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中和，不只是一种责任

低碳化、清洁化和高效化是能源发展的大势所趋。碳中和意味着从化石能源时代向非化石能源时代过渡的开始。从人类历史上的两次工业革命的经验来看，煤炭、石油等能源的获取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国的兴衰。未来多数化石燃料将退出历史舞台，哪个国家能够快速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哪个国家就能够在新的国际格局中成为领导者。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国宣布碳中和目标，积极响应《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做出减排承诺，不仅彰显了大国责任与担当，而且对于加速我国社会、经济、能源、技术等方面的转型与重构同样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

（1）摆脱能源对外依赖

当前，我国化石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仍然较高。以石油产业为例，我国石油的进口量位居全球首位，2020年对外的依赖程度攀升至73%。在我国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前提下，未来对于能源的需求还将有增无减。但事实上，我国可再生能源非常丰富，资源禀赋远远超过化石能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清洁能源的消纳比例，能够降低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依存度，摆脱高能耗传统能源结构，提高我国能源的自给率，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2）促进全球产业链重构

在碳中和目标下，产业链内企业间的经济交换，不再仅限于传统的产品与服务，也包括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量。为实现自身的碳中和，企业不仅要降低自身经营中可控的直接碳排放水平，也需要减少各类能源消耗带来的间接排放，以及运输、配送、生产废弃物处理产生的其他间接排放。同时，各国政府也在积极启动碳边境税的研究与试点。这些新的价值视角与监管要求必然会催生新的竞争优势，改变现有产业链内各方的议价能力，进而引发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分工格局重构。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国需要在未来市场中拥有低碳竞争优势，才能在产业链分工中聚焦高附加值的环节。

（3）推动资产重新配置

伴随着绿色经济的发展浪潮，资本市场的投资风口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碳中和目标的确立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绿色低碳投资需求，而且还将会进一步收紧传统高碳能源行业的投资限制。除投资战略核心方向的转变外，大量的金融工具将被用于实现碳中和，如绿色债券、ESG（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和治理）基金等，金融机构也将不断推出绿色金融业务模块，由此助力绿色金融的不断革新及绿色市场的蓬勃发展，也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创造了更多的投资机遇。

（4）以气候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

碳中和是一场深刻的能源替代行动，将重新定义21世纪的大国竞争格局。长期以来，在气候环境方面，欧盟一直掌控着环境保护和低碳经济的主导权，包括大部分碳排放权交易规则的制定，更在2016年就力推单边征收航空碳税，力求通过制度性安排在碳排放权交易、碳金融业务等方面掌握话语权。今时今日，全球共同的气候行动是我国加强国际对话、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良好契机。通过建设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使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5）推动产业技术升级

技术研发与技术突破是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只有充分融合各种新型技术，依托原研创新，打造以低碳为核心的新型竞争力，才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这种科技发展的趋势，必然带动一二三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绿色升级。为了提高我国在全球多技术领域内的竞争力与领导地位，我国相关行业，特别是在电力系统、工业行业原燃料替代、交通电气化等领域，必须主动发力，开展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多层次的探索，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建立更有主导能力的技术标准，不仅能确保我国在世界各行业的发展中抢占先机，而且能从更深层级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潜力。

（6）创造新型就业机会

就业是最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碳中和带动了新型业务、新型企业、新型行业的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新职业、新岗位、新的就业机会。2020～2050年，将有70万亿元左右的基础设施投资因此被撬动，伴随各类新型业务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为经济和工业发展创造新的机会，[1]这意味着大量的从业人员和即将就业的人将由传统的高碳行业转向低碳行业谋求发展，仅在零碳电力、可再生、氢能等新兴领域，就将创造超过3000万个就业机会。这种与产业升级匹配的就业机会变迁将对劳动力的素质与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促进高质量的就业。

（7）推动循环经济转型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需要生产体系、流动体系、消费体系的协同转型。碳中和推动的能源技术革命将向交通、工业、建筑以及其他行业传导，推动全产业全面低碳化与现代化。碳中和将促进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商业模式与碳排放脱钩，促进低碳可持续产业的发展和进步，有效降低资源消耗强度，减少垃圾污染物，减少各类温室气体排放。依托循环经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平衡，构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谐有机融合的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