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什么是“魔鬼式思考”？

写了《魔鬼经济学1》和《魔鬼经济学2》之后，我们从读者那儿收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反馈。大学文凭还有价值吗？（答案：有。）把家族企业传给下一代，这个想法好吗？（如果你的目标是关门大吉，那么这样做没错——数据显示最好能吸纳外部管理人员。）还有人得腕管综合征吗？（记者们摆脱这种病痛困扰之后便不再对其进行报道，但还是有人未能幸免，尤其是蓝领工人。）

有些问题关乎存在感：什么才能使人真正幸福？收入不均衡问题真如看起来那般危险吗？富含ω–3脂肪酸的饮食习惯能带来世界和平吗？

人们想知道一些事物的利弊：无人驾驶汽车、母乳喂养、化疗、房地产税、水力压裂法、彩票、“药用祷告”、网上相亲、专利法改革、偷猎犀牛、铁杆开球、虚拟货币等等。这一分钟，我们收到电子邮件，有人请求我们“解决肥胖流行病”；五分钟之后，又有人强烈要求我们“立马扫除饥饿”。

读者似乎认为没有我们猜不出的谜语和解不了的难题，仿佛我们拥有什么专有工具——人们可能会以为我们有魔鬼经济钳之类的东西，可以挖掘一切机体的潜在智慧。

真若如此该多好！

而实际上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只要问题存在，你便能断定曾有很多人试图解决它，但都没有成功。解决简单的问题轻而易举，余下的问题则都很难解决。更何况，为了回答哪怕一个细微的问题，收集、整理并分析数据也需要大量时间。

因此我们想，与其试图回答每一个问题（还不一定成功），不如写一本书教教大家如何进行魔鬼式思考。

究竟这是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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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你是一名脚法精湛的足球运动员，并已带领国家队站在了世界杯决赛的赛场上，你现在只需要罚中一个点球。好运站在你这边：在高级别比赛中，约75%的点球都能罚中。

当你把球置于点球点时，看台上的观众沸腾了。此时距离球门只有12码（约11米），球门长8码（约7.32米），高8英尺（约2.44米）。

守门员死死盯着你。一旦从球鞋上弹出，足球会以每小时80英里（约128.75千米）的速度飞向球门。在这样的速度下，守门员不可能等待球被踢出后再做判断。他必须做出预判并朝那个方向移动身体。倘若他的预判是错的，那么你罚中的概率便会上升到约90%。

以足够的力量射向球门死角是最好的方式，即便守门员猜对方向也很难扑中。可是这种方法不允许有丝毫误差：脚下有微小的失误，球就会飞离球门。所以你也许不能太苛求角度，瞄准得稍微离球门角远些——尽管这样提高了守门员的扑中概率。

你还要选择是踢向左门角还是右门角。你若和大多数球员一样，是右脚球员，则更擅长踢向左角。这意味着你的罚球更有力、更精准，当然守门员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面对来球时，有57%的概率会向左扑，而有41%的概率会向右扑。

你站在球场上，观众热情高涨，而你心跳飞快，准备着将会改变人生的一脚。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你的国家在为你祈祷。球若进了，你的名字将永远像最受爱戴的神那样被人提及。若没踢进——嗯，最好还是别去想了。

选择在你脑中盘旋。到底是踢向擅长的左角还是不太擅长的右角？是该瞄准球门死角还是该保稳？你面对这个守门员踢过点球吗？要是踢过，你当时朝哪儿踢的，他朝哪儿扑的？与此同时，你还在揣测守门员的心理，甚至还试图猜想他是如何揣测你的心理的。

你知道成为大英雄的概率是75%。还不错。但若能提高概率岂不是更好？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你若能跳出常理，是否就能打败对手？你知道守门员现在正在挣扎该向左还是向右扑。但是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踢，就像想象中愚蠢至极的样子踢向球门正中央，结果又将如何？

球门正中央，就是守门员现在站的位置，但你很确定大脚一起他就会移位。别忘了概率统计数字：守门员面对来球，在57%的情况下会向左扑，而在41%的情况下会向右扑。这就意味着每100次扑球中，守门员只有两次会守在原地不动。当然预备向两边扑球的守门员也有可能扑中踢向中心的球，但那概率才多大？真希望你能去看看踢向球门中心的点球数据！

好吧，我们这里就有这个数据：踢向球门中心的点球，看似风险很大，却比踢向两边的命中率高出7%。

你是否要冒这个险呢？

假设答案是肯定的。你走到球跟前，左脚扎稳，右脚提起飞射。你瞬间便被震慑到骨子里的呐喊声包围：“进啦！！！”队友一窝蜂地冲向你，观众陷入狂欢。这一刻将永远被铭记；你的余生都将是个欢乐的大派对；你的孩子们，也会茁壮成长，成为富有又善良的人。恭喜你！

尽管瞄准球门中央的点球进球成功率明显更高，但实际上只有17%的球是踢向中央的。为什么那么少？

其中一个原因是，乍听起来这不是个好主意。就这样直愣愣地往守门员身上踢球？这听着别扭，好像有违常识，但是给体内注射微生物，从而预防由该种微生物引发的疾病不也是违背常识的吗？

另外，主罚点球队员的优势是那份神秘感：守门员不知来球方向。如果他们总是踢向同一个方向，命中概率便会大大降低；如果他们常常踢向球门中心，守门员也会相应调整扑球策略。

这里还有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它解释了为什么在像世界杯这样重大的赛事中球员不愿向球门中央踢点球，不过任何一个正常的球员都不会承认这点：惧怕羞辱。

假设你是那个主罚队员，在这骚乱的时刻，你最真实的动机是什么？答案或许很明显：你想得分，为你的队伍赢得比赛。如果真是这样，数据统计明白地显示应该踢向球门中央。可赢得比赛是你最真实的动机吗？

想象你站在球跟前，准备好向球门中央瞄准。请等一下，如果守门员不扑向两边怎么办？假如不知为何他守在了球门中央而你的球正中其怀，他半步不移就挽救了自己的球队，那可怎么办？你看上去将是多么可悲！现在守门员成了英雄，而你必须携全家逃亡他方以防被暗杀。

所以你又重新考虑了。

你还是选择了传统的射门方向，踢向球门一角。假如守门员猜对了方向并扑出了球，那你也尽力了，尽管还有更好的方式。你没能成为大英雄，不过也不必背井离乡了。

你若听从这种利己动机——避免做出愚蠢举动以保护自己的名声，你便更有可能把球踢向边角。

你若从集体利益出发——冒着自己出丑的危险为国争光，你就会把球踢向中间。

有时在人生中，径直走向中心是最英勇的举动。

当被问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取舍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承认更倾向于个人利益。不过历史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不论是先天还是后天因素所致，都会把个人利益摆在最前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坏人，我们不过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已。

不过当你的野心不止于获得一些小恩小惠时，那些利己行为就会变得碍事。倘若你想缓解贫困问题，改善政府职能，说服公司减少环境污染，或者仅仅想让孩子们停止争吵，你要怎么做才能把各怀私心的人引入同一个方向？

我们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惊讶地发现，近年来人们似乎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存在对错之分。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争论，也不幸地留下了很多未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改善吗？我们希望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想要抹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对与错、聪明与愚蠢、红与蓝之分的观念。当今世界需要我们以更有效、更具创造力、更理智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要换一种角度、换一系列机制、换一份期待去思考。思考时需要抛却好恶、盲目的乐观或刻薄的怀疑。也就是说，我们要像魔鬼一样思考。

我们的前两本书构建在较为简单的几个概念之上：

动机是现代生活的基础。了解动机，或者解读动机，是看懂并解决问题的关键。

懂得要衡量什么、如何去衡量，能使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些。没什么比数据的纯粹力量更能有效地拨开层层迷雾、化解矛盾了，尤其是针对能激发情绪的热点话题。

传统观念常常是错误的。盲目接纳这些观点会导致粗糙、破败甚至危险的后果。

相关并不等同于因果。当两者同时出现时，人们很容易猜测二者存在着因果关系。例如，调查显示，已婚人士比单身人士更快乐。但这是否证明婚姻能带来快乐呢？不见得。还有数据显示，快乐的人本就更有可能结婚。一名研究者说得好：“你若脾气暴躁，谁愿意和你结婚呢？”

本书也以这些概念为基础，但又有所不同。我们在前两本书中很少给出建议，大部分篇幅都是在用数据讲有趣的故事，给社会上不常受到关注的角落投去一丝光亮。这本书跳出局限，试图提供对你偶有帮助的建议，不论你是想获得生活小知识，还是想进行全球性的改革。

尽管如此，这本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助书籍。我们很可能并不是你寻求建议的恰当人选，而且我们的一些建议往往会让你陷入麻烦。

我们的思考方式基于经济学分析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聚焦于经济——事实恰恰相反。经济学分析方法涵盖范围更广，也更简单。它依赖于数据而不是灵感或空想，来理解世界运转的方式，学习激励措施如何成功（或失败），认识资源的分配方式及何种原因阻碍了人们获得实体资源（比如食物和交通）或更高级的资源（比如教育和爱）。

这种思维方式没有任何魔幻之处。它围绕的是常理，并强烈依赖常识。所以我要宣布一个坏消息：你若等着所谓魔术师揭秘，会大失所望的。不过还有一个好消息：魔鬼式思考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能做到。而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少之又少，这才是令人费解的地方。

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人们很容易被政治、知识等偏见蒙住双眼。越来越多的调查显示，即便是最聪明的人也习惯于寻找能肯定自己观点的证据，而不是去发现能使自己看清事实的新信息。

人们还习惯于从众。即便是面对一天中最重要的决定，我们也通常会采纳朋友、家人和同事的意见。（关于这一点，第六章中会有详细的解读。）从某个层面来讲，这么做也有道理：和家人、朋友保持一致比寻找新的家人和朋友要容易多了！不过，从众行为意味着人们会快速接受现状，不愿改变想法，又过于依赖别人思考。

另外一个阻碍魔鬼式思考的障碍是，大多数人都太忙了，以至无暇重新思考自己的思维方式，甚至连进行任何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你上一次抽出一个小时坐下来纯粹地思考是什么时候？若像大多数人一样，那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难道这只是快节奏时代才有的现象？或许不是。才华卓绝的萧伯纳是世界一流作家，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创始人，他在多年前便注意到了这种思考贫乏的现象。据报道，萧伯纳曾说：“人们一年最多思考两三次，而我每周思考一两次便享誉国际了。”

我们也试着每周思考一两次（不过我们肯定没有萧伯纳聪明），希望你也这么做。

这并不是说魔鬼式思考就一定是好的，它也带有潜在的负面效应。你会发现自己与主流渐行渐远。你会偶尔说出让旁人别扭的话。比如，你看到一对可爱、尽责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时，或许会脱口而出儿童安全座椅是多么费时费钱、毫无用途（至少碰撞测试数据显示是这样的）。抑或节假日你随新女友到她家共进晚餐，喋喋不休地说起本地食品运动实际反而危害了环境，后来发现她父亲就是坚定的土食者——桌上的一切食材都生长于方圆50英里（约80千米）之内。

你要习惯于别人叫你怪人，义愤填膺地对你大加指责，甚至起身离席。在这些方面，我们可是有亲身经历的。

《魔鬼经济学2》刚出版时，我们在英国参加一个书展，当时我们应邀与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戴维·卡梅伦会面。

尽管那种量级的人向我们讨教并不罕见，但这个邀请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在《魔鬼经济学2》的开篇，我们就声明我们对宏观经济学——通货膨胀、失业率等政客手中的砝码——几乎一窍不通。

更何况，政客通常会回避有争议的话题，而我们的书当时在英国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们在英国的电视台上被声讨，因为书中有一章讨论了我们和一家英国银行共同开发的识别恐怖分子的演算系统。主持人问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公开有可能帮助恐怖分子免于被识别的秘密。（我们当时不知该如何作答，不过这次在本书第七章中给出了答案。提示：那次信息披露并非失误。）

我们还因提出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现有政策不会奏效的观点而饱受指责。其实，卡梅伦那锐气、年轻的政策顾问罗翰·席尔瓦在警卫处接我们时，就说起他家附近的书店拒绝售卖《魔鬼经济学2》，因为书店老板对有关地球变暖那一章恨之入骨。

席尔瓦将我们带入一间会议室，里面坐着20余位卡梅伦的顾问。他们的头儿还没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在二三十岁。其中一位绅士，是曾经也是后来的内阁大臣，明显年长于他人。他开始主持大局，告诉我们卡梅伦一旦当选，将会竭尽全力与气候变暖问题做斗争。他说，如果卡梅伦说了算，那么英国将在一夜间变成无碳社会。他认为，“这关乎最高的道德义务”。

我们的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们，尤其是政治家，开始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做决定时，首先牺牲的便是真相。我们问这位内阁大臣，他所谓的“道德义务”指的是什么。

“若不是因为英格兰，世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指向天花板和屋外。他所谓的“这一切”，指的是这间屋子、这座大楼、伦敦城以及全部文明。

我们当时一定看上去很疑惑，所以他继续解释起来。他说是英国最早发生了工业革命，带着全世界走上了污染、环境恶化和全球变暖的道路，因此英国有义务弥补这些损失。

这时，卡梅伦先生疾步走进会议室，用深沉有力的声音问道：“所以那些聪明人在哪儿？”

他穿着洁白的衬衫，打着他那标志性的紫色领带，浑身散发着令人无法抵挡的乐观气息。在谈话时，你瞬间便能看出他为何有望当选为首相。他整个人都闪耀着能干与自信的光芒，完全实现了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导师在接收这个男孩时对他抱有的期待。

卡梅伦说，当选首相面临的最大遗留问题便是严重低迷的经济。英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萧条的经济中挣扎。退休人员、学生、各界巨头等都闷闷不乐，国债数额巨大且还在不断攀升。卡梅伦说，他当选后将大规模缩减开支。

不过，他补充道，有几项宝贵、不可动摇的权利，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

比如什么？我们问。

“比如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他眼中闪耀着自豪的光芒。他这么说也有道理。这个体系为每一个英国人终身提供大部分免费的医疗服务。这个全球最悠久最庞大的医疗系统就像足球和葡萄干布丁一样，是英国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一位前财政大臣说，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是“英国人拥有的最接近宗教的事物”。英国本就存在宗教，于是这话变得加倍有趣。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英国的医保开销在过去10年翻了不止一倍，预计还会继续攀升。

后来我们才知道，卡梅伦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还掺有个人情感。他的大儿子伊万患有罕见的先天性神经疾病——大田原综合征。该病患者有频繁、强烈的癫痫症状。因此卡梅伦一家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的医生、护士、急救车和医院都再熟悉不过了。“当你的家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依赖这个系统时，你便能真正地感受到它的宝贵。”卡梅伦在一次保守党年度会议上说道。伊万于2009年年初去世，那时离他的7岁生日仅有几个月。

所以毫不令人意外，连卡梅伦这种拥护财政紧缩政策的党派领袖都把医保体系看得神圣不可侵犯。即便是在经济危机中，对这个体系做手脚的政治意义就如一脚踢飞女王的柯基犬。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具有现实意义。虽然让人们终身享受免费、无限的医疗服务的目标值得喝彩，但经济状况却难以捉摸。我们尽可能礼貌地向未来的首相提出了这一点。

人们对医保投入了大量感情，以至很难把它仅仅看作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英国的政府架构里，医保是唯一一个允许每个人都得到免费服务的系统，不论开销是100英镑还是10万英镑。

问题在哪儿呢？人们若不自掏腰包，资源便通常不会得到有效利用。

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去吃自助餐的情景吧，是否有可能比平时吃得多？医保享用方式若与此类似，便会带来同样的结果：人们会比按单付费消耗更多医疗资源。这意味着怀疑自己得病的人会比真正患病的人多，于是每个人等待就医的时间都加长了，而且大量医保费用花在了老人临终前的几个月上，这通常不会带来实际的效益。

倘若医保费用只占国民经济的一小部分，那么这种过度消费还可以容忍。但当医保费用几乎占了英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0%时——该比例是美国的将近两倍，你就必须认真地重新考虑如何提供医保，如何为其买单。

我们试图用思维实验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建议卡梅伦先生想想其他领域类似的政策。设想每个英国人都能终身享受免费、无限的交通设施。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随时随地到车行挑选任一最新型号的车，并能免费把它开回家，那又将是怎样一番情景。

我们期待他说：“没错，这还真是荒谬——你将没有理由保留旧车，每个人的动机都将被扭曲。关于我们一直在进行的免费医保大派送这件事，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然而他没这样说。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说。微笑依然留在戴维·卡梅伦的脸上，但却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或许我们的故事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又或许它奏效了，而这就是问题所在。无论如何，他匆匆与我们握手告辞，去会见不像我们这般荒诞的人了。

你不能怪他。解决医保开销流失问题比决定如何罚点球要难一千倍。（所以就如我们在第五章中讲到的，你要在问题还未扩大时就设法解决。）如果当初我们就懂得如何说服不愿被说服的人，我们也会受益更多（这将在第八章中具体阐释）。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坚信重塑大脑、换个方式思考大大小小的问题是有极大好处的。在这本书里，我们将与你分享这些年来我们学到的一切，有些比和首相的短暂交谈还有效。

你想试一试了吗？非常好！第一步，不要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害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