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教师与相扑力士有何共同点？

假设你是一家托儿所的所长，托儿所明文规定，托管儿童下午4点之前必须被接走，但家长经常迟到，每天下班时，总有几个惶惶不安的孩子还没走，至少得有一名教师留下来等待姗姗来迟的家长，怎么办？

两位经济学家听说了这一非常常见的难题，于是提出了解决方案——对迟到的家长进行罚款。毕竟，托儿所没有必要白白照顾这些儿童。

经济学家决定以以色列海法市的10家托儿所为样本进行调查，以验证这一解决方案是否有效。调查为期20周，但罚款措施并未立即实施，在前4周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仅仅将家长迟到的次数记录在案，且每家托儿所每周平均有8位家长迟到。到第5周，罚款措施开始实施，托儿所宣布，迟到10分钟以上的家长，每名儿童每次罚款3美元，罚款会计入其每月的托管费中，基本托管费约为每月380美元。

罚款措施实施以后，家长迟到次数立即增加了，没过多久，每周迟到的家长便增加到了20人次，较原先翻了一倍以上。

这项惩罚性措施显然适得其反。

经济学，从根本而言，是一门研究动机的学科：人如何得偿所愿或满足所需，尤其是在其他人欲求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对动机甚是热衷，他们凭空创造出假设，并把它束缚在一个框框内，对其进行研究，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经济学家常常认为，只要能不受约束地制定出相应方案，天底下就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其解决方案或许有时并不温和（可能涉及高压统治、横征暴敛或侵犯公民自由），但最初的问题，尽管放心，一定能迎刃而解。它是一剂强心针，是一种施压手段，是秘诀所在：常常看似微不足道，却拥有扭转局势的惊人力量。

自呱呱坠地开始，我们便要学习在或积极或消极的动机驱使下行动。在蹒跚学步的年纪，你如果溜开去摸火炉，会被烫伤手指；而拿着满分成绩单回家，你会得到一辆新单车。你如果在课堂上被逮到挖鼻孔，会成为笑柄；而你如果入选篮球队，会出人头地。你如果夜不归宿，会被父母禁足；你如果高考拿了高分，就能去名校读大学。你如果从法学院辍学，就只能在父亲的保险公司上班；而你如果业绩出色，引得对手公司打电话来挖墙脚，就有可能得到副总裁之位，而且再也不用在你父亲手下干活了。你如果因为做了副总裁就得意忘形，开车回家的路上冲到了时速80英里，就会被警察勒令停车，得到100美元的罚单；但你如果完成了销售目标，拿到了年终奖金，你不仅不用担心这100美元的罚单，还可以买下你梦寐以求的维京厨具。

动机只是驱使人避恶行善的一种手段，但多数动机并非天然形成的，必须有人——经济学家、政客或家长——去凭空创造。你那三岁的小孩连续一周都好好吃饭了？如果是，她可以去玩具店挑奖品了。某家大型炼钢厂的废气排放严重超标？对于超过法定排放上限的污染物，每吨征收一定罚款。太多美国人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出了对策：从员工薪水中自动扣除所得税。

动机分三大类：经济动机、社会动机和道德动机。一套动机方案常常三种皆有。以近几年的禁烟运动为例，每包烟多收3美元的“罪孽税”，这是能有效减少烟草销售的经济动机；餐馆、酒吧等场所禁烟是有效的社会动机；而美国政府声称恐怖分子通过贩卖黑市香烟筹集资金，这是能有效唤醒良知的道德动机。

人类将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行之有效的某些动机用于预防犯罪。有鉴于此，一个常见的问题或许值得一问：现代社会为何犯罪猖獗？然后再反过来问：为何没有变得更加猖獗？

毕竟，人人都有犯下伤人、盗窃和欺诈之罪的可能，却没有让这些“可能”转化为现实。锒铛入狱并因此承担丢掉工作、被没收房子、失去自由的风险自然是很有效的因素，这些从本质而言都是经济处罚。但就犯罪而言，防止人们越界的还有道德因素（不愿做自认为不对的事）和社会因素（不愿成为他人眼中的作恶之人）。对于某些不端行为，社会因素起到了令人生畏的恫吓作用。《红字》中海丝特·白兰的遭遇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如今有许多美国城市以“揭丑”的方式打击卖淫业，嫖客和妓女一旦罪名成立，照片会由网站或本地电视台发布。哪种措施更有威慑力？因召妓被罚款500美元，还是让他的亲朋好友在www.HookersAndJohns.com上看到他的照片？

因此，通过一张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不断调整且经济、社会和道德因素交织的网络，现代社会不遗余力地阻止犯罪蔓延。有人会说，效果并不理想，但从长期来看，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以历史上（排除战争时期）凶杀案案发率的变化趋势为例，凶杀案是数据统计最精确的犯罪类型，也是最能反映社会总体犯罪率的晴雨表。以下数据由犯罪学家曼纽尔·艾斯纳整理，记录了欧洲五大地区历史上的凶杀案案发率，见表1–1。

这些数据在几百年间直线下降，表明对于人类最大的担忧之一——被杀，我们齐心协力制定出来的遏制政策越来越有效。

那么以色列托儿所采纳的罚款措施错在哪里？

你想必已经猜到，3美元的罚款太微不足道了。按照这个价钱，独生子女父母每天都迟到，每月也只需多花60美元——仅为基本托管费的1/6。就幼儿托管费而言，这个价钱相当划算。假如罚款是100美元，而非区区3美元呢？这样大概能完全杜绝家长迟到，但也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因为罚款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权衡措施，所以必须平衡利弊。

但托儿所的罚款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一措施用经济手段（3美元罚款）取代了道德手段（家长迟到时理应产生的内疚感），他们每天只需多花几美元就可以消除内疚感。而且，罚款数额太低，让家长认为接孩子迟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假如一名家长迟到只造成3美元的损失，那还何必提前结束一场网球赛呢？果不其然，经济学家在调查的第7周取消了罚款，家长迟到的次数并无变化，现在他们可以放心迟到了，不用交罚款，也毫无愧疚感。

调控的本质就是如此奇特而又影响深远，一点儿微小的调整便可能造成极端彻底且常常出乎意料的后果。托马斯·杰斐逊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是一点儿蝇头小利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进而又掀起美国独立战争：“这个世界上的因果循环神秘莫测，对一部分扣押茶叶不当征收的两便士茶叶税，就改变了整个大陆居民的境况。”

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展开了一场调查，与以色列托儿所调查类似，此次调查也将道德因素和经济因素对立起来进行比较。这一次，他们想了解献血活动背后的动机，其发现如下：如果献血者收获的不仅仅是对其无私行为的赞扬，还可以拿到一小笔补贴，献血量会下降。原因在于，这笔补贴将一件高尚的善举变成了一种为挣几美元而吃苦受罪的行为，而且这点儿蝇头小利完全不值得。

假如献血者可以拿到50美元、500美元或5 000美元的奖励呢？当然，献血者会因此趋之若鹜。

但与此同时，其他方面也会发生显著变化，因为所有动机都有其弊端。如果一品脱（约0.47升）血液一夜之间上涨到了5 000美元，无疑会有许多人心生歹意，他们可能会动手持刀抢血，可能会用猪血鱼目混珠，可能会用假身份证来钻献血次数限制的空子。无论是何动机，无论情形如何，狡猾之徒总会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

换言之，正如W. C. 菲尔兹所言：值得拥有的东西就是值得为之欺骗作弊的东西。

那么，都有谁会作弊呢？

实际上，几乎人人都会，只要赌注正中下怀。你可能会对自己说，不管为了什么，我都不会作弊，然后你就会想起：你有次打桌游的时候作弊了，而且就在上周；或者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你把球从球位不佳的位置上悄悄推开了；又或者是某次你很想从办公休息室里拿一块百吉饼，而你得在咖啡罐里丢一块钱才能拿走，但你却没带零钱，不过还是顺走了一块百吉饼，还在心里暗暗地说，下次放双倍的钱就行了，但你后来也没放。

既然有聪明人费心设计出了行为框架，就有成千上万聪明或不聪明的人会花费更大的心思去钻空子。作弊是否是人之天性尚未可知，但确实是人类试图为之的一个突出特征。作弊是一种原始的经济行为——不劳而获。因此，会作弊的不仅仅是那些名头响亮的大人物——进行内幕交易的总裁、服用兴奋剂的棒球选手和挪用公款的政客，也包括私吞小费而没有上交老板的女招待，以及在电脑上修改员工工时以提高自己业绩排名的经理，甚至还包括担心留级所以在考试中抄同桌答案的三年级小学生。

有些作弊行为仅仅留下一点儿蛛丝马迹，但有些作弊行为却昭然若揭。比如1987年春一个深夜发生的奇事：700万美国儿童人间蒸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绑架案？不可能。事情发生在4月15日晚，美国国家税务局修改了一条规定，此前纳税人只需为每名受其监护的儿童上报姓名即可，现在则需提供社保号码。突然之间，700万儿童——前一年由监护人为申请免税而在1 040张报表中捏造的幽灵儿童——人间蒸发了，那可是美国所有受监护儿童的1/10。

这些作弊的纳税人受何动机驱使？显而易见，他们同上文的女招待、经理和三年级小学生如出一辙。那么，三年级小学生的老师呢？是否有动机驱使他去作弊呢？如果有的话，他会如何瞒天过海？

抛开前文以色列海法市托儿所的例子，现在假设你负责管理芝加哥公立学校，该学区每年覆盖40万名学生。

目前在美国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和学生中间，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是“高标准”的成绩测验。之所以说高标准，是因为这些测验不仅意在测试学生的学业水平，其测验成绩也开始越来越多地用于考察学校。

联邦政府将这些高标准的成绩测验强制列入了布什总统2002年签署的《有教无类法案》。但早在该法案实施之前，多数州就已经开始组织中小学学生进行年度统一测验了，20个州对成绩优异或进步明显的学校给予了奖励，32个州对表现不佳的学校进行了处罚。

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于1996年采纳了高标准的测验方式。新政实施后，测验分数过低的学校将被停课整顿，面临被关闭的风险，教职员工则会遭到解雇或调任。该系统还废除了自动升学机制，此前，只有成绩一塌糊涂或完全不思进取的学生才会遭到留级处罚。而现在，所有三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学生均需参加名为艾奥瓦基本技能测试的选择题考试，达到分数线才能升年级。

这种高标准测验的支持者认为，测验提高了学业水平，督促学生更加刻苦地学习。另外，测验使得一无是处的差等生无法升年级，他们因此不会占用高年级名额，拖优等生的后腿。而反对者则担心某些学生会因为测验发挥失常而遭到不公正的惩罚，教师上课会以考试内容为纲，从而忽视了更重要的课程内容。

自然，自考试诞生以来，就存在驱使学生去作弊的因素，但高标准测验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所面对的现实，让他们也有理由作弊了：在高标准测验制度下，如果学生的测验成绩不佳，教师就需接受审核，或被取消加薪升职资格；如果学校整体成绩不佳，联邦政府则会扣留拨款；如果学校遭到停课整顿，教师则有被解雇之虞。高标准测验机制也为教师创造了一些正面的效应：如果学生成绩优异，教师则可能获得嘉奖、升职或加薪，加利福尼亚州就曾有一段时间为高分考生的老师设立了25 000美元的奖金。

假如某位教师对这种新的测评机制做一番研究，动了替学生拉高分数的念头，那就还有最后一个因由或许能帮她壮胆：教师作弊鲜有人追查，很难被发现，也几乎从未受到过处分。

教师如何作弊？方法不胜枚举，或明目张胆，或巧施伎俩。近日，奥克兰市有一名五年级小学生放学回家后，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她的老师非常体恤学生，把州内统考的答案抄在了黑板上。这样的例子当然非常罕见，因为再不称职的老师，也不会冒险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作弊，把命运交由30名少不更事的儿童（这名奥克兰的教师当即遭到解雇）。拉高学生分数还有很多更加巧妙的伎俩，比如老师只要延长考试时间即可。如果她提前——以不法手段——拿到了考卷，她大可以帮学生预习考题。若以广义的作弊概念论，她还可以进行“应试教育”，根据前几届的考试内容进行备课，尽管这不会被视为作弊，但也与测验宗旨完全背道而驰。由于测验内容均为选择题，选错答案不会扣分，教师大可以让学生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随机选择未答题目，可以一律选B，或B、C两项交替选择。她甚至可能会等学生退场之后，替他们填上空白项。

假如教师真想作弊，且不想白忙一场，她可能会收起学生的答卷，在交由电子扫描仪扫描读卷之前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擦掉错误的答案，填上正确的答案（而你还一直以为用HB铅笔是为了让学生修改答案）。假如真有用此类方式作弊的教师，又如何才能查出来？

要想揪出作弊者，需要换位思考。假如你想擦掉学生的错误答案，填上正确答案，你应该不会改掉太多题目，那样显然会露出马脚。你应该也不会将每个学生的考卷都改一遍，这也会露出马脚，而且你多半也来不及，因为考试结束之后，答卷很快就得上交。因此，你的做法可能是挑选8 ~ 10道连续的题目，在一半或2/3的考卷上填上正确答案，因为一短串答案很容易记，更换这几道题目的答案，要比把所有考卷挨个翻一遍快得多。你或许还会选择试卷末尾的题目，因为后边的题目通常比前边的题目难度大，这样一来，需要改答案的概率是最高的。

如果说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动机的学科，这门学科——万幸的是——还有统计工具，可以考察人面对动机做何反应。

万事俱备，只欠数据。

在该例中，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补上了这一空缺。该系统公布的数据库中包含1993—2000年学区内每名三至七年级学生的测验答案。芝加哥公立学校每年每年级的学生约3万名，答卷70万份，题目将近1亿道。这份数据按考场编排，包含每名学生阅读及数学测试的逐题答案序列。（原答卷并不包含在内，因为测试结束后要按惯例销毁。）数据还包含每名教师的部分信息、全部学生人数的统计信息及其以前和此后的考分，这在追查教师作弊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设计算法，从海量的数据中得出某些结论，确定作弊教师会出现在什么样的考场里。

要搜寻的第一条线索是同一考场内出现的异常答题规律：如不同考卷连续出现雷同答案，尤其是难度较大的题目。假如10名优等生（根据以前及此后考分判断）考试前5道题（通常为难度最低的题目）全部答对，这类雷同答案不应算作疑点。但如果是10名差等生考试后5道题（难度最高的题目）全部答对，这就值得一查了。另一个疑点则是任意考生考卷上出现的异常规律——比如答对了难题却答错了简单的题目——尤其是有别于同一考试其他考场数千份同分考卷的地方。此外，这则算法还会查出单次考试中单个考场是否存在过多考生成绩大幅优于以往考试却远低于其后一次考试的情况。若仅仅是某年成绩突然上涨，这或许是教师的功劳，但如果其后一次考试成绩又突然大幅下跌，此前的进步就很有可能是人为作弊了。

以芝加哥同一场数学测验中两个六年级考场的考卷为例。每一行即是一名学生的答案。字母a、b、c、d表示正确答案，而数字则表示错误答案，1代表a，2代表b，以此类推，0表示该题目未作答。几乎可以确定两个考场中一名教师有作弊行为，一名没有。试着找出区别——不过，需要提醒的是，用肉眼是很难看出来的。

考场A

考场B

如果你猜的是考场A作弊了，那么恭喜你答对了。电脑应用作弊识别算法，找出可疑序列后，将考场A的答案序列重排如下。

考场A

请看加粗标出的答案，22名学生中，有15名连续6道相同题目全部答对（d–a–d–b–c–b序列）。他们仅仅是不谋而合吗？

至少有四点原因可以说明这不可能是巧合：其一，这几道题目位于试卷临近末尾处，难度高于前边的题目；其二，这几名学生水平欠佳，其中没几个能在考卷其他地方连续答对6道题，因此更加不可能连续答对相同6道难度较大的题目；其三，在考卷这部分题目之前，15名学生的答案几乎没有雷同之处；其四，3名学生（1号、9号和12号）在可疑序列之前有数道题目未予作答，试卷最后几道题目也未予作答。这表明，考卷原本留下了连续数道空白题目，在中间几道填上答案的并非学生，而是老师。

该可疑答案序列还有一点奇怪之处，在15份可疑考卷中，有9份考卷除了6道正确答案雷同，之前还有4道题目答案雷同：3–a–1–2。4题3错。在所有15份答卷中，6道雷同的正确答案之后，还有1道雷同的错误答案：4。这名作弊的教师究竟为何要费事擦掉学生的答案，填上错误的答案呢？

也许这只是他留的后手。万一被逮到，被叫进校长办公室，他可以指出错误的答案，证明自己没有作弊。抑或这种说法有些不近人情，但也确有可能，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正确答案。（在标准化考试中，通常教师手中也没有参考答案。）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为何他的学生需要用作弊来拉高分数：因为他们有个能力欠佳的老师。

证明考场A的教师存在作弊行为的另一个迹象，是该班级的整体成绩。六年级学生要在当学年的第八个月参加测验，且须达到6.8分的平均分才算符合全国标准。（五年级学生在当学年第八个月参加测验，达标分数为5.8分，七年级学生为7.8分，以此类推。）考场A的学生在六年级测验中拿到了5.8分的平均分，仅相当于五年级的水平，未达标。因此，这些学生显然属于差等生。但一年之前，他们的成绩更差，五年级测验的平均分只有4.1分。从五年级升入六年级，预期成绩涨幅应为1分，但实际涨幅为1.7分，相当于将近两个年级的预期涨幅。但这种不可思议的进步昙花一现，这些六年级学生升入七年级后，测试平均分为5.5分——低于五年级达标水平，甚至也低于其在六年级时的成绩。表1–2为考场A三名学生的学年分数，变化很不规则：

与之相比，考场B的学生三个学年的分数也很低，但至少说明他们凭的是实力：4.2分、5.1分和6.0分。整个考场A的学生在一年之间突然开了窍，第二年却立即才智枯竭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六年级老师拿铅笔大显神通了。

关于考场A的学生，有两点值得注意，这两点同作弊本身并无太大关联：首先，他们学习成绩差，因此拉高他们的成绩效果最为明显；其次，这些学生（及其父母）在升入七年级后，会遭受巨大的打击。他们以为自己能升学是因为成绩达标了，因为在分数上动手脚的并非他们本人。他们大概满怀憧憬，以为自己能在七年级表现优异——然后便遭到了当头棒喝，这或许是高标准测验机制造成的最残酷的幻灭。作弊的教师或许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在帮学生，但事实是，他看起来对帮自己更加上心。

对芝加哥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有证据表明平均每年有200多个考场的教师存在作弊行为，即总数的5%。这只是保守估计，因为该算法只能识别出情形最恶劣的作弊行为——教师蓄意修改学生答案——而无法查出很多更加隐蔽的教师作弊行为。在近日一项针对北卡罗来纳州教师的调查中，约有35%的受访者称曾目击同事有某种作弊行为，包括延长考试时间、暗示正确答案或亲手修改学生答案。

作弊教师有何特征？芝加哥的数据表明，男女教师的作弊比例相等。作弊教师通常年龄较轻，资历较浅，在动机发生变化之后，作弊比例也随之攀升。由于芝加哥的数据为1993—2000年的数据，其中涵盖了引入高水平测验的1996年。果不其然，1996年的作弊比例陡然升高。作弊现象也不是随机发生的，班级成绩倒数的教师最有可能作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加利福尼亚州教师设立的25 000美元奖金最终被撤销，原因之一就是有人怀疑很大一部分奖金落到了作弊教师的手上。

芝加哥作弊行为分析得出的结果并非都如此令人心寒，因为除了查出作弊者，这个算法还可以识别出该学区表现优异的教师。优秀教师带来的效果几乎同作弊教师露出的马脚一样显著，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在试卷上答对的题目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此前在简单题部分丢分的现象有了长足改善，表明他们确实学到了知识，而且优秀教师教出来的学生能够在升学后延续优异表现。

多数此类学术分析都会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2002年初，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执行总裁阿恩·邓肯却联系了研究者，他并不是想抗议或隐瞒他们的发现，而是想确认其算法识别的作弊教师确有作弊情形，然后有所行动。

邓肯的履历并不适合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职位，接受任命时，他年仅36岁，曾入选过哈佛大学的全美明星队，后曾在澳大利亚闯荡过职业篮球联赛。上任执行总裁之前，他在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工作经验只有短短3年，且职位级别均较低，连秘书都没有。邓肯在芝加哥长大，这一点有利无弊，他的父亲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心理学，母亲则在某贫困社区无偿开办了40年的课外项目。邓肯年幼时，放学后的玩伴就是母亲照料的贫困儿童，因此接管公立学校系统后，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学生及其家庭的福祉，而非教师和教师工会。

邓肯认为，开除作弊教师的最佳方式，是重新组织一场标准化考试。然而，他手上的财力有限，只能组织120个考场进行重考。因此，他请求作弊识别算法的发明者协助他筛选需要重考的考场。

如何让这120个考场的重考物尽其用？只让教师有作弊嫌疑的考场进行重考，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做法。但这样的话，即便重考分数有所下降，教师也可以谎称，学生表现退步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得知重考分数不会记入正式档案——参加重考的所有考生确实会被提前告知这一点。为了使重考结果令人信服，一些未作弊的考场需要作为对照组参加重考。最合适的对照组是根据算法拥有最优秀教师的考场，这些考场的学生凭借真才实学拿到了高分。假如这些考场再次拿了高分，而有作弊嫌疑的考场成绩却一落千丈，作弊教师说学生表现退步是因为成绩不作数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不同组别的重考考场就这样敲定了。120个重考考场中有一半以上的教师有作弊嫌疑，其余考场有的据推测是教师能力出众（拿到了高分且答卷无可疑之处），有的则是补充对照组，即成绩平平且答卷无可疑之处的考场。

重考在初考几周后举行，重考原因并未向考生透露，教师也不知情。但宣布监考人员为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官员而非教师本人时，他们或许已经心里有数了。教师须同学生一起留在考场，但不得接触考卷。

结果和作弊识别算法做出的预测一样。选入对照组、无作弊嫌疑的考场，成绩与初考不相上下，甚至有所上升。而相比之下，被认定有作弊情形的教师，其学生成绩一落千丈，平均分低于五年级水平。

结果，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开始解雇作弊的教师。只有十几名教师作弊证据确凿，遭到了开除，另有多名作弊教师收到了相应的警告。这项芝加哥研究的最终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动机的力量：第二年，教师作弊比例下降了30%以上。

你或许会以为年级越高，教师的作弊手段越高明，但佐治亚大学2001年秋的一场考试推翻了这种说法。课程名称为篮球训练原则及策略，期末成绩则由单场考试的分数确定。考试共20道题目，其中包括：

如果你被最后一题难住了，一条提示或许能让你豁然开朗：这门篮球训练原则及策略课程就是小吉姆·哈里克教的，他同时还是该大学篮球队的助教。另一条或许有用的内幕是，老吉姆·哈里克就是该篮球队的主教练。篮球训练原则及策略成了哈里克父子手下弟子最追捧的一门课，选这门课的学生都拿到了A，这一点儿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其后不久，哈里克父子便被双双解除了教练职务。

如果你觉得芝加哥中小学教师和佐治亚大学教授的舞弊行为已经是颜面扫地的事了——教师的天职是传道授业解惑，那么相扑力士的作弊行为想必也会对你造成深深的困扰。

在日本，相扑不仅是国技，更是该国宗教、军国和历史情结的寄托。相扑包含驱魔仪式，且是源于皇族的运动，其神圣地位远非美国的体育项目所能比拟。实际上，相扑被称为荣誉重于胜负的运动。

诚然，体育比赛与作弊如影随形，这是因为，相较于模棱两可的动机，得失界线清晰（如胜负之差）的动机所诱发的作弊行为更加常见，如奥运会短跑和举重选手、环法自行车选手、橄榄球线卫及棒球强击手。有证据表明，只要能在比赛中占据上风，他们愿意服用任何药片或药粉。不仅仅是参赛者有作弊行径，也有偷奸耍滑的棒球主教练企图偷取对手的暗号。在2002年冬奥会的花样滑冰比赛中，一名法国裁判和一名俄罗斯裁判被发现串谋进行选票交易，以确保各自国家的选手能登上领奖台。（而根据指控，这起选票交易的幕后黑手为俄罗斯黑手党头目阿里姆坚·托克塔霍诺夫，他同时还涉嫌操纵莫斯科选美比赛。）

运动员一旦被抓到有作弊行径，常常会成为众矢之的，但球迷多数会认为，至少其动机是情有可原的：获胜心切，才会去钻规则的空子。正如棒球运动员马克·格雷斯所言：“没有作弊，就意味着没有努力。”相比之下，通过作弊故意输掉比赛的运动员则会被打入体育圈的十八层地狱。在1919年的世界大赛上，芝加哥白袜队与赌球分子串谋打假球，并因此至今仍被讽刺为“黑袜队”。即便是在看球只为消遣的棒球球迷中间，白袜队也成了遗臭万年的球队。拥有冠军头衔的纽约市立学院篮球队，曾因机智聪明、富于攻击性的打法而备受爱戴，却因1951年有几名球员被曝出收受黑道贿赂进行诈分——故意投偏以帮助赌球分子赢得盘口——而立刻被骂声淹没。还记得《码头风云》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那位郁郁寡欢的退役拳击手特里·马洛伊吗？在马洛伊看来，他的所有麻烦都根源于他假摔的那场比赛。假如没有那场比赛，他完全可以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有望争夺冠军。

如果说，故意输掉比赛是体育界的头号大忌，而相扑又是日本的第一运动，那么相扑运动中绝不可能存在故意输掉比赛的现象，对吧？

数据再次点出了其中的蹊跷。与芝加哥学校测验相同的是，可供参考的数据异常庞大：1989年1月至2000年1月日本顶尖相扑力士之间几乎每场正式比赛的赛果，总计281名力士，32 000场比赛。

左右相扑比赛的利益机制错综复杂，内幕惊人。每名相扑力士都有排名，而排名影响着其生活的方方面面：收入水平、随从数量、一日三餐、睡眠时间等大小事务。日本排名最高的66名力士组成幕内和十两两个组别，他们是相扑界的上层集团。位于这一上层集团金字塔顶端的相扑力士年入数百万美元，享受王公贵族般的待遇；排名前40的力士年收入在170 000美元以上。相比之下，在日本排名第70的力士年收入则只有区区15 000美元。上层集团外的力士生活并不光鲜，排名较低的力士必须服侍高排名力士，为他们准备饮食、打扫寝室，甚至擦洗本人够不到的身体部位。因此，排名决定一切。

相扑力士的排名是按照相扑大会中的成绩计算的，相扑大会每年举行六届。每届大会，每名力士须参加15场比赛，连续15天，每天1场。如果大会结束后胜多负少（8次胜利以上），该力士的排名便会上升；如果负多胜少，排名则会下降。排名下滑到一定程度，该力士就会完全退出上层集团。因此，第8场胜利至关重要，决定着排名的升降，其对排名的重要性约为普通比赛的4倍。

因此，到大会收官日，最后一场比赛对于此前记录为7胜7负的力士来说至关重要，但对于8胜6负的力士，却成了鸡肋。

那么，8胜6负的力士是否有可能放水输给7胜7负的力士？相扑比赛是综合力量、速度和平衡感的瞬间角力，常常几秒之间就能决出胜负，故意被放倒并非难事。我们姑且假设，相扑比赛确实被操纵了，那么如何对数据进行测量进而加以验证呢？

第一步是筛选出有嫌疑的比赛：在比赛收官日，名次岌岌可危的力士对阵已经拿下第8场胜利的力士。（大赛落幕后，通常有半数以上的力士胜率为7场、8场或9场，因此有数百场比赛符合条件。）在比赛收官日两位7胜7负的力士之间的对决不太可能被操纵，因为双方的求胜心同样强烈。已经豪取10场以上胜利的力士想必也不可能将比赛拱手相让，因为他们也有强烈的动机去力求一场胜利：大赛总冠军的100 000美元奖金以及为“技能奖”“敢斗奖”等分项设立的20 000美元奖金。

现在以下面的数据为例，该数据涵盖了比赛收官日由7胜7负的力士与8胜6负的力士对决的数百场比赛。图1–1左栏列出了7胜7负力士的预测胜率，该胜率根据当日两名对决力士的过往交锋历史计算得出，右栏则是7胜7负力士的实际胜率。

因此，根据交锋记录，7胜7负力士的预测胜率不到50%。这有一定道理，他们在当届大赛中的胜负记录确实说明8胜6负的力士实力略胜一筹。但实际上，名次岌岌可危的力士对阵8胜6负的力士，胜率接近80%。他们对阵9胜5负的力士，表现也异常神勇：

虽然看起来疑点颇多，但仅仅是胜率过高并不足以证明比赛被操纵了，既然第8场胜利对一名力士来说关系重大，那他确实应该在这样一场关键战中展现出更加高昂的斗志。不过，数据中或许还有一些蛛丝马迹能证明双方确有串谋操纵比赛的行为。

让一名力士故意输掉比赛的诱因，值得探究一番：或许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显然不会被记录在案）；或许双方力士另有约定。请注意，顶尖相扑力士这一群体，组织异常严密：66名顶尖力士均须每隔两个月参加一次相扑大会，与15名对手一较高低。此外，每名力士均隶属于某一个部屋，部屋通常由前相扑冠军掌管。因此，即便是互为对手的部屋，它们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同一部屋的力士不会相互对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7胜7负的力士与8胜6负的力士在其后一次对阵中的胜负比率。在这一次对阵中，双方均无排名下降之忧，在此情况下，比赛双方理应压力不大。因此，你或许以为，在此前比赛中7胜7负的力士对阵同一对手的胜率应恢复到双方此前交锋时的水平，即大致势均力敌，你想必不会以为他们能保持80%的胜率。

实际结果是，数据表明，7胜7负的力士在二次交锋中的胜率仅为40%。前一场比赛的胜率高达80%，下一场就跌到了40%？这要如何理解？

最合情合理的解释是，双方力士达成了以赛偿赛的约定：在我急需胜利的时候，你送个人情给我，下次我会还你。（此类约定并不能排除现金贿赂的存在。）尤其有意思的一点是，双方力士第三次交手时，会再次恢复到势均力敌的正常情况，表明其串谋只涉及两场比赛。

记录可疑的不仅仅是相扑力士个人，各个相扑部屋的总记录也存在类似的异常现象。如果某个部屋的力士在事关排名的比赛中，赢了另一部屋的力士，他们再次在比赛中碰到该部屋力士处于同样处境时，表现会尤其失常。这表明，在代表相扑最高水平的赛场上，某些比赛可能遭到了合谋操纵——类似奥运会花样滑冰裁判的选票交易。

迄今为止，尚无日本相扑力士因操纵比赛而遭到纪律处分，日本相扑协会官员驳回了所有此类指控，斥之为满腹怨气的退役力士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实际上，只要是将“相扑”和“操纵”放在一个句子里说出口，就会造成日本举国震怒。质疑一项国技的名声，常常会激起民众的抵触情绪。

尽管如此，在日本，指责操纵比赛之声仍然会偶尔见诸报端。不时掀起的舆论风波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渠道，去估量相扑可能存在的腐败现象。毕竟，媒体监督催生了一种十分强大的约束力：假如两名相扑力士或其部屋一直存在操纵比赛的情形，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和电视镜头，他们可能会在继续这种勾当的时候有所忌惮。

那么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变化呢？数据显示，一旦有操纵比赛的指控出现，在相扑大会收官日，7胜7负的力士对阵8胜6负的力士，胜率仅为50%，而非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的80%。无论如何，对数据进行取样，结果最终都难免指出一点：很难说相扑比赛没有被操纵。

几年前，两名退役力士挺身而出，指控比赛存在大量的操控行为。他们还指出，除了串通比赛，相扑界还充斥着服用违禁药物、滥交、贿赂、偷税漏税等丑行，同日本黑帮势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人随后开始接到恐吓电话，其中一人曾向友人透露，他担心自己会被黑帮灭口。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打算继续按计划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发布会召开前不久，二人在同一家医院死于类似的呼吸道疾病——死亡时间仅相隔数小时。警方宣布二人之死没有他杀嫌疑，并未展开调查。

“二人在同一天死于同一家医院，这看起来确实很蹊跷，”相扑杂志编辑三宅充称，“但并没有人目击到有人投毒，因此该种揣测无从证实。”

无论二人是否死于谋杀，他们都做到了相扑业内此前从未有人做到的事：指名道姓。在上文所援引数据涉及的281名力士中，他们指认了29名力士有串通行为，有11名是清白的。

若将检举人提供的证据纳入比赛数据分析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在双方力士均涉嫌腐败的比赛中，排名岌岌可危的力士获胜概率约为80%。而与之相对，在事关排名升降的比赛中，如果对手是据称清白的力士，排名岌岌可危的力士胜率则不会超过双方以往的交锋记录。此外，如果涉嫌腐败的力士对阵未遭检举人指认的力士，结果同两名腐败力士之间的赛果一样呈一边倒的态势——这表明，多数未遭指认的力士也存在腐败行为。

那么，如果说相扑力士、学校教师和托儿所幼儿的家长都存在作弊行为，我们是否可以假设腐败是人类的普遍天性？果真如此，人类究竟有多腐败？

答案或许就在百吉饼中，以保罗·费尔德曼的故事为例。

费尔德曼曾是个有着鸿鹄之志的人，由于早年接受过农业经济学方面的教育，他曾立志解决全世界的饥饿问题。但事与愿违，他最终在华盛顿找到一份为美国海军分析武器开支的工作，彼时是1962年。在其后20多年里，他一直在华盛顿从事分析工作。他职位很高，收入颇丰，但他得到认可却不是因为其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办公室的圣诞派对上，同事在向妻子介绍他时，对他的称呼不是“公共研究组组长”（这确实是他当时的职位），而是“带百吉饼来的人”。

送百吉饼最初只是偶一为之的奖励措施，是员工签下研究合同就会得到的犒赏。然后，这成了他的习惯，每周五他都会带百吉饼、一把锯齿刀和奶油乳酪到单位。上下楼的同事听说了百吉饼的事后，也纷纷表示想要。到最后，他每周要带上15打百吉饼。为收回成本，他摆了一个投币篮，贴了一张价签。结果，其成本回收率约为95%，他认为，没给钱的人是因为一时疏忽，而非有意占他便宜。

1984年，他就职的研究机构经历了管理层更迭，费尔德曼对未来做了一番斟酌之后，觉得前景堪忧，他决定辞职卖百吉饼。他的经济学家朋友觉得他丧失了理智，但他的妻子却支持他。毕竟，他们最年幼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大学毕业，而且房贷也供完了。

他开车绕遍华盛顿的办公园区，用极简单的推销手段开发客户：每天一早，他会将百吉饼和一个投币篮放在各家公司的餐室，然后中午再回来收走钱和剩余的百吉饼。这是一种全凭自觉的生意方式，而且确实行得通，仅仅几年，费尔德曼的周送货量就达到了8 400块百吉饼，业务涵盖140家公司，收入恢复到了他做研究分析员时的水平。他摆脱了方寸隔间的拘束生活，可以活得逍遥自在了。

他同时还在无意之中设计了一场巧妙的经济学实验，费尔德曼从一开始就在一丝不苟地记录百吉饼生意的数据。因此，通过对比回收所得与百吉饼缺失数量，他发现他可以衡量客户的诚信度，且精确到分。他们是否占了他的便宜？如果存在此种行为，和占便宜的公司相比，不占便宜的公司有何特点？什么情况会助长人们小偷小摸的行为？什么又会减少此类行为？

费尔德曼这次并非有意为之的研究恰好让我们得以窥见一种欺诈形式的奥秘，这种欺诈形式一直是学术界难以攻克的难题：白领犯罪。（没错，尽管只是一点蝇头小利，从百吉饼老板身上占便宜仍然属于白领犯罪。）通过一名百吉饼生意人的经历探究白领犯罪这种关系重大却又无从解决的问题，听起来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渺小而简单的问题常常是攻克重大难题的突破口。

尽管安然公司这样的流氓企业成了举世瞩目的话题，学术界对白领犯罪的案例却知之甚少，原因何在？因为缺乏有效数据。白领犯罪的关键点是，白领犯罪者何其多，我们听说的骗局被拆穿的案例只是沧海一粟。多数侵占公款之徒不为人所知，事实上仍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因为盗用公司财产的员工很少被发现。

与之相反，街头犯罪却非如此，因为无论罪犯是否归案，行凶抢劫、入室盗窃、谋杀通常都会被记录在案，且街头犯罪有着明确的受害者，而受害者通常会向警方报案，数据随即生成，进而又会有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据此发表不计其数的学术论文。但白领犯罪并无明显的受害者，比如安然公司管理层究竟盗窃了谁的财产？既然不知道犯罪对象、案发率或损失程度，罪行又如何衡量呢？

然而，保罗·费尔德曼的百吉饼生意则不同，因为整件事确有一名受害者，就是他自己。

刚开展这门生意的时候，根据他在自己办公室的经验，他期待的付款率为95%。但正如有警车停靠的街区犯罪率偏低，95%的预期付款率也属于虚高：在原办公室，费尔德曼本人在场，起到了制止偷窃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些百吉饼食客均认识老板其人，也和他有（理应不错的）交情。大量的心理学及经济学研究表明，对同一种商品，若出售者不同，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也有所差异。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在其1985年的研究《沙滩上的啤酒》中证明，同样一瓶啤酒，若是在度假酒店内出售，口渴的日光浴游客愿意支付2.65美元，而若是在一家破破烂烂的杂货店出售，他们只愿意支付1.50美元。

面对现实情况，费尔德曼勉强接受了不到95%的付款率。他逐渐总结出，付款率只要超过90%，就算是“诚实守信”的公司了；80%~ 90%的付款率“可气但还过得去”；如果一家公司的付款率长期低于80%，费尔德曼则会张贴一张警告标语，如：

最初，费尔德曼留下一个无盖的篮子用来收钱，但钱却经常不翼而飞，然后他换成了一个塑料盖上嵌有投币孔的咖啡罐，但事实证明，这也容易让人心生非分之想。最终，他不得不自制顶部有切口的夹板箱。木箱效果很好，他每年送7 000次钱箱到各个公司，平均只被偷过一次。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数据：同一群人，每天偷走他10%的百吉饼，却几乎从未堕落到偷钱箱的地步——这恰好体现出社会对偷窃这一行为有着种种不尽相同的认识。从费尔德曼的立场来看，一名办公室职员不付钱白吃他的百吉饼，就是犯罪，但这名职员大概不这么看。诚然，此种行为涉及的钱款数目很小（费尔德曼的百吉饼每个售价1美元，奶油乳酪也包含在内），但差别的根源或许并不在此，而是在于“犯罪”的情景。这名吃百吉饼却不付钱的办公室职员，在自助餐厅大吃大喝的时候或许也会猛灌苏打水，却不见得会吃霸王餐。

那么百吉饼的数据究竟说明了什么？近几年，总体付款率经历了两次值得注意的变化。从1992年起，总体付款率出现了长期而缓慢的下降。至2001年夏，总体付款率已经下滑到了87%左右。但当年的“9·11”事件发生之后，付款率立即上涨了整整2%，且此后再未出现明显回落。（假如付款率上涨2%听起来不算多，那换个角度想：未付率从13%下降到了11%，即偷窃数量下滑了15%。）由于费尔德曼的不少客户均在国安部门工作，这种“9·11”效应或许有些许爱国主义色彩，这也有可能表明公众的同情心有了普遍提高。

数据还显示，小办公室比大办公室更守信用。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办公室付款率要比几百人的办公室高出3%~ 5%，这似乎有违常识。在大办公室，百吉饼桌旁理应常有许多人在场，众目睽睽之下，你不得不投币进钱箱。但大小办公室的对比说明，百吉饼盗窃与街头犯罪类似。农村地区的人均街头犯罪率远低于城市，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的罪犯被发现（进而被抓获）的概率更高。此外，在规模较小的社群，预防犯罪的社会因素更加强大，其中一大因素就是羞耻心。

百吉饼的数据还反映出个人情绪对守信程度的影响。例如，天气就是一大影响因素：反常的好天气能提高人们的付款率；而与之相对，遇到反常的寒冷天气，则会出现大量未付款的现象。暴雨或强风天气也有同样的影响，影响最恶劣的是节假日：在圣诞周，付款率会下降2%，即偷窃数量上升15%，这与“9·11”造成的影响程度相同，但效果相反；感恩节半斤八两；情人节当周也非常糟糕；4月15日所在周也不外乎如是。但也有好的节日：7月4日、劳动节和哥伦布纪念日所在周。两类节日差别何在？欺诈率较低的节日仅仅是放假一天而已，别无他意，而欺诈率较高的节日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和来自亲人的种种期许。

关于守信，费尔德曼有他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多是从生活经验总结而来，而非数据。他逐渐相信，工作士气是一大因素——如员工爱戴自己的老板、热爱本职工作，这样的办公室更加守信。他同时还相信，在公司内地位较高的员工欺诈率要高于底层员工。他多年来一直在为一家办公室占用了三层楼的公司送百吉饼，从中得出了这一观点——该公司顶层为主管办公室，较低的两层为销售、服务和行政员工的办公室。费尔德曼猜测，这些主管有欺诈行为是因为特权思想膨胀。他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是，欺诈或许原本就是他们坐上主管之位的手段。

如果说道德代表在人类心目中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而经济学代表其实际的运转方式，那么费尔德曼的百吉饼生意则恰好处于二者相交的范畴。没错，很多人占他的便宜，但绝大多数人，即便是无人在场的情况下，也没有越界。这一结果或许出乎某些人的意料，包括费尔德曼的经济学家朋友，他们在20年前劝阻他，说他这种全凭自觉的生意方式完全行不通，但这却没有出乎亚当·斯密的意料。实际上，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的主旨就是人类生性诚实。

“无论人类被描写得有多么自私，”亚当·斯密写道，“其本性之中显然有某些原则，令其关注他人的命运，让他人的幸福成为对其来说不可缺少的东西，尽管除了眼见此种情景所获得的满足，他从中一无所得。”

费尔德曼有时会向自己的经济学家朋友讲述《盖吉斯之戒》的故事，故事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格劳孔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如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无人目睹，会有人能抵制住诱惑，不去作恶吗？格劳孔似乎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保罗·费尔德曼则和苏格拉底、亚当·斯密同属一个阵营，因为他知道，至少在87%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