济实力严重不足。

生态安全面临重大挑战。中国存在几大污染问题，虽然近年来加大了治理力度，但治理的任务仍然严峻。①大气污染，2018年国家提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计划”，在汾渭平原、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重点区域进行大气环境治理。但到2019年，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就占7个，包括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兰州、重庆、济南、石家庄。在中国500个大城市里，只有不到1%的城市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空气质量标准。②水环境污染，现在的海河、辽河是重度污染，淮河、黄河、松花江是中度污染，长江、珠江水质良好，但一些江段、河段也受到污染。浅层地下水50%受到污染，淡水资源40%不能饮用，近海污染严重。③土壤污染，包括有机物、无机物、重金属的污染，还有重污染企业的用地、工业的废弃地、工业园区的废弃地、固体废物的集中处理场地，以及现在采油区、采矿区、污染灌溉区、干线、公路两侧的土壤污染。④化学品污染，包括一些化工厂向水中排放的废水。由于化学品污染出现了一些癌症村，还有一些化学品添加剂或包装转移到食品里的安全风险，这个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一位美国高级记者写了一本名为《百年谎言》的书，揭示了世界从1906年出现第一种化学品后，化学品平均几分钟就出现一个新品。这些化学品作为食品添加物、化妆品添加物，90%以上没有进行毒副实验。因此，美国是使用化学品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一个人早上起来不到1小时，就会接触到126种化学品。美国医疗费用总支出占GDP的17%~18%，但是美国人的寿命为77.3岁，比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77岁才多0.3岁。

水土流失，石漠化、荒漠化，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问题。中国在修复、恢复、保护生态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美国航天局航拍的世界地图上看，中国新增绿色面积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但是，中国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4000~5000种高等植物受到威胁。有人正在把稀缺的种子保留下来，建设原生种子博物馆，这令人感动，但也令人担忧，因为我们的很多生物种类濒临灭绝。

四、中国奋斗目标——自豪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时间节律基本上是30年一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49年到1978年，师从苏联，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第二个周期是从1978年到2008年，师从美国，学习并融入以西方为主的市场经济体系；第三个周期，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的弊端都越来越明显，我们既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也不能照搬美国模式，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与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指出，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20—2035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至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取得了伟大成就，未来中国还将有很多重要的战略红利，包括巨大的市场红利、基础设施的红利、人力资本的红利、实体经济为主的红利、战略组合的红利、历史文化的红利。中华民族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愿景？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一）中国在道德、道义和文化价值观上占据了世界高地

在东西方文明的对决中，中国必将胜出。习近平主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国运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季羡林先生在1992年3月的《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中写道：“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西方在资本主义法治到帝国主义，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打到1918年，基本上是欧洲人打欧洲人。战后20世纪20年代，欧洲思想出现了反思的热潮，他们思考的是为何自认为文化至高无上的欧洲都要自相残杀。看来西方不行了，要看东方。有本风行一时的书叫《欧洲的没落》，说欧洲要垮台，要灭亡，仰望东方。当时中国的《老子》《庄子》非常流行，《老子》德文译本有五六十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6年，死的人比‘一战’还多，战后欧洲再次出现仰望东方的反思热潮。当时除了《老子》《庄子》外，又增加了禅宗、中医、《易经》，还有印度大乘佛教。”季羡林先生还指出：“一位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中，把各国民族的历史做了一个总结，他认为，人类共同创造了23个或26个文明或文化可以贯穿千秋。从他的哲学基础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文化将来要消灭。”“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当代政客和战略家也有很多反思，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必须承认西方霸权或许已经终结。法国、英国、美国让西方伟大300年，法国是文明，英国是工业，美国是战争。我们习惯了这种伟大，它让我们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掌控绝对的支配权。但是事情正在变化，有些危机来自我们西方国家自身的错误，而有些则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美国是我们长期的盟友，同时它也是一个长期绑架我们的盟友。文明逐渐消失，欧洲逐渐消失，西方霸权的时刻也会一同消失，最终世界将围绕两个极点运转，即美国和中国，欧洲就必须在这两个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欧洲将无情地失去控制权。”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一个主要经济大国。”中国的成功证明，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殊途同归，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的成功给西方模式带来了挑战。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理论、道路、制度、文化将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认识、认知与认同。

（二）中国经济将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超越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将迈上更大台阶，经济实力将大幅度提升，将建成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将产生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企业家。

中国将成为经济强国。如果未来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4.8%~5.6%，到2035年在全球占比将达到27.25%~31.4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比将超过1/3。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可以在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均发展水平达到美国的70%。世界银行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24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

中国将成为制造强国。中国制造业到2050年可以连续迈上三个大台阶。到2025年，将基本形成数字化基础设施，实现“互联网+智能制造”；到2035年，基本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制造业总体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到2050年，建成制造业强国。

中国将成为科技强国。中国制定并将启动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到2020年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5年左右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2018年中国创新能力排在全球第17位，2019年为第14位，2025年将进入前8位，2035年将进入前5位，中国将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先进制造业中心。

中国将会产生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企业家，这个群体是未来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行列的先进生产力。到目前为止，世界500强企业、独角兽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比均已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位，未来中国企业的创造创新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

（三）中国将建立最完备最先进的基础设施

在原来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航空网、航海网、港口网等硬件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会大大加快，而且将引领世界。以5G为代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将会加快形成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高速宽带网络、传统互联网智能化升级，未来将实现万物互联、万物遥感、万物可视、万物智能。

在新基建方面，2020年3月23日，赛迪《新基建发展白皮书》中指出：到2025年，七大领域新基建直接投资将达到10万亿元，带动投资积累或超过17万亿元。如在5G方面，预计2020—2025年，5G基站将会发展到500万~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预计带动全产业链投资5万亿元。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中国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域实现5G覆盖的国家，新一轮科技革命、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数字经济派生的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和新生活场景，都会使中国在全球起到引领作用。

在价值赋能的基础设施方面，未来中国数字化基础设施如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固定宽带网络、传统互联网智能化升级等将成为中国经济几十年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如工业互联网，2025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2万亿元，基础设施约占总规模的41%，软件与应用规模占31%，通信与平台占28%，工业安全软件规模占0.8%。再如物联网，预计2020—2025年，至少有30亿~50亿个终端联网，投资2万~3万亿元，在万物遥感的基础上形成万物互联。中国还将在智能制造、智能农业、智能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金融、智能物流、智能教育、智能医疗、智慧文旅方面快速发展。

在将潜在优势变成显性优势的基础设施方面，会进一步形成“十纵十横”的高铁网络体系，更多城市之间的城际列车将成为城市群、城市带的链接通道。中国还有把潜在优势变成显性优势的基础优势，如高铁网络、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中国现在新能源汽车占到全球的53%，在全球排第一位，但充电桩是短板，应加速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网络体系，推动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能源汽车。中国将充分利用和放大中国形成的技术支撑体系的优势，释放和发挥北斗、航天、航海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及超级计算机、数据库、区块链、传感器、虚拟现实、开源性平台等的巨大潜能。

（四）中国将建成全球经济最活跃和现代商务环境最优的市场

一是中国具有巨大市场规模优势。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2万亿元，物流市场总规模达298万亿元，国际贸易总额达31.54万亿元，房地产市场销售规模近16万亿元，合计近400万亿元。“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年均增长15.6%，“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10%左右，未来10年预计年均增长8%左右，届时中国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万亿元。

二是未来中国将成为全球贸易中心、能源交易中心。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广交会进出口贸易、上海进口博览会、接近5000个类似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正在成为全球采购贸易中心。因此，中国未来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强国，而是世界的进口、出口、转口贸易中心，会成为全球的交易中心。2020年以前，巩固经贸大国地位；2035年，基本建成经贸强国；2050年全面建成经贸强国。

三是中国将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信用度的提高，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的占比会大幅提升，人民币将成为三大支柱货币。预计2035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的占比将超过20%，2050年超过30%；人民币离岸中心从目前13个增加到50个。人民币能源交易中心占比将从目前的12%提高到2035年的25%左右，到2050年提高到40%左右。

四是中国将成为现代商务环境最优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2017年中国现代商务环境排在第78位，2018年排在第46位，2019年排在第31位。2025年将进入前20位，2035年进入前10位，2050年进入前5位。按照国际组织评价，中国现代商务环境最优的是香港，中国香港一直排在全球前5位，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香港社会将会恢复长期稳定，使香港现代商务环境优势在粤港澳大湾区放大，从而为全国的现代商务环境进一步改善提供经验。

五是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开放、最活跃、最现代化的市场。中国目前有1.2亿个市场主体。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为31.3万亿元，手机移动支付渗透率达94.7%，移动支付较5年前增长了27倍，达到266.2万亿元。

（五）中国将成为人民生活幸福指数较高的国家

一是学习中国。中国将建成学习型国家，实行15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70%以上，一批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者前列，具有源源不断的原创性创造能力。

二是健康中国。已经实现《健康中国2020》，人均预期寿命77.3岁；正在实施《健康中国2030》，人均预期寿命79岁；迈向更高水平的健康中国，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覆盖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医疗服务，满足人民健康需求。到205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世界前列。联合国新的年龄划分标准为：0~17岁为未成年人，18~65岁为青年人，66~79岁为中年人，80~99岁为老年人，100岁及以上为长寿老人。中国还需要加快发展，成为富裕且公平的国度，提高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三是美丽中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进美丽乡村、美丽城市、美丽山川、美丽生态建设，推进绿色制造、绿色能源、绿色消费、绿色发展。力争在2030年进入全面生态盈余期，2050年实现绿色现代化，全面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四是幸福中国。超越以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实现高水平生活状态与公共服务体系；使人的自由度和创造力极大提高；政治清明，实现社会治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政府更负责任，决策更加科学民主，权力得到有效监督；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加和谐、更加安全、更加稳定。

（六）中国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了现代国家制度，改革开放后则创新完善了国家制度，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国家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民本化、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高效化、协同化。

（七）中国日益成为受世界认同和尊敬的国家

普京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两国的关系是绝对不可能被动摇的，正是由于我们两国的存在，才使世界形成较为和平稳定的友好秩序。”（文章发表于俄罗斯《国家利益》杂志）

李光耀指出：“中国的发展使得中国人的预期和抱负不断提升，中国人想和美国人平等分享这个世纪。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大国。中国不是霸权国家，中国希望通过自己不断提升的影响力赢得世界的尊重。”（摘自李光耀《中国与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人类新文明。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中国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将不断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是全球高标准开放规则的参与者、维护者、建设者、创造者与领导者，将与更多国家和地区构建平等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将与参与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扩大与世界各国文化价值观和利益重叠交汇部分。中国将积极参与应对和解决全球性挑战与问题，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危机、难民问题、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领土安全、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问题和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将担当起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国责任，在维护国际组织权威性的同时渐进式改善，在维护既有国际标准规则的同时填补空白，推动构建超越冲突、超越发展阶段、超越单边利益的国际治理体系，提高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公平性、效能性、均衡性、协调性、创新性与多元性。

（八）中国道路将为世界做出五大贡献

一是中国发展道路打破了原来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结束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神话。新自由主义和所谓“华盛顿共识”逐渐失去了过去的神圣感。从“柏林墙倒塌”到“美墨墙修建”，从西方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到西方自由主义自身的纠结甚至休克，从西方发达国家超强的动员能力到这次新冠疫情中的全面溃败，凸显了中国道路的正确。

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依靠选择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道路得到发展。中国解决了占全球1/4人口的生存问题，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全面小康水平。所以，占全球国家总数8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走自己的发展之路，这是中国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

三是中国的道路丰富了世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中国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包括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国际环境和人民意愿，设计并形成了一套适应中国的发展制度。中国制度的重要价值，就是不照抄照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寻找国家发展之“大道”。中国快速发展并取得成功，丰富了世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对世界做出了制度性贡献。

四是展示中国文化的世界魅力。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造就了傲立于世的灿烂文明，逐渐形成了具有高度文化认同感与极富生命力的文化精神，既具有当代价值，也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政治抱负、民族气节、宽容气度、进取精神，形成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是中国能通过付出与隐忍获取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14亿人气出一孔的内在逻辑。

五是解构了“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促进世界多极平衡，反对单极独霸，坚决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提供维护世界和平的公共产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将与世界各国携手建设开放、和平、共享、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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