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水是有机生命的源泉，而文化由人这一高级有机体创造，因此，水（尤其是人类饮用、农作物灌溉需要的淡水）是文化生成的必备条件。人类有了稳定的淡水供应，方可经营定居农业，进而跨入文明门槛（以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及金属工具的使用为标志）。而能够为人类生存及文明发展源源不绝地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流。

河流，是指陆地表面经常或间歇流动的天然水体。汉字的河流拟名甚多，大者如“江、河、川”，小者如“沟、涧、溪”，被统称为“水”（《水经注》称黄河为“河”或“河水”，称长江为“江”或“江水”）。江河纵横奔腾的流域，因有充沛的淡水供应和便利的水运条件，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四大文明古国，皆仰赖大河的恩惠，比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于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之于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之于中华文明。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此语适用于诸大河文明，巴比伦、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也都是江河的赠礼。

二

诸大河文明奠定人类文明的基础，又多已被取代而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如尼罗河文明被希腊化、伊斯兰化，两河流域文明被波斯征服，印度河文明先后雅利安化、伊斯兰化，而中华文明于起伏跌宕间传承不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域广阔、地理形势错综，存在平行互补且有自然屏障相间的两个大河文化——雄浑的黄河文化和清奇的长江文化，所谓“北俊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当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气候转向干冷、胡马南征而文明渐趋衰落之际，长江流域后来居上，发挥其优越的自然禀赋，成为粮食、衣被、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和人文胜地。黄河流域邻近游牧区，一旦长城被突破，就可能被游牧人占据。而“长江天堑”成为一道防卫线，拥有巨大经济、文化潜力的长江流域为华夏文明提供退守、复兴的基地。经由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承接与创造性发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义得以保持与光大。得两条大河的滋养与回护，是中华文明于数千年间延绵伸展、从未中绝的原因之一。正如近人梁启超（1873-1929）所说：“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

三

黄河纵横于北温带80万平方千米的高原和平原，那里曾经是林茂草盛、自然生态良好的地域，先民在黄河诸支流（如洛水、渭水、汾水等）流经的台地采集、狩猎，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文明根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在20世纪初展开于中国，首批田野考古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映照，学界据此确认“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

长江流域广及180万平方千米，恰在北纬30度线这一“人类文明发生线”两侧。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推定距今7000~8000年，随后又发现长江下游的良渚、马家浜，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上游的大溪等“稻作文化”，湖南道县更发现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故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之久远，绝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成为学界新共识。

四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就古人类栖息和农业发明的时间而言，长江流域似早于黄河流域。然而，黄河流域的黄土层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蕴含较高的自然肥力，便利于木石—铜石农具时期的垦殖。虽然年降水量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于粟、稷、菽、麻等旱作物生长，黄河流域率先成为定居农业文化发达地区。古史所载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少昊所代表之族群，多活动于黄河上、中、下游，夏、商、周，秦、汉、唐的都城及经济、文化繁盛地带，皆在黄河流域。以《诗经》代表的商周文学，儒、墨、法等学术流派，主要展开于黄河流域，形成齐鲁、三晋、三秦等繁富的文化区。

古时长江流域瘴气弥漫，土壤黏结，以木石器及初级金属器开垦不易，故先夏及夏、商、周时期农耕经济落后于黄河流域。当金属器（尤其是铁器）普及为农具后，长江流域优越的水热条件渐次得以发挥。春秋战国时的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区在长江上、中、下游竞起，以屈骚代表的楚文学及道家等学术流派，主要在长淮滋衍。

自东周以降，黄河—长江双峰并峙，“风—骚”竞辉，“儒—道”相济，构造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

自汉武帝经营南方，尤其是东晋、中唐、两宋之际，中原士女南渡，铁制农具与牛耕普及。在黄河流域继续发展的同时，长江流域得以开辟和熟化，演进为物产丰富、人文兴盛的地区。从隋唐到宋元明清，长江下游及长江中游相继成为粮米、布帛的主要供应地。唐代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说，南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明清更流行“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总之，自秦汉起，在黄河流域以政治经济重心雄踞中华之际，长江流域的开发也取得长足进展，后来居上。以户口论，在西汉，北方与南方之比为3:1；到东汉则变为6:5，已大体持平，至北宋则为4:6，南方呈反超之势。

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读通鉴论》议及文化南移：“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帝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黄宗羲更具体地述评中古至近古文化的南北变迁：“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然而，经济重心南移并不意味着军政重心的随之南移，因为军政重心的确立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别种缘故，如地理位置居中以驭四方、择都的习惯性标准、抗御北方胡人的战略考虑等，这使得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诸王朝大多仍将首都设在北方。位于黄河流域的军政中心，须依凭东南财赋的支撑。为调适这种“政北—经南”的格局，隋唐至宋元南北运河开掘，以繁庶的长江经济支撑地处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随着大运河的开通，由黄河、长江、汉水、大运河构成的中华文化内环线形成。“西北甲兵”与“东南财赋”共同构成唐、宋、元、明、清各朝赖以立国的两大支柱，而两大支柱所依托的正是黄河与长江，尤其是经济、文化潜力巨大的长江。

五

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近代尤甚。除了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关之外，也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推进线路相关。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发展，大体是由东南向西北渐次推进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通商五口都位于东南沿海。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成为最大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增开的10个商埠中，长江流域就有4个（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开放口岸已从沿海各地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后数十年，上海、南通、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沙市、宜昌、重庆、成都等沿江城市逐渐连为一体，形成长江城市带。由通商而刺激生发的近代工业不断吸引人流涌入，各江城规模与日俱增，功能远胜以往，中国近代中期最重要的两大工商业基地，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交汇地带。与此同时，中国的近代文化也循长江水道，自东南沿海向内陆渐次展开。

1911年10月，武昌首举义旗，上海、南京等沿江城市奋起响应，协力颠覆清廷，创建民国。当时的长江成为新旧、中外文化竞演的舞台，引领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时至今日，长江仍为中国最广阔、繁盛之流域经济区，在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也纾解着生态的巨压，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