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只是想帮忙

假如你是恐怖分子，你会如何策划袭击？

列维特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最近宣布，目前仍需执行多数对登机随身行李的禁令，但解除了对打火机的禁令。禁止人们携带牙膏、除臭剂或水过安检，听起来莫名其妙，但禁带打火机听着却并不蹊跷。我想知道打火机生产商游说的时候，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一规定的变更。一方面，每天有22 000支打火机遭到没收，这似乎对生意有益；另一方面，既然不能携带打火机旅行，买打火机的人或许会减少。

得知这些规定后，我开始思考，假如我是恐怖分子，手上资源有限，我会如何最大限度地制造恐慌。

第一，我会思考什么才能真正引起恐慌。不过，令人们惶惶不安的一点，是自己可能会成为袭击受害者的想法。有鉴于此，我想做的事，尽管对个人造成伤害的概率微乎其微，但却会让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可能会成为袭击对象。

人类常常拿小概率事件小题大做，所以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恐慌与实际的风险严重不成比例。

第二，我还想制造有一支恐怖分子队伍存在的假象，为此可以同时执行多项袭击任务，此后不久再制造一波袭击。

第三，除非恐怖分子始终坚持执行自杀任务（我无法想象他们真会如此），如有可能，最好制订计划，防止手下的恐怖分子被杀或被当场抓获。

第四，我认为阻止商业流通是合理手段，因为商业系统崩溃会让人们有更多空闲时间提心吊胆。

第五，若是真想让美国吃苦头，你的行动必须能让政府通过一系列代价高昂的法令，这些法令在达成目的后仍会长期执行（假设其在设立之初确有目的）。

我的总体世界观是，简单为上。我猜想，这一观点也适用于恐怖主义。本着这种精神，我所听过的最佳恐怖袭击计划是由我父亲在2002年华盛顿特区狙击手事件造成祸患后想出来的。基本思路是，给20名恐怖分子配狙击枪、配车，安排他们到全美各地（大城市、小城市、郊区等）在预定时间开始随机开枪射击，并让他们频繁变换位置，以确保下一波袭击的时间和地点无人知晓。由此造成的混乱会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尤其是要考虑到恐怖分子所需的资源少之又少，想缉拿凶手也难于登天。诚然，其危害不如在纽约市引爆核弹严重，但几把枪肯定要比核武器容易获取。

想必许多读者有远胜于此的创意，我洗耳恭听，并试着将在该博客发表这些创意看作是一种公共服务：我推测在该博客的读者中，反对及打击恐怖主义的人要远远多于真正的恐怖分子。因此，我将这些创意公布出来，让打击恐怖主义的人有机会预先对这些情况进行思考和谋划。

恐怖主义续篇

列维特

就在我们的博客交由《纽约时报》运营的第一天，我写了一篇帖子，侮辱邮件因此纷至沓来，数量之多达到了堕胎与犯罪率理论首次公布后的近十年间之最。发电子邮件给我的人拿不准我究竟是白痴，是卖国贼，还是二者皆是。姑且让我再献丑一次。

很多气愤的回复让我不禁思索：普通美国人究竟以为恐怖分子每天在忙活什么？我猜想，他们在为恐怖活动阴谋集思广益。而你必须相信恐怖分子都是彻头彻尾的白痴，才会以为华盛顿特区狙击手射击事件后，他们从没有想到或许狙击手这一计策未尝不可。

关键在于，恐怖分子可用的简单计策几乎数不胜数。距离上次在美国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过去六年之久。这一点表明，要么恐怖分子都是酒囊饭袋，要么其目标或许其实并非制造恐慌。（另一无关因素是执法机构与政府的预防恐怖主义措施，这一点会在后文再行探讨。）

我收到的很多愤怒邮件要求我写一篇帖子，解释如何阻止恐怖分子。答案显而易见，却令人失望：假如恐怖分子想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低端恐怖活动，我们会无能为力。

目前的伊拉克便是这种情况，以色列与之处境相同，但程度较轻。不久前的爱尔兰共和军多多少少也情况类似。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与英国人和以色列人的经历相同，若是面对这种情形，美国人也将学会逆来顺受。就人命损失而言，相比于机动车撞车事故、心脏病发、蓄意杀人、自杀等其他死因，这种低端恐怖活动造成的实际损失相对较小，因为恐慌才是其所造成的真正损失。

但正如通胀失控国家的人会相对较快地学会逆来顺受一样，恐怖主义也会遇到相同情形。在以色列，乘公交遭到袭击而死的实际风险非常低——而且正如加里·贝克尔和尤纳·鲁宾斯坦所示，经常在以色列乘公交的人不会对炸弹威胁有太大反应。同理，以色列公交司机也不享有工资补贴。

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还可以采取几项有前瞻性的措施。如果威胁来自国外，那我们可以仔细排查入境的危险分子，这一点也显而易见。或许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严密跟踪入境后的潜在危险分子。例如，若有人持学生签证入境，却没有入学，此人便应处于严密监控之下。

另一种选择是英国人采取的措施：在各处安装摄像头。这严重背离了美国精神，所以很可能永远不会在美国推行。我也并不确定这笔投资是否划算，但最近的英国恐怖袭击事件表明，这些摄像头至少可在事发之后用于识别凶手。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罗伯特·佩普所做的研究表明，恐怖主义活动最有力的征兆是某个群体的领土遭到了占领。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军占领伊拉克想必并不利于减少恐怖主义，虽然这或许满足了其他目的。

不过归根结底，我发现我们目前面对恐怖主义的形势，有两种可能的解读方式。

一种观点是，我们目前没有因恐怖分子而遭到重创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反恐措施卓有成效。

另一种是，恐怖袭击风险并不高，而我们对打击恐怖主义——或者至少是虚张声势——的投入严重超支。对多数政府官员来说，在制止恐怖主义方面，促使他们装腔作势的压力要远大于实际行动。若是有架飞机被肩扛导弹击落，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局长无可指责，但若是一管牙膏炸弹炸毁了一架飞机，他便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尽管牙膏炸弹的威胁性很可能小得多，但我们却为了防范它大费周章。

同理，若有恐怖袭击发生，中央情报局的某个职员不会陷入麻烦。只有没写过详细分析此类袭击概率报告的人才会有麻烦，而报告的跟进工作是别人的职责，而别人从未跟进过，因为这种报告写了太多。

我猜想，第二种情况——恐怖主义威胁并不大——可能性更大。细想一下，这倒不失为一种乐观的世界观。但这样我很可能还是逃不掉白痴、卖国贼，或二者皆是的帽子。

“税务战争”可否？

都伯纳

戴维·凯·约翰斯顿就职于《纽约时报》，他对美国的税收政策等商务议题做了详尽深入的报道。据他报道，美国国税局计划将征收拖欠税款的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即代收欠款公司。“私人欠款收缴项目预计将在十年间带来14亿美元的收入，”他写道，“其中，代收欠款公司将收取3.3亿美元的抽成，折合即1美元扣取22 ~ 24美分。”

或许抽成比例听起来太高，或许人们会担心代收欠款公司可以查看其财务记录。但对我来说，最非同寻常的一点是，国税局知道拖欠税款的人是谁，也知道去哪里追缴欠款，却因人手不足，无力追缴。因此，国税局只得出高价聘请外人去代劳。

国税局承认，聘请外部机构收税的成本远远高于让内部员工收税。前任国税局局长查尔斯·O.罗索蒂曾告诉国会，国税局若能多招一些税务员，“每年可以多征收90亿美元的税款，因此增加的开支却只有2.96亿美元，即每征收1美元的开支约为3美分。”约翰斯顿写道。

即便罗索蒂将数字夸大了5倍，政府多招税务员仍要好过外包给收取22%抽成的第三方。但众所周知，负责核查国税局预算的国会不愿向国税局划拨资源，让其完成本职工作。

我们在《纽约时报》的个人专栏里探讨过这一话题：

为何国会会做此反应？或许我们的国会议员是一群历史爱好者，内心充溢着共和精神，对波士顿倾茶事件记忆犹新，害怕他们一旦加强税收力度，会引起民众反抗。但必须谨记，此处探讨的是税收执法，而非税法立法。前者是国税局的职责，后者是国会的职责。换言之，国会乐于制定现行的税率，却不愿让外界看到那些必须外出执行收税任务的铁面执法者，经过其批准太过轻而易举地履行职责。

因此，其收缴拖欠税款的措施或许需要换个口号，既然国会为“反恐战争”和“毒品战争”批准了大量的资金，或许如今轮到他们发动“税务战争”了——实际上，应该是“反偷税战争”。假如他们可以着重指出“税收缺口”（应缴税款与实收税款之差）恰好等于联邦赤字的数额，借此将偷税行为妖魔化，情况会如何：这样一来，向国税局划拨资源，供其征收拖欠税款，在政治上是否更加可行？或许他们可以将偷税漏税者的照片印在牛奶盒、邮局传单上，甚至公布在《全美通缉令》中。这能达到目的吗？管理得当的“反偷税战争”能否解决问题？

眼下，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让国税局将这一工作交由代收欠款公司处理。这些公司会抽成，但抽成数额远不如拖欠税款多。也就是说，仍会有巨额资金——从不偷税漏税之人手中收缴的巨额税款——继续付之东流。

假如公立图书馆本不存在，如今还办得起来吗？

都伯纳

讨厌图书馆的人请举手。

没错，我想也没有。谁会讨厌图书馆呢？

有一种人可能会：图书出版商。关于这点，我很可能猜错了，但假如你关心图书行业，就请听我把话说完。

最近，我和几名出版业从业人员吃过饭。其中一位刚刚参加过全美图书馆馆长会议，会议期间，她的任务是将她的系列图书尽量多推销给各位馆长。她说，有两万名图书馆馆长参加会议。她还说，只要能让一个较大的图书馆系统——如芝加哥或纽约的图书馆系统——购进一部图书，就相当于卖出了多达几百本图书，因为许多图书馆分部会每部书收藏多本。

这听起来不错，不是吗？

其实……或许并非如此。作家普遍都有一种怨言，有人在图书签售会上走到你面前说：“嘿，我非常喜欢你的书，我在图书馆读到了，然后还叫我所有的朋友也去图书馆！”作家却心想：“哦，我谢您了，但你们为什么不买书呢？”

当然，图书馆买了书。姑且假设这本书自始至终会有50个人读，假如图书馆没有这本书，这50个人当然不会人手各买一本。但试想即便只有5个人买了，这位作家和出版商也相当于损失了4本书的销量。

当然，这件事还有另一种观察角度。除了图书馆所购买的几本书，你还可以说，从长期来看，图书馆至少可以通过多个渠道促进书的总体销量：

但我要指出的重点是：假如在当今世界，公立图书馆这种机构并不存在，而由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提出在全美各个城市镇区建立图书馆（类似安德鲁·卡内基曾经的举动），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猜想，这会遭遇来自图书出版商的巨大阻力。鉴于目前对知识产权争执不下的状况，各位能想象现代出版商会愿意出售一本书，而放任图书所有者将书借给数量不限的陌生人吗？

我看不会。

或许他们会提出签订许可协议：图书本身售价为20美元，自流通第一年起，每年再交2美元。我相信，还有其他多种可行的协议，我也相信，和许多久而久之演化而成的系统一样，图书馆系统若是从今从头建起，与如今的实际面貌会大相径庭。

废除终身教职吧（包括我的）

列维特

即便曾经真的有一段时期，授予经济学教授终身教职有其道理，这样的时代也定然已经过去。其他高校学科可能也是如此，而中小学教师很可能更是如此。

终身教职有何影响？它引人误入歧途，让人们在职业生涯之初面对着强有力的诱因（很可能会因此在初期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此后却面对非常薄弱的诱因（一般而言，很可能会因此消极怠工）。

你可以想到在某些模式中，这种诱因结构存在合理性。例如，假如一个人需要掌握大量信息才能具备才干，而一旦这些知识了然于心，不会忘却，努力就不是很重要了。这一模式或许准确描述了学骑自行车的过程，但对学术界来说，却很离谱。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授予终身教职后所建立的诱因如此薄弱，似乎并非良策。学校里尽是游手好闲的员工（至少是吃白饷却未尽分内之事的人），尾大不掉。授予终身教职前设立如此强大的诱因想必也不是良策——即便不提供终身教职，青年教师也有很多原因要努力工作，干出一番事业。

说终身教职保护了所做研究在政治上不得人心的学者，我觉得这荒唐至极。我能设想出会有此问题的情形，却很难想到与此有关的实际案例。终身教职在保护游手好闲或成绩不佳的学者方面倒是厥功至伟，但经济学界真有什么课题会兼具研究价值和争议性，导致学者被扫地出门吗？即便如此，这也是市场的作用。即便有某个高校主要以政治倾向或研究方法不受赏识为由，开除一名学者，也会有其他学校愿意聘用他。例如，在近年来几个经济学界的案例中，有学者伪造数据、挪用资金等，但事后仍然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终身教职的一个隐藏益处是构成让学院裁汰庸才的承诺机制。在设立终身教职制度的情况下，在终身教职评审中不执行裁汰政策的成本要高于无终身教职的情况。开除员工并非乐事，若无终身教职制度，阻力最小的道路或许就是总在口头上说明年一定会开掉某人，却从不付诸行动。

设想一种你会在意成绩的情形（如职业橄榄球队或外汇交易商），你不会想到要授予终身职位，那为何学术界要这么做？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所有学校一致同意同时废除终身教职。或许各个学院会给那些朽木枯枝一两年的时间证明自己值得占有一席之地，再行决定是否予以解雇；某些碌碌无为的人会主动辞职或遭到解雇；其余达到终身教职年龄的经济学家会更加卖力地工作。我猜想，薪金和工作调动不会有太多变化。

既然不可能所有学校都一致废除终身教职，假如只有一所学校选择单方面撤销终身教职，情况会如何？在我看来，该所学校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没了终身教职这样的保险福利，该校必须为教职工涨薪，才能留住他们。然而，重要的是终身教职的价值反过来也与教师本身的水平有关。如果你本身出类拔萃，即便终身教职遭到废除，你也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因此，有真才实学的人只需幅度很小的涨薪，就可以弥补没有终身教职的劣势，而水平很差、碌碌无为的经济学家在终身教职遭到废除的情况下，却需要高额的补贴才会留校。这对学校会起到妙不可言的效果，因为无能的庸才最终纷纷离校，优秀的人才留校，其他高校的优秀人才又想在无终身教职的学校赚取高薪，所以慕名而来。假如芝加哥大学告诉我，他们打算撤销我的终身教职，但会增加15 000美元的薪水，我会求之不得。我相信其他很多人也会如此。大学裁掉一名碌碌无为、原本享受终身教职的教师，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补贴另外十个人。

为何空乘人员不收小费？

都伯纳

想想所有那些有收小费习惯的服务业从业人员：酒店行李员、出租车司机、餐馆男女服务员、在机场整理路边行李的人，有时甚至连星巴克的服务员也收。然而，这没有空乘人员的份。

为何没有？

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收入不菲、生活富裕，不需要给小费。或许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勉强算是领薪职工，无论如何不应该收小费。或许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被勒令禁止收取小费。或许这可以追溯到多数空乘人员为女性、多数乘客为男性的时代——而鉴于商人都是多情种、空姐都是狐狸精这种不可思议（也可能是子虚乌有）的说法，航班结束后进行金钱交易或许会让人不禁起疑，这空姐究竟干了什么值得用小费犒劳的勾当。

尽管如此，这么多服务人员履行类似的职责能收小费，却唯独空乘人员不收，我仍然觉得这很蹊跷。尤其是他们经常要不辞辛苦地为很多人服务，来来回回地端茶递水、拿枕头、取耳机等。没错，我知道多数人都对如今的乘机经历非常不满，也知道确实有个别空乘人员脾气乖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但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多数空乘人员都服务周到，而且工作条件往往非常艰苦。

我并非在提倡向另一种劳动者付小费，但我最近经常乘飞机，看到空乘人员工作如此辛苦，却没有小费，这让我觉得蹊跷，至少我从未看到有人向空乘人员付小费。在最近五次飞行中，我问过空乘人员是否收到过小费，他们每个人都回答说没有，从未收到过。听到我的问题，他们的反应或是忍俊不禁，或是燃起了希望。

在今天的回程航班上，我想我不会问问题，而是直接塞小费，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结果我吃了闭门羹。“空乘人员不是服务员。”对方告诉我，口气之强硬让我为自己妄图向这位女士手中塞钱而感到羞愧难当。

想解决纽约的空中交通拥堵问题？关掉拉瓜迪亚机场

都伯纳

美国运输部刚刚取消了拍卖纽约市三个机场起降跑道的计划。这一想法是为了利用市场力量减缓拥堵现象，但面对业内的强烈抵制（和法律诉讼威胁），时任运输部长雷·拉胡德叫停了拍卖。

“我们仍将着力解决纽约地区的空中交通拥堵问题，”拉胡德称，“今夏，我将和航空公司、机场、消费者股东及民选官员进行商讨，以研究出最佳方案。”

众所周知，纽约三大机场——肯尼迪机场、纽瓦克自由机场和拉瓜迪亚机场——在拥堵和晚点方面名列前茅。而由于其他多地航班都要经由纽约中转，这里的晚点影响了各地的空中交通。

最近在拉瓜迪亚机场的一次地面延误中，我趁机同一名不当班的飞行员聊了起来。他供职于一家大型航空公司，有关航空公司的问题，但凡是我能想起来的，他有问必答，知根知底。我问他对纽约的空中拥堵现象有何看法，他说解决方法很简单：关掉拉瓜迪亚机场。

据他解释，问题在于三个机场的飞行空间都从其地面位置之上呈圆柱形向上空纵向延伸。由于其地理位置相对较近，这三个圆柱形的飞行空间严重相互干扰。这造成了拥堵，不仅是因为空运流量大，还因为飞行员必须穿针引线一般，穿行错综复杂的航线，才能相互协调。

他说，撤掉拉瓜迪亚机场的圆柱体，纽瓦克自由机场和肯尼迪机场的运转就会顺畅得多——而由于拉瓜迪亚机场的交通流量远少于另两个机场，它显然应该成为被关掉的那一个。

但问题在于，拉瓜迪亚机场是纽约政坛最有权势的人物所青睐的机场，因为从曼哈顿到这里的车程很短。因此，这并无实现可能，至少在近期如此。但我新结交的飞行员朋友坚持认为，一旦成真，纽约的空中交通会从地狱变成天堂。

不得不承认，拉瓜迪亚机场是我最青睐的机场，因为我住在曼哈顿，去那里一般只用时15分钟左右。但与此同时，在其他所有方面，拉瓜迪亚的满意度与舒适度均不如纽瓦克或肯尼迪。

话虽如此，假如关掉拉瓜迪亚机场能起到疏通全纽约空中交通的巨大效应，我会亲自去帮忙拆掉拉瓜迪亚。姑且假设我本人，以及其他所有的纽约旅客，每次在三个机场中的任意一个起飞或降落，平均要浪费30分钟（这么说大概还算客气了），即每次往返总共延误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我每次乘飞机都去纽瓦克自由机场或肯尼迪机场，乘地面交通工具往返机场的时间要略少于一小时——因此，如无延误，我至少是利弊相抵，住处离两个机场更近的人显然受益更多。然后，纽约机场次次延误的问题一旦解决，全美各地所节省的时间和效率成本也可以开始计算在内。

为何恢复兵役制度是下下策

列维特

《时代周刊》刊登的一份长篇报告标题为《恢复兵役制：并非万能之计》。

单是听到兵役制的建议，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一定会死不瞑目。如果问题是志愿参军赴伊拉克作战的年轻人不够多，就有两种合理的解决方案：

说兵役制是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完全是落后时代的想法。首先，这让“不合适”的人入伍——他们要么对军中生活毫无兴趣，要么并无资格参军，要么对其他事业十分看重。从经济角度而言，这些都是不想参军的正当理由。（我明白还有其他角度——如报效国家的愿望或对祖国的责任感——但若有人这样想，这可以算作其对军旅生活的兴趣。）

市场的一大优点就是将人才分予不同的职务，分配的途径即通过薪酬。因此，我们应该向美国士兵支付合理的薪酬，以弥补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本质上，服兵役即相当于服役者集中缴纳一笔重税。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这种完成目标的方式效率极其低下。

反对者可能会说，让经济困难的年轻人去伊拉克送死，从根本上说并不公平。鉴于美国确实存在收入差距，有人生来富裕，有人生来贫穷，说这不公平，我并无异议。但你得对应征入伍者的决策能力十分看低，才会说义务兵役制要比志愿兵役制合理。面对摆在面前的选项，参军的男女做此选择，而放弃了其他可选的选项。兵役制对消除不平等现象或许是合理措施，但在这个处处不平等的世界，让人们自由选择道路要好过为他们强行指定一条。这方面的一个绝佳例子是，目前对愿意在报名参军后30天内乘船去参加基础训练的人，陆军会发放20 000美元的“快速乘船从军”奖金。（陆军刚刚在近期内首次完成了月度征兵目标，这项奖金很可能是原因之一。）

如果政府必须在战时向士兵支付合理薪酬，即军饷由市场决定，且士兵也像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一样可以随时自愿选择离开，效果还会更好。若果真如此，政府的成本会大幅上涨，更加准确地反映战争的真实代价，进而促使其对军事行动的利弊得失做出更准确的评估。

反对者还认为，如果有更多富有的白人参军，我们就不会攻打伊拉克了，事实很可能如此，但这并不等同于兵役制是上策。兵役制会严重降低作战效率，理应会减少战争。但也有可能出现作战效率高便值得一战的情况——而换作效率不高的情况，或许作战并不值得。要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这场特定的战争一定值得一打——只是说，从理论上讲，事实确有可能如此。

其次，当前依靠预备役的体制似乎也并非上策。本质上，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在无须作战时支付给预备役士兵的薪酬过高，在需要他们作战时支付的薪酬又过低。这种设置将全部风险从政府转嫁到了预备役士兵头上。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一结果毫无道理，因为个人（理应）不喜欢风险。在理想情况下，你想建立的体制应该是，在和平时期，预备役士兵的薪酬极低，在战时的薪酬较高，这样才能让他们对是否受到征召并不在意。

一项帮助改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魔鬼经济学提议

列维特

在我们所著的《魔鬼经济学3》一书的第一章，我们讲述了我和都伯纳同戴维·卡梅伦那次结局惨淡的沟通，彼时正值他当选英国首相前不久。（简而言之，我们和卡梅伦开玩笑说，他所信奉的医疗保健原则也可适用于汽车。事实证明，你跟首相可开不起玩笑！）

这则故事惹恼了某些人，包括经济学博客的博主诺厄·史密斯。他痛斥我们，以维护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我要声明，我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并无任何特别的异议，也是最不可能捍卫美国医疗体系的人。但凡是听我评论过奥巴马医改计划的人，都知道我并非其拥趸，也从未对其有过好感。

但即便不是绝顶聪明或迷信市场的人，也能认识到，对不收费的东西（包括医疗），人们会过度消费。我向你保证，假如美国人必须自掏腰包支付医院的天价服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流入医疗行业的份额会少得多。当然，这也适用于英国。

史密斯的檄文以此结尾：

史密斯单凭《魔鬼经济学3》的内容判断，恐怕没想到，我们确实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构想出了一个模式。而且实际上，在卡梅伦本人离席后，我将这一模式提交给了其团队。

撇开其他特点不论，这一模式可谓简单明了。

每年1月1日，英国政府向每名英国居民邮寄一张1 000英镑的支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支配这笔钱，但谨慎起见，他们可能会将这笔钱留在手中，以备支付自费医疗的成本。在我设想的体系中，2 000英镑以下的医疗费用必须全部由个人自费支付，2 000英镑至8 000英镑之间的费用有50%必须自费支付，超过8 000英镑的费用则由政府全额支付。

从公民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情况是没有任何医疗消费，从而最后净赚1 000英镑。超过半数的英国居民每年的最终医疗消费都要少于1 000英镑。对个人来说，最坏的情况是其医疗消费额超过了8 000英镑，因此最终出现了4 000英镑的赤字（其医疗消费额为5 000英镑，但要扣掉年初收到的1 000英镑补贴）。

若结果证明，消费者对价格很敏感（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适用，且需求曲线下滑），医疗消费总额会有所下降。根据我们在“至善”进行的模拟演算，预计医疗成本总额或会下降约15%，即消费额减少近200亿英镑。出现下降是因为竞争很可能会导致效率提升，且消费者会放弃低价值的医疗服务，而目前，他们之所以会使用这些服务，仅仅是因为这些服务是免费的。

所有人仍然受到保护，不必自费支付重大伤病的开支。

和任何政府计划一样，几家欢喜几家愁。在我设计的方案中，多数英国人的境遇会有所改善，但那些需要在某一年支付高额医疗开支的人则会境况恶化，这是因为我提出的体系只提供部分保险——保留了驱使消费者慎重选择的诱因。这样一来，医疗体系将会与生活的其他方面无异。电视坏了，我就得买台新的，我的境况要比电视没坏的人差。屋顶需要更换时，更换费用很高，我的境况会比屋顶无须更换的人差。这其中并无任何违背道德之处，而是世事常有的道理。

毋庸置疑，这一简单的提案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例如，或许年初发给老年人的现金应多于年轻人，或许发给慢性病患者的现金应该多一些，等等。

我不知道这种计划在政治上是否可行，但我对英国选民做过一些非正式的民意测验。每次在伦敦打出租车，我都会问司机是否赞成我的提案。或许出租车司机只是在跟我客气，但其中确实有75%左右的人说我的方案要比现行的体系可取。

于是，或许是时候再次晋见首相大人了……

民主的替代方案？

列维特

美国总统大选临近，政治似乎成了所有人的心头大事。与多数人不同，经济学家往往对投票选举无动于衷。在经济学家看来，个人手中的一票能左右选举结果的概率微乎其微。因此，投票除非有什么乐趣可言，否则无太大意义。除此之外，有众多理论研究成果——最著名的是阿罗不可能定理——表明很难设计出能够确切计算选民喜好之和的政治体系/投票机制。

通常，这些对民主利弊的理论探讨令我昏昏欲睡。

然而，去年春天，我的同事格伦·韦尔提出了一种理论，所遵循的思路简洁明了，乃至我很诧异以前居然没人想到过。按照格伦的投票机制，每位选民都可以想投多少次，就投多少次。然而，圈套在于每次投票均必须付费，付费金额为投票次数的平方函数。因此，每多投一票，你所要支付的费用都要多于前一次。为论证起见，姑且假设第一次投票需花费1美元，第二次投票则需花费4美元，第三次为9美元，第四次为16美元，以此类推，投票第一百次需花费10 000美元。因此，最终无论你对某名候选人有多么青睐，你选择的投票次数都是有限的。

该投票方案有何特别之处？人们最终的投票次数与其对选举结果的关心程度成正比，这一体系不仅体现了你青睐哪位候选人，还体现了你的青睐程度有多强烈。鉴于格伦的假设，这最终形成了帕累托最优，即不可能再改善社会中任何人的状况而不损害其他人。

你对这种方案可能提出的第一条批评意见就是偏袒富人。从某个层面来讲，相对于现行体制，这一点确实不假。有个观点或许不受欢迎，但经济学家或许会提出，富人对所有产品的消费量都更多——为何不应增加其对政治影响力的消费？在现行的竞选献金体制中，毋庸置疑，富人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穷人。因此，限制竞选开支与该投票方案共同实行，或许要比现行体制更加民主。

对格伦的想法可能提出的另一条批评意见是，这会形成强大的诱因，鼓励以收买选票进行选举舞弊。众多漠不关心的公民手中的第一张选票收买起来要比我的第一百张选票便宜得多，一旦将选票的价值以美元计，人们便更有可能会以金融交易的角度来看待选票，愿意买卖选票。

鉴于“一人一票制”实行已久，我认为格伦的想法在重要政治竞选中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两名经济学家雅各布·格尔瑞和张晶晶一直在研究与格伦的想法相似的一种理论，并在实验室环境中加以验证。该理论不仅效果很好，而且让实验参与者在标准的投票体制和这种投标体制之间二选一时，参与者往往选择了投标体制。

但凡是多人在两种方案中二选一的情形，这种投票方案均适用。例如，一群人要决定是去看电影还是去餐厅吃饭、室友要在两款电视之间买哪款等。在此类情形中，从投票人手中收集的资金池会在平分之后，再度返还给参与者。

我希望你们之中或许会有几人受此启发，尝试一下这种投票方案。若果真如此，我自然愿意听一听结果如何！

为从政人员加薪是否能吸引更优秀的人？

都伯纳

无论何时你观察一种政治体制，发现这种体制有所欠缺，你都会禁不住这样想：或许我们聘任了水平欠佳的从政人员，因为这一职位并未吸引到合适的人才。因此，若为从政人员大幅加薪，我们会吸引到水平更高的人。

这一观点并不受欢迎，原因不一而足。其中之一是，从政人员必须自己进行游说，请求加薪，而且这在政治上并不可行（尤其是在经济贫困的地区）。你能想象报纸的头版标题吗？

但这一想法仍然很有吸引力，不是吗？其思路是，提高民选及其他政府官员的薪酬，则会体现该职位的真实重要性，吸引原本可能进入其他高薪领域的合格人才，让从政人员得以将重心放在手头的工作上，而不必担心自己的收入，从而少受金钱利益的影响。

已有国家在向政府官员支付高薪，如新加坡。以下摘自维基百科：

新加坡虽在近期大幅削减了政客的薪酬，但其薪酬水平仍然相对较高。

是否有证据表明，为从政人员加薪确实可以提高执政水平？克劳迪奥·菲拉兹和弗雷德里克·费南的一篇研究论文称，这一点对巴西的市政府确实适用：

由费南、厄内斯托·达尔·波和马丁·罗西所写的另一篇发表较晚的论文发现，加薪之后，公务员的水平也会相应提升。这次是在墨西哥的城市：

我不想说为美国政府官员加薪一定可以改善我们的政治体制，但正如教师工资少于其他领域能力相当的人，这并非良策。同理，尽管在其他行业薪酬高得多，但仍指望会有数量充足的优秀从政人员与公务员填补职位空缺，这也并非良策。

许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若从政人员在任期间的工作经事实证明确实有益于社会，我们则向其发放巨额现金奖励，以资鼓励，这样会有何结果？

政治的一大问题是，从政人员的诱因与选民的诱因通常并不吻合。选民希望从政人员解决见效时间长的难题痼疾：交通、医疗、教育、经济发展、地缘政治事务等。而相比之下，从政人员却在强烈诱因的驱使下按照一己私利行事（谋求当选、筹集资金、巩固势力等），其多数回报都是短期的。因此，尽管我们对许多从政人员的行为方式恨之入骨，但他们仅仅是对体制摆在他们面前的诱因做出反应而已。

对政客的工作支付统一报酬，会鼓励他们以权谋私，做出或会违背集体利益之事。但如果我们废除这种制度，建立鼓励他们办事为公的诱因，情况会如何？

这一想法如何付诸实施？根据政客所提出的法案，向其提供相当于股票期权的回报。假如一名民选或委派官员为一个项目工作多年，而该项目最终在公共卫生、教育或交通领域产生了良好效果，到效果得到证实的5 ~10年后，我们便可向其开具一张巨额支票。对于下列选项，你会如何选择：无论美国教育部长的工作是否有成效，都向其支付200 000美元的标准工资；还是等到10年后，如果其措施确实成功将美国的测试成绩提高了10%，再向他开一张500万美元的支票？

我向多名民选从政人员解释过这一想法，他们并不认为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或许至少只是跟我客气，谎称这并非异想天开。最近，我有机会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讨论了这一想法。他仔细地听完了——自始至终一直在点头微笑，其专心致志的程度简直难以置信，这怂恿我滔滔不绝、不厌其详。最后，他伸出手来，握了握我的手。

“想法很妙，史蒂芬，”他说，“祝你好运，见鬼去吧！”

他转身走开，仍然面带笑容。我此生还没有哪次被一口回绝后，感觉却如此良好。我想这就是成为一名伟大政治家的必备素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