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宋朝，以其登峰造极的文化辉煌屹立于历史之巅，人才辈出，星光灿烂。历代读书人都歆慕感叹不已，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便由衷赞叹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文化的繁荣兴盛，与北宋之初“与士大夫治天下”国策的确立息息相关，与宋朝从上到下对读书人的重视和优待密不可分。而宋朝之所以优待读书人，却是源于宋初皇帝对“五代之乱”和武将篡位的忧惧。

立国之初，宋太祖在与时任兵部侍郎、枢密副使的赵普交谈中表达了这种深深的忧虑，他说：“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

赵普回答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唐末五代以来，五十年间换了八姓十二个皇帝，连年战乱，生灵涂炭，最关键的是帝位不稳，朝不保夕，其原因便是赵普所谓“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武将坐大，皇权旁落，因而埋下了武夫乱国、篡权夺位的祸端，这让同样是通过兵变上位的宋太祖心有余悸。

为息兵戈、稳权位，使自己的赵宋江山固若金汤，宋太祖采取了“偃武修文”之法，甚至“扬文抑武”，重用文人，压制武将。这样做的好处是文气盛而血气淡，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弊端是将帅弱而军力虚，军事水平低下。

北宋从太祖“黄袍加身”到徽宗“靖康之变”，前后历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先有西夏之扰、辽朝之侵，后有金兵南下，屠戮中原。“扬文”并非不好，但“扬文”伴随着“抑武”，甚而通过“扬文”来“抑武”，后果就非常不妙了。长期的“扬文抑武”，导致了文化的极度繁荣，也导致了军事的极度孱弱，北宋亡于金，正是这种政策和风气发酵到极致所酿成的悲惨结果。

宋钦宗靖康元年冬（1127年1月），金人攻破了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其首府为开封府），金兵的铁蹄踏破了汴京的每一寸土地，对汴京进行了四个多月的烧杀抢掠后，立北宋原宰相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代治中原，随后分两路北归，一路押解徽宗一行，一路押解钦宗一行，其中还包括宗室、后宫、大臣、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抢掠的无数文籍舆图、金银珍宝。汴京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一夜之间成了“鬼城”，史称“靖康之变”。

金国二太子完颜宗望监押徽宗一行，沿滑州（今河南滑县）、尧山（今河北隆尧）、真定（今河北正定）向燕京（今北京）行进。最终到达东北三姓府（今黑龙江依兰）坐井观天。一路上，金人羞辱皇帝、凌辱妃嫔、折磨大臣、处死俘虏的事情不胜枚举，折磨致死者难以计数，另一路钦宗的朱皇后就是因为不堪凌辱而投水自尽的。

大队人马到达真定，金人在歇息时玩击球游戏，宗望看得起劲，命令徽宗赋诗助兴，徽宗不敢违，依命作《赋击球》曰：“锦裘骏马晓棚分，一点星驰百骑奔。夺得头筹须正过，无令绰拨入斜门。”世事的轮回真是诡异，当年在球场上评头品足、吆喝别人作诗助兴的徽宗皇帝，如今却沦为为别人助兴的俘虏，国破家亡，前路渺渺，其内心当五味杂陈、肝肠寸断吧。

北行途中，徽宗还写有《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一词：

裁剪冰绡，打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

杏花开时娇艳无比，风雨一过即凋残、败落，与徽宗此时的境遇何其相似。昔日荣贵无比，如今无枝可栖，无家可归，只在梦里可归。但问题是，有时连归去的梦都做不成啊！这种切肤之痛已不能用“泣”去形容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便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谓之“以血书者”。然而，从“至尊帝”到“阶下囚”，其惨痛教训仅仅几首诗词又怎能总结得了呢？

就在徽、钦二帝被俘北去之时，徽宗第九个儿子赵构因以“大元帅”身份在河北组军勤王，成了金兵破城后的“漏网之鱼”，于1127年五月一日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是为南宋高宗。张邦昌到底不敢做金人的傀儡，率众归附高宗。金人获悉，又一次举兵南侵，欲以排山倒海之势将南宋政权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再次拉开了宋金交兵的序幕。

高宗登基之初，除了一个皇室的身份和自命的招牌之外，一无银钱二无军队，无力与兵强马壮勇悍凶猛的金兵抗衡，只得带领那些拥立他的少量朝臣和部众匆匆南逃，一逃就是十余年。面对追兵，高宗连招架之功都似有若无，遑论还手，保命成了他唯一的祈祷。那么，作为宋朝新主的高宗，又会将这个曾经繁荣富庶的国家和让无数读书人引以为傲的朝廷带向何方呢？

南宋，一个匆匆成立于败军之际的国家，一个从成立之初皇帝和大臣就仓皇奔窜的政府，一个成立之后却始终没有首都而只有“行在”（临时都城）的朝廷。这样一个如同海中孤帆的朝廷，注定了它的漂泊，更注定了它的屈辱。它是独立的国家，还是外族的藩属？它的臣民，是国民，还是遗民？自建炎南渡以来，这些问题就像伤痕一样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且隐隐作痛。

从“靖康之难”到“崖山覆亡”，南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生死图存。在那外有强敌、内有忧患的一百五十二年时间里，上至居庙堂之高的股肱之臣，下至处江湖之远的忠义之士，他们或大声疾呼、公心谋国，或百折不挠、浴血奋战，无一例外，都在寻找国家的出路和心灵的家园。虽然其中不乏甘当卖国贼和亡国奴的无耻之徒，屈膝求和，一隅偏安，但更多慷慨悲歌的贤臣良将、志士仁人，则在为尊严和国格而誓死抗争，用自己的思想、智慧、理想、信念、勇气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忠肝义胆铁骨铮铮的“正气歌”，至今荡气回肠。